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的诗作，娴熟的诗词技巧和艺术，使得毛泽东这位作为政治大家的诗词大家，在诗词领域同在政治领域一样魅力超群，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自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诗人政治家的毛泽东与当时诗坛名人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等诗歌唱和互答，竟成文坛佳话。而毛泽东所赋写填就的诗词，更被视为文坛之宝，以至后来毛泽东每出一诗，不仅万众瞩目，构成人们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更构成人们重要的政治生活的内容。尤其是1957年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公开发表后，更是注家蜂起，立时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毛泽东诗词学习和赏析热潮，并随之形成了一种读诗写诗的文化氛围。在此后的10余年中，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活动和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活动培育了一大批古体诗词热爱者，培育了一大批学习、摹仿其诗词风格去写作古体诗词的追随者。
在以学习毛泽东诗词为荣的年代里，毛泽东的诗词风格同时深深影响了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青年学生，使他们中也不泛爱诗善诗的佼佼者。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陈明远的青年学生因习写古体诗词、其风格与毛泽东诗词风格相似而名传一时，乃至红卫兵把他所写的诗词与毛泽东诗词混同在一起结集发表并流传全国。可以说，毛泽东诗词就像一颗明亮的太阳，照亮了中国这个诗词大国中每一位诗词爱好者的心。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怎样从事诗词活动的？尤其是在建国后，毛泽东生活在一种怎样的诗词空间中？对毛泽东的诗词生活进行探微，定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探微包括：毛泽东与诗友们怎样交往，与诗友们怎样谈诗，怎样为他们改诗，或为自己的诗作与之讨论如何修改；当人们对自己的诗词有误解时，毛泽东又是怎样进行解释的。同时还包括，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是怎样吟咏古人诗句的，他在吟哦这些诗词之时又是怎样议论历史上伟大诗人及其诗作的。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探讨，我们就会进入诗人毛泽东的日常诗词生活。
（一）毛泽东改诗
建国以后，毛泽东周围聚集了一批诗友，如老一辈名流柳亚子、黄炎培、章士钊；同一辈名流郭沫若、周世钊，以及周谷城、臧克家、袁水拍等；党内领导干部中的陈毅、叶剑英、董必武、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等人。这些诗友，都以各种形式同毛泽东进行诗词交往。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是诗国的盟主，故他们中有不少人都自愿追随在毛泽东左右。
在这些追随者中，不仅有“元帅诗人”美称的陈毅，也有堪称“中共中央一枝笔”、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作为《诗刊》主编的诗人臧克家当然也在其列。当然，这一群人毕竟只是少数上层文化名流或亲近他的人士。能直接同毛泽东接触、亲聆毛泽东诗教的，或近水楼台先得月者当然也就是胡乔木、陈毅，以及臧克家等一些著名诗人。他们多次从毛泽东那里听取过为诗之道。
这些人士向毛泽东学诗，或者说同毛泽东进行诗词交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或是受时尚的影响学写古体诗词、并请毛泽东修改诗词，或是向毛泽东学习古体诗词的写作方法和经验，或是研究古体诗词的音韵声调格律，或是同毛泽东讨论中国诗词的发展方向，等等。
1
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在1960年代初再次因病而离职休养的时候，他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在“专事游山玩水”之外，还“专看闲书，不看正书”。由于受时尚的影响，他这时也关注起诗歌来。他不仅注意到诗人郭小川当时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长篇新诗《厦门风姿》，而且还同陈毅、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对这篇长诗进行过讨论。对于杭州大学教授、词学研究家夏承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谈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和《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两篇文章，胡乔木更是很感兴趣，特致信夏承焘教授进行商讨。
胡乔木不仅善文，也能写诗，病休中读诗吟词，引起他诗兴大发。不过，这位过去只写新诗的大笔杆，这时却对旧体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4年10月，胡乔木在杭州西湖之畔写了第一首词《六洲歌头·国庆》：
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种，自由梦，义竿耸，怒血迸。讶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
喜江山统，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六洲共；驾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问，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
自填了这首词后，胡乔木一发不可收，接连又填词七首。例如他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即填写了一首《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尽管这类诗词如他自已所说的“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其词云：
一幕惊心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芳春男共女，瞎马悬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碍垂天翅？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已。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
不言而喻，胡乔木学写旧体诗词是受了毛泽东的感染。由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胡乔木将自己最初写成的十六首词，抄呈毛泽东。毛泽东收到胡乔木的诗词后，非常喜欢。尽管毛泽东政务缠身，非常繁忙，但他仍然忙里偷闲为胡乔木改词，付出了巨大精力。这些词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后，确实增色不少。例如，在胡乔木原作中，其《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的尾句是“万里千斤担，只用一愁眉”，毛泽东将之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其《沁园春·杭州感事》的尾句是“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毛泽东将之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其《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的尾句是“魔尽凯歌休，灌缨万里流”，毛泽东将之改为“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显然，毛泽东修改过的这些词更具有艺术性、可读性。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还两次指示康生就胡乔木的词同郭沫若商酌。
毛泽东多次为胡乔木精心修改词作，胡乔木甚是感激。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特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注），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因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两个字。幸同时寄呈郭老，他详细地推敲了，给了我一封长信，除指出以上错漏外，还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便于您最后改定，我向人民文学社要了清样（结果不知怎的寄来了原稿），想根据郭老的指点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说明，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续写了三首《水龙吟》，重加排次，使这一组词相具首尾，补足稿中应说而未说的方面，请您审阅。这三首我也另寄郭沫若同志和康生同志了，请他们把修改的意见直接告诉您。
《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同志和陈冰同志看过，后来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士廉、曾祥仁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批语：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
敬礼
???????????????????????? 胡乔木
1964年12月2日
就这样，胡乔木将自己写成的诗词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之修改，并退回他；胡乔木收到后再行修改，并再次寄送毛泽东请为修改；毛泽东又予以推敲、修改后退回胡乔木，胡乔木又进行精心修改，再一次呈送毛泽东……仅为诗词修改之事，胡乔木与毛泽东信函往来如此频繁，实属少见。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改好的词亲自安排刊物发表。为发表和转载胡乔木的《词十六首》，毛泽东曾分别给《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的负责人吴冷西和刘白羽写信：“请在新年（一月一日）发表为盼。”“此件已送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发表，你们可以转载。”并且，发表前毛泽东又两次对胡词作了修改。
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过的《词十六首》1965年元旦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同时，也发表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上。胡乔木《词十六首》这般“高规格”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周振甫曾两番对之加以诠释，王季思教授亦对它作了讲评。
胡乔木的词经毛泽东修改并安排发表后，由于受到莫鼓舞，胡乔木的诗兴更浓了。于是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不断地赋诗填词，每月数首，在1965年又写出《诗词二十六首》。如1965年3月胡乔木看了影片《夺印》，即填写了《梅花引·夺印》这样一首词：
领袖语，牢记取，百年大计争基础。背行囊，带干粮，眉飞色舞队队下乡忙。当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众靠。万重山，不为难，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
社藏鼠，欺聋瞽，不爱贫农爱地主。话连篇，表三千，偷梁换柱黑网结奸缘。人问自有青霜剑，慧眼何愁形善变？起群雄，灭阴风，还我河山长作主人翁。
这二十多首词，胡乔木抄写好后仍呈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之即又作了两番修改。第一次修改后，毛泽东于1965年9月5日批示道：“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他还在扉页上批道：“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好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胡乔木自己又修改了一遍，然后又呈送毛泽东。9月15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批示道：“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一句须改。”
毛泽东所说的“南针仰”，是指胡乔木词中的“干戈掌，南针仰”句。毛泽东将之改为“干戈掌，方针仰”，并加注说：“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同时，胡乔木词中的“文武双全劳动好，营地乐，胜天堂”句中的
“天堂”，毛泽东将之改为“家乡”，并在一旁批注：“要造新词，天堂、霓裳
之类，不可常用。”
胡乔木对自己所填的词能得到毛泽东的修改并安排发表，其欣慰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他后来在《人比月光更美丽》一书曾由衷地这样说：他的词
“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胡乔木的这番话并不为过。确实，当胡乔木这位旧体诗词新手将自己的作品送到毛泽东那里之后，毛泽东对之“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这正如江青后来曾当面斥责胡乔木时所说的：“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
胡乔木所填的新词尽管都要送给毛泽东修改，有“干扰”毛泽东“工作”之嫌，但他终究从中获益良多。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时能逐句修改胡乔木的作品，可见对胡乔木的厚爱和对诗词的喜欢。而胡乔木则从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修改中学到了为诗的秘诀。不断的写作实践，使胡乔木的诗词艺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例如他的《采桑子·反“愁”》就是明证。其中二首云：
谁将愁比东流水？无限波澜，载得风帆，踊跃奔腾直向前。
登天蜀道何须怨？不上高山，突兀颠连，怎见人间足壮观？
相思未了今生愿。万里烽烟，怒发冲冠，岂可缠绵效缚蚕？
孤芳绝代伤幽谷。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
2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元帅诗人陈毅，鉴于胡乔木多次请毛泽东修改诗作，甚是羡慕，于是也请毛泽东改诗。1965年夏出国访问后，陈毅即将自己所赋的几首诗送呈毛泽东修改。毛泽东虽然手无闲暇，但还是抽空为陈毅修改了其中的一首《五律·西行》。
毛泽东在为陈毅改诗时，还特地写了一封谈旧体诗写作和旧体诗格律的信，阐明为诗之道。这封信对于研究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观极为珍贵。毛泽东开首对陈毅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毛泽东虽然称自己不能改诗，但还是在信中附了一首经改过的陈毅所作的五律《西行》。他谦虚地说：“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馀不能改了。”不过，毛泽东接着在信中讨论起为诗之道。他说：“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将为诗的规则如诗赋要讲平仄，要用形象思维，要有比、兴手法等见解和盘托出。这也是毛泽东在写诗填词时一贯注意遵守诗词格律形式的表露。对诗友的诗作在精心修改的同时，又如此开诚相见、推心置腹谈为诗之道，这不仅成为文坛佳话，同时使他的诗友陈毅受益匪浅。当然，这也是毛泽东自己为诗的经验之谈，尽管他谦逊地说自己于写诗“还未入门”。
陈毅请毛泽东改诗、向毛泽东学诗、谈论当然不止这一次。例如，就在胡乔木诗词发表的时候，陈毅就与毛泽东面议过诗词格律之事。1965年1月 20日，陈毅在致胡乔木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
乔木同志：
……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您填的词我是能懂的。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因此您初次习作，便能入腔上调便是成功，中间有几首我很喜爱。您多写便会更趋熟练，以此为祝！大创作是等着您的，更以此为祝！中国新体诗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张从旧体诗略加改变去作试验。我写新诗亦习作旧体，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有助于新诗的形成。这想法不坏，但实践还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词，便大喜，以为我们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较严守词格，这是对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但也有到了大破规矩的时候，便更好些，这看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陈?毅
1965年1月20日
这封信说明陈毅是毛泽东的诗友。而毛泽东致陈毅谈诗词格律的信和陈毅至胡乔木谈诗词格律的信充分表明，毛泽东是非常注意研究诗词格律的。他在复信中向陈毅强调“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是他对陈毅的特地提醒。事实上，早在1957年接见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毛泽东就曾这样对他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
3
毛泽东为胡乔木、陈毅等人改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待诗词创作的态度。毛泽东自己的诗词填成后，更是精心修改，反复推敲。这不仅从他的手稿中可以看出来，亦从他与人们谈论为诗之道时可以看出来。1963年冬，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三十四岁的诗人桑托斯访华、在接受接见时同毛泽东谈起了诗。他说：“我们很多人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我知道我的声音并不完美，但我在继续努力。”桑托斯言毕，把自己预先准备的礼物—— 一册中文版诗集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礼物后，有些意外且有些惊喜地问道：“你会写诗？这是送给我的？”接着便同桑托斯谈起了写诗的方法：“有些诗写好后，不能马上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
在桑托斯回答说“很少”之后，毛泽东又接着这样说：“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不过，他还幽默补充了一句：“不征求敌人的意见，只征求朋友的意见。”
在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同外宾谈及诗词时，总谦虚地说自己是少产作家。例如，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几个国家的代表团时，其中一位外宾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做诗，我是少产作家，不是多产作家。”这位外宾便说：“所以要请主席多作几首诗，因为帝国主义不知道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影响大。”但毛泽东则说：“再多写几首，总要有问题。过去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这七年中，也没有写几首诗，整天忙得很，把诗搞掉了。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又如，1963年11月，当来华访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毛主席是否还写诗时，毛泽东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这种少产作解释时归结为太忙，“把诗搞掉了”，似乎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毛泽东赋诗填词时从不取轻率态度。在毛泽东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没有过一气呵成而不作修改的作品。他对诗词的修改，不光是自己闭门苦思，把玩推敲，同时还征求同道诗友的意见，以克服所谓思想好而艺术欠佳的弱点。
从1950年代末起，毛泽东每有新作，往往寄给一些诗家，请他们帮助润色；甚或在作成之时就同身边的秘书、卫士交换意见。例如，1958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因读报纸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激动得难以成眠而做成七律两首后，便对身边的卫士封耀松说“你听听怎么样”，接着就念给他听。当封耀松说诗“真好，太好了”时，毛泽东又问“什么地方好？”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故乡咏成《七律·到韶山》后，也一改再改，例如诗的最后一句就作了多次修改，该句最初是“始使人民百万年”，后改为“人物峥嵘胜昔年”，最后才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同年7月咏成《七律·登庐山》后，毛泽东也是多次修改。该诗原有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后删去。回北京后，毛泽东9月1日就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这两首诗寄给《诗刊》的编辑臧克家和徐迟，说“录上呈改。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不过，毛泽东对这两首诗还不是很满意，于是在9月7日让胡乔木把它们送给郭沫若修改，并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请将两首诗“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他还这样感叹：“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诗人间的交心之谈，也似乎是作者的自白。当然，尽管毛泽东说自己的这两首“主题虽好，诗意无多”，但他还是十分珍爱的，故力求把它们改好。郭沫若接到信后，便对这两首诗细心推敲，并在1959年9月9日和10日致胡乔木的信中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如何。”“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
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接胡乔木转呈郭沫若的信后，毛泽东对诗句又进行多处修改。不仅修改了“冷眼向洋观世界”等句，还将‘欲上逶迤”改为“跃上葱茏”、将“四
百盘”改为“四百旋”，等等。改完后，毛泽东再让胡乔木送给郭沫若，并在附后信中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臧克家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也对《七律·登庐山》一诗进行琢磨，并提议将其中的“热肤挥汗洒江天”句中的“热肤挥汗”改成“热风吹雨”，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臧克家的意见。
毛泽东不仅对于新咏成的诗作一改再改，而且对成之于战争年代的旧作也多次修改。
自从《诗刊》公开发表18首毛泽东诗词后，《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也开始着手收集一些流传的毛泽东的诗作。1961年初，他们看到邓拓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苏区时写的有关战争的六首词，就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寄给毛泽东，并希望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对于这六首词，毛泽东反复琢磨，又精心作了修改，直至1962年5月才发表。发表前，毛泽东将这六首词先后给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看过，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见到这些意见后，即在回信中说“改得好”，并问“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后来，毛泽东又把这六首词寄给《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斟酌修改”。陈白尘主要擅长写小说和戏剧，因而未敢“班门弄斧”，毛泽东便又致信说“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发表时，毛泽东在《词六首》前加了这样一个说明：
这六首词，是1929年—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至1963年，毛泽东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新作。这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主席诗词》。这部集子共收入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有十首。这部诗集出版前，毛泽东对它一再进行了修改。例如，《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词的题目是1963年发表时增补的，词中的“雪里行军情更迫”句，原为“雪里行军无翠柏”，在一份手稿上又作“雪里行军情更切”；“风展红旗过大关”句，手稿原作“风展红旗冻不翻”。又如，《七律·长征》中的“金沙浪拍悬崖暖”句，毛泽东听取别人的意见将它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
对于这部诗集，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关心它的编选工作。在诗集正式出版之前，毛泽东让人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同时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有20多人的征求意见的会议。出席这个征求意见会议的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臧克家、袁水拍等人。尽管这次会议对诗稿的内容谈得很少，主要是肯定这本诗词集出版的意义，但仍然可见毛泽东对自己诗作的慎重。
与会者对诗集进行讨论后，田家英把意见转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斟酌思量，吸取一些好的意见。参加会议的臧克家回忆说：“我事先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会后托田家英代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即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的调换。我心里激动而又感动，感动而又钦敬。” 在臧克家这些诗人看来，帮毛泽东改诗固然是为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加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何妨不是一个向毛泽东学习诗词的极好机会呢？而毛泽东则本着文章不厌百回改的信条，对自己的诗作精心推敲和修改，终使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的诗艺精品，成为世人喜爱的瑰
宝，成为传世之作。
（二）毛泽东释诗
自1957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以后及随着毛泽东新诗作陆续问世，不仅习写旧体诗词成为国中时尚，而且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注解、领会其内容，对之作崭新而贴切的解释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加之毛泽东有很多诗友，如柳亚子、黄炎培、章士创、郭沫若、周世钊、周谷城、减克家、袁水拍，以有陈毅、叶剑英、董必武、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十分喜爱毛泽东的诗词，因而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形成了全国性的毛泽东诗词学习和研究的热潮，成为一时风尚。在这种全国文化界大学毛泽东诗词的氛围中，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等人对毛泽东诗词的注解可谓一马当先。而作为领一代**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当然愿意人们能够正确地领会和解释自己的诗词，他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不时对自己的诗词作出一些解释。于是，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注释和毛泽东本人对诗词的解释形成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毛泽东诗词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作为作者，毛泽东在关心自己的诗词不被曲解而进行解释时，确对人们正确地理解和学习他的诗词大有助益。例如，《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准备发表毛泽东的《词六首》前，即请郭沫若写了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郭沫若即写就对诗词学习、领会的文章。郭文的清样出来后，编辑部立即送呈毛泽东“删正”。毛泽东见郭文的解释不对，即以郭沫若的口吻就《娄山关》一词的解释改写了一大段文字：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2、3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场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两句话。
这段有关《忆秦娥·娄山关》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过程的权威解释，既消除了包括著名诗人郭沫若在内诸多人的误解，亦有助于广大诗词爱好者和学习者正确领会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解释当然不限于为一些正式发表的诗词写解释文章，在与一些友人或故旧甚至护士的书信中，他也对自己的诗作作出过多次解释。1956年12月，毛泽东将自己的两首新词《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抄寄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黄炎培读完后因对某些词句有误解而建议作些修改，例如像“极目楚天舒”这样的句子。
在接到黄炎培的信后，毛泽东专就黄炎培建议改动《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些词句有误解而在1957年2月11日复信说：“任之先生：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为一些诗句而专门通信讨论，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能得到正确理解的重视程度。
在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亦花较大的篇幅来解释自己的诗词。因为他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位老同学蒋竹如对自己《七律·送瘟神》中的有关句子理解不正确，他特地引经据典，根据自然科学的知识和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写了如下一大段话：“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从毛泽东的这一大段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的每一句诗词中都隐藏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毛泽东能出神入化地将这些知识催化为令人百读不厌的诗句。
对于《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这两首律诗中不易理解的句子，毛泽东曾几次在信中作过解释。在1959年9月30日致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在谈完郭沫若曾给他写了两封信，就《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诗的修改提出意见，自己受启发后对它们又改了一点字句之后，特在信的末尾附言对诗中言及的“霸主”以及整首诗的意旨作了简明的解释。他说：“‘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1959年12月29日，毛泽东专门复信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为自己做过保健的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为《七律·登庐山》中有关句子的理解作答：“学坤同志：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 研读过这些书信，对毛泽东一些诗词的理解就会更精确，就会消除种种不必要的误解和穿凿附会。这也许是毛泽东有问必答的动机吧。
1966年4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他写信，说在主席诗词注释本中，有两三处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请示。一是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作了一个题注，二是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句复原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三是《七律·送瘟神》诗中“千村薜苈人遗矢”句的薜苈拟改作“薜荔”。胡乔木在信中请示所作的题注和提拟的修改不知是否适当。毛泽东接信后，不仅对修改表示同意，更动手对题注作了增补。他在其中增写了如下一段：“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夺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 这一增补把当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发展的客观条件讲清楚了，为人们正确理解《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提供了史实根据。
2
毛泽东还有几次就自己的诗词的理解作出过较为系统的解释。毛泽东诗词在50年代中期及以后陆续发表后，诗学界迅即掀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热潮。著名诗人臧克家、周振甫等在学习、领会和研究毛泽东诗词方面可谓一马当先。1957年，他们率先写出《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接着，他们又合作在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毛主席诗词讲解》。而文物出版社在1958年分别推出《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
《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后，全国的诗词爱好者更是纷纷著文解释，一时洛阳纸贵。面对这种注释、讲解的热潮，由于人们各有说法，也不甚正确，毛泽东即认为自己有说明的责任。1958年在广州时，由于有些闲暇，他便在文物出版社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作出了若干批注，以澄清人们的误解。其批注共有如下十三条：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锋（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餮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二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三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
五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六
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七
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八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九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可！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十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国之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
十一
乐奏：这里误植为奏乐，应改。
十二
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它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毛泽东不仅特地对自己的诗词作出精简扼要的说明，还打算就诗词问题与臧克家、郭沫若等诗人商谈、讨论。仅在1961年，毛泽东就给臧克家写过三封信。4月下旬，他在杭州致信臧克家说，“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谈”。可是因为工作忙，他们没有谈成。11月30日，毛泽东又致信臧克家说，“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明年1月内我看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这天，他再次致信臧克家说：“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可是后来不知何故，最终还是没有谈成。
也许，毛泽东所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正确理解和解释自己的诗词以及系统澄清人们的各种误解，但竟以未谈而告终，实是憾事。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诗学界对毛泽东诗词的注释和解读热情仍然在迅速升温，尤其是《毛主席诗词》于1963年出版后，更是引起全国大规模学习的热潮。
鉴于《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受到普遍的欢迎，又有不少人尤其是青年读者不大读得懂，于是出版《毛主席诗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就编写了一个毛主席诗词注释本的稿子。他们拿这个稿子去找胡乔木，请他审读，并帮着补充一下。胡乔木费了很大的功夫对注释本作了修改，对于一些该注而未注的地方，他都仔细作了查考，弄清楚了再注。最后，这个注释本由胡乔木定稿。可是，这个注释本却因呈送毛泽东审阅时而被搁置一边了。据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回忆：“我以为稿子由他（胡乔木——引者注）定稿，我们可以放心，就签了字，准备付印了。他却还不满意，把稿子送给毛主席过目。可没想到，毛主席在这本注释稿上批了几行字，说：‘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结果我们当然不敢再出，乔木的一番辛苦，全付东流。”
毛泽东叫对自己的诗词“不要注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当时的诗界对自己作品的注释“少有注得好的”。正因为此，当毛泽东的早年诗友周世钊也打算撰写对毛泽东诗词的评论文章时，毛泽东却想同他面谈。周世钊当时曾致函毛泽东专门请教对《毛主席诗词》中一些作品的理解，毛泽东在1964年1月31 日的回信中这样说：“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谈可也。” 遗憾的是，“俟见面时详谈可也”他们谈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出一个自己诗词的注释本，1986年胡乔木在指导编选《毛泽东诗词选》时的一封信中曾言及此中原因：“注释太多太繁，使本书类似辞典之类，很觉累赘。……作者生前多次反对出他的诗词注释本，说大多数注家绝少是成功的，注愈详愈坏。直到1966年3月杭州会议时，有四位大区第一书记找到我，要我请示出他的诗词注释本，他才勉强答应可以出一简要的注本在内部发行。”
实际上，毛泽东心中是希望能有一些比较接近自己诗词原意的注释本的，否则，1958年他就不会在文物出版社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写那么多、注释那么多文字了。
3
如果说，毛泽东对国内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不是很满意而对人们见仁见智的解释有些不在乎的话，那么，对于把自己的诗词的诗词翻译成外文以流传世界的时候他就郑重其事了。至少，当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要把《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英文时，毛泽东非常看重对自己诗词的准确翻译。当时，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为了编写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诗词英文译本，组织了一个由外文出版社的叶君健、已调任中宣部文艺处的诗人袁水拍、《诗刊》主编臧克家，以及学贯中西的大家钱钟书参加翻译。为了达到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的信、达、雅，参加这一工作的专家们专就如何理解和解释一些作品和词句，总共列了十七个问题，请示毛泽东。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专门约这些专家及有关人员谈话，对他们所提的问题都—一作了回答和解释。根据英译者当时对毛泽东答复所作记录的要点整理，毛泽东对自己诗词中一些词句的解释如下：
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二、“到中流击水”。
“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那时有个因是子（蒋维乔），提倡一种静坐法。
三、“山下旗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
四、“一枕黄粱再现”。
指军阀的黄粱梦。
五、“国际悲歌歌一曲”。
“悲”是悲壮之意。
六、“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莫道君行早”。
“君行早”的“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八、“离天三尺三”。
这是湖南常德的民谣。
九、“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首词上下两阕不是分写两次攻打娄山关，而是写一次。这里北有大巴山，长江、乌江之间也有山脉挡风，所以一二月也不太冷。“雁叫”、“霜晨”，是写当时景象。云贵地区就是这样，昆明更是四季如春。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准备过长江，但是遇到强大阻力。为了甩开敌军，出敌不意，杀回马枪，红军又回头走，决心回遵义，结果第二次打下了娄山关，重占遵义。过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
十、“五岭透逸腾细浪，乌蒙磅摊走泥丸。”
把山比作“细浪”、“泥丸”是“等闲”之意。
十一、“天若有情天亦老”。
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
十二、“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是指渔船不见。
十三、“泪飞顿作倾盆雨”。
是指高兴得掉泪。
十四、“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人坐在地球这颗行星上，不要买票，在宇宙里旅行。地球自转的里数，就是人旅行的里数。地球直径为一万二千七百多公里，乘以圆周率，即赤道长，约四万公里，再折合成华里，约八万里。人在二十四小时内走了八万里。
十五、“牛郎欲问瘟神事”。
牛郎织女是晋朝人的传说。
十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红雨”指桃花。写这句是为下句创造条件。“青山着意化为桥”，指青山穿洞成为桥。这两句诗有水有桥。
十七、“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黑手高悬霸主鞭。”
“咒逝川”、“三十二年前”，指大革命失败，反动派镇压了革命。这里的“霸主”，就是指蒋介石。
十八、“冷眼向洋看世界”。
“冷眼向洋”就是“横眉冷对”。
十九、“云横九派浮黄鹤”。
“黄鹤”不是指黄鹤楼。“九派”指这一带的河流，是长江的支流。明朝李攀龙有一首送朋友的诗《怀明卿》：问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待臣颜。”李攀龙是“后七子”之一。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
“白烟”为水。
二十一、“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陶渊明设想了一个名为桃花源的理想世界，没有租税，没有压迫。
二十二、《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
“友人”指周世钊。
二十三、“九嶷山上白云飞”。
“九嶷山”，即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
二十四、“红霞万朵百重衣”。
“红霞”，指帝子衣服。
二十五、“洞庭波涌连天雪”。
“洞庭波”取自《楚辞》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
二十六、“长岛人歌动地诗”。
“长岛”即水陆洲，也叫橘子洲，长沙因此得名，就像汉口因在汉水之口而得名一样。
二十七、“芙蓉国里尽朝晖”。
“芙蓉国”，指湖南，见谭用之诗“秋风万里笑蓉国”。“芙蓉”是指木芙蓉，不是水芙蓉，水芙蓉是荷花。谭诗可查《全唐诗》。
二十八、“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
二十九、“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城必成灾。”
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三十、“蚂蚁缘槐夸大国”。
“大槐安国”是汤显祖《南柯记》里的故事。
三十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丈冰”，而现在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三十二、“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从毛泽东以上系统的说明和郑重态度来说，他是极为愿意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正确地理解和阅读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的。毛泽东已经与世长辞，但毛泽东所留下的大量诗词作品，不仅是人们学习旧体诗词的艺术典范，不仅是人们从中吸取精神力量的不尽宝藏，也是需要人们去费心血去阅读和理解甚至难以企及的精神圣品。因为诗无达诂，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诗词确实不是件易事。
（三）毛泽东读诗论诗
毛泽东这位作为政治大家的诗词大家，在诗词领域同在政治领域一样魅力超群，这不能简单归结为他那过人的诗歌天赋，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他过人的“勤奋”。毛泽东作为大诗人，在老年时代几乎一半生活在诗的空间。欣赏、研读诗词构成他晚年高雅文化生活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侧面，抑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自学生时代起，毛泽东就极为喜爱欣赏和研读诗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留下的一本47页（94面）的《讲堂录》中，前11页便是抄写的名驰中外的古代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遗憾的是，我们对毛泽东青年时代及后来革命战争年代欣赏、研读古典诗词的情形仍知之甚微。——人们至多只能从毛泽东那许多的诗词及风格中窥见他对古典诗词的熟悉掌握和信手拈来的巧妙运用。然而所幸的是，建国后的和平环境中，毛泽东的读诗论诗情景曾为亲近他的人耳闻目睹，他书房中的诗卷更是遍留了他研读、欣赏时的手泽。
1
手不释卷、白首穷经的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中国古典诗词？有人从他中南海书房的诗册中，整理出一份他研读过的诗词目录。这份目录收录的
仅是毛泽东欣赏、研读诗词时圈划批注过的，并剔除重复部分， 其中共包括429位诗人的作品，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其中诗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首。从其范围看，中国各个历史朝代的诗集及历代诗人的作品他都广泛涉猎，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代的《楚辞》，到汉魏乐府、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等历代诸家的诗词曲赋，直到鲁迅的诗作。即是说，各个历史朝代的诗集，各种不同的诗体，众多诗人各种不同题材和风格的诗歌，毛泽东几乎都一览无遗地阅读过。
大概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使然，毛泽东读诗时也总要在诗册上圈圈点点、勾勾划划作些批注。每读过一遍书，他就要在封页上划上一个大圈。在他故居藏书中，有不少封页上划有几个大圈的诗集。毛泽东常读不同版本的诗集，故同一诗集他收藏有多部。譬如，仅他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有6部，《唐诗三百首》有5部，《古诗源》有5部，《词综》有4部。在这各部书的封面或函套上，都有他划的一个或两个大圈。毛泽东读过一遍一首诗，也习惯在诗的标题前划一个大圈。若特别重要的诗词，就在标题前连划几个小圈。对其欣赏或值得注意的优美诗句，在旁划着直线或曲线。在有些书页上，红、蓝、黑几种颜色的笔迹纷呈，大圈套小圈，直线叠着曲线，密密麻麻，这便是毛泽东对这些诗作多次反复圈读时留下的痕迹。
毛泽东最爱读哪些诗人的作品呢？战国时代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许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一位诗人，他那绚丽奇诡、富具想象，于中夹着忧愤的诗句，也许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一部《楚辞》，令毛泽东百吟不厌，常读常新。前已提及，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录写过、诵读过。然而在1957年，他差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书籍，收集50余种以备自己读。1958年元月，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这表明他读屈原已达到心领神会的地步。1959年，1961年，他又两次读过《楚辞》。在一部《屈宋古音义》（明代陈第撰）中，毛泽东曾用红蓝两色铅笔圈划了《离骚》中的下列句段：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也许，正是几千年前的这位独行于世的伟大诗人之孤独悲愤的心灵与之相照，其难伸壮志，戚戚愁绪及惨烈命运引起他的同情？其执著追寻真理和愿望及勇于为真理献身的崇高精神引起他的共鸣？
魏晋时代曹操的诗毛泽东颇为喜爱。他书房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诗，被多次圈读过。多数诗的标题前都被划了圈，诗句也被密密圈点。曹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两诗，最受毛泽东青睐。它们不仅为毛泽东多次圈读，反复吟诵，还是毛泽东挥毫手书时的宠物。在与子女谈论诗词时，毛泽东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也许正是这位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一身的著名历史人物与自己有某种相通之处，其通过诗作所发出的情思与自己的情思亦有相通之处，他更博得毛泽东的喜爱。从1954年所赋写的《北戴河》一阕中，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追思魏武帝曹操的功业，更可看到他对《观沧海》中诗句的点化运用和旧意翻新。
毛泽东非常喜爱唐诗，尤喜唐代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从前面提及的毛泽东读过的诗词目录中看，他圈划过的唐诗约600首，而其中三李的诗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三李中，李白的诗毛泽东也许读得最熟。毛泽东的故居书房里，有一份字体一寸见方的李白《梁父吟》的手抄本。据知内情者说，这是毛泽东晚年眼疾视力减退后为读这首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右上角有用铅笔划着读过两遍的圈记。在另一本19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里，有毛泽东在这首诗的一些诗句旁用红铅笔勾划留下的痕迹。1960年代，他凭记忆手书过这首诗。1970年代，他较多地议论过这首诗。在《注释唐诗三百首》一书中，李白的《将进酒》一诗标题前，毛泽东划着一个大圈，标题后连划了三个小圈。并在天头上批道：好诗。《将进酒》心怀坦露，感情奔放，虽叹人生短促，但是气度颇大。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它博得毛泽东的喜爱。对李白那些无视权贵、不崇拜偶像、追求个性自由的诗作，毛泽东都很欣赏。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句，《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句，《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句等等，毛泽东都在旁边勾划重线。好几本集中，这些诗的题前都划着两或三个圈。李白的《蜀道难》，毛泽东在天头上批道：“此篇有些意思。”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蜀道难》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诸如此类的咏物诗再如《上三峡》、《鹦鹉洲》、《鸣皋歌送岑征君》等，毛泽东都作过多次圈划。而李白另一类表露友情或思念之情的诗，如《赠汪
毛泽东收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等。每集都有毛泽东圈读留下的手泽。李贺流传于世的诗约有240首，毛泽东圈划过83首，其中有些诗圈划达5次之多。毛泽东圈划得较多的是李贺的《南园十三首》、《马诗二十三首》，而《南园》中又以以下两首圈划次数最多：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这两首诗直抒抱负和豪情，鄙视无为之腐儒，意气风发，理所当然地为毛泽东所珍视。此外，李贺的《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
短》、《昆仑使者》、《官街鼓》等发泄对人世不满的诗，及《巫山高》、《湘妃》、《神弦》、《雁门太守行》等类《九歌》风格的诗，毛泽东都多次作过圈划。在一册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编者有如此评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
毛泽东对这一评语每句都圈点断句，很是重视。对李贺的《天上谣》、《梦天》等构思奇峭的游仙诗，他都作了圈划。毛泽东赞扬李贺是“英俊天才”，认为他的诗“很值得一读”。在自己的诗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毛泽东即巧借了李贺《致酒行》中“雄鸡一唱天下白”，和《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句。这是他熟知李贺诗的最好证明。
李商隐的诗毛泽东也非常熟悉。一次，他的老友周谷城一时兴起，吟诵起李商隐的《马嵬》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正当周谷城因未背诵出最后一联而显得尴尬时，毛泽东接口吟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这类笔触含蓄的咏史诗，毛泽东还圈划过很多。如写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生》这首诗，毛泽东有六处圈划。写齐后主亡国前醉生梦死的《北齐二首》，写隋炀帝荒**无度的《隋宫》，及七言古诗《韩碑》等，毛泽东分别圈划过三五遍之多。还有，像《无题》、《锦瑟》、《夜雨寄北》、《嫦娥》等诗，毛泽东亦多次圈划。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既有李白、李贺诗的浪漫主义风格，又受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影响，有鲜明的个性艺术特征。他的诗，以及李白、李贺的诗为毛泽东喜读之时，其风格无疑也给毛泽东较大的影响。
毛泽东读词也非常多。许多著名词人如苏轼、秦观、李清照、岳飞、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柳永、萨都剌、纳兰性德等的词作，毛泽东都圈读过。他圈划最多还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4册，每册封面都有他用红铅笔划着的读过圈记。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有对辛弃疾词的反复多次圈划。辛弃疾的两首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深为毛泽东喜爱。“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这些英气逼人、气势豪放的词句，也许更易激起毛泽东对九死一生的战争年代的回忆？对辛弃疾的抒情词《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及“用《天问》体赋”的《木兰花慢》，毛泽东亦颇爱读。在《木兰花慢》一词的标题前，毛泽东连划了三个大圈，对其小序中的每句话亦加了圈点，并在词的每个疑问句后划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古代诗人的诗毛泽东爱读，现代诗人的诗毛泽东亦爱读。一部1959年文物出版社刻印出版的《鲁迅诗选》，共收进鲁迅的诗作54首，而被毛泽东圈读的就有44首。1975年春，毛泽东得知一位前来为自己会诊的眼科专家名为唐由之时，即顿生兴趣地对唐说：“这个名字好，你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起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他吟诵起鲁迅悼杨铨的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毛泽东还在各个不同场合书写过鲁迅的诗或诗句。
在研读诗词的同时，毛泽东还常常研读诗话。诗话是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内容富博，“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弃同焉，有辨证焉。” 在中南海故居藏书的多种诗话中，较多地留有毛泽东研读笔迹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随园诗话》等等。清代袁枚撰写的《随园诗话》，毛泽东对此圈划得最多。一部清版《随园诗话》共16册，每册封页上都留有他读过的圈记。另两部19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卧室内，其中一部的一至五册封面上划有读过的圈记，另一部的一至三册亦划有读过的圈记。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大字本，一共4册，每册封面上都有毛泽东读后留下的两个大圈。这表明直至晚年毛泽东仍很关注这部书。
如果说，青年毛泽东研读诗词主要出自勤奋——这种勤奋多于审美享受，那么，老年毛泽东沉湎于诗词的海洋则应是一种嗜好了。在那多病体弱、又壮心不已的晚年，也许是大业难继的忧虑感不时袭击着他，一些悲壮沉雄的诗词更是成了毛泽东的精神补品。在他的最后岁月里，那些悲歌慷慨的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时常为他吟诵。这些作品包括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张孝祥的《于湖集》，张元干的《归来集》，洪浩的《鄱阳集》，以及陆游、陈亮的诗集。在病重岁暮之日，毛泽东则读江淹的《恨赋》、《别赋》，庚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等等。也许，只有在对这些诗词曲赋的诵读中才使感情得以平衡，使全身心愉悦？当兴致勃发，或触景生情、共鸣感强烈之时，毛泽东便情不自禁，叩桌击节，高吟古人诗词，如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岳飞的《满江红》，张元干的《贺新郎》等。“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这也许是借此以表达对国事多艰，且祖国统一大业未竟的感慨？“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莫非是借以申诉内心处那世人难知的孤独和“心在天山，人老沧州”的悲怅？不过至少可以断定，毛泽东在慨然而歌这些古诗词时，他的精神已经达到至境。
2
音韵声调格律对于古典诗词之重要，有如唱腔曲调对于剧种戏派之重要一样，有如特定的体裁于各种文章之重要一样。没有特殊的戏曲唱腔，就没有与其他剧种戏派相区别的特殊戏剧流派；没有自己特定的体裁，就不会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同样，没有自己特珠的音韵格律要求，也就没有格律诗词。正是本着这种重要性，毛泽东在研读古典诗词时，十分注意研讨诗词的音韵格律。在写诗填词时，他也十分注意遵守诗词格律形式。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曾这样对他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 1965年，在给陈毅改诗并复陈毅信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毛泽东对音韵的关注较为专致，这表现在他不仅研读诗韵专著，还留心了其他书籍有涉音韵的地方。例如，《随园诗话》中有关音韵的段落，他都加了圈划。该书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
《谷梁》云：
‘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淮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另一则说：“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湿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嘉名’，‘字余曰灵均’。‘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辨》，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再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
‘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韵也，而用‘芹’
字。苏《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
‘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等等。以上议论音韵诸处，毛泽东都加了勾划圈点。
除研究音韵外，毛泽东还研究词律。故居藏书中有两部不同版本的《新校正词律全书》，各留有他许多研读圈记。《新校正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体，计词牌名660余种。该书还收入了各种词牌多种不同的体，并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体例，注有音韵平仄。它收集的资料比较齐全，且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仅从书页上留下的标记来看，毛泽东圈读了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如李白《忆秦娥》、石孝友的《卜算子》等等都为他所圈点。
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止是个诗人。他有一般诗人不具的深遽哲思和超凡的历史眼光。他在研究、熟悉诗词音韵格律的同时，更注重地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格律诗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1957年元月，毛泽东在约诗人臧克家及袁水拍谈话时，所谈主题就是中国诗歌的发展。他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 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大体客观说明了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格律诗的发展规律，勾勒了旧体诗的发展演变进程。
由于古典诗词格律过谨过严，它确实束缚人的思想。故毛泽东素来主张它“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他怕这种“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的旧诗体裁“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他又认为，对于通此道者来说，旧体诗则是一种很好的思想表达工具。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这关键在于掌握格律。“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 这大概是从必然中获得了自由的大诗人的一种心声。
3
毛泽东在欣赏、阅读诗词时，常常要发些议论，要论诗论人。他自己是一位既有时代特色又有鲜明个性的诗人，他的论诗论人便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价值取向。作为文学造诣颇深的诗人，毛泽东对诗及各代诗人的评论往往高屋建瓴，又切合得体。作为洞察社会人生、藏具深遽哲思和具有宏远历史眼光的诗人，毛泽东能透过诗的背后透彻了解作诗的人，及其诗作的产生环境。作为为广大受压迫剥削的农工大众谋利益的大政治家的诗人，毛泽东论诗论人时往往表露出一股向往民主、自由，追求理想社会的强烈政治意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论诗论人，一般更多地揉入历史意识、政治意识和哲学意识，他善于从诗中读出政治和哲学，以获取可资的政治经验。这种读诗论诗，既是他对诗人诗作多方位的品评，亦是他内心既存的民主、自由政治意识向外的投射。
在受外在的政治气氛直接感染时，毛泽东内心的政治主张更易附着于古典诗赋借以发挥。1959年，在政治思想斗争激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结合现实政治写了一篇较长的古典作品专评：关于枚乘《七发》。他一开始便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毛泽东还从这篇“骚体流裔”的《七发》中读出了枚乘所代表的较低阶层的地主阶级“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说“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并谓“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不难看出，从诗赋中领略出政治，借古喻今或以文载道，是这位政治家诗人敏感之所在。
毛泽东不仅能从诗中读出政治，更善于从中闻出阶级斗争的味道。从宋玉《风赋》的具有褒贬色彩的“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中，毛泽东能体会出这篇作品“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对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有自己特别的看法，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毛泽东认为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是理解小说主题的“总纲”。他从一首隐喻式的诗中读出了四大家族，进而读出阶级斗争：“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毛泽东这样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三姐等等。 他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他写道：“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好友之遇。……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 这里，政治和历史已完全被这位高明的诗人政治家从诗中析取出来
了。1950年代末，毛泽东在研读初唐诗人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写下了一篇长达千余字的内容丰富的批注。批注除了考证王勃所作《滕王阁序》的年龄等等外，还概括了王勃的经历和分析了王勃的作品。他写道：“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并赞扬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毛泽东在这里把诗与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贯通起来了。
毛泽东不仅善于分析诗人诗作的产生环境，还善于从其诗作中发现诗人本身所暴露出的思想上的倾向。对南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诗的分析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登池上楼》一诗的天头、行间，毛泽东曾写下这样的批语：“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年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当然，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是以了解诗人的社会处境和命运为前提的。正是本着自己独特的哲思，毛从诗人李白那傲视一切的心态中，亦能窥知他骨子里的致仕意向。从李白《古风》赞美秦始皇功业的诗里，毛泽东发现了李白“尽想做官”。从李白的《梁父吟》中，毛泽东看出了李白把做官的希望放在将来，并且神气十足：“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 且不论毛泽东这般论诗论人是否有失偏颇，但他对诗对人的理解和议论却比常人来得深刻。
毛泽东从诗中读出政治，或从诗思维中得到启迪，是自然的而不是任意的，是适中的而不是牵强的。对待历史上的诗人诗作他绝不作任何不合逻辑的附会。在1970年代上叶评法批儒的潮流中，有人荒唐地把李白、李贺等诗人说成是代表历史进步和变革力量的法家。对于这种无视历史和艺术的穿凿附会，毛泽东感到十分吃惊：“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李贺算什么法家？”针对一些人对李白《蜀道难》的种种猜测，毛泽东特地这样说：“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毛泽东之从诗中读出政治和哲学，关键之一在于他把诗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所以，诗常常成为他用来表达内心政治意愿的方便工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是毛泽东1955年春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清人龚自珍的诗。这首诗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渴望在中国这张“一穷二白”的纸上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的画图的强烈愿望，期待中国劳动人民振奋精神，起来作主，展开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积极主张。
诗不仅被毛泽东得心应手地用来表达政治意愿，用来遣发内心的**和感情，甚至还可以用来作为治疗心灵创痛或安慰别人的良方。自建国初年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毛泽东自己在内心长期忍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苦痛，却还经常安慰儿媳刘松林。1959年，刘松林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得知后，即寄上一信，于中抄写了李白的一首诗以慰之，并嘱她愁闷时“看点古典文学”，以“消愁破闷”，开阔胸襟。1962年夏，二儿媳邵华身体欠佳，且学业未完，情绪低落，毛泽东即致信于她，励其多加一些男儿气，并说王昭君《上邪》一诗，可以读。这使邵华深受感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亦任他秘书的胡乔木1961年秋生病，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即劝慰胡“长期修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特在信中录写曹操《步出夏门行》中的诗句相赠：“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并说“此诗宜读。” 诗可以开阔人家的襟怀，又何尝不鼓动毛泽东自己的情绪呢？1975年，因眼疾进手术室动手术前，毛泽东特地让人去播放岳飞的《满江红》戏曲唱片，在那高亢、有力的音乐声中他迈步走进了手术室……
作为酷爱诗的政治家诗人，毛泽东写诗、读诗、论诗，借诗抒发豪情，用诗表达自己思想和志愿。他“胸中装着整个世界，始终没有忘记诗！”而作为生就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毛泽东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的可贵品格。虽然他那血肉之躯不能抗衡无情的自然规律，但他毕竟能借助古人的诗句以消减暮岁体衰的悲凉：
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
青牛文梓，
根柢盘魄，
山崖表里。
桂何事而消亡？
桐何为而半死？
……
昔年种柳，
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
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
——这是他逝世前不久的日子里拖着那倦极的身躯对庾信《枯树赋》一字一顿的苦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