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下半年，是鲁迅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除教育部公务外，同时在七所大中学校兼课。8月中旬至月底，单是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不到二十天就有十余次。8月到次年1月，创作和译作总计五十余篇。此外，还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来访者，组织未名社，帮青年们改稿、编稿、校稿、印稿。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杨荫榆、章士钊虐待青年学生的种种劣行。已经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了，在堂堂女子最高学府，居然有人做起中国式的“婆”“媳”之梦，这是鲁迅无法容忍的。他不能不义愤填膺，不能不奋起抗争。也是在这个时候，在他和许广平交往的情感世界中，陷入了退与进、拒绝与接受的两难困境之中。
劳累过度，外感内焦，鲁迅病了，病得很重很重，但他不声不响。不声不响地喝酒，抽烟。十一年后，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
鲁迅帮助女师大学生起草的驱逐校长杨荫榆呈教育部文手稿。25.4cm×31.8cm。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和章士钊闹”，指的就是在女师大风潮中，同章士钊斗争，被章士钊借故免职，鲁迅愤而状告章士钊一事。
章士钊是在女师大学生发起驱逐杨荫榆运动后的1925年4月，以司法总长之职兼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上任一周之后，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此人之来，以整顿教育自命，或当别有一反从前一切之新法（他是大不满于今之学风的）。”
鲁迅的担心是对的，而且，章士钊的整顿直接拿鲁迅开刀了。以鲁迅在文化界的地位，在青年学生中的声望，在风潮中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指导学生的斗争，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的章士钊，自然要想法除掉眼中之钉。他先来软的，派人传话给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这简直是对鲁迅人格的侮辱，只能激起鲁迅更大的愤怒。接着来硬的。章士钊于提请北洋政府颁布停办女师大令后的8月12日，呈请段祺瑞将鲁迅免职。13日段祺瑞明令照准，14日免职令正式发表。鲁迅受到迫害，立即引起教育部内外人士的强烈反响。15日，《京报》发表《周树人免职之里面》一文，文中指明：“自女师大风潮发生，周颇为学生出力，章士钊甚为不满，故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秘密呈请执政准予免职。”
1925年8月，鲁迅赴平政院递诉，控告教育总长章士钊，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这是1926年3月23日鲁迅收到的平政院送达裁决书的通知及裁决书
教育部不少同人以提出辞职表示抗议，鲁迅的好友，教育部常任编译员许寿裳、教育部视学齐宗颐公开在《京报》发表《反章士钊宣言》，谴责章士钊“秘密行事，如纵横家”，表示“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鲁迅本人立即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于免职令正式公布的第二天，即起草起诉书，控告章士钊。这当然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他控告的是在位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的是执政府的命令，无疑使自己与政府、与司法部门、与顶头上司形成尖锐紧张的对立。对立面是如此地强大，鲁迅明白，不论胜败，他自己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但鲁迅不眨眼，不皱眉，以硬碰硬，决绝而从容。这就是鲁迅的性格。自然，鲁迅也不是蛮干，自知有得理之处。他查明章士钊对他的处分，在程序上违反了政府颁布的《文官惩戒条例》及《文官保障法草案》，便紧紧抓住不放，并且很自信，连律师也不请。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学生说：“老虎没有办法，下了冷口”，“这是意料中的事，不过为着揭穿老虎的假面目，我要起诉。”他对看他去的郁达夫说，他在扮演周处或武松打老虎的角色。
8月22日，鲁迅赴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状。8月26日，与北大四十余名教员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8月31日，赴平政院交纳诉讼费三十元。从9月1日开始，病倒的鲁迅一边接连不断地往医院跑，一边置重病于度外，继续与青年学生一起，同章士钊、同执政府斗争。9月21日，北京各校等团体举行示威请愿大游行，要求“明令恢复女师大”，“罢免并惩办破坏教育的章士钊”，与此同时，女师大师生在西城宫门口南小街宗帽胡同新校址举行了开学典礼，鲁迅在讲话中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11月28日，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奉倒段”斗争中，北京各界的游行队伍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章士钊”的口号，揭毁了章士钊的住宅，章士钊再次逃避天津。30日下午，鲁迅同女师大师生百余人高举校旗和“胜利归来”的标语，从宗帽胡同步行返回石驸马大街女师大原址。12月24日，段祺瑞明令恢复女师大。12月31日，章士钊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由易培基接任。1926年1月13日，易培基到女师大任校长之职时，全校师生及国立各校校长、学生代表五百余人盛会欢迎。许寿裳主持大会，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辞。会后摄影留念。三天以后，教育部发布关于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复职令”，宣布：“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两个多月后，鲁迅收到平政院的裁决书。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控告章士钊的官司以原告鲁迅获胜而告终。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斗争获胜，1926年1月13日，欢迎新校长到校，会后合影。第一排左起第六人为鲁迅。19.5cm×106cm。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和章士钊闹”，胜败并不是鲁迅的唯一目的，也不是个人之间的一争长短。鲁迅是把章士钊作为某一种力量的代表或典型来看待的，来进行斗争的。这种力量是鲁迅向来竭力攻打的守旧复古专制的力量。鲁迅在此期间写成的批章士钊鼓吹复古运动的《答KS君》，批其鼓吹“尊孔读经”“读经救国”的《十四年的“读经”》《读经与读史》，批其鼓吹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古书与白话》，批教育部用“整顿风化令”束缚青年思想、压制学生运动的《坚壁清野主义》等，即是明证。特别是写于章士钊被迫辞职前两天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针对有些人如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以为段祺瑞、章士钊等既已在民众的反对下纷纷逃匿，就不必“打死老虎”“打落水狗”了，应当有宽容大度、穷寇勿追的“费厄泼赖”（Fairplay）精神的言论，鲁迅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血的教训，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复古的专制黑暗势力的特征，旗帜鲜明地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原则。鲁迅后来强调说：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足见鲁迅在对恶势力的斗争中，所发挥的硬骨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