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亲笔书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送给瞿秋白，仅此，就足见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寻常。
瞿秋白不仅是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早在1920年，他就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赴苏联，两次见到列宁，写成《饿乡纪程》（亦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最早向中国人民真实地描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生气勃发的革命气象。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时，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30年9月，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后，即投入左翼文化运动。花了很大气力从日文转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鲁迅得知这一情况后，顿感左翼文学阵营中来了一位亲密得力的战友。鲁迅认为由精通俄文的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又是文学家的瞿秋白从原文翻译马克思列宁文艺理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上海北四川路。瞿秋白与鲁迅初次见面的地方
1931年10月，鲁迅特邀瞿秋白为曹靖华翻译的《铁流》赶译出一篇两万字的序文，两人文字之交由此开始。鲁迅据日、德文本译出卢那察尔斯基的《堂·吉诃德》第一场后，找到了俄文原本，便约请瞿秋白接着翻译。当拿到瞿秋白的翻译稿时，鲁迅非常满意，他说：“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鲁迅托冯雪峰送一本他翻译的《毁灭》给瞿秋白，瞿秋白写信给鲁迅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1932年春末，瞿秋白同夫人杨之华到鲁迅寓所拜访，初次见面，两人就像分别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滔滔不绝地谈了一整天。后来，被国民党悬赏通缉的瞿秋白在危难时刻，先后三次到鲁迅家避难，第一次就住了约一个月。转移时，是由当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于深夜十一点多到鲁迅家接走的。为了瞿秋白的安全，鲁迅还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在日本人的居住区为秋白夫妇找了一间房子。搬家时，鲁迅送去一盆花，瞿秋白把鲁迅书赠的条幅挂在墙上。新居离鲁迅寓所很近，杨之华回忆说：“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的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去，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小亭子间里。特别是鲁迅留下来的书给秋白很多的安慰。”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选编并撰写长篇序言，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32开，毛边。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瞿秋白小鲁迅十八岁，在众多的青年朋友中，鲁迅格外看重他，固然有瞿秋白作为著名共产党人的特殊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各自被对方的人生经历、人格学养、道德文章、事业追求及伟大人物难得的严于解剖自己的宝贵品质所感动，所吸引，他们两人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朋友。在至诚相待与倾心交流之中，他们在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上，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上，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特别是在对左倾路线的认识上，由于瞿秋白的特殊经历与正反经验，由于鲁迅敏锐深刻的洞察力，他们之间极易沟通并达成共识，进而形成愉快的合作。瞿秋白能翻译，能创作，能写洋洋万言的大论，也能在一两个小时内写出文情并茂的短文。鲁迅极欣赏瞿秋白的才华，不止一次说过中国文艺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在1933年3月到10月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或自己构思，或同鲁迅讨论，写成《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大观园的人才》《关于女人》《中国文与中国人》等杂文十二篇，这些文章中含有鲁迅的观点，并经过鲁迅修改，请人抄写后，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为了留存流传，鲁迅把这些文章都编入了自己的集子，成为文坛佳话。瞿秋白编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出长篇序言；鲁迅抱病为牺牲后的瞿秋白编辑《海上述林》，托人到日本印刷，并转送毛泽东、周恩来各一本，更成为鲁迅与共产党人相知相通的不朽象征和伟大友谊的永恒记录。
《海上述林》。瞿秋白译文集。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从书店赎出译稿，抱病编校，作序，设计，题名，托人在日本印制，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21开，皮脊精装。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