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伦敦后不久，我见到了科尔宾先生（Monsieur Corbin）。我与他相识也有一段时间了，经常与他共进午餐，他这个人严肃而冷漠，有点儿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跟他交往，你常会得到一种印象：你越是想和他接近，他的内心感受就会越为尴尬。我下电梯时，他正要进来，就这样机缘巧合地再次相遇了。我们握了握手，他祝贺我安全抵达了英国。我以前见他的时候，他要么是宴会上的贵宾，要么就是宴会的主人，在豪华的大使馆里招待我们这些宾朋。而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可怜兮兮的老人，脸色苍白，身心疲惫，国家的沦丧让他显得背都有些驼了，他看上去比以前老了至少二十岁。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十分震惊，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我本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时局的遗憾，但是在这样沉重的灾难下如此表达就算不是雪上加霜，至少也无济于事，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傻乎乎地盯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看着他走进了电梯，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前边提到过，在1939年末，我为了写那本小册子，花了六周的时间在法国四处游走，目的是告诉我的同胞们法国人正在积极备战，工厂的工人也都在满怀热情地工作，而在军队里，所有官兵都行动迅速，随时准备迎战。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忠实地记录了我目睹的一切，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这样。
现在回想起来，我隐约感觉到，有时候一些很随意的谈话，一些并不引人注意的事件，其实本让我对当时的印象产生一些怀疑，这就像是在风中举起一根小草儿，就会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现在我十分自责，为何当初对这些事情没有多加留意。我为当时自己的感觉如此迟钝而懊悔不已。因此，回到英国后，我有意识地询问了一些身居要职的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一些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所无法获知的消息，也许从这些消息中就可以隐约推测出法国最后的陷落。但是我发现，不但对我来说法国的陷落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竟然也一样。他们也没有预料到，拥有强悍军队的法兰西民族竟然还没有波兰抵抗的时间长。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法国人竟然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自己的首都，打破了自己一次又一次许下的庄严承诺。
到了现在，我本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讲述法国沦陷的具体原因，但是我逐渐意识到，也许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会对美国和英国民众有更大的帮助。导致法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存在于法国人身上，这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只有努力避免这些失误，并对人性的缺陷时刻保持警惕，才有希望逃脱国家沦陷的魔咒。
如果我在这里谈论的有些现象和结论我在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提到过，我敬请读者们原谅。对我来说，这个话题极其重要，值得我们一说再说。我还希望读者相信我，下述言论确实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没有人会没有来由地承认自己如此缺乏智慧与判断力。我一直对法国情有独钟，在法国有很多朋友。我在法国尽情享受了他们所赐予的善意，他们都很尊重我，而且就算我真说得上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法国的艺术、文学与文明。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必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这其中包含着迷茫与困惑、对私利的追逐、优柔寡断以及信念的破灭，我的内心充满了忧伤，而没有丝毫的敌意。
法国人经常为了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内斗，这种坏名声几乎尽人皆知。但是他们总是信誓旦旦地说，一旦国家有难，他们就会放弃分歧，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应对敌人。这次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这不是真话。在议会中的所谓团结一致只不过是表面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层次的仇恨与敌意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这都是布鲁姆（Blum）政府遗留的后患。在内阁中，为了一些重要职位，各位部长们正在明争暗斗，背后捅刀子，共产党被迫解散，而共产党在议会中的代表要么被抓，要么被流放，尽管整体来说他们对工人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法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一直很差，直到布鲁姆开始对此改革，而他们的所谓改革措施在其他同等国家中早已实施多年。在法国，很少有雇主认真考虑雇员的权利。在巴黎的一座大型百货商店中，雇员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男女员工应该有相对独立的厕所。工人们的工作时间超长，雇员的工资也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为了进一步表现有钱阶层的思维方式，我想再次引入一段对话。这段对话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一位银行家朋友，我的这位朋友善良、正直而且慷慨。一天下午，我去参加了位于拉雪兹公墓（Pere Lachaise）的一次共产党集会。那里的横幅铺天盖地，但上面的标语基本一致，大多写着同样的三个词：和平、工作、福利。当天晚上，我见到了那位朋友，便情不自禁地对他说，很难想象，在大革命发生一百五十年后，法国工人阶级提出的要求还是这么卑微。
“当然了，也没什么可以要求的。”我说。
他对我说：“和平自然没有问题，工作当然要有，但说到福利，门儿都没有，他们就不应该期望过高。”
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我看是没有必要了。当然，布鲁姆政府有些急于求成，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的提议在法国根本不切实际。有钱阶层都人心惶惶，连忙把自己的钱转到国外去，法郎开始贬值，政府也随之摇摇欲坠。有钱阶层终于舒了一口气，而工人阶级却满腹怨气，自此之后，有钱一族开始不停地被布尔什维克的梦魇所困扰，战争爆发后，他们所惧怕的正是这样的幽灵。很多大公司都与德国有贸易往来，贵族阶层和大资本家当中有很多很多人羡慕别国的独裁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独裁者至少成功抵御了恐怖的苏联社会主义，他们公开宣称，如果让他在德国式的独裁统治以及布尔什维统治之中选一个的话，他们会更倾向于德国人的方式。这些人愚蠢至极，他们竟然相信，就算德国人攻进来也不会动用他们的财产，而他们坚信，一场共产革命将会夺走他们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说说军队方面。法国军队一向被认为是欧洲第一强，而总参谋部也被认为最具有执行力。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军人，在那个漫长的冬天，法国军队毫无动作，战争动员令刚刚下达时所燃起的战争热情早已消失殆尽。官兵们更为忧心的是读到家中的来信，信中告诉他们说，家里的农场因为缺乏劳动力已经濒临破产，商店也完全没有了顾客，不管是什么买卖，现在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于是他们就会想，我们与其坐在马奇诺防线后面无所事事，还不如回家照看自己的农场、工厂或者商店呢。而当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退一步说，如果有优秀的指挥官，他们的仗也可能会打得更为有效，只可惜这也是他们的弱项。法国此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些还不够，民主制度归根结底要依赖个体的道德水平，如果民主与腐败纠缠到了一起，那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你没有机会在法国常住，你就无法了解那里的腐败问题有多严重，这在法国的各个阶层非常普遍，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集体的道德沦丧。对享乐主义的追求简直疯狂到了极致，而对于所谓的荣誉，大家的内心深处完全瞧不起，很多年轻军官都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他们会去巴黎度假或者回家，然后自己琢磨：干嘛要打仗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只要挣得够多，他们宁可为希特勒服务，他们想要的只是平静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私利，如果希特勒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些，那干嘛还要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没有人可以征服法国精神，就算在德国人的统治下，那依然还是法国，这种情绪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战争中不乏英雄行为，很多军官忠于职守，战死沙场，但是我也听说了很多让人丧气的故事：有些军官把部队丢在前线，自己乘车仓皇逃到安全地带；也有些军官完全不管自己部下的死活，一心只想着把老婆孩子从德军有可能占领的区域带出来。众所周知，上百万的难民不仅阻碍了部队的行动，而且也加重了法国民众的悲观失望情绪，所以这里我需要再次指出，这是降低法国军民士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也都明白，甘末林（Gamlin）能力有限，他之所以能够掌控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只不过是因为他是一名成功的政客。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国人对总参谋部充满信心，其实，这些人年事已高，老迈不堪，他们完全没有吸取上一次大战的教训，而且还盲目自大，他们无法从德国入侵波兰中了解德军的战斗方式。位于前线的将军们亲口告诉我说，波兰之所以沦陷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法国总参谋部的建议，他们还告诉我，法军只需坐等德国人攻击马其诺防线，然后借机一举击溃他们。当马其诺防线完全失去作用后，他们就乱了阵脚，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也没有对士兵进行培训，教给他们如何应对德国的装甲部队，尽管逃亡法国的波兰军官尽其所能向法国人描述了自己在战争中通过惨痛的失败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是那些法国将军根本瞧不起波兰人，对他们的建议法国人才懒得去听。所以，后面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法国人被德国的先进战斗方式所震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福煦（Foch）[1]曾说过；“要是法国有危险，就去把魏刚找来。”魏刚将军赶来救火，但他看了看整个局势，然后告诉雷诺（Reynaud）[2]说，情况已经无法挽回。雷诺将此事报告给了我的一位朋友，然后又加了一句：
“要是我的总司令是位失败主义者，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魏刚曾是一位出色的参谋，他曾经声名显赫，但也正是因为怕毁了自己的好名声，他不愿意去冒巨大的风险。他这个人虚荣心强，野心勃勃，充满热情而又独断专行。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已经70多岁了），他从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之后他频繁出现在巴黎的各种沙龙里，竟然也沾染上了当时席卷全国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慌。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同胞的堕落忧心忡忡，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信念：法国必须经历一场巨大的考验才能重获新生。当战争的灾难来临后，他的这种信念变得更为具体：法国要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也许吧，也许这是事实，但是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的心理状态绝对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当他对此失去了希望后，他又将全部精力放在了重整军队上面，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护社会秩序。
关于贝当（Petain）[3]，我没什么好说的，他岁数太大了，而且身心疲惫顽固，又极端自负。从本质上说，他也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总是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在很多人看来，他这人缺乏决断力。对于总参谋部，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他们确实很无能，而且官僚作风严重，经常会让一些讲求实干的军官遇到很大阻力。有人跟我说，他曾看到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就放在跟他的办公室同一层的某个屋子里，这份文件是要发给他的，但直到一星期后他才拿到，而两间办公室之间的距离顶多十米。还有，在一些急需武器的地方却没有武器。我明明看着工厂里生产出了一排排的坦克，可德国人进攻时这些坦克都到哪儿去了？大量的坦克就堆放在工厂的空地上，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这些坦克不是用来保家卫国的，而是在工人游行时残酷镇压用的。
现在来说说这些政客。他们的故事既让人痛心，又让人困惑。提到他们，下面这些关键词个个用得上：追名逐利，背信弃义，优柔寡断，心怀恐惧以及尔虞我诈。那些被辞掉的部长们会密谋陷害他们的取代者，内阁成员之间也互不信任。曼德尔（Mandel）是其中最有能力者，但他却得不到重用，只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以前的政府高官都与敌人有所往来，这无异于叛国。妇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是什么好作用。据说德波特夫人（Madame de Portes）——雷诺的情人——想方设法进入了内阁会议。据可靠消息，有一次，她坚持要见雷诺，负责守卫的军官不得不对她使用武力；还有一次，当英国大使想劝说雷诺与英国结盟时，她猛然打开门，大喊：
“请您不要答应！请您不要答应！”
正是德波特夫人引诱雷诺将鲍迪安（Bauduin）带入了内阁，并任命他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一举动简直是一场灾难。鲍迪安是一个银行家，新天主教徒在重建社会道德方面与雷诺意见基本一致，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真心的。在与英国大使和波兰高官（大家一定要记住，与英国签订的协议一样，法国与波兰也郑重的签订了协议，保证不会单独与德国媾和）的谈话中，他扮演的就是一个大骗子的角色。他不让波兰代表看到停战的具体条款，而这些文件就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尽管内阁已经决定要接受这一停战协议，但却告诉他说他们不会答应。政府将迁往非洲继续抵抗。
说了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人目光短浅，被战争的威胁吓得魂飞魄散，而且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没有国家的安危。当他们不忍心炸毁自己重金建造的桥梁和工厂，而是让它们落入了德军的手中时，他们的事业就已经失败了；当他们没放一枪一炮就眼睁睁地看着巴黎沦陷时，他们的事业就已经失败了。恐怖的气氛已经笼罩了整个国家，包括军队，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随后才导致了现实层面的失败。
我可以用三言两语来概括法国沦陷的原因，总参谋部能力有限，军官们虚荣心强；在现代战争中信息不畅，而且勇气不足；士兵们心怀不满，三心二意；普通民众整体上愚昧无知，他们对政府心存疑虑，而且从来就不认为战争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法国的有产阶级更怕布尔什维克更甚德国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怎么保住自己口袋里的钱。政府昏聩无能，腐败丛生，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国家也并不忠诚，所以不能说法国的战败是个奇迹，这样说就错了，它不战败才是奇迹呢。
这次已经没有了克列孟梭（Clemenceau）[4]或者福煦来创造奇迹了。但是，能不能说法国就真的被征服了呢？军队已经被打败了，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呀，他们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现在还没有看到，但他们也很快就可以体会到生活在德国人的铁蹄下是什么滋味，莫非他们就不能做点儿什么让自己得到解放？反正我是不信。法国人勇敢而又充满自豪感，我一直在想，当他们从屈辱的绝望中恢复过来后，一定会有新的领袖崛起，意志坚定的人们会紧紧跟随他们的步伐。
我无法相信法国人会屈从于纳粹统治者对他们的奴役。我们这些热爱法国的人不必丧失希望，这些人渣会被一扫而尽，正直爱国而又充满勇气的法国人中会一浪一浪地扑来。我认为，当时机成熟时，他们有能力把统治者掀翻，恢复法国的独立地位，像以往一样成为国际大家庭的重要一员。
谈论这个话题时，我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的。我们能从这一悲剧中学些什么？我们可学的很多，但有些非常明显，不用我在此赘述，我只想强调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尊重任何东西胜过自由，那它就会失去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他们看重的是享乐或者金钱，这一切也都会失去。如果一个国家要为自由而战，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下列品质：诚实、勇气、忠诚、远见以及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不具备这些品质，丧失自由的责任就应该完全由自己承担。
[1]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的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多场战斗。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被任命为北部集团军司令，并一直任职到罗伯特·内维尔接替约瑟夫·霞飞出任法军总司令，之后被调往法军总部。1918年被任命为协约国最高司令。1918年代表法国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对德停战协定，后又在巴黎和会上发挥重要作用。生平有不少著作，曾提出胜利在于意志的观点，后来认识到军队新装备和机械化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歼灭思想和集中优势兵力原则。
[2] 保罗·雷诺（Paul Reynaud，1878－1966），1940年出任法国总理。他主张法国抵抗纳粹德国，但因国内绥靖势力，又摇摆于鸽派和鹰派之间。德国于1940年侵入西欧且法军溃败之时，任魏刚为法军总司令，且组建魏刚防线，但一天即被德军突破，而后在巴黎不设防后同意并采纳戴高乐的将政府迁至波尔多和图尔并在之后转移的建议，且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三次会谈，且向罗斯福求救，但双方都出于政治和经济角度未给予帮助。但雷诺宁愿辞职而不愿休战，在贝当当权后被捕并一直遭到盖世太保和维希政府的拘禁，囚禁在奥地利，1945年获释并恢复原职，并任国防部长等职。
[3] 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8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也是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总理。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军总司令，带领法国与德国对战，被认为是民族英雄。1940年任法国总理时，因向德国投降议和而在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4] 乔治·克列孟梭（法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