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匆匆吃过了晚餐，席间我们讨论了一下将来的计划，最后决定由那位美国公民杰拉德留下来照看我别墅里比较值钱的东西。尽管我也没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但确实有些东西因为年深日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培养出了感情，看着别墅里这些东西，几乎每一件都可以唤起我在某个遥远的国家幸福快乐的回忆，那里有我的青春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都抹上了浪漫的色彩。当然，这里面也会有故事，因为每一件宝物的得来都是机缘巧合。房间里的一些家具和艺术品也让我觉得难舍难分，但是它们实在不便于搬运，而且，尽管与它们感情很深，但在我心目中它们也并非不可替代。
我还搜集了很多画作，它们本来分散在世界各地，把它们搜集在一起也确实花费了我不少时间与财力。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有一种时尚，那就是为喜欢的演员画肖像，而且背景就是他们曾经出演过的作品。很多画家都画过此类作品，其中有名的是出生在威尼斯的佐法尼（Zoffany）以及荷兰人德维尔德（DeWilde）。我买第一幅此类作品是在三十年前了，因为我是一位剧作家，那张画儿也确实漂亮，此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种作品。当时，没有多少人在意这类作品，所以我买的时候价钱很便宜，一英镑或者三十先令就能买一张。我还花十九英镑买了一张佐法尼最好的剧场画作，它原本属于亨利·欧文（Henry Irving），很多年来一直挂在兰心剧院（the Lyceum Theatre）的演员休息室里。后来这种画的价格逐渐上涨，但只要在市场上看到了，我还是会忍不住买下来，现在我大约有40张油画，水彩画的数量也大概差不多。在伦敦的加里克俱乐部（the Garrick Club）有很多此类剧场画的精品，但我所收集的是私人手中最棒的，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画都藏起来，所以我选择了其中最好的十几张，和吉拉德商量着怎样把它们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我前面提过，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选编一部文集，现在想到要把它们扔在这儿，就觉得很可惜，但是它实在是一个大部头，搬运起来很不方便。不过我也不是特别在意，因为这项工作虽然无聊，但却可以从头再来。而我绝对不可以丢下的是我那些笔记本。我从18岁开始断断续续地写日记，到现在也没有间断。这可是我的一笔很大的财富，没有它们，我的很多书都无法完成。我一有相对较长的空暇时间，就会把这些笔记本上的内容精选一些打印出来，现在已经有厚厚的两大本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些出版。我已经销毁了原始的笔记，所以，如果打印稿再丢了，那简直是天大的损失。杰拉德告诉我，他可以把这些笔记本都藏在船上，我们希望，船头的美国国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美国领事馆已经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命令，告诉他们，不管美国财物被抢还是被毁，他们都不得参与。
我上楼去书房里拿了一些报纸，看到那张书桌，我不禁心情沉重起来。很多年来，这张书桌陪我度过了不少欢乐时光。我又看了一眼墙上那幅高更的画，这是很多年前我从大溪地（Tahiti）隐藏在蓬蒿之中的当地人的破旧小屋里买来的。我又看了一眼靠在墙边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类书籍，这些书不能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它们责难的眼神，因为我就要离它们而去。我现在要选几本在路上读，一时之间还真有点儿犹豫不决，因为它们不能占太大的空间。最终，我选择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受审始末》（Trial and Death of Socrates）、萨克雷的《艾斯孟德》（Esmond）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Villette）。后面是两本长篇小说，读起来颇能消磨时光，而且我确实很多年都没有读过它们了。
我的书房在顶层，我走出来，锁上门，又看了一眼下面深色调的地中海海面。然后我下楼去卧室收拾行李。我只能带一个包，所以到底该往里面放些什么，这让我颇费踌躇。我想亚麻布的衣服在哪里都可以买到，而套装制作起来耗时比较长，所以我只拿了感觉够用的亚麻布衣物，而套装却拿了不少。有一件新做的燕尾服，我没办法拿着，这让我很心疼，但我想，也许以后再也用不到这种晚礼服了。关于拿不拿那件晚餐用的夹克我也犹豫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把它塞进了皮箱里。我从**拽下一条毯子来，还有一个枕头，随后我去厨房查看我这三天所要带的饮食，厨师还有妮娜（就是那位特别善于勾人的女仆）都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我是突然之间做出离开决定的，但是发现家里并没有多少食品可以带到路上享用。我们发现了三四罐腌制的牛肉粒，还有半打儿沙丁鱼。走之前我还要去拜望一位年老的英国医生，他退休后就和妻子住在圣让村（St Jean）的一所小房子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只要有糖，人的生命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于是我又在箱子里放了三盒方糖，每盒大约两磅重，我还放了一磅茶叶、几袋空心粉、一罐酸果酱和一大块面包。杰拉德问我要不要带一瓶杜松子酒或者白兰地，我说不需要。到底需要什么，上路之后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没一个想到，路上真正需要的还有开罐器、盘子、刀叉、杯子和毛巾，这些最有用的东西反而都被忽略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随后决定当晚去戛纳，以防止第二天早上警察会关闭道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在自己的房子里过夜了。我做准备时的动静不是很大，以至于厄尔达（Erda）——我的一只腊肠犬，都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反常情况。它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会待在花园里，和野猫追来追去，我对仆人们说，要是我们被迫放弃这所房子的话，那先要把这条狗杀了。说到这里，我的喉咙里好像塞上了什么东西。车开动了，没有人说话，我的情绪特别低落。没过几英里就看到一只灯笼向我挥舞，于是我们就停下来，让巡逻队检查我的证件。有一次停车后，一名巡逻士兵问我们可不可以带一位英国妇女一起走。这位女士也是明早上船回英国，但她却没有办法去戛纳。我们说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很乐意，于是有一个女孩钻进了车里。她带着一个帆布背包，还有一条猎犬。我递给她一支烟，为她点烟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她身材不高，体型粗壮，面容倒是还不错，却有着一头乱蓬蓬的浅发。她神情忧郁，一脸惊惧。她父亲是英国人，现在已经过世了，母亲是荷兰人，现在住在位于卡涅（Cagnes）的一所小房子里。一小时前，她刚刚听说英国公民都要离开这里。我跟她说，恐怕船上不允许带狗。
“我不能扔下它不管！”她一脸的怒气。
我问她为什么要走，她说她已经和一位荷兰小伙子订婚，要是待在法国的话，她可能很多年都见不到她的未婚夫。但其实她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在哪儿，她现在能想到的是先去爪哇岛（Java），因为那里有她的亲戚。快到戛纳时，我问她要去住哪个旅馆，她说她想在沙滩上过夜。我猜想她可能住不起旅馆，就问她身上有没有带钱，她的回答很肯定。
“我的钱足够使，到前面让我下车就行。”
下车时，她连声谢谢都没有说，就缓慢吃力地走进了黑暗中。后来，我们在船上见到了她，她竟然真的把狗带上了船，因为有一名军官把自己的小包间让给了她。她穿着自己那身衣服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自己没有带吃的，有好心人会把吃的给她。她身上也没带钱，别人会把钱硬塞在她手里，接钱的时候，她经常会耸耸肩，一脸怒气。有人告诉她，到达英国后她的狗要被隔离，她每周还需要支付十先令的隔离费用。
“一周十先令？我哪儿来那么多钱？！”她气急败坏地说。
有几位好心的女士聚在一起，帮她凑够了这笔钱。她恨恨地把钱接了过来，连句表示感谢的话都没有。我从没有见过哪个女孩能够如此善于讲述自己的悲催身世，而又对别人的帮助不知感激。
一走进卡尔顿酒店（Carlton Hotel），就能感觉到这里与众不同。这是戛纳最有人气的酒店，现在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人们都穿着晚礼服，有些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是群魔乱舞，有一种末世狂欢的感觉。人们来自各个国家，有的想留在这里，有的则急于逃离。谣言满天飞，有人说德国人会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打进来。第二天早晨我走到码头上，那两艘运煤船已经在浅水湾等着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