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最具魅力的性格就是清贫而有傲骨。
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没有几年，贫穷果然离他而去，换来官运亨通。但陶渊明的穷困是著名的，与生俱来，身死而去，陪伴一生。据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他平时身上穿的是破旧的短衣，还打着补丁。他喜欢喝酒，但常常买不起。因为他为人直爽朴实，朋友很多，亲朋好友知道他喜欢喝酒，又爱慕他的才学，就常买酒请他喝。陶渊明为人很实在，别人请他喝酒，从不客气，有请必到，到了就喝，喝醉了告辞回家。
关于生活的贫困，陶渊明是不讳言的。他在著名的《归去来兮辞》的序中一开头，就坦诚地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这是他对于自己从宦动机的解释，没有“修齐治平”的说教，没有慷慨激昂的壮怀，只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家贫”。许多古代作家常常为“士不遇”而嗟叹，他却从来没有这种表示。这就是陶渊明。
这种清贫的生活，他觉得很惬意，因为远离了龌龊的官场，靠近了淳朴的乡亲，更因为有时间阅读自己爱好的书籍。他在《读山海经》第一首中说：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细玩“吾亦爱吾庐”“时还读我书”“摘我园中蔬”诸句，作者的自豪感明显可感。此诗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写了自己的情怀，同时也描绘了那种耕读自乐的生活，其中兀然自树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傲骨。
贫困而不乞食讨恩，固已难得，不怨天尤人更难得，保持傲骨则尤为难得。高傲于达官是官气，于富人是财气，而于无官无势且清贫之人则是骨气。人不可有傲气，但一定要有傲骨。
陶渊明妙就妙在处贫困而有傲骨。
义熙元年（405）冬天，当时陶渊明任彭泽县（今江西湖口县）县令，这时郡守派督邮到彭泽县来视察。督邮虽然职位低，却很有权势，是上司的爪牙，在太守面前说好说歹全凭他的那张嘴了。《三国演义》写刘备担任安喜县尉时，适逢督邮来视察，刘备在道旁鞠躬行礼，督邮只在马上用鞭梢点答。到县衙后，又向刘备逼索贿赂。于是惹恼了张飞，燕人圆睁双眼，怒喝一声：“害民贼，认得我么？”将督邮绑在马椿上，用柳条鞭打。可见汉末以来，督邮仗势欺人者当不在少数。而义熙元年派到彭泽的督邮正是那种粗俗傲慢而又无知的人，他刚到彭泽，就命人叫县令来见。
陶渊明在此以前曾做过几任参军之类的小官，都因不肯趋炎附势而告退回乡，上任彭泽县令才八十余天。以渊明的高才洁行，对这个无德无才仗势欺人的督邮当然是不齿的。但是，因上下级关系，他又不得不去见官。在他动身要走时，县吏拉住他说：“大人，且慢。按常礼，参见督邮要穿戴整齐，着官服，束大带，恭恭敬敬地去参见。不然，对您会不利啊！”陶渊明听了，长长叹了口气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说完，他索性回衙取出官印，并且写了辞职信，随即弃官回家。
“五斗米”，代表县令微薄的俸禄。“折腰”，即鞠躬下拜。陶渊明虽穷，但不慕荣华；虽职位低，但不巴结上司。“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为后世垂示了一种高洁的不屈服于权势的维护自我尊严的品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辞官彭泽以后，陶渊明从此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田的道路。此时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
自行解印去官，这在当时应该还是有些“轰动效应”的。江州刺史王弘慕名往见，渊明却托病不见。后来，王弘打听到陶渊明要上庐山，就请他的老朋友庞通之等备了酒菜，在半路迎候。渊明见了酒，便在野亭上开怀畅饮。在他兴致正高的时候，王弘出来相见，就一同盘桓了一整天。王弘邀他同回州衙，他也不推辞。王弘便叫一个门生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不是用差役）抬起他乘坐的篮舆便走。这种自自然然的处世态度，这种真淳的气质，又岂是一般文士所能企及的呢？
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陶渊明宁可老死户牖，也不愿出山为官。我以为，这是大可探究的。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内，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镇压孙恩起义和桓玄叛乱而起家的刘裕独揽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又在北伐南燕、后秦中壮大了声势，终于在420年代晋称帝，国号为宋。偏安江南一个多世纪的东晋王朝终于灭亡了，东晋105年“君弱臣强”的局面终于结束了，出身低等士族的刘裕横空出世，“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是当时人人景仰的大英雄。
刘裕不仅有武功，而且文治亦颇杰出。虽然这位南朝第一帝只当了两年皇帝，就得重病驾崩了，但是，在这两年中，他下令减免赋税，裁减各地冗余的地方官员，改革苛刻的刑法，恢复学校与考试制度，采取了一系列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起到积极作用的措施。这以后到文帝，形成了人所称道的“元嘉之治”。
而陶渊明却不为刘裕所动。刘宋建立后，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息影家园。后来在元嘉时，他“偃卧瘠馁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仕，他也拒绝了。檀道济赠给他粱肉，他“麾而去之”。
檀道济何许人也？刘裕是大英雄，而檀道济则是刘裕手下的一员猛将，文帝的托孤大臣。宋文帝即位以后，战事较多。檀道济统帅兵马，经常跟北魏作战。此人善于以寡敌众，连战连胜，有“万里长城”之美誉。然而，无论是刘裕，还是檀道济，五柳先生都心如古井，根本不理睬。因为陶渊明认识到门阀士族的势力依然存在，黑暗腐败的社会并未改变，战乱、篡夺、阴谋、危机，仍在一幕接一幕地上演。在他眼里，刘裕与檀道济都不过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不可能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他宁可褴褛，宁可冻饿，宁可乞食，宁可在败庐破屋中编织那美丽的桃花源之梦。
这是一种垂示万代的品德！这是可令李白、杜甫汗颜的真正傲骨！“李杜诗篇万古传”，然而其中又有多少干谒诗、“奉陪”诗、逢迎诗呢？李白以高傲称世，但就《古文观止》中所选的《上韩荆州书》慷慨激昂地说什么“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还不是瞄上了“识荆”背后的“万户侯”。杜甫在《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中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当是他旅居京华生活的真实叙述。诸如这样内容的诗，陶渊明一首也没有作过！南宋诗人陆游对陶渊明非常赞赏和佩服，曾题诗曰：
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
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
末两句是说，陶渊明只对桃花源山民向往、赞叹，由此可知他不会理睬刘宋王朝了。“梅花难写是精神”，陆游就写出了陶渊明的铮铮傲骨。
陶渊明另一垂示万代的品德是做一个劳力者。
按东晋政府的规定，每个地方官都可以领得一定的公田，以补充俸禄的不足。陶渊明担任彭泽令时，也分得一点公田。他说：“我能有酒喝便满足了！”要将分得的公田全部种上稻米，收获后便用来酿酒。他的夫人由于考虑到生活，主张分出一部分田来种高粱。这样，陶渊明才决定将公田分种高粱和粳稻。
陶渊明与手下人一起下田干活，辛勤耕耘，然而，种下只有八十多天，还没有等到庄稼收获，陶渊明就辞职了。这样，他花了很大的气力种植的粮食连一粒也没有尝到，就连田地带庄稼被官府收回。
归田初期，陶渊明家中生活还较富裕，他的心情也是轻快的，他写作了《归园田居》之一以抒其快：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有八九间草屋和十余亩田地，又种植了桃李果蔬，喂养了鸡狗家禽，展望未来，应可得温饱。他写了大量的田园诗，着重地细致地描写了淳朴、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但是好景不长，几年后，陶渊明家遭遇火灾，贫困的日子降临了。这就迫使陶渊明从此切实地整日参加劳动，以维持其生活。也就从这时，他更贴近了劳动人民，提高了他对劳动人民的理解和认识。于是，有关农事生活的叙写，就自然地成了他的抒情诗的重要内容了。如《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表现了一个披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的形象。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说：“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他对农务这样喜欢，自己拿着工具出发时，还要鼓励农民努力生产，尤其当在广阔田野看到农作物欣欣向荣时，他内心的喜悦和农作物充沛的生机融成了一片。又如《归园田居》之二云：“桑麻日已长，我土日以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现了他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怀。《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不仅体现了鲜明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还有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态度。在这些诗中，仿佛农业生产支配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而农村生活中那种淳朴气氛也反映得非常真切。
此外，在陶渊明看来，从事农业劳动还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可以避开人世祸患。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描述了田家耕作之苦后说：“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这里所谓的“异患”，即是不测的杀身之祸。魏晋六朝是典型的乱世，在陶渊明以前许多著名的文人如嵇康、陆机、潘岳、郭璞等都惨遭屠杀，即是惨痛的教训。所以在陶渊明看来，从事农业劳动确是辛苦，却是最安全的道路。
总之，作为一个农业劳动的亲身参与者，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把农村生活包括自己的耕作计划如实大量地写入诗中，这是陶渊明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创举。
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写出这样的农事诗，是因为陶渊明亲身参加了农业劳动。这对于士大夫文人来说，真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多是鄙视农业劳动的，两晋南北朝士族尤其如此。颜之推《颜氏家训》就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南史·到溉传》载，到溉先祖曾经担粪灌园，一直到到溉时，别人还骂他“尚有馀臭”。
之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也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写过一些描写农业劳动、同情农民疾苦的诗篇，也就是所谓“悯农”诗。这类诗杜甫、李白、陆游、苏轼都写过，李绅、聂夷中还以此名家，其实他们本身都是封建官僚文人，并不曾亲自担粪扶犁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写作了《观刈麦》《村居苦寒》《杜陵叟》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诗篇，将诸多农民问题叙述得非常到位。然而，写作这些悲天悯人的诗歌的白居易先是当杭州刺史，后又当苏州刺史，锦衣玉食肥马轻裘固不消说，“伟大诗人”的一大嗜好是纵情酒色，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白居易家里蓄的妓不少，最出名的美女有小蛮和樊素，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他还有首诗，叫作《小庭亦有月》，云：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可怜好风景，不解嫌贫家。菱角报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
自注曰：“菱、谷、红、紫，皆小臧获名。”臧获，即家姬。诗中的菱角、谷儿、红绡、紫绡等女子都是他的侍妾，可见其生活之奢侈。我总觉得，处于软玉温香的怀抱中的白居易写悯农诗，多少有点滑稽。
在饥寒中奋斗，自胼胝以生存的唯有陶渊明。因为他走的是躬耕自给的道路，这样他的思想就起了一系列的变化。他减弱了剥削阶级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共同劳动、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对农民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培植了平等的思想。他本来认为劳动可以自养，所谓“力耕不吾欺”，但是，自己辛劳终岁，生活却和一般农民一样，不断地走着下坡路，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乞食以延续生命，这也促使他不能不从别的方面去寻求贫困的原因，不能不沉潜到思想的更深处。于是，在饥寒中也就产生了桃花般绚烂的梦幻。
最后，耕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陶渊明垂示万代的优秀品德。
耕读，又叫耕学，即一边耕作一边读书。耕读这种生活方式应该是由来已久的了。大约古人多是聚族而居，家族因繁衍越来越大，家族传代本身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而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首先是读书）最适合家族传代，因此只有让子孙读书，知耻明礼，才能使庞大的家族人群产生奇妙的凝聚。于是，不少古人选择了耕读这种生活方式。《后汉书·袁闳传》就记载“闳居处侧陋，以耕学为业”。据说诸葛亮青年时在南阳隐居读书，“躬耕垅亩”。一直到清末民初，还有一些乡村大屋门联标榜：“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诚如清季一位耕读者诗云：
卓午锄茴垅，炎蒸汗不干。
有时休树下，犹自带书看。
耕读充满了汗水和艰辛，又洋溢着芝兰之室的香远益清。
然而，在漫漫封建社会中，有些人的耕读却是另有目的的。唐代流传的“终南捷径”“此中自有佳处”当然暴露了某些耕读者的市侩心机，就是高明如诸葛亮，在刘皇叔的“三顾之恩”下，也翩然出山，客观上也就永远背离了耕读生涯。
只有陶渊明，自己树桑养蚕，种秫酿酒，而又研经读史，且“读书不求甚解”，就连读书也没有功利目的。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了篇《自祭文》，这是他的绝笔。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章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第二段说：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这一段文章是说，茫茫宇宙，悠悠苍天，万物从这里生长，我得以成为万物之灵。自从我来到人世，正交上贫困的命运。食具饮具经常空空如洗，冬天还穿戴着麻布做成的衣巾。但是我仍然愉快地到山谷里取水，背着柴火乐呵呵地边唱边行。在阴暗无光的陋室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和清晨。春去秋来，园林中有干不完的事情。我一边除草一边培土，只望菜蔬生长得更加繁盛。兴致勃勃地饱览群书，优雅和谐地弹奏古琴。冬天里在阳光下取暖，夏日里在山泉中濯洗身心。勤劳而不过度，心中闲适而安静。乐于顺从天意，听其自然，就以这种达观的方式度过一生。
文章真切地再现了陶渊明的纯而又纯的耕读生活，令人肃然起敬。我以为，漫漫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陶渊明完全称得上是耕读第一人！
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以后，中国人就往往把“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作为衡量古往今来成功人士的标尺。然而，我总是不满足在“立言”这把标尺下，将陶渊明和李白、杜甫、苏轼们比较，甚至还和白居易比较。我要说的是，在文人的傲骨和文人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这两方面，陶渊明实在高出于李杜侪辈，实在属于“立德”的范畴。他的傲骨、劳动及耕读作为三大品德确实是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