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过：“我的祖父是做官的。”“我的父亲是读书的。”科举时代，除了造反起家，想做官必得读书，读书好才能做官。
鲁迅出生在官宦读书之家。周家在绍兴城里是大户。六世祖考中举人，做了知县，进入士大夫阶层。鲁迅祖父排第十二世，名福清，字震生，又字介孚。鲁迅出生前十年，祖父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后选授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在任四年。1878年改选教官，第二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在京城“候补”。1888年鲁迅八岁时，祖父实授内阁中书。
周家自迁居绍兴建立门户以来，用周福清的话说，累世耕读，至乾隆年间发展到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堪称大族，大约是最兴盛的时候了；到嘉庆道光年间，各房中落者多；再到周福清“钦点”翰林，做了京官，学历与官职在绍兴周家历史上最高，可谓周家的中兴，周家的荣耀。周福清一支本居新台门，但鲜亮的“钦点”翰林金字匾额高悬在周家祭祖议事的老台门上。
做了十几年京官的周福清，1893年为参加乡试的儿子和亲友子弟贿赂主考官，事发自首，被光绪皇帝判为死刑，缓期执行，这年鲁迅十三岁。到1901年才获释回乡。周家主要因此而败落。真是兴也祖父，败也祖父。
据亲近者回忆，周福清恃才傲物，性格耿直，不媚上，不逢迎，喜议论，好批评。平日除赞许他的父亲一人之外，上自昏太后（慈禧）、呆皇帝（光绪），下至族中子侄辈，凡不顺眼之处，无不斥骂。周福清自然希望儿孙读书做官，最理想的是在家门口高挂三代翰林的匾牌；但也主张，倘读不成书，倒不如去卖豆腐，也能谋生自立。
“翰林”匾
可惜的是，他的儿子，鲁迅的父亲周凤仪既没读成书，也不肯也不会卖豆腐。考取秀才后，数次乡试，屡考不中，最后一次因父亲案发遭到“斥革”，彻底断了读书做官的路，生命之火大约也就此熄灭。不会做事不会赚钱的父亲只会生病，只好押田借债度日。鲁迅说，他们家到父亲才穷下来。生病的父亲到头来只会生气了。生气的时候，常会把碗筷从窗户扔出去。病气穷交加，便以酒浇愁，以鸦片止痛，结果是更深更大的精神苦痛。鲁迅十六岁时，还不到三十七岁的父亲便抛下妻子和四个儿子撒手而去。
鲁迅的母亲姓鲁，叫鲁瑞，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鲁迅的“鲁”来自母姓，足见母亲的影响大于父亲。鲁瑞出生在离绍兴城三十多里的乡下，她的父亲，鲁迅的外公鲁晴轩也是做官的，中举之后，在京城做户部主事，与鲁迅祖父同为京官，门当户对。也许因为来自乡间，鲁迅的母亲格外和善通达，刚毅坚强。清末有“天足”运动，鲁瑞起而响应，把裹着的脚放了，有人讽刺说：“放大脚，要去嫁外国鬼子了。”鲁瑞冷冷地回答：“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媳妇们生了气不吃饭，鲁瑞说：“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指鲁迅父亲。笔者注）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鲁瑞不仅以这种带有中国农村女性式的乐观，坚强地支撑起丈夫死后的家庭，也影响着她的孩子们；并且，由于她来自乡下，使鲁迅从小就和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鲁迅父亲周凤仪（1861—1896）
鲁迅母亲鲁瑞（1858—1943）
中国传统上以孝治家，以忠孝治天下。祖父自然希望父亲做孝子，父亲自然希望鲁迅做孝子。《二十四孝图》，大概是从小就必读的，其中的故事大概是从小就必听的。可是，走向极端的中国的“孝”的虚伪，在儿童的纯真里立刻暴露无遗，鲁迅“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比如看了《郭巨埋儿》，鲁迅写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事实上，不用说如《二十四孝图》中的孝子做不成做不得，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孝道也难做到。祖父获罪，父亲败家，鲁迅叛逆，均是大悖于孝道的。
人生在世，富裕是一种资本，贫穷也是一种资本，由富到贫、由甜到苦更是一种资本。鲁迅还小，这资本不是鲁迅所能选择的。这是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