江左草创，情况颇为可怜，史称府库所藏布帛，不过四千匹。石勒是消灭西晋王朝的元凶，当年宗室四十八王逃出洛阳，全部被石勒追上杀死，而东晋朝廷悬赏“有斩石勒首者，赏布千匹”，赏赐之吝，亦可折射当时财用何其困乏乃尔。《晋书·谢安传》说：“司马睿渡江之初，公私窘罄，每得一豕，以为珍膳。”换句话说，过惯锦衣玉食生活的晋朝皇室连吃顿猪肉都困难，其狼狈处境可以想见。就在这时，出现了“禁脔”一词。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说：“帝性简俭……初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费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采。”皇帝没有钱，妃嫔们也只能黯然失色了。《六朝事迹编类》卷五还说，有段时期元帝喜欢饮酒，王导因而奏谏，于是元帝覆杯于池中以为诫。宋诗人杨修之诗云“金杯覆处旧池枯，此后还曾一醉无。东晋中兴股肱力，元皇亦学管夷吾。”就是歌咏此事。《建康实录》卷七说，元帝登基后，想在建康营造宫室。为图节俭，王导指着正对建康城南门的牛首山双峰，对皇帝说：“姑且借用为现成的双阙吧。”元帝竟也同意了，大有当年曹孟德“望梅止渴”的意味。北宋诗人杨修之有诗云：“牛头天际碧凝岚，王导无稽起妄谈。”根本没有领会到王导的良苦用心。对比后来谢安掇唆孝武帝修造华丽宫室，王、谢优劣立判，当然这是后话了。可幸的是三吴（会稽、吴郡、吴兴）物产丰富，未受战乱破坏，经济文化发达。更兼江南“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文学》），佳山丽水以其特有的高妙内蕴抚慰着北来的惊弓之鸟，秦淮烟月风情万种的媚笑化解了中原士族们在政治暴烈下变得僵硬的脸。终于，在王、谢、庾、桓四大士族势力平衡下，东晋王朝在美丽富饶的江南延续着偏安的局面。不断有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统治之下的士族和民众从北方逃来，他们或只身渡江，或兄弟并肩，或父子相伴，或举族而迁。于是，东晋王朝在北方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跟他们的北方家乡同名的州、郡、县，习惯上称为“筑巢引凤”，设立了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流民。比如豫州、徐州、兖州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州的辖区与西晋完全是两码事。无疑，这是一个聪明之举。王导还建议司马睿“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司马睿从议，以渤海刁协、颍川庾亮等百余人为掾属，称为“百六掾”，这批北来士族成为东晋政权依靠的主要力量。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这些过江士族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是望族；而东南原有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是望族。
一般认为，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延续，劫后余生的东晋政权继承了西晋所有的腐朽。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这当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士族本身的变化，忽视了江南文化士族的出现。当时的江南文化士族，郁郁乎文，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是魏晋以来的士族传统的变迁，又对以后江南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人所共知，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大分裂的时期，同时也是民间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的时期。我以为，也是南北士族交流、融合的时期。江南文化士族正是在南北士族交流、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晋灭吴以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晋统治者看作是“亡国之余”，朝中无人，失去了过去拥有的政治特权。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官的一个也没有。于是，他们曾屡次起兵反晋。当时江南流行的“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的童谣（见《晋书·五行志》），正是江南豪族政治要求的反映。西晋末年北方大乱，江南豪族徘徊观望，企图待机而动。所以司马睿进驻江南月余，当地士人竟没有一个去见这位新来的统治者。三十七年前吴亡的惨痛，孙皓出降的羞辱，使他们对“落难司马”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称北人为“伧父”，就连北方人说话，他们也认为“语音亦楚”，是“伧楚”之音。如《世说新语·豪爽》云：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
王敦为北人，“田舍”即今所说“乡巴佬”，语意当然充满鄙夷。当时，中原冠带擅长用抑扬顿挫的纯正北方话朗读诗文，称为“洛下书生咏”，风靡一时，甚至谢安因患鼻疾而略嫌沉闷的腔调也变得魅力十足，有人“掩鼻以学之”。后世遂有“此时高味共谁论，拥鼻吟诗空伫立”（韩偓《雨》）之类的咏叹。有些三吴子弟慕其风流，也竞相模仿，北语于是成为官场和上层社会交际的通行语言。然而江南士族却不买账。顾恺之是无锡人，有人问他为何不作洛生咏，他却说：“何至作老婢声！”对北人的抵触情绪溢于言表。
南人鄙视北人，北人对南人亦颇轻视。须知所谓东晋，是后人为了方便区分在洛阳的那个晋朝而称，实则当年司马氏政权从北到南都只叫“晋”。这表示建康司马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北方政权，朝廷上下始终认为“籍贯”在北方，身份始终比南方蛮子高一等。《世说新语·简傲》载陆机兄弟去谒见刘道真，刘道真“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刘道真见了陆机兄弟半天不理，后来实在不说不行，就问了句：东吴有长柄壶卢，你们哥俩会种吗？这是讽刺人家只配干粗活。《三国志·关羽传》载北人关羽称吴人为“貉子”，对吴语颇为厌恶。《世说新语·轻诋》云：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
王氏子弟多服乌衣白领，所谓“乌衣子弟”，因此被支道林比作“白颈鸟”。王子猷兄弟是在吴地生长的北方人，想必日常多操吴语，竟受到刻薄的嘲笑，则在北人眼中，地道的江南人地位更为低下了。正是外来统治者与当地士民的离心，成了南渡的司马氏政权安身立足的最大危险。
这时，延续晋王朝“国祚”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王导的肩上。王导属于中国历史上那种心系家国、戮力勤王、意图恢复、奋不顾身的人物。《晋书》记载，建业（即建邺，因避司马邺讳，东晋改称建业，亦称建康）城南劳劳山上有临沧观，有亭七间，名曰新亭。面临长江，风景绝佳。王导每与群僚往游，设宴共饮。有一次，周饮了数杯，不由得悲从中来，凄然叹息：“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意思是说现在虽然风景也很好，但以前面对黄河，现在却面对长江了，景色相似，家园不同。众人听了，都相顾流泪。正所谓“满目江山异洛阳，北人怀土泪千行”。唯独王导慷慨激昂，举杯说道：“我辈聚首一方，应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奈何颓然不振，徒作楚囚对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用自己坚定的态度，激励大家，稳定江东人心，也表现出自己卓绝的领袖气质。
王导清楚地意识到东晋政权面临局面的严重性。他知道，南方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周氏等，都是拥有部曲、极具实力的大地主，要使南迁的政权在江南生存下去，除非得到江南士族的支持。于是策划，借秋季修禊之会，与部下皆跨骏马，拥从司马睿坐着人抬的“肩舆”招摇过市，浩浩****，整齐严肃，惊动江南的豪门大族。修禊是古代迷信习俗，即于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或在秋季，至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查《通鉴》所记“禊祭”正在本年秋，其时司马睿刚刚过江。王导实际上是要向吴人展现那种龙旗仪仗雍容大气的帝王风范。果然，吴人见了，相率称赞。可巧江南名士顾荣、纪瞻等亦在江乘（县城，在句容县北六十里）修禊，见到此等气派，也觉倾心，不由得望尘下拜。司马睿下车答礼，毫无骄容，益令顾荣、纪瞻等心悦诚服。回到府第，王导劝司马睿说：“吴中物望，莫如顾荣、贺循，宜首先引用，维系人心。二人肯来，其他则无虑不至了。”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建议，就派遣王导前往礼聘贺循、顾荣，二人非常高兴地应命，随王导进见司马睿。司马睿起座相迎，殷勤款待，立即授予二人官职，所有军府之事，无不与谋。顾荣与贺循转相引荐，纪瞻、周圯、卞壶、张闿等江南名流接踵而至，英才济济，会聚一堂，吴中幕僚，从此强盛。
为联络南方士族，王导自己常常说吴语。前引《世说新语·轻诋》载支道林听王子猷兄弟说吴语，讥为哑哑鸟唤，已可见王氏家族日常语言之变。《世说新语·排调》就记载：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注云：“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渹，读若轰，吴地方言。“何乃渹”就是“好凉哟”。刘尹是北人，听到同样是北人的丞相说吴语，大不以为然。《语林》说：“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其实，王导不仅能作吴语，还学说蛮语。《世说新语·政事》说，建兴三年，王导拜为扬州刺史，至任所，宾客数百人前来祝贺，热闹非常。这时，王导看见角落处站着几个胡僧，跟别人都说不上话，就过去弹着响指招呼说：“兰阇，兰阇！”众胡僧都高兴地笑了。根据《世说新语笺疏》的解释，“兰阇”是胡语中的褒词，即能于喧闹中保持清静之意。王导的言外之意是，诸位高僧正在这里禅定修省，我怎敢贸然打扰呀！因此胡僧皆大欢喜。可见，王导学说各种语言，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当地各阶层士绅，做好团结工作。
王导还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吃了北方食品酪而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然是吴人，却差一点做了伧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进驻江南后，南方士族并不心服。王导决心打破南北士族的界限，他向晋元帝分析形势，坚决主张擢用江南士族中的优秀人物，使之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在他的建议下，晋元帝任用了顾荣、贺循、纪瞻、周圯等人做官。对于那些原本对司马氏政权充满疑忌的江东人杰，王导以诚相待，或登门造访，或邀来私邸谈心，向他们剖析时局，解释新政权欲与江南士人共处的愿望。《世说新语·雅量》说，许璪、顾和在王丞相府中做从事的时候，与王导关系很融洽。一次谈谑到深夜，王导邀二人在相府同眠。许璪上床后便鼾声大作，而顾和辗转不能入睡，直到天亮。第二天，有客人来访，王导指着床帐对客人说：“此中亦难得眠处。”既调侃了顾和的拘谨，也说明了自己作为丞相欲以天下为己任的艰难，亦庄亦谐，体现了与南方士人的融洽。他还非常器重尚书左仆射、江东名士周。有一次，他躺在床榻上，头枕着周的膝盖，用手指着周的肚子问：“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周回答说：“这里面空洞无物，不过，足以容纳王卿这样的人几百个。”
王导听了并不恼，反而快活地笑了。周又在王导的座位上高声吟唱。王导问：“周卿要学嵇康、阮籍吗？”
周笑着说：“顗怎敢近舍明公，远学嵇、阮呢？”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导的坦**、热忱和耐心终于消释了江南士人心中的芥蒂和郁积已久的怨气，使这些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江南才俊尽释前嫌，乐意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如羯人石勒兵临淮颍，准备南犯时，江南士人纪瞻感于晋室的知遇之恩，挺身而出，率部拼死击退了石勒，使东晋政权度过了南渡后的第一次劫难。学术界认为，江南士人归心之日也正是晋室由危转安之时，南渡士人与江南士族立即开始联手对付江淮烽火。这无疑是不易之论。然而，我更认为，南人与北人关系的融合和和谐是产生江南文化士族的前提和基础，而王导是促进这种融合和和谐的首功之臣。
要做南北名士的融合工作，自己本身必须是士族，是名士。西晋末年庐江陈敏曾乘中原之乱，据有江东，但基业未定，便告败亡。原因正在于他是“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见《晋书·华谭传》），不是士族。对于江东士族来说，他们宁可拥护与自己阶级出身相同的司马氏立国于孙吴旧境，而不愿看到陈敏这种下吏在孙吴旧境称王。琅琊王氏恰恰是中原的高等士族。王导具有一种严谨而潇洒的政治家风度，他幽默随和，善于待人接物，往往一个手势，一句俏皮话，就能使整个气氛活跃起来。即使一向关系疏淡的人，只要与他一接触，马上就会被他的语言、风度所吸引，从而迅速拉拢距离。谢安小时候曾见过他，终生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王导既是日理万机的政治家，又是衣冠磊落、风度翩翩的名士，他还是数一数二的清谈名胜（作者按：“名胜”是当时对清谈名人的尊称）。《艺文类聚》卷六十九收有王导撰《麈尾铭》云：“道无常贵，所适惟理。勿谓质，御于君子。拂秽清暑，虚心以俟。”对于麈尾这一清谈家的风流雅器大加礼赞。永嘉之乱后，京洛玄学、士族精英人物悉数南移，清谈之风也随之南渡江左。当时无论南迁的士族名士抑或吴地豪族，都崇尚谈玄。王导作为侨人之精神领袖，常通过清谈来增强南北士族的融合。《世说新语·文学》载：
王丞相过江来，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婉转关生，无所不入。
又载：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返，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这是两条王导在江东提倡清谈的材料，后一条尤其重要。“王丞相为之集”，说明王导是这次盛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自起解帐带麈尾”等，说明作为主人，王导相当重视其事。殷浩是王导选定的清谈对手，桓温、王濛、王述、谢尚则是陪客，旁听者当然还有南北名士。至于这次清谈盛会的效果，王导用了“正始之音”来赞美，“正始之音”令人想到强盛的统一的中国的盛况，这当然是南北名士都热切向往的。
南北士族的融合，特别是各自所拥有的文化的融合，历史性地在江南土地上铸成了一次文化能量集中释放的机会！
魏晋六朝江南文化士族的出现，带来了千年江南文人文化的繁富！
唐人刘禹锡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江南文化士族无疑是以王、谢家族为代表，而琅琊王氏是两晋南朝时期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家族势力日渐强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三百余年冠冕未绝，其流风余韵还延续到隋唐之世，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其特点荦荦大者有三：其一，他们整个家族拥有较高的文化教养，政治家、诗人、书法家、学问家、艺术家代不乏人，即使政治军事家，也是学者型的。王筠在《与诸儿书》中，不无自豪地说：“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侍中王僧虔曾自诩：“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者虎豹。”（《南史·王僧虔传》）中原战乱，迫使大批士人举族迁居江南避难，于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却把东汉魏晋养成的老庄玄风，悉数从北方移入江南。这就是文化思想史上所艳称的“玄风南渡”。而江南有的是潋滟清流空蒙山色，有的是渊博学者锦绣才子，南渡的玄风立即和佛学融合在一起，在“毫际起风流”的挥麈大战中，文化能量集中释放，变成了江南士林的新的“清谈”主题和精神生活基础。它在作为士阶级文人的主导思想文化南移“重建”的同时，“催生”了江南文化士族。换言之，南渡以后，王氏家族吸取了江南士族的阴柔秀美文采风流，与自己原有的凛冽风骨英雄情怀结合，成了新兴的文化士族。不是么？大家都知道，拥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圣”，王家的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堪称辉煌，但如果没有永嘉恓恓惶惶的南渡，如果王氏仍然住在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那么也就没有以后的华丽家族、文采风流，没有以鹅换书的佳话，没有飘如游龙、矫若惊鸿的游丝草书，没有后世词人低吟浅唱的“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了。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指出：“江东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士族。”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也说过：“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教、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无论文化修养还是社会地位，都保证了江南文化士族子弟必定以“文化贵族”的形象出现。按之史实，刘说是不谬的。据台湾学者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的统计，自东晋肇始至陈亡期间一至五品官员数量，王氏共一百七十一人，谢氏共七十人。即以刘说“文学之士”来考察，琅琊王氏可称为一个文学士族。王氏人物多擅文事，如王导孙王珣以“才学文章”为晋孝武帝所赏识，《晋书·王导传》说：“（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王羲之也有文学才能，他在会稽与孙绰、李充、许珣等人交游，“皆以文义冠世”，曾宴集兰亭赋诗，他自己则挥笔写下了一篇精妙绝伦的《兰亭集序》。进入南朝，王氏尚文之风更盛，特别是齐代的王融，永明九年参与齐武帝芳林园游宴，作《曲水诗序》，“当时称之”，并很快传到北魏。后齐竟陵王萧子良召融入幕，“融文辞捷速，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晋书·王弘传》）。王籍，“为诗慕谢灵运，……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周”（《晋书·王弘传》）。王规，有文才，梁武帝命群臣赋诗，“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晋书·王昙首传》）。王筠，七岁能作文，“年十六，为《芍药赋》，其辞甚美”。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每见筠文咨嗟，尝谓曰：‘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朓诸贤零落，平生意好殆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沈约又对梁武帝“言晚来名家无先筠者”，称其“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则王氏家族文采风流，称得上家风鼎盛、世代相传。
其二，王导首创的江南文化士族，必然有一种文化精神感召后世，必然用“雅道相传”的名士家风维系家族，与政治分庭抗礼。琅琊王氏兴自汉代，具有深厚的儒学文化背景，是礼法世家。其代表人物大多既怀抱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又能够随时顺命，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与时推移。如西晋时期王氏的主要代表人物王衍终日清谈，博取大名。其女为愍怀太子妃，贾后废太子，他立刻请求离婚。八王乱起，衍虽“居宰辅之重，而日思自全之计”。他看到异族内进，中原难保，于是以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他为家族计，确可谓不遗余力。东晋前期，琅琊王氏宗族势力达于极盛，王导、王敦辅助司马睿团结南北士族，共建江东政权，从而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王导的殚精竭虑，承续华夏传统文化，可称为民族之大英雄。不过，就其与司马氏皇权利害关系而言，在东晋政局基本稳定后，王氏代表人物仍然以家族利益为本位，并很快与晋朝发生冲突。当司马睿有意地任用刘隗、刁协，以图限制王导时，执掌军政大权的王敦便先后两次起兵，以“清君侧”为名，一度还攻克建康，毋庸讳言，其目的在于代晋自立。在这一事变中，王导的态度虽较隐晦，还每天率子侄到殿前待罪，但其内心是偏袒王敦的。后来，尽管王敦兵败被诛，但由于王导居中协调，王氏家族的势头虽被抑制，但根基未受到根本破坏，其地位也得以维持。以王氏为榜样，江南文化士族子弟都极为珍视、竭力护持家族的势力，将其视为高贵血统的象征和标记。他们认为，自己的名士家风、文采风流是世世代代形成的，而不是哪一个皇帝加封的。因此，对于两晋南朝频繁的改朝换代和帝王陵替，他们以老庄的超然心态漠然处之，认为不过是“将一家物与一家”，无动于衷。他们关心的是家族的延续，而不是朝廷的兴衰。所以，后世有些人曾戏言，在江南文化士族子弟中，要找到三五个忠臣不易，要找到三五打孝子不难！国难当头，需要披挂上马到江淮鏖兵时，王谢的子孙不是考虑到国家的需要，而是想到家族的荣誉。如果仗打赢了，他们固然为家族增添了光彩；如果仗打输了，江山易色，乌衣子弟一样地可以吟风弄月，啸傲东山，自然会有新主来致礼诚邀，文采风流一样可以演绎下去。
其三，王导首创的江南文化士族一般强调文化传家，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重文轻武。这一点与以前中原士族注重做官和土著的江南士族注重积财迥然不同。《南齐书·王僧虔传》说王僧虔写诫子书，比较系统地说明读书的作用和王氏的治学传统。他说，有的人贵为三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相反，布衣寒素之人，卿相倒很尊敬他。有的父子贵贱悬殊，兄弟名声大相径庭。何以会有贵而无闻，贫而名显呢？何以父子兄弟地位迥异呢？原因就在于读不读书。《南史·王筠传》说王筠要求弟子“仰观堂构，思各努力”，认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传世，才是王氏的家风。江南文化士族大都重视家学教育，家族的学术传授也很普遍。如王融的母亲是临川太守谢惠宣的女儿，性敦敏，从小教王融书学；何承天的母亲是徐广的姐姐，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顾越“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另外，从一些流传的家诫、家训类的文章，也可看到江南文化士族的特点，如徐勉的《诫子书》、王筠的《与诸儿书》、萧纲的《诫当阳公大心书》、颜延之的《庭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对子女进行正面的教育，被后人视为家教的规范，在人才的成长、培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导首创的江南文化士族，应该是历史学、社会学、谱学和人类学十分重视的对象，可惜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从中国历史看，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像魏晋六朝那样出现过文化士族；从中国现在任何一个区域看，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还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像江南那样曾经生活过如此集中、悠久、庞大的文化士族群。永嘉年间中原大乱，江南呈偏安之势，有了那么一大批北来的士族，再加上江南原有的士族，那就蔚为大观了。最著名的有王、谢、顾、陆、沈、张、袁、徐、何、江、庾等十几个姓氏，他们子弟中思想学术、文化艺术人才荟萃，名家辈出，构成了魏晋六朝江南天宇上灿烂的星空。江南历代人文之盛，是与这些强大的文化士族的存在分不开的。诚如杜佑在叙述江南地域文化时所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通典》卷一百八十二）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文化士族的精神基因在发挥作用，江南文化士族也永远是江南文人的光荣的梦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