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以后，革命的言词与口号盈耳充眼，甚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疯狂屠杀也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喊着“革命”的口号进行的。这对于写过阿Q“革命”和“不准革命”的伟大作家鲁迅来说，无疑更加丰富和深化了他对革命的真与假、深刻与肤浅、长久与短暂等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等关系问题的思考。在广州，他就做过《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到上海之初，在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就有题为《革命文学》《文艺与革命》两篇；在一系列演讲中，大都围绕文学与革命、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等论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类问题，同时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从革命战争前线撤回到文化队伍中来的作家、艺术家们关注的问题。后期创造社的郑伯奇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政治革命暂时受了挫折，先从文艺战线上重整旗鼓，为迎接将来的革命**准备条件，岂不很好吗？蒋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积极参加。我们都非常高兴。”

弘一法师（李叔同）书“戒定慧”。1931年3月，鲁迅往内山书店，向内山完造乞得弘一法师书法一幅

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是鲁迅赴广州时就有的愿望。他在离广州的两天前致李霁野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看来，鲁迅与创造社在上海联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可以顺利实现了。12月3日，鲁迅与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等联名发表《创造周报》复刊广告，1928年1月1日，又联名发表《〈创造周报〉复活了》预告。可是，事态的发展却使鲁迅大吃一惊。就在这个月，蒋光慈、钱杏邨等在上海成立“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创造社编辑出版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批判》，两家的刊物接连不断地发表长篇大论，在鼓吹“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同时，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指名道姓地把鲁迅当作批判和攻击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延续一年之久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太阳社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悲观动摇幻灭中，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强调要用革命文学促进革命运动，本是值得敬佩的壮举，但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是从战场上退下来，或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思考，对中国的社会实际缺乏深入的了解，又受到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不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形势的分析，还是对革命文学的理解认识，都表现出很严重的左倾幼稚病，在言行上表现出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倾向。比如他们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指责语丝派为“趣味文学”，把文艺抬到“组织生活”“创造时代”的高度，极力强调文艺的宣传武器作用，尤其是对鲁迅的批判攻击，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居然说鲁迅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等等。

《艺术论》。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译，1929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32开，毛边。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艺术论》。苏联普列汉诺夫著，鲁迅译，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32开，毛边。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以鲁迅的经历和眼力来看，创造社、太阳社的年轻人不过是幼稚好笑的“革命性游戏”而已，对这种连起码的规则也不讲的“游戏”本可以一笑置之，但鲁迅觉得与他们在提倡革命文学、推动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只要不是为了个人之利而攻击他，他都没有任何怨言。不过，为了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鲁迅还得站出来说话。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扁》《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中，鲁迅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脱离实际的空谈、挂招牌式的自封自吹，强调革命文学必须正视现实，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还特别指出在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摆出的左倾面貌的危害，在于“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鲁迅说：“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就鲁迅个人而言，他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上，而是放在了大量阅读和翻译科学的文艺论著上。因为鲁迅读过一些“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可是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们围攻鲁迅，虽然满纸革命的新词语，却弄得一塌糊涂，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一现象，引起鲁迅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使鲁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认真深入地而不是浮光掠影地，融会贯通地而不是生吞活剥地，联系实际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正是鲁迅集中精力大量阅读并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论著的主要原因。他把这一工作比作“窃火”：“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后来在《〈三闲集〉序言》中说：在上海遇到“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中，倒“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译，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32开，毛边。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文艺政策》。苏联文艺政策论文集，鲁迅译，1930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32开，毛边。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