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着手干手边的一些工作，我没有心思写小说，我时刻准备着接受召唤，返回英国。这时我正准备编选一套包含各种内容的文集，内容主要是关于以前所写的读书笔记和写作经历。这种工作枯燥乏味，但可以让我暂时忘掉战争。在尼斯另一侧，高尔夫球场依然开放，但是附近有军队驻扎，所以我总觉得在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眼皮底下去打高尔夫怎么说也有点不合适，所以，为了锻炼，我每天都会一个人走很远的路。
我注意到，从情报部发来的信件用了三周时间才到达我这里，于是我在回信时建议他们以后有什么指示尽量打电话或者拍电报。一般来说，个人不允许使用长途电话，但我认识一位政府官员，他可以帮我做到这一点。看起来我说的这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时还不为情报部所知，因为我收到下一封信又是在几周之后了。在这封信上，上面要求我讲述一下法国在战时的状况以及法国人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另外，他们还要求我尽量多做一些调查，主要内容是关于法国人对待英国盟友的态度。关于这些，我早就知道，如果真实记录的话，双方都会很难堪，不久前霍尔-贝里沙先生（Hore-Belisha）、当时的陆军大臣，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吹嘘自己已经成功地帮助十五万英国军队在法国驻扎，所以在法国人的印象里，至少有三十万英国军人待在法国。而霍尔-贝里沙先生的演讲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上面要求我私下里调查一下法国人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当然只能讲讲我所在地区的情况，但是，在报告中，我有些冒险地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整个法国的状况都差不太多。当然，法国人对英国人不满还有其他原因，他们觉得英国对战争没有足够的重视。在法国，所有二十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都已经应征入伍，而英国人却只训练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想到这一点，法国人就义愤填膺。战争刚进行了几周，竟然已经有不怀好意的人散播谣言，说英国只有在法国弹尽粮绝时才会出手。
我不太喜欢分派给我的工作，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些和写作无关的事，但这样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马上开始做自己的安排。要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我很难按时交稿，幸好我有一位密友在巴黎的情报局工作。我拍电报请求他帮助，他反应神速，一接到电报就马上给我回了电话，他跟我说，如果我马上去巴黎，他会很快让我得到所需的资料。于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赶到了巴黎。我原来一直住在法兰西舒瓦瑟尔酒店（the Hotel de France et Choiseul）。这是一个充满古典气息的小旅馆，家具都是第一帝国时期保留下来的，我很喜欢这个旅馆，这里的整个环境让你仿佛置身于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中。但是，现在旅馆经理和大部分员工都已应征入伍，于是我只能去旺多姆酒店（Hotel Vendome）过夜。到了下午，我的朋友带我来到了大陆酒店（Hotel Continental）。现在这里已经被情报局（the Bureau of Information）征用，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就像一个养兔场。不少人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朋友向我介绍了几位以前的外交人员，他们神情严肃，忙忙碌碌，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并不熟悉这里的环境，每个人都显得有些怅然若失。他给我介绍了几位带有官衔儿的年轻人，如果有人吹毛求疵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些年轻人更应该去前线打仗，另外还给我介绍了很多教授。法国人一向对舞文弄墨者怀有特别的尊重，这自然值得称颂。局长吉洛杜（Jean Giraudoux）就是一位不错的作家，同时也是外交官。从表面上看，你会觉得把审查和传播新闻的权利交给名作家，这正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但事实证明结果很糟糕。法国人喜欢华丽辞藻，而这些名写手正好可以在广播中为听众提供这些东西，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时机不对，这些四平八稳的句子与繁花似锦的修辞只能成功地让听众睡着。实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演讲者是首相达拉第，他的演说简洁而又诚恳，能够把一切该说的话感情真挚而又清楚明白地送进听众耳中，因此可以一直紧紧抓住法国人民的心。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天赋，他才能够稳坐总理的宝座，尽管事实已经证明，他在其他很多方面并不适合这一职位。这也是所谓民主政府的一个弊端，好口才会让人攫取权利，而实际上他的性格注定他完全没有执行力。
午餐时，朋友悄悄告诉我，情报局里的工作也是乱七八糟，这些乌合之众就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吉洛杜为人和蔼亲切，也有几分聪明，但却没有多少管理经验。有人想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但他却总有办法让这些人的计划成为泡影，因此大家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所以，现在这里的情况是，正事儿没有人干，阴谋一大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在某个位置上能待多长时间，因为如果有人看上了这个位置，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朋友，那你的地位就难保了。真正想有所作为的人却会引来同事的嫉妒，他们会四处下绊儿，让你想做的事情做不成。在这里，只有权势才是硬道理。
不过，我得承认自己的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我的朋友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早已为我的工作做好了铺垫。他把我引荐给相关人士，我一说出自己的目的，很快就得到了应有的帮助，只用了一个小时，上面的决定就下来了：我应该去前线看看。与情报局有关联的一位将军打电话给位于南希的总将军，很快就做出了安排：后天我会乘火车往前线，届时会有一位军官照管我，带我去看想看的一切。最后，我的朋友带我来到同一栋楼中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为我安排好了明天早晨九点会见军需部长道特里。我很高兴重新恢复了工作，对自己得到的热情帮助也非常满意。下面这些话也许听上去有些狂妄，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真的：我的工作之所以进展如此顺利，当然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相关人士都意识到了我要写的文章的重要性，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很多法国人都熟悉我的名字，喜欢我的作品。在英法两国，作家的地位大不相同。在法国，作家备受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也会有人倾听；而在英国，作家总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他们说的话也显得无足轻重。在英国，我们更尊重政治家和实干者，而对于所谓的想法或者观念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