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9日晚，三弟周建人匆匆送来“母病速归”的电报。鲁迅心中很着急。自1929年赴京看望母亲之后，三年来，或因政府迫害，或因外敌入侵，鲁迅难得安宁，年年离家避难，报章上又谣言时起，致使在京的老母为他担惊受怕。“梦里依稀慈母泪”，母亲这回生病，说不定是为自己担心而起的。想到这些，鲁迅更急了。第二天一早，即买火车票，第三天上午，乘车赴北平，13日到京后，母亲病已好转，鲁迅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但他还是立即请来日本医生盐泽博士为母亲详细诊治，一连数日，不离母亲左右，端茶送药，守夜聊天，精心服侍。
虽说是为探母病悄悄回京，但鲁迅到北平的消息很快就在文化界传开了。老朋友们纷纷登门看望，高等学校纷纷邀请讲演，学生们纷纷敦促校方聘请鲁迅任教，一向平静的北平文化教育界，忽然热闹起来了。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1932年11月27日摄
这场面，鲁迅已经经历过多次了。自从他成为名人以来，每到一处新的地方，总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到厦门、广州是这样，到上海时更是这样。1929年赴京探亲，被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请去讲演。这次回京，尽管婉言谢绝了包括朱自清登门请他到清华大学去做讲演的不少邀请，但在离京之前的短短一周内，还是在当年的老朋友，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马裕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的陪同下，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做了讲演。又应北平左翼文化界范文澜等人邀请，到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做了讲演，这就是有名的“北平五讲”。最后一讲是在离京数小时前进行的。在南方讲演时，热情的青年像欢迎大英雄似的，把鲁迅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鲁迅头昏目眩才罢手。北方的青年虽然比较沉静，但欢迎鲁迅的气氛也是极为热烈的。在北师大、中国大学讲演时，层层拥来的数千名学生竟然挤坏了门窗，讲演不得不中途改到露天大操场举行。在青年学生的扶持下，鲁迅跃上人潮中的八仙桌，在北方冬日的冷风中，放大嗓门，向南，向东，向北，向西，转着圈儿地尽可能地把他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
鲁迅两回返京，九次讲演，讲的都是青年学生关心的思想文化界、文学界的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如这回在北师大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其内容就是当时左翼文艺界同“第三种人”展开的影响很大的文艺论争问题。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操场上讲演。摄于1932年11月27日。10.2cm×6.5cm。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1932年，自称“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苏汶（即杜衡）连续发表文章，强调超阶级非功利的“文艺自由论”，指责左翼文艺运动“左而不作”。10月10日，鲁迅作《论“第三种人”》，11月同时发表在《文化月刊》和《现代》杂志上。鲁迅指出社会现实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压迫的事实，指出左翼文坛就正在受着“压迫，禁锢，杀戮”；即便自己想做或自以为是“自由人”“第三种人”，事实上是做不成的，是超不出阶级的。鲁迅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11月27日，在北师大的讲演中，鲁迅再论了“第三种人”。
鲁迅讲道：三四年前，泥腿的工农踏进了文坛，于是发生了斗争。皮鞋先生反对新兴的普罗文学，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第三种人”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其实不对。就说“镜子”吧，它所照的也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每个人的这面镜子早就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他怎能超阶级呢？
在论争中，鲁迅坚持和注重的是说理，以理服人，坚决反对涂成吓人鬼脸的恶劣倾向。也是在这个月内，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发表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讽刺“自由人”，但诗中充满“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成剖开的西瓜”之类的辱骂和恐吓。鲁迅当即给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文学月报》主编周扬写信，严肃批评这种恶劣文风，强调“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鲁迅认为，真正的本领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这封信，周扬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题，发表在12月份的《文学月报》上。编者按语认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