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冯至跟随讲完课的鲁迅到教员休息室,把他们编辑的一本刊物送赠给鲁迅。过了整整一年后,鲁迅在《一觉》中写道:“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呵!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钟》的前身。那《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

冯至读到这些文字时激动不已:“大约是四月里的一个星期日,我一如既往地从报童手中买到刚刚出版的《语丝》,当我在鲁迅的《一觉》中看到‘浅草’和‘沉钟’的字样时,我的心里多么意想不到的激动啊!那一天,我们好像度过一个小小的节日。”从此以后,冯至同浅草——沉钟社的朋友们多次到鲁迅家中拜访。当停刊后的《沉钟》周刊改为半月刊出版时,鲁迅亲自写信请陶元庆作封面,并为联系印刷发行等事。后又先后把自己的《坟》及译作《小约翰》寄给冯至等。

对与自己关系并不紧密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尚且如此关心,可以想见鲁迅对文学青年的成长,对以青年为主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的发生与发展,倾注了多大的心血!

1924年,孙伏园因为受到晨报馆的排挤辞职之后,提议创办《语丝》周刊,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孙伏园辞职办《语丝》的直接原因是代理总编辑抽去了他已发排的鲁迅的稿子,深层原因则是为了不受人牵制,“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打破中国思想界的沉闷。鲁迅对《语丝》,从筹划、筹集经费、印刷发行,到编辑指导、撰稿等各方面都给予有力的支撑。第1期出版就付了超出商定量的印刷费。创刊第一年,发表作品四十三篇,《野草》中二十四篇散文诗,全部发表在《语丝》上。《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睁了眼看》等名篇,也是首见于《语丝》的。鲁迅始终是《语丝》的主帅。《语丝》形成鲁迅所倡导的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由于这一鲜明的个性,《语丝》一出世就受到欢迎,第1期就再版七次,发行一万五千份,成为中国文化界极有影响的刊物,对于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鲁迅出力最大的是组织创办未名社,编辑出版发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刊。未名社的起因,是鲁迅看了李霁野、韦丛芜的译稿后,极力扶持青年们的翻译,而当时一般的出版部门不肯印行文学青年的译作,便建议他们自己成立出版社。鲁迅在《两地书》中还说过:“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据李霁野统计,鲁迅日记中关系未名社的记事,约七百则,寄未名社成员信三百多封。鲁迅为未名社,为指导青年们的文学活动,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除了写什么、译什么的随时指点外,更多的是为社员们看稿、改稿、校稿,还兼管装帧设计,考虑销售发行。除鲁迅的几部作品外,共出版其他成员的译作、创作二十多种。

鲁迅主编及参与编辑的部分刊物。鲁迅藏

在鲁迅大量的藏书中,有不少是文学青年、青年作家留言签名后赠送给他的。大部分书上写有“请鲁迅先生教正”,“鲁迅先生指正”,“赠鲁迅先生批评教正”,“敬请鲁迅先生诲正”,“呈鲁迅师”等。青年作家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呈送鲁迅先生,希望得到先生的指教,决非一般应酬性礼节表示,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愿望。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衷心感谢他们心中的导师。给鲁迅《野草》设计封面的孙福熙,在送给鲁迅的《山野掇拾》的扉页上写道:“豫才先生,当我要颓唐时,常常直接或间接从你的语言文字的教训得鞭策,使我振作起来;这次你欲付印‘山野掇拾’,也无非藉此鼓励我罢了,我不敢使你失望,不得不从新做起;而我没有时候再来说这本书中的缺点了。”作者在送给鲁迅的《北京乎》上写的是:“豫才先生:你是如此希望青年的前进的,所以我在《山野掇拾》出版后,想努力写成一本较好的书,然而现在连我自己也知道愈写愈没有生气了,这也可证明你‘救救孩子’的呼喊是难免失望的。”鲁迅与文学青年的关系,他在青年作家心目中的重要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陶元庆为《故乡》设计的名为“大红袍”的封面

“大红袍”的出品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一天晚上,许钦文和陶元庆到北京天桥去看戏,“演的是古装戏,剧中人多半穿着单色的青衣、绿衫或者大红袍。看完戏,已是半夜,元庆躺在**,一夜没有睡熟,摇动着两脚咿咿唔唔地吟诗”。许钦文知道他来了灵感,并为之构思,不敢去打扰他。第二天一早,陶元庆“起身就作画,没有盥洗,也没有吃点心。直到傍晚,《大红袍》就画好了”。他又把这件作品装入画框,并双手捧着画框“侧着脸,这样看,那样看,擎远点看,逼近点看,也倒竖着看”,自己满意后,又拿给许钦文征求意见,许钦文看后,惊喜地称赞道“很好!”陶元庆听后,更是高兴不已。之后,许钦文在和鲁迅的一次闲聊中,把陶元庆创作“大红袍”的经历和过程讲给了鲁迅,鲁迅听后,非常感动。

鲁迅曾嘱许钦文:“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定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来了。”“而且要赶快做!”因了鲁迅,这幅书籍装帧史上的经典之作“大红袍”才能流传至今。

鲁迅收藏的部分《元庆的画》明信片

鲁迅帮助青年编选、校订、出版的部分译著。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高长虹的《心的探险》由鲁迅编选并制作封面。鲁迅说:“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李霁野译俄国安德烈夫的《往星中》,鲁迅编入《未名丛刊》之一

较早受到鲁迅直接指导的湖畔诗人汪静之回忆说:“《蕙的风》原稿在1921年鲁迅先生曾看过,有不少请他曾略加修改,并在来信里指导我应该怎样努力,特别举出拜伦、雪莱、海涅三个人的诗要我学习。”在创作上不断受到鲁迅耐心的较长时间帮助指导的是许钦文。仅在鲁迅日记书信中,涉及许钦文的就有二百五十多处。1924年1月到5月,许钦文与鲁迅面谈不下十七次,每月近三次。鲁迅收藏有许钦文小说集十二本。第一本小说集《故乡》由鲁迅选编而成。编成一年未能出版,期间又写了不少,鲁迅便重新选编一次。出版没有经费,鲁迅垫上《呐喊》的版税。《故乡》排印了,又是鲁迅代为校对,其时鲁迅正在医院避难,是在木匠房里睡地铺的情况下校对的。许钦文说鲁迅“是我的私淑老师,我可以算作他的私淑弟子”并不为过。

鲁迅很喜欢和青年人来往,他只想做青年的朋友,而青年们却自然而真诚地把鲁迅先生当作心中的文学上以至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在结识鲁迅之前,他们受到的是鲁迅作品巨大力量的感召,在结识鲁迅之后,又格外受到鲁迅人格力量的吸引。甚至仅仅是书信往来,也往往产生决定甚至改变人生道路与文学道路的重大作用——鲁迅从而成为他们献身文学事业的终生的精神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