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回目是“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孙吴盘踞的地方古称江东。因为从湖口到南京这一段长江是向东北方向斜流，所以这一段长江两岸不称江南、江北，而称江东、江西。古时以左为东，以右为西，故江东亦称江左。三国东吴所据江东，主要指江东六郡，亦即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和庐陵，大致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大部、安徽长江以南、湖北东南长江以南部、江西中东部等地区。
《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云：“吴孙策以会稽为根本，大帝嗣立，稍迁京口，其后又尝住公安，又尝都武昌，盖往来其间，因时制宜，不得不尔。”的确，在孙权掌权的前期，江东的大本营总是沿着长江上下来回迁移。赤壁之战前，为了巩固长江下游的江东根据地，把大本营设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建安十七年（212），孙权把大本营迁到了秣陵，在石头山上修筑了石头城堡，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亦即要建立一番事业之意。重占荆州后，孙权于黄武元年（222）把统治中心迁到鄂州，并改名为武昌，意思是说东吴“以武而昌”。孙权在此建都，不仅因为这里龙蟠凤集，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军事要冲之地。鄂州地理形势险要，是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西面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水军船只。鄂州的樊口是东吴最重要的水军根据地，四周皆山，南有洋兰湖，西南有较大的三山湖和梁子湖，富有铜、铁等矿藏，可铸造兵器、钱币和高级日用品。也就在黄武元年农历八月，孙权修筑了武昌城，亦即俗称的吴王城。
到了黄龙元年（229），孙权即帝位后，随即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业。
建业即今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东距入海口约三百公里，西为皖西丘陵，北有江淮大平原作屏障，南有太湖水网作后盾。境内绵亘着宁镇山脉的西段，长江横卧于北，秦淮蜿蜒于南，形成了古人所说的“龙盘虎踞”的优越地势。此地原名越城，春秋时越王勾践所建。战国时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称金陵。秦始皇也认为此王气妨碍他的统治，下令凿断山脉，以泄王气，改名秣陵以抑之。后来，孙权还都建业，先是住在孙策旧邸，后来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业，建成太初宫。
孙权之所以还都建业，有内因，亦有外因。
内因是东吴政权的支柱江东大族强烈要求定都建业。当时有一首民谣流行于建业一带：“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首民谣反映出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的东吴朝廷。而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的周氏，吴兴（今湖州）的沈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这样，举国上下，强烈呼吁还都建业。
外因，是智者从风水学角度的力荐。这一点现在视为迷信，当时则视为雄辩的定论。如相传著名政治家诸葛亮过此，不胜艳羡地对孙权说：“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金陵有以钟山为首的山脉像龙一般地蟠绕在东面，又有石头山像猛虎一样地雄踞在西面，是一处理想的政治军事中心。据考证，诸葛亮本人并没有到过金陵，但是刘备在前往京口（今镇江）途中，确曾留宿于金陵，观察过地理形势，他到京口后，便力劝孙权徙都金陵。（《晋书·王导传》载王导云“古之金陵，圣皇所居，孙仲谋、刘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可作参证。）东吴的谋士张纮也进言：“秣陵是楚国所置的金陵邑，石头山一带岗阜相连，秦始皇东巡会稽时过此，认为有王者之气，宜为都邑。”
这些话，都极大地增强了孙权还都建业的决心。更何况当年石头城紧靠大江，江水直抵城下，形势特别险要。靠水军起家的孙权见此赞叹道：“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于是决定还都建业。
孙权定都建业是影响深远的。毫不夸张地说，定都建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六朝时代！
张敦颐说得好：“（孙权）及东南已定，遂还建业，保有荆、扬，而与魏、蜀抗衡，其宏规远略，晋、宋而下不能易也。”（《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从孙吴开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业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时间跨度大约是222年至589年，计三百六十余年。
为什么东晋和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建业（东晋后改称建康）呢？
建业当然是当时我国最繁华的都市，在西晋左思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吴都赋》中，作者追忆道：“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衣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建业繁华，活色生香！我以为除了建业是当时我国最繁华最巨大的城市以外，除了世家大族（中原士族与本土士族）多聚居于此以外，地理环境的险要应是一大原因。
建业紧邻长江，在靠舟楫划渡的古代，长江是大部队难以逾越的天险。前叙《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八年曹操军迫濡须却见春水而撤军，以致南宋词人姜白石在《满江红》中冷峭地指出：“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按《三国志·吴书·魏文帝传》载，曹丕有渡江之志，吴将徐盛从建业筑土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曹丕军马到广陵，远远望见围子感到惊愕。当时只见江水盛长，弥漫数百里。曹丕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于是命令撤军。又按《江南野史》云，周世宗向孙忌打探江南虚实，孙忌回答：“长江千里，险过汤池，可敌十万之师。”世宗听了很忌惮。（见《六朝事迹编类》卷五）正因为此，《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云：
故孙皓舍建业而之武昌，吴因以衰；梁元帝舍建业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嗣主舍建业而迁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导断然折会稽、豫章之论，而以建业为根本，自晋而下三百年之基业，导之力也。
从正反两方面纵论建都于建业之得失，也是从军事防务上着眼的。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开头六句云：“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横分历阳树。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我以为，可以作为对孙权定都建业的礼赞。书末所附《六朝年表》，也正是以孙吴始，以陈朝终，我正是怀着对历史的深深的敬畏而编撰的。
谈到这里，附带说说正朔问题。因为《六朝年表》遭到几位专家的质疑，而他们正是拘泥于对正朔的理解。
所谓正朔，就是一年的第一天为正，一月的第一天为朔。中国上古时期改朝换代时，新王朝常重定正朔，表示旧朝的结束，新朝的开始，所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始，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至此正朔超越了制定历法的本义，演变为合法政权的代指，有正统、正宗的意思。而且，正朔观念是汉族政权特有的，是指汉族政权的合法性和对汉族文明的继承。如东晋朝廷与前凉、成汉、前赵、后赵并存，而唯一自认为和被后人认为是正朔的只有东晋。这当然反映了汉族封建士大夫偏执、狭隘的历史观，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然而，就算是执传统正朔观看历史，到了三国也会眼花缭乱的。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都是汉族政权。曹魏政权从名义上说是汉献帝自动禅让的，有理由被认为是正朔，而且晋代在魏后成为当时的唯一政权，从这种传承关系上，也可以把曹魏视为正朔。而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是中山靖王嫡派子孙，自认为是汉室的当然继承人。于是三国正朔之争围绕着魏、蜀而缠斗。如西晋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朔，而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则以蜀汉为正朔。后来，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朔，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以蜀汉为正朔。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巨大的《三国演义》也以蜀汉为正朔。
孙权既非汉室血统，其帝位又不是汉室禅让，所以，历来谈三国正朔，都没有东吴孙权的份。
我以为，在三国中强定正朔是荒诞不经的。从汉族文明的传承上来看，魏、蜀、吴都是地位相当的，它们共同继承发扬了这一时期的汉族文明。只要考察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学、艺术，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其一。另一方面，就江东这一区域而言，开启六代豪华的孙吴与其后的东晋、宋、齐、梁、陈文明上是一脉相承的。宋朝张敦颐考察了六朝旧址后，发现“六代宫室门墙虽时有改筑，然皆因吴旧址”，就是一个虽小而信实的例证。（见《六朝事迹编类》卷一）
基于以上考证，我的《六朝年表》就是以孙吴领起的，这不是表示正朔，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虑的。
清代词人黄仲则《满江红·吴大帝庙》下阕说得好：“垂珠冕，翘华履。睛点碧，髯掀紫。问生儿谁道，不应如是？半壁江山成夜火，一生事业凭春水。小朝廷血食尚千秋，谁能此？”以学者之隽思，借诗人之才华，肯定了孙权继业之艰、守业之苦，是足以引人发千秋之浩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