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待了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没少往情报部跑，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巴黎情报部门一样，对来访者非常友好，只是他们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这里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职位，有小说家、律师、艺术专家、广告经纪人、一些贵族、出版经纪人，另外还有几位女士，在我与她们接触的有限时间内，我倒是没有发现她们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资历。有些人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他们想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打赢这场战争，而有些人则是因为战争剥夺了他们本来的谋生手段。
在我看来，最缺人手的工作就是记者。在记者这一行，同行是实实在在的冤家，就像在其他政府部门一样，这里是施展阴谋诡计的好地方。一个人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就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随机应变，才能保证自己的职位不被别人抢走。一位记者刚才还在紧张忙碌，没准下一刻就会接到被辞退的通知。这里的职位就是这样没有保障，而这与个人的办事能力和工作效率似乎关系不大。那些特别勤奋的人为了证明自己能干，会敲打出一摞一摞的稿件，但是这些稿子交上去之后，有的还没有读就被扔进了废纸篓。而那些精明人发现，能保证不犯任何错误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干。于是他们有计划有系统地抵制或者说忽略任何需要他们行动的建议。有一个部门的长官就用这种方式把持他那个职位长达一年之久，而且收入丰厚。但最终结果是，由于这些人的无所事事，情报部本来应该及时向公众传播有关战争进展的最新消息，但现在却几乎完全没有发挥这方面的作用。那些在作战办公室、海军部和空军部的高官不能认识到公众对局势应该拥有知情权，他们封锁新闻，拍摄的照片也不允许发表，结果是外国媒体被迫从德国获取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当然这样的消息难保不歪曲事实。
我的文章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于是决定做成小册子向公众出售，只需花六便士就可以买一本。这本小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两天之内第一版印的4万册就销售一空，一个月内就卖出了10万册。这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当然也包括我。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找其他可做的事，情报部门的人们都觉得我可以派上更大的用场，但是却想不出具体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我就像马戏团里的一只多才多艺的狗，观众们都很喜欢我的表演，但是我的表演和整个节目的风格却又不太吻合。等待任务的日子实在难熬，我这会儿也没有心情写小说，于是便开始研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写作风格，聊以打发时日。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也看过几本关于他的传记。他的性格反复无常，有时高傲至极，有时又猥琐卑微；他暴躁易怒，虚荣心又特别强。这种多重人格正是他的魅力所在，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想写一篇长文，详尽论述他的个性和作品，但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此时进行仿佛不太合适。于是我写出来一篇短文，论述他的语言技巧，聊以**。随后情报部里面不知哪一位灵光乍现，说可以让我写一些关于英国的文章，就像我写过的关于法国的文章一样。我不太喜欢这种想法，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在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对各种任务都来者不拒，因为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实地考察一些英国我所不太了解的地方，借机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英国人。随后，我开始去各处申办各种必要的许可证，但这看起来不像在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人们把我看成是杰出的英国作家，所以会尽可能地提供各种方便，而在英国，我只不过是一根该死的笔杆子，整天晃来晃去干扰人们的生活。
我接受的第一份工作是写一篇与舰船有关的文章。在这一时期，海面上活跃着很多小型舰船，其中包括小型舰队、拖网渔船、扫雷舰和导航灯船，之所以让我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政府部门意识到，公众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为国家默默工作的人们。我不太喜欢大海，但却是位好的水手，尽管我知道我会对出海这事儿心存恐惧，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不会晕船，于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是蛮期待这次的冒险经历。不幸的是，等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却赶上纳粹德国入侵挪威，整个时局瞬间改变，军队的首脑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紧张忙碌，无暇顾及我这样一根无足轻重的笔杆子了。
最终，我又回到了法国，去做我更为擅长的事。一方面，我要继续写文章，对当地情况进行深入报道，文章会发表在一份发行量巨大的画报上；另一方面，我要从法国发回一些政府所关心的秘密报道，当然，公众对此没有知情权。我在法国人脉很广，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称得上是消息灵通人士，而且我对很多相关部门也很熟悉，这让我很有自信，觉得完成这样的任务易如反掌。我乘飞机返回了巴黎，这次乘坐的是一架大型客机，但是我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周，德国就侵入了比利时与荷兰，原定计划也就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