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文学”论争、组建“左联”、推进革命文学发展进程中，鲁迅还同新月社，主要是同新月社的梁实秋，围绕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新月社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其主要成员与“现代评论派”有渊源关系。1927年移到上海后，增加了新的成员，办起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形成一个由自称“自由主义的信徒”组成的独立的文化派别。
无论“现代评论派”也好，“新月派”也罢，鲁迅同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待被压迫者，对待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立场、感情、态度上面。当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校方和当局联手迫害学生，鲁迅等人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陈西滢却以“公允”状偏袒校方，为当局辩护，甚至散布流言，说学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暗中挑剔风潮”，并煽动当局“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这自然引起鲁迅极大的反感和愤怒，他毫不客气地在《并非闲话》一文中以他辛辣的笔触，揭开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穿着“绅士衣装”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虚伪性：“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
1929年9月，梁实秋在《新月》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文学的“独立”“健康”“尊严”为由，以文学表现最基本的人性为由，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的提出，反对“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认为“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同时又说一切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文学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和文学无缘”。还把鲁迅辛辛苦苦翻译的科学艺术理论指斥为“硬译”“死译”，“读起来比天书还难”。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大不以为然的。
1930年3月，鲁迅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关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明确表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其实，在阶级社会里，自以为超阶级的作家，也断不能离开阶级意识的支配，梁实秋自己的文章——“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
鲁迅佚文手稿之一。其中谈到他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
针对梁实秋在发表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写文章反讽道：“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鲁迅立刻抓住这句话给以痛快地回击：“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鲁迅接着写道：“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话是够深刻有力的，如鲁迅所说，也是够“刻薄”的。鲁迅实在见不得梁实秋这类知识分子看待“大多数人”，特别是看待“穷人”的那种不屑一顾、趾高气扬的绅士气和贵族气，他由不得不用这种激烈的言辞表达他的愤慨。的确，比起熟知和理解民间疾苦，早已坚定地站在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一边，对劳苦大众怀有炽热的情感的鲁迅来，梁实秋自由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就显得苍白多了，软弱多了。尽管如此，鲁迅并没有否定梁实秋的所有见解，但在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斗争严重的严酷现实社会里，鲁迅必须揭露梁实秋们的重大的立场问题、情感问题、态度问题。如果我们再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着眼，从文学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逐步走向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着眼，就更能体会到鲁迅在论战中坚持的正确方向的重大意义了。
鲁迅五十岁生日照。摄于1930年9月25日。15cm×10cm。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1930年9月17日，上海左翼文化团体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荷兰西菜室秘密集会，纪念鲁迅五十寿辰。祝寿会上史沫特莱为鲁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