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1912年2月至4月，鲁迅在这里工作
北 上
1912年1月成立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真可谓名副其实的“临时”政府。一个月后，孙中山即提出辞职。两个月后，袁世凯就在北京就任临时总统。随即临时政府移往北京，教育部随迁。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部员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推荐。据许寿裳回忆，在教育总长蔡元培北上期间，由次长代理部务。此人太不识人，只知扩充自己势力，引用私人，暗中开了一大张名单，送请大总统府任命，竟把周树人的名字无端除去，幸而蔡元培于3月21日返回南京，及时制止了这件事，鲁迅才得以随部北上。
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解体中的挣扎和新生社会降生时的阵痛纠缠在一起，演变为时代震**、政局多变、社会动乱的局势。政府总统、内阁总理和各部部长频繁更迭。鲁迅在教育部期间，就目睹了三十四位教育总长的四十二次更换。
北京故宫的冬天
经过古今中外文化熏陶洗礼而成熟起来的鲁迅，亲身经历了时代巨变的鲁迅，当他进入昔日的皇城，当时的权力争夺中心之后，当他静静地观察着、思考着发生在眼前和身边的一切悲剧、喜剧的时候，他有可能成为最冷静最清醒的旁观者，也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最热烈最积极的参与者。
鲁迅是5月初与许寿裳一同北上的。江南五月，早已莺飞草长，而此时的北国，在鲁迅的眼前，一派萧条索然。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北方最初的直感：“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充塞在鲁迅眼里的多是漫漫黄土，漠漠风沙；淤积在鲁迅心里的多是悲凉的荒漠意识。多年之后，在《鸭的喜剧》里，鲁迅还曾借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口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然而，就是这块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沙地”，成了鲁迅一生中除家乡绍兴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12年5月进京，到1926年8月离京，鲁迅三十二岁至四十六岁的人生黄金岁月与古老的北京相依相存。在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时间里，鲁迅一直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与这个历史时期的时代变革与旧新分野相一致，鲁迅的生命历程鲜明地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他的正值盛年的生命的光热，一部分燃烧和留存在以古都为代表的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另一部分，他的生命的爆发力、创造力，他的生命的呐喊，回**在旧新转换之际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激流与旋涡之中。
辛亥革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的情形，以至整个中国的情形，一如他所居住的北京暗夜中更加昏暗幽深的胡同，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光亮。早在日本时期确立的通过文艺运动“立人兴国”的抱负根本无法施展，辛亥革命点燃的希望之火，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很快熄灭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怀疑的积累，便是又厚又重的失望、孤独、忧郁和深入骨髓的荒漠意识。这一切，把鲁迅逼压到古代去，使鲁迅沉入于国民中。
置身于美好的愿望与无望的现实的重重矛盾之中，也许只有沉入古代去，沉入国民中才能稍稍摆脱精神的窒息，或许还能鉴古知今。
回到古代去的结果，是沉浸于秦汉瓦当文字，石刻画像，魏晋人格文章，唐宋传奇故事之中，用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力，孜孜矻矻地在荒漠中浇灌出一小片文化的绿洲。沉入国民中的结果，是继续留学日本时确立的国民性命题的思考：“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属于时代哲人、思想巨人的深层思考，显然找到了辛亥革命后种种社会败象的症结所在。只要存在这样的思索，黑暗之中就有不灭的精神之火。
一旦时机成熟，这一簇簇不灭的精神之火便会汇聚燃烧为燎原之势，照亮古老的北京，照亮中国的土地。而作为鲁迅的独特价值，则是在轰轰烈烈真正使中国获得新生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承担起他人无力承担的历史使命，发出响彻云霄的独异声音，和不止在一个领域创造出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