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团结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黑暗势力抗争，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的组织程序是先成立各大城市的分会，然后选出代表组成总会。总会未组成前成立临时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任主席，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副主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任总干事。同盟的活动首先是成立上海、北平分会。1933年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邀请信。1月6日，鲁迅邀三弟周建人一同到中央研究院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参与上海分会的筹备成立活动。1月17日，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召开，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被选为执行委员。鲁迅与蔡元培本来就一直保持着联系，由于参与同盟的活动，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与宋庆龄、杨栓等人的关系，也因此密切起来。
1933年2月24日应杨铨之邀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是援救受迫害的进步人士，争取民主权利，争取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每次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会（实际上是总会临时执委会和上海分会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一般由杨铨做报告。据胡愈之回忆，先“谈些什么案子，抓了什么人，有的枪毙了，有的关起来了，受到严刑拷打，等等。……会议最后多数是向国民党抗议，发表宣言”。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有些宣言在国内根本不能发表，就靠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发表，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萧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人物，往往据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宋庆龄回忆说：每次开会，“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1933年上半年，鲁迅多次参加同盟的活动。
如援救被国民党政府判刑的国际革命组织驻上海办事处的外国人牛兰夫妇，营救被逮捕的陈独秀、彭述之、许德珩、黄平、廖承志、罗章龙、侯外庐、陈赓、丁玲、潘梓年等，抗议杀害镇江《江声日报》记者刘煜生，讨论并开除反对同盟活动的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等等。
鲁迅与杨铨（中）、李济之（“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合影。1933年4月24日摄于上海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系列活动，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自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和迫害。国民党特务很快就对同盟下手了。先是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寄送附有子弹头的恐吓信，接着，特务们又向会员下毒手，搞暗杀活动。1933年6月18日早上，当杨铨乘坐的汽车刚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埋伏在旁的数名特务一起开枪，杨铨自知难避，立刻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儿子幸免，杨铨与司机遇难。鲁迅当日即得到消息。当晚，他在致友人姚克的信中写道：“近来天气大不佳，难于行路，恐须蛰居若干时。”又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惨遭杀害，杀人者又放出话来，“钩命单”上列有鲁迅。白色恐怖笼罩在头顶，鲁迅自知已入险境。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说：“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一说已被惨杀），杨铨氏（民权同盟干事）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
6月20日，上海各界举行杨铨入殓仪式。特务声言要在这一天暗杀鲁迅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他领导人。友人劝鲁迅暂避。鲁迅认为这时候实在不应躲避，毅然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离家时把随身携带的钥匙交给家里人，以示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这一天，大雨滂沱。晚上回到家中，鲁迅提笔写道：“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听惯了斩头、枪毙、暗杀的鲁迅，亲历了一次又一次身边友好被杀的鲁迅，为此发过不少激昂但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言论的鲁迅，本已出离愤怒了，然而，杨铨的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还是再次激起他心中的波涛和眼中的泪雨。诗写好后，鲁迅想到今天没去送殓的林语堂，却来信请他为《论语》写打油诗，这哪是写打油诗的时候？鲁迅复信道：“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