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也有不喜欢鲁迅的青年，甚至有攻击鲁迅的青年，但是，在绝大多数青年的心目中，在把文学事业当作人民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文学青年的心目中，鲁迅是吸引他们的磁石，是温暖和照耀他们的太阳。
从遥远的四川，从更遥远的缅甸漂泊到上海的文学青年沙汀、艾芜，在30年代初左翼文艺兴起的大时代里，极想使自己的创作对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但又不愿如某些革命作家的创作那样，使一些虚构的人物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他们想写熟悉的人，但又觉得这些人不在某些左翼作家主张描写的范围之内，于是，陷入了创作上的犹豫与苦恼之中。几度思量之后，写信向鲁迅请教，确信“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会影响到我们终生的”。鲁迅在回信（即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指明：“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明确的答复，不仅对这两位文学新人的崛起，对整个左翼文学的现实主义深化，也起到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
鲁迅校订并作序或作后记，帮助青年作家出版的部分作品
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最优秀的左翼作家”的张天翼，他的第一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写成后，曾投寄数家刊物未能发表，寄给鲁迅，得到肯定和鼓励，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从此，也“一发而不可收”，成为30年代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柔石，鲁迅看重他的《二月》，除详细的口头指点外，又为《二月》的出版写下脍炙人口的“小引”。素不相识的叶永蓁寄来《小小十年》，鲁迅提了修改意见，叶永蓁修改后，鲁迅再提意见，叶永蓁再改，最后由鲁迅改定并写了“小引”，介绍出版。丁玲同鲁迅说，她有脾气，不好，鲁迅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我就有脾气，意在鼓励她的创作个性。丁玲的《水》出版后，鲁迅一下子要了几十本。东北沦陷，萧军和萧红逃亡到人地生疏的上海，几乎到了身无分文生活不下去的地步。第一次同鲁迅见面就借到了二十元钱，连回住处的车钱也是从先生那里拿的，萧军说：“这活我于‘涸辙’的情义，是我终身难于忘怀的啊！”接着，鲁迅引荐他们结识左翼文学界的朋友，作序并出资推出了他们里程碑式的，也是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鲁迅同时也将两位个性鲜明的作家推上了中国文坛。
鲁迅。1935年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附近
1935年1月16日，鲁迅作《叶紫作〈丰收〉序》
鲁迅同样关心文学翻译青年。在杭州邮局当职员的孙用，业余用世界语从事翻译。他用了一年左右的业余时间，译出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将译稿寄给并不认识的鲁迅，鲁迅看后，认为译得不错，为其校订、修改、注释、画版式，设法介绍出版，并垫付印费、稿酬。鲁迅致孙用十四封信中，有十二封是谈这部译稿的。据《三闲集》卷末记载，1926年至1932年间，鲁迅为别人选定、校订的著述多达十九部。
鲁迅资助过的，鲁迅营救过的，受过鲁迅指导的青年作家，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柔石、殷夫、叶紫、冯雪峰、丁玲、艾芜、沙汀、张天翼、台静农、楼适夷、曹靖华、陈学昭、赵景深、叶永蓁、鲁彦、周文、王任叔、魏金枝、巴金、萧军、萧红、草明、曹聚仁、唐弢、徐懋庸、聂绀弩、胡风、吴奚如、徐诗荃、葛琴……
想想看，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名字，尽管这些名字并不能包括鲁迅扶助过的所有作家，中国现代文学也会失去很多很多光亮的色调。仅从培育新人这一点上看，鲁迅就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如许寿裳所说，鲁迅对于青年，爱护无微不至，不但是物质上多所资助，便是精神上也肯拼命服务，目的是希望多出几个人才，望英俊出于中华。鲁迅为青年作家呕心沥血，除人格精神的伟大外，支撑着他的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