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到北新书局门市部浏览了一番，取书刊数种。第三天，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买书。这是一家日本人经营的以销售日文书籍为主的特色书店。也许是为了弥补厦门、广州期间无书店可逛的缺憾，也许是又找到了当年在东京找书买书的感觉，仅10月份之内，就九次光顾内山书店，共买书二十五本，用款五十余元。
当鲁迅第二次走进内山书店的时候，立即引起精明和善的老板内山完造的注意。内山完造回忆说，一位身穿蓝布长衫，鼻下蓄着浓厚短髭的人物，以一种非同一般的步子走进店来，清澈如水晶似的眼睛透着几分威严，个子虽小，却带有浩然之气。来人挑好了书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边喝着内山的妻子美喜子送上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的一摞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横滨路景云里23号去。”内山立即问：“尊姓？”“叫周树人。”“啊——你就是鲁迅先生吗？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四川北路和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
从这一天起，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便开始了。在日渐密切的来往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内山完造成为鲁迅在上海十年中，也是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鲁迅频频出入于内山书店，一方面因为从这里能买到他所喜爱的书和其他地方不易得到的书，如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和社会科学书籍，就是从这里买到的。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婚姻及家庭的发展过程》，列宁的《论中国革命问题》，还有《俄国工人党史》《阶级斗争理论》《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唯物史观解说》《文学与革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苏俄的文艺政策》《新俄国文化的研究》等。十多年来，鲁迅从内山书店购买了大量书籍。鲁迅喜欢到内山书店的另一个原因，是极为欣赏书店的购书氛围。内山为了顾客的休息和叙谈之便，特辟一块地方设了茶座。这种很便于联络感情结交朋友的设施，是其他书店没有的。鲁迅每次去，总要在这里与内山老板聊聊。随着友谊的加深，内山特向鲁迅表明：“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鲁迅凭直感与留心观察内山全家及店友，感到他们确实是值得信赖的。书店位置和内山寓所距鲁迅先后的几处住处又都很近，于是内山书店便成为鲁迅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了。不少给鲁迅的信件通过书店转交，鲁迅常在这里与国内外友人漫谈，一些生疏的或特殊的客人，往往约在这里见面。不少日本作家、汉学家、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都是经由内山完造介绍和引见同鲁迅会面的。内山完造还和鲁迅合作，组织举办过三次国内外版画展览和国外书籍插图展览。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和白色恐怖下，内山以其特殊的身份，设法维护鲁迅的安全，先后数次帮助鲁迅避难，其中三次避居内山书店和内山寓所。
鲁迅1931年书赠内山完造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鲁迅那首很有名的《赠邬其山》的旧体诗，就是题赠给内山完造的。内山的“内”字，日语发音为“邬其”，与“山”合成类乎汉人的姓名“邬其山”。这首诗写于1931年二三月间。据许广平回忆说，那时候鲁迅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内山书店与内山先生欢谈，“一天，内山先生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时，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的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先生听了这番话后，颇感兴趣，第二天便根据内山先生的谈话，写成一首诗赠给他”。这首诗活画出新老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丑态和屠杀人民的罪行，通过这首诗，鲁迅和他的亲密朋友一起，也和后来的无数读者一起，分享着辛辣地嘲讽人民的敌人的快意。
和鲁迅的密切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内山完造对中国、对中国人的情感，甚至改变着他的生活。内山完造后来说，他能与鲁迅有十年的亲密关系，是他“一生的幸福”。他写过好几本关于中国的书。鲁迅曾为他的《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作序。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多次访问中国，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1959年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时，病逝于北京。他的遗体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安葬在鲁迅最初安息地的旁边。
1933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