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法国南部的家中，期待着几周内事情可以安顿下来，然后我就可以返回巴黎工作。里韦艾拉一片寂静，天气很好。我们得到许可，将莎拉号带回了位于自由城（Villefranche）的停泊地点。有关部门不允许我们乘船外出，但我们可以经常去船上享用午餐，然后在防波堤的尽头洗澡。我有一长条的花园地带，当时一直荒废着，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种一些球茎植物挺不错的，正好我的那些园丁无事可做，就把这项工作派给了他们。我热切期待着五彩缤纷的鲜花开满整个花园的那一刻，所以对他们的工作进度很关心。在昂提波，有一个专门贩卖球茎植物的商人，他赶过来与我一起商讨我的计划。当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去荷兰找郁金香了，但是他却可以给我提供了数量众多的水仙花、黄水仙、鸢尾花等等。我在各处都有一些海芋，我打算把它们也移植过来。我预定了将近两万株球茎类植物，它们到九月份就可以如期而至。
战况不容乐观，但我却并不害怕，我亲眼见过法国军队的实力，也接触过那些聪明、勇敢且一心为国的军官。色当（Sedan）很快被攻陷，很让人感到困惑，也同样让人失望，但是很快甘末林（Gamelin）就被撤职了，魏刚取代了他的位置。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转起来。我在巴黎的朋友们给我写信说，局势很严峻，但却不用恐慌，我们注定可以胜利。邮件的送达也开始不规律起来，英国报纸要么会迟到很多天，要么根本来不了。比利时军队投降了，当然，投降是有条件的，而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撤退时损失惨重，各种军备物资都丢在了海岸上，这对我们这些住在法国南部的人来说震动很大，但却没有击溃我们的信心。我们对魏刚信心满满，相信他一定可以扭转局势。不久，我接到英国大使馆发来的一封信，里面装着很多早该到我手里的报纸。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巴黎可能保不住了。紧接着传来消息，政府流亡到了图尔（Tours），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此后从英国到法国北部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而收音机里却在反复强调，魏刚正在进行战略撤退，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马上反击，把侵略者赶出去。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相信他会在恩纳河（the Aisne）、索姆河（the Somme）以及卢瓦河（the Loire）附近集结军队。后来政府逃到了波尔多（Bordeaux）。就算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还是没有慌乱，他们依然相信法国军队不可战胜。直到我听收音机里讲政府正在频繁召开内阁会议，我才意识到形势不妙，我跟朋友们说我觉得法国人会马上请求停战，他们却都笑我太悲观。
最终结果一出来，着实令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雷诺下台了，贝当成为了政府首脑。那天早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我们却听着收音机里沉痛而又让人肝肠寸断的声音。老将军在对法国民众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现在只能请求媾和。空空****的蓝色大海异常安静，泪水涌出了我们的眼眶，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我下楼走到园丁的住处，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和妻子正围坐在小圆桌旁吃早餐，桌子上铺着有方格图案的油布，每个人手里端着一碗牛奶咖啡，还有一大块面包。在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块黄油，另一个盘子里是一些水果。听到我的话，园丁放下了手里的咖啡，双手捂住脸痛哭起来，他的妻子是一位45岁的肥胖女人，一听到这消息就大声哭喊起来，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丢死个人了！”园丁嘟囔着说，“丢死个人了！”
园丁抬起脸来，他的脸因为悲伤已经扭曲变形。
“丢死个人了！”他抽泣着，然后握紧拳头，高声大喊，“他们背叛了我们，我们被出卖了！”
约瑟芬哭得很伤心。
“可怜的法国。”她用法语低声说道。
等他们平静下来后，我说出了不得不说的话，尽管知道他们会非常不情愿。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人随时可能杀到这里。就像里韦艾拉的所有法国人一样，弗朗索瓦（Francois）对意大利人怀有深深的敌意，由于他对在我这里工作的意大利人（其中包括仆人和园丁）的恐吓言行，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他。可他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他曾经对这里的园丁说过，如果他有枪的话，他会打死这里所有的意大利人。那些园丁脸色铁青，一语不发。要是马上有一支意大利军队开进来，真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对待。他在这里的山区有一处小房子，我建议他赶紧带上妻子开车去那里躲一躲，看看事态会怎么发展。
现在，我该考虑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一旦意大利人占领里韦艾拉，他们很可能囚禁这里所有的英国公民。戈贝尔（Goebbels）在广播中提到了我写的《一个英国间谍》（Ashenden）这本书，这是根据我在一战中的经历写成的。我把一些事实巧妙地做了戏剧性安排，以使其更具备小说的特点，但是德国的媒体宣传人员把这些当了真，并据此猛烈攻击英国对待间谍活动的方式，同时含沙射影指向我，所以我觉得，我在意大利人手里会比在戈贝尔的同胞手里日子会好过一些。不管怎么说，就算我被投进了意大利人修建的拘留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开车来到位于尼斯的英国领事馆，发现那里有一群神色慌张的人们正在向领事咨询最新的战况。总领事身材高大、四肢柔软灵活，看起来平易近人，但精力却不是特别旺盛，尽管人们围着他就最新消息纠缠不休，他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他用慵懒无力的声音慢吞吞地告诉我们：现在的英国大使馆已经随法国政府搬到了波尔多，他也在热切地等待英国大使馆的消息，以便采取措施使英国公民安全地离开法国。
我驱车回到了费拉海角，整个下午都在等着从领事馆传来的消息，可惜啥也没有，每次打电话都占线。到了下午五点半，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便回到了尼斯（Nice）。刚回到尼斯，就接到了领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到大使馆下达的命令，所有的英国公民都要离开，会有两艘运煤船把我们带走。这两艘船刚刚在马赛把货物卸了下来，她们本来是要去阿尔及利亚的伯恩（Bone），现在被临时征用。两艘船现在正停靠在戛纳，明早八点我们要在码头集合，等待上船。我们不能带太多的随身物品，但可以带一个手提箱、一条毛毯和可供三天的饮食。我知道地中海里有意大利的潜艇，便问领事会不会有护卫舰，他说希望会有，但现在还不确定。不管怎么说，这是最后的离开机会，如果不抓住机会的话，政府就撒手不管了。这两艘运煤船都不足四千吨，有人希望不管是在奥兰（Oran）还是在直布罗陀（Gibraltar），海军部能够给我们派一艘班轮，领事要求我去劝说我家附近的英国公民赶快抓住机会坐船离开，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建议，于是我就出发了。
一路走来，我才发现，有些人还真是劝不动，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现在的家。有两位英国人已经在里韦艾拉长期定居，他们在英国没有亲戚朋友，不知道自己回到英国后该住在哪里。还有些人一想到长途跋涉就心生畏惧，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我们安全到达英国的几率有多大。实话实说，我觉得只有一半的可能，但我随即指出，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很可能被关押起来，那样的话不但搞不到钱，连吃的都不一定够。我让他们自己考虑，要不要冒险回国，然后我就回家了。
尽管我在与他们交谈时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但是我依然能够意识到，自己还是掺杂了一些个人意见，力劝他们回国。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被敌人关押起来。我岁数太大了，经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我宁可自杀，也不愿死在战俘营中。另一方面，意大利人有可能会让我待在别墅里，但我肯定不能使用电话，也不能与朋友们来往，也就是说，我被软禁了起来。战争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我当时还不知道外面已经在猜测，英国在几周内就会沦陷，对我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三四年我都这样被软禁着，生活空虚无聊，自己的存在也毫无意义，对此我实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宁愿逃离这个世界，因为它已经不能带给我任何乐趣。白天的活动把我搞得很累，于是我去花园里散散步，也许是平生最后一次，假如我走了，这里的景色我就再也看不到了。我再次扪心自问，是否有必要冒这个险，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有一次我在婆罗洲（Borneo）[1]差点溺水，从此以后，我就对溺水而死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之所以说是莫名，是因为当时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好让自己能漂在水面上，这当然是本能的反应。可真正做起来也很累人，于是当时不知怎地有一个想法，还不如死了算了。我现在已经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我的年岁也不小了，在我想做的各种事情中，我做得也都不错，以后的日子里，我只能无奈地面对自己体力和智力的衰退，感受越来越深的就是想要享受生活但却力不从心。我当时正在犹豫有没有必要努力抗争一下，还是更为理智点儿，就到此为止。楼上的卧室里有一小罐安眠药，我知道它将给我带来必要的解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还有一半的机会我是能够继续活下去的。我知道，假如我死了，会有几个喜欢我的人感到伤心难过。我还有许多书想写，我还想再多享受几年。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摇椅上，享受这看起来有些奢侈的闲暇时光，而内心不必带有任何负罪感。我在过去的岁月中已经忍受了不少痛苦，就是被淹死，那痛苦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于是我下定决心，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要努力去冒一冒。
[1] 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 Island），也译作婆罗洲（Borneo），是世界第三大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西部为苏门答腊岛，南部为爪哇岛，东为苏拉威西岛，南临爪哇海，北临南中国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