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钟划蔗儿童嬉，每到冬来闹不清。
更有米花糖叫卖，汤圆彻夜唤声声。
――成都竹枝词
父亲带我上了成都，他只能去投奔七孃。至于我，他是要把我交给母亲的大姐，我的大孃的，这事，大孃事先是答应了的。下车伊始，父亲就迫不急待地送我去大孃家。大孃家住少城另一条巷子，离七孃家不远。大孃家住的大杂院原先肯定也是哪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大公馆，堂奥洞深，三进的大院。进门，花径两边，一字排开二十来户人家，这里那里点缀着花草树木。雕花的窗棂，飞檐上的仙鹤、麒麟等祥瑞物透出少城人家固有的清幽雅致，虽然这时已是大杂院。
早年在四川高等师范学堂毕业，教书教得很好，尤其是几何，有“刘几何”之称的大姑爹，在旧社会，因为是“教书匠”没有地位。而今大姑爹入了党，是全市若干所中学中十个“一等教师”之一，相当于大学教授，今非昔比。大姑爹大孃一家，处于大杂院中段，位置最好。上下两间房，上面一间卧室兼客厅。两房中间有一块宝贵的空地，其间设置，显而出自数学家大姑爹“刘几何”手笔、机心。沿花径用相当一段疏篱围出自家的领地。领地中，靠墙有株树干粗大，枝叶婆娑的柑子树。柑子开花季节，是不错的风景，柚柑结果收获更是喜人。这一切，显示了数学家的大姑爹的精明。
那天，只有大孃一人在家。在母亲四姊妹中，大孃偏胖，高高大大，脸上水色很好。
“来了！”大孃笑嘻嘻地请父亲在上房坐了，给父亲上了茶，礼数周到地向父亲问了问她的三妹、我母亲的一些情况。至于丢在家中的我的大姐、二姐、小弟三个孩子，大孃都没有问，她是怕引起父亲伤心。我靠在父亲身上，满眼惊奇地打量着这间屋子，想象着未来我在这里生活的图景。徒然从缺吃少穿、斗室很黑很小的乡下被斗争压制的老家来在这里，简直就像进了天堂，满眼都是新奇、惊喜。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屋子里的一切摆设，全套漂亮的板栗色的家具，以及横在屋中，将这间屋子一分为二的那间西洋式繃子床，原都是我家的，是母亲年前带着我们回新津乡下老家时，寄存在大孃家的。
我只知道，这是我大孃，大孃的家。大孃是我母亲的大姐，是很亲的，大孃相当于我的母亲；大孃家，相当于我的家。而且，舅舅家离大孃家也近。我哪里知道，这之间的过节。确切地说，大孃同她的弟弟，我的舅舅一家有很深的过节，甚至可以说是有阶级仇恨。
虽然同为一胞姐弟，新中国成立前，很阔的舅舅夫妇瞧不起当“叫姑姑”的大姑爹，把大姑爹当作一个下人，一个外人。舅舅有众多的儿女，舅舅不时让大姑爹上他们家给他们的儿女补习数学，尤其是几何。长达两三个小时的补习完了后，舅舅、舅妈他们公事公办，让下人从厨房里吊满腊肉的房梁上，随便戮一块陈年老腊肉下来，报纸一裹，塞给大姑爹作为报酬。而且，姑爹出来进去，都只能走后门。舅舅家住的是独院、公馆，来往俱鸿儒，谈笑无白丁。舅舅家不时请客。请客当然要请我也还算有身份的父亲，他们的妹夫，而从来不请大姑爹，看不起“教书匠”。两家住得又近，每当这样的时候，在舅舅家是欢乐，而于大孃一家则是尴尬的蒙难日。这天，大孃得做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五口装出一副去走亲戚的样子出门，其实大孃是带着儿子去离家很近的少城公园流浪、躲，有家不能回。不然左邻右舍会问，刘大嫂，你父亲兄弟家请客，你们怎么没有去！
那时，大姑爹的书虽教得好，但待遇低而且没有保证。每年底寒冬腊月，所有的教师都得到少城公园里一个约定俗成的茶园，等待人家招聘――这是成都有名的的“六腊战争”。全家那么多口人，全看大姑爹那点微薄的工资，月月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的经济完全崩溃，好容易盼到大姑爹发饷那天，大孃早早到大姑爹学校门外等着。大姑爹领到工资，立刻赶到门外，将厚厚一叠已经贬值，还将眨眼贬值的金圆劵尽快交到大孃手里，大孃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街上抢购东西。其间最重要的柴、米、油、监、酱、醋、茶――每天开门七件大事，大孃早就算了又算，掂了又掂。可是，物价一日数涨，金圆劵跌得比眨眼还快，大孃家的日子简直过不下去。那时，母亲不时周济她的大姐，因此，在我家落难时，大孃同意替母亲、她的三妹解决一个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大姑爹很红，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高，受人尊重。那时，西南局书记的儿女都在大姑爹执教的石室中学就读，书记就不时用小轿车将大姑爹接他家去……不用说，大姑爹与舅舅、舅母有相当的隔阂。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从来没有亏待、小视过大姑爹大孃，新中国成之前，母亲时常接济大孃一家，父亲也从来都不持异议，有时还主动提出。这些，作为数学家的大姑爹是记在心中，并划得清的。因此，大孃同意“带”我一段时间，显然是征得大姑爹同意的。
然而，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孃没有工作，像磨心一样在家中转。五个儿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全家人的生活，每天的吃住拉撒睡，也都靠大孃一手操持。大孃一辈子围着锅边转，围着儿女转，围着丈夫转，以往还得围着公婆转，操劳一生，一天福也没有享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还未从穷吃少穿的时期走出来，也就是光明初现时期，积劳成疾的大孃去世，年仅花甲，很是让人扼腕叹息。大孃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她有一手自己钻研出来的好极了的烹饪手艺。她不仅能做到物尽其用，而且能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将很一般的东西，做出色香味俱佳美味。如果她手中有了点现在简直不值一提的猪肉、鱼、鸡……那她做出来的菜，就是成都人所说的“不摆了”，换成普通话说“无论说怎么好，都不过分”。凡是吃过大孃做的饭菜的人，至今难以忘怀。如果将大孃放在今天，带一个孩子多少钱？做家庭保姆多少钱……林林总总算下来，只怕大姑爹那点钱还请不起，还当不了大孃。但当时，大孃这些付出、技能似乎是家庭妇女应该的，不值钱不算钱。大孃虽然是街道主任，但那时的街道主任是义务的，没有工资，连点补助都没有。不像现在，同样街办主任，却是国家公务员，工资不低，地位也不低。这样，家中大事，只能最终由大姑爹定。
显然是大姑爹反悔了，不同意“带”我了。大姑爹是数学家，他考虑问题理性多于感性。他们有五个儿女，加上他们夫妇就是七个人，如果再加上我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家中就是八个人。这样一来，经济吃紧是一个方面，就住而言也是大问题。家中统共两间房子，原本就住得满满的，再加上我，住哪里？等等等等，麻烦事多了。因此，大姑爹反悔也是情理中事。然而，这个反悔要让大孃对父亲说出来，让她好生为难。
大孃与父亲谈话时，我的兴趣在对面的桌子上。那是张特别阔大的签牙桌，桌上靠窗摆一对具有明清特色白底蓝花、长约一尺的笔筒。一只笔筒上画的是卧冰求鱼；一只笔筒上画的是张果老倒骑驴。不过，这两只笔筒里都没有笔，而是斜插着鸡毛掸帚等打扫屋子清洁的物什。之间有个鼓肚加盖瓷坛，直觉告诉我那里面装的是点心。应付父亲的大孃，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大毛的眼睛尖呢！”大孃说时，站起来走上去揭开盖子，从鼓肚瓷坛里摸了个小小的糟子糕给我。糟子糕就是蛋糕，是成都耀华食品厂生产的，那时的蛋糕很好吃，不像今天的好些蛋糕，粗制滥造，偷工减料，有的不法商贩甚至把过期的蛋糕以次充好拿来卖。这样的蛋糕梆硬，完全可以当教学的手榴弹，扔出去连狗都打得死。糟子糕很香，我舍不得一口吃掉，而是拿在手上先打眼睛牙祭，看够了，闻；闻够了才吃，小口小口地吃，尽可能延长享受这难得的美味的过程和时间。
磨不过去，大孃终于尽可婉转地把不“带”我了的决定告诉父亲。
“啊，大姐！你们不是说好了让我把大毛带到你们家来的嘛，咋个变卦了！？”父亲露出惊讶、甚至愤懑，声音也大了起来。这时，我才从享受美味的愉悦中回到了现实。啊，大孃不要我了？！
“他三姨爹！”大孃显得难为情，“家里面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摆在这里，况且我又没有经济来源，我也没是有办法……”大孃将手一摊。
“走！”父亲忽地从椅子上一冲而起，把我的手一牵，差点让我打了一个趔趄。
没有办法，父亲只好将我带到七孃家。很困难的七孃收留了我。
七孃已经不是原来的七孃。七孃家也不是原来的七孃家。原先富有的她，什么都没有了，包括原先她家的公馆。她家的公馆，已收归国有，成了由多家人居住的大杂院。
七姑爹也没有了。七姑爹本是个耍人，那个国民党陆军少将，不过是挂个虚名，是拿钱买的。然而，他胆小，怕新中国成立后遭到清算，怕关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夕，七姑爹跑了。在他印象中，每逢战乱，老家乡下最安全保险。可是七姑爹跑到乡下老家，老家正在土改。他的老爹，头上戴了顶地主分子XXX的纸糊高帽，正在接受群情激愤的农民们批判斗争。老爹的名字上，红笔还打了个叉……这样的场面让七姑爹感到走投无路，感到绝望。当天晚上，他跳进老家的大河自杀了。
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的七孃，带着上中学的孙儿瞿宗，由在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的大表哥和在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的大表嫂养着。全家住的房子也窄了，都挤到后院。
大表哥、大表嫂夫妇住的上房没有动，而七孃和瞿宗两婆孙住到那间离厨房不远的小得不能再小的斗室。暂时寄食七孃家的我们父子，住后面小院古井右边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那间屋子过去是放乱七八糟杂物的，从来不住人，上面没有天花板，地上不仅潮湿还凹凸不平，望上去，房上的瓦稀牙漏缝，大雨大漏，小雨小漏。
七孃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艰难。当时中学教师的工资很低，吃饭都成问题；他们家陡然添上我们父子两张吃口，雪上加霜、难上加难。虽然大表哥、大表嫂碍于七孃面子，没有说什么，但父亲难堪，度日如年。要命的是，那个华北招聘团招聘已毕，打道回府了。父亲这就每天一早出去，至晚方回。说是去打探消息、找找朋友，同学，其实，他是尽可能避开尴尬，尽可能不在七孃家吃饭。
我就惨了。
小小的我无路可走，无处可避，只能在七孃家接受难堪。吃饭时，七孃家的碗具筷子还是过去的碗具筷子，精巧讲究。碗具是景德镇的精瓷，薄胎雪白，红花金线走边。筷子都是包了边的。但是，武器的批判不能代表批判的武器。他们一家四口，加上我这个乞食儿挂角共五人，围着一张光可鉴人硕大的黑漆四方桌。菜是象征性的，一碟白豆腐，七孃在豆腐上竭尽可能地滴上几滴酱油，洒点葱花，还有点红辣椒油，美其名曰：鸡虾豆腐。
饭很少有够吃的时候。吃饭用的是雪白的汤圆碗，小得可怜。我不懂事，在生理要求的驱使下，本能地吃了一碗还要添一碗，又抢嘴，一碟桌上的鸡虾豆腐，几乎是被我一个人戮来吃完。这就引起比我矮一辈，却大我多，已上中学的侄儿瞿宗的私心不满和愤怒。他见我不自觉，下来修理我。他命令我，每顿只能吃一小碗饭，那碟鸡虾豆腐，最多只能戮五筷子，不然就给我好看的！
我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对我侄儿的警告，只能接受，只能照办。
瞿宗读书的成绩很一般。可是，他对刚刚兴起的无线电，不仅兴趣浓烈而且表现出少有的天赋。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架矿石收音机：一根高高的竹竿顶上盘一网蛛丝线似的金属天线，他将这盘着天线的高杆固定在厨房顶上。从上垂下两根细细的铜线，一根是天线，一根是地线。他制作的矿石收音机很成功。他给我听过，他将一对耳机夹在我耳朵上。一阵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美妙无比的歌声，立刻传进我的耳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卫家乡/中国好儿女/一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还有快板似的一唱一叹：“紧敲那个板来慢拉琴/我来说说光荣的志愿军/志愿军，一膀打坏了杜鲁门（时任美国总统）”，“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都在笑呀/地上开红花呀/全国人民团结紧/打垮那美帝国呀……”那时朝鲜战争正打得紧，我听到的歌声是志愿军抗美援朝歌曲。
不过，瞿宗让我谛听这些美妙的歌声是有条件的。条件有二：一是让我跟他去偷制作改进收音机的有关元件，比如螺丝钉什么的；二是以后下午，当他动手制作、改进升级收音机时，我得到大门外去给他站岗。当他父母骑上自行车下班回家时，我得飞跑回来向他报告。
他制作收音机，得买一些基本原件，比如螺丝钉、矿石等，这就要钱，但他要不到一分钱。他的奶奶、我的七孃没有钱给他，他的父亲是粑耳朵，一切都得听继母的。而继母从来就不喜欢他，他休想从继母手中要到一个钱。继母不时在他父亲耳边说他的坏话。说他不把心用在学习上，不务正业……他的父亲很听继母的话，性子又急，如果不是七孃拦着，他爸早就给他搁在身上了，所以只有去“偷”。
我当然全盘接受瞿宗的吩咐。
首先，我跟着他去“偷”制作收音机的元件。
那是盛夏时节一个华灯初上时分。我跟着他来在附近一家卖螺丝钉等小五金的小应铺。小店同时是这家人的家，呈桶子状，一家人在屋里围着一张桌子埋着头，呼溜呼溜地就着泡菜吃稀饭。灯光昏暗。这时，借着我恰到好处的站位掩护，穿一件长袖白衬衣的中学生瞿宗，走到摊子前，抓起一把螺丝钉问咋个卖？里面正埋头呼溜呼溜吃稀饭的老板报了价。而无论这价钱多么便宜，瞿宗都是绝对不会买的。借着一片朦胧的昏暗和距离，瞿宗假意将手中的螺丝钉一扔，还两手拍了拍，这是做给老板看的。而他暗中做了机关，机关全在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白衬衫下面。他手中暗暗握着一块磁铁，磁铁用一根弹性极强极好的橡皮筋牵着，牵到颈子一拴。就在他将那把螺丝钉一抓一放间，那把螺丝钉人不知鬼不觉被他收入囊中，屡试不爽。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制作材料。
她的父亲和继母，我的大表哥、大表嫂夫妇，早晨同时骑自行车去不同的中学上班。他们骑的是英国制造的三枪牌自行车，一辆男式车，一辆女式车。虽然时间已经久远，但仍然质量很好，设计合理，骑行轻便。大表哥会机械，会开汽车，会修钟表。他珍爱他们这两辆三枪牌自行车，没事就蹲在地上修车或擦车。这时，我就看西洋镜似地蹲在一边看。大表哥一边修车或擦车，一边给我讲哪是“飞”、哪是“挡”什么的。他告诉我，这两辆车是他和大表嫂结婚时，他妈，也就是七孃送他们的。还说，后来，他妈送了辆一模一样的车给我爸，他的“三舅”……由此，我看出，七孃对她的小兄弟、我的父亲真是视同己出。大表哥还说，当时，买这种车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虽然这车现在看来有点旧，但仍是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这种车的钢好，还加了合金，骑起来又稳又轻，还可以上档。“上挡”你知道“上挡”是啥意思吗？不用我回答，他告诉我，“上挡”就是车的速度可以调节，可以省力。那时，你爸还在读大学，他骑三枪牌自行车从成都回新津，那么远的路，而且，那条路虽说是川藏公路，很重要，但路况并不好，一路之上都是坑坑洼洼。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包糟。坐汽车回去都得要半天。你父亲骑这种车回去，半天都不到，比乘汽车还快……
大表哥夫妇因为不在同一所中学，每天早晨一起出去，下午回来的时间却不一定。瞿宗说，他爸他妈每天下午回来时，有个习惯，就是多远就按车铃，因为街口有个公共厕所，从早到晚都有很多人，他们怕车快撞到人。这时他爸他妈不仅按铃，而且车子也骑得很慢。特别是他继母，骑车技术不行，这时总会下车。
他要站在大门口替他当哨兵的我，特别当心他妈！说是，这时肯定都是你先看到她，不会她先看到你。这时，你赶紧跑回来给我报信，让我好有个收拾。殊不知大学里学数学，过后在中学教数学的大表嫂机敏过人，更会算计。瞿宗这招，哪能逃得过他继母的火眼金睛！那天，她回来时，悄悄的，既不按铃也不下车，一下就溜到我面前。打了我一个时间差。就在我飞叉叉跑进去给瞿宗报信时，瞿宗的继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逮了个他制作矿石收音机现行。当天晚上，瞿宗被他暴跳如雷的父亲打了一顿，还罚他不准吃饭，饿一顿。虽然经他奶奶我的七孃百般护着，竭力说情，大表哥才取缔了不准儿子吃饭这一项，但还是给了处罚，罚瞿宗跪了一炷香的时间，写了一份决不再犯的保证书。事后，我眼中牛高马大的侄儿瞿宗暗中迁怒于我，说我只晓得白吃饭，毬事做不来！
更让我难堪的是，因为七孃家的日子过得日薄西山，而相距不远的大孃家却如旭日东升。万般无奈的七孃，要我不时去大孃家走动走动，意思是要我去找大孃要点钱。好些时候，七孃将我押过金河，看着我进了大孃家才离去。大孃家的钱不是那么好要的，因为大孃本身没有工资。大孃手中的钱都是大姑爹数着给的生活费，有限得很。纵然我鼓起勇气进了大孃家，见了大孃，支支吾吾说明来意，大孃给我几个小钱，也是远远达不到七孃的期望值。况且，大孃他们那个院子，我进门都难。大孃有四儿一女，即，我有四个表哥一个表妹。之中，除了表妹和三表哥而外，其他三个表哥都非常讨厌我去要钱，他们总是设法将我阻挡在大门外。我去时，要不是大表哥在门外挑水。那时，用水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自来水龙头一扭水就来了，而是在大门外，街头或巷尾，多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那水龙头平时是锁住的，有人卖水。许多人家挑着水桶，候在那里等着交钱买水。要不，表哥们就干脆在大门外梭巡，防备我进去找他妈要钱，防贼似的。我根本过不了他们的封锁线。他们见了我没有好脸色，要不干脆勒令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知道七孃的难，而七孃交给我的任务又完不成，这让我自责、羞辱、委屈、愤懑、空虚。于是，我也学父亲，尽可能一早跑出去晃，尽可能晚点回去。
我没有父亲的去处。小小的我在外晃**，经常又饿又累，像一只漂泊无依的小船，又像一只无所栖息的小鸟。不久，处于半流浪的我，寻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栖息地，那就是宽巷子头上，面朝长顺街方向卖菜场兼做豆腐房门前的那条长凳。那条长凳常常为我独享，我常常在那里一坐就是大半天。但是，纵然有了栖息地，饥饿对我却是如影随形。饥饿像一把钝锯，让我痛苦难耐。我得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转移我对饥饿的注意。天遂人愿。公安部正在青羊宫举办两个惊天动地、骇世听闻的展览。一个展览是揭露一个一贯道点传师的虚假、贪婪、罪恶。另一个展览是揭露美蒋特务如何将男人变成女人，让这个“女人”潜入革命队伍做尽坏事。两个展览都是由当事人现身说法，每天分为多个时段，引得每天从全省全国各地来去看的人，牵群打浪。
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去看，看得津津有味，还真是转移饥饿的好办法。我排在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人流中，沿着用棕绳牵出来的“八卦阵”回环往返，一步步挪，走得缓慢如蚁。但我不怕慢，我最不怕浪费的就是时间，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是怕时间用不完。我总是一早去，在里面流连到很晚，往往到闭馆清场时才顶着浓重的暮色回。
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两个反面人物的故事以及其间的细节，我都是点点滴滴在心间。他们的台词，我倒背如流，他们的言语动作，我模仿得惟妙惟肖。那时表现欲又强，有时回到家，表现给七孃、大表哥他们看，让他们笑得哈哈的。他们的笑声让我受到鼓舞，我又表演给前院的众多住户们看。他们都说，这娃娃还有点表演天赋呢，怕长大后是个演戏的。
台上现身说法的一贯道点传师是个中年人，身量中等，穿一身蓝色的棉衣棉裤，头戴一顶蓝色棉帽，五官有些模糊，一张脸就像发面似的。说一口纯熟的北平官话（普通话）。八字眉，疏淡的眉毛，状如一副钳子，内中隐藏着好些奸诈与虚伪。好像是要为他的表演提供佐证，背后墙壁上以及旁边的两个柜子里，展出的是家伙敛财敛起来的大量的黄金白银。那些黄金白银和由黄金白银打造的物饰，在冬天的阳光照耀下，闪射出的光芒有些虚幻。
“来来来，为师与你念动真言……”
循着一贯道点传师表演念白，一幅带有色情意味的图景，恍若眼前：夜黑如漆。身穿法衣，这个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一贯道点传师，招来他早就看好的年轻貌美的女弟子。门窗紧闭，紫烟缭绕。这个一贯道点传师一阵装神弄鬼后，看女弟子已经信了进去，中了迷魂药似的。
“来来来，为师与你念动真言……”于是，低头焚香膜拜的年轻貌美的女弟子，在这个点传师的符咒、魔咒紧紧催动下，像他手中的提线木偶，一步一步，听说听教地上了他的床。好一个摧花大盗！
第二个展览，美蒋特务将男人变女人，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叫王琼！”后台缓缓走出一个年轻女子，脚步之轻盈，像是踩着鼓点走上台来的。一口当时的北平官话，后来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任何人看不出“她”是个男儿身。而据“她”自己交待，其时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继续往身上注射特种药物，也没有穿那种特制的紧身衣，“她”已变了好多，没有那么漂亮了，没有那么婀娜多姿了。随着“她”好听的一口北平官话的叙述，还有些女人的动作，比如，不时拿手绢揩揩嘴什么的，让人不由走进他由男变女的过程。
他是重庆人。从小长得秀气，又有些女娃子的动作，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有名的假女娃子。那时兴演文明戏，戏中，他总是扮演少女，他扮演的少女，足可以假乱真。他家做小生意，家境也还可以。重庆是水陆码头，是地处内陆西南极重要的一座大城市。因其特殊的地缘优势，抗战八年，重庆一直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批要员，还有许多声名卓著的下江人士（当时川人对长江下游来的人的统称）随着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回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中国的重心转移了。
他，王琼的心，也向着东南沿海大城市转移。特别是上海，是他心中特别的向往地。
是年暑假，怀着对十里洋场上海滩的浓厚兴趣，这个假女娃子偷了点家里的钱，买舟而下，出夔门过三峡径直去了大上海，尽情领略了一阵东方巴黎的繁华。梁园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他得回重庆了，可是，身上的钱用完了，他回不去了。那天，就在他左右犯难、饥肠辘辘，徘徊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连风都是香的南京路上，最终在一家西餐馆面街的大玻璃橱窗前停下步来。玻璃窗里面有琳琅满目的吃食，如法国牛角面包、俄国大香肠、西班牙烤肥鹅、意大利葡萄酒等等，让他垂涎欲滴。他感到饿得更凶了，有些眩晕。就在这时，一辆美式中吉普车风一般而来，在他背后停下，无声无息，就像微风刮来的一片树叶。车上下来两个身强力壮、身手敏捷的壮汉，以极快的速度将他劫持上了车――他被早就看好了他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劫持了。
回到了重庆。可是，他已是身不由己，他被送进了重庆中美合作所进行特殊培训。美蒋特务要把他来个大变身，要把他变成一个有大用场的年轻貌美的全能“女”特务。
“我明明是个男的，为什么他们非要把我弄成一个女人？”王琼知道台下的千人万众等着他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女性有女性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胆小、犹豫，关键时刻下不了手等等与生带来的心理和身体的缺陷。这就有必要将心理素质好的男人变为女的，变为女特务。
“第一步，美国特务对我进行了身理和心理的严格训练。”王琼说，“我被关进一个四面都是光可鉴人的玻璃练功房，这样，我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在镜子上显现出来，有一点不像年轻女人处，都由美国特务施以矫正。这中间，还要学习心理学，定期进行严格的考试。
“与此同时，美国特务往我身上注射一种药物，这种药物让我隐去了男性的身体的特征，比如，喉结、体形、声音，从而勃发出女性的特征。男人的标准体形是肩宽腰细，女性的体形特征是肩窄臀宽屁股滚圆。渐渐，我的喉结消失了，声音变了，**长出来了，腰变细了，臀部鼓起，皮肤变得又细又白又滋润，头发又黑又长又多。他们还让我穿上一件特制的紧身衣，这是为了让我身上的女性特征更为固定。除此而外，我还要学习擒拿格斗，学会娴熟地使用多种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特种武器，比如钢笔手枪、雨伞利器，用镪水（特殊的，腐蚀性极强的强硫酸）杀人……”
说时，他一一将那些美国特种武器作了展示。“那钢笔，与我们常见的美国派克钢笔完全一致，可以写字，而且写起字来质量完全可以得到保证，非常流利。但关键时刻，如果需要用它杀人，趁对方不注意，”王琼说，“我的手只要在上面这里一按，就会射出一颗小如菜籽米的子弹打到对方身上，致人于死地。雨伞，真还可以当伞用。但如果需要，手抓着伞柄轻轻一抖，雨伞就变成了杀人的利器。这镪水，如果弹一点到你身上，你马上就像炎炎夏日下的雪人化成水……”
“她”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女中音，带有磁性。而且，“她”上身穿的是花棉袄，下身是裤线笔挺的华达呢裤子，脚蹬一双37码的半高根翻扣奶黄色皮鞋；袅袅婷婷，显得很有风韵，一点也看不出是个男的。头上两根又粗又黑的大长辫子，一根拖在背上，一根不时被“她”用手一拨，搭在高高的胸脯上，辫梢用很亮眼的红头绳扎着，平添了一种女性的妩媚。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可人的美女。可是听“她”轻松自如地讲起如何杀人，杀了多少人，杀人的场景时，我浑身鸡皮子颤。
他说，当“她”被送到解放区去执行特殊使命时，坐的是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而且与蒋介石同坐一架专机。前去北平指挥内战的蒋介石在飞机上接见了“她”，对“她”期望殷殷，多加勉励。
在解放区，“她”打进了解放军一个文工团做演员。“她”凭美色、手段、技巧，俘虏、腐蚀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有些还是高级干部，弄到了一些秘密军事情报传回去。“她”的搭档，是一个早“她”混进这个解放军文工团的男特务。“她”得到情报后，由“她”的搭档负责传出去。“她”的搭档还要定期供给“她”药物和特制的背心。他们联合起来杀过人；“她”更是单独杀过人。杀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钢笔枪、杀人雨伞，还有镪水等等都用过。“她”杀人往往是情报得到了，而这些男人对“她”已经没有什么用处，这些男人又欲火烧身，杀人的条件也允许……
他的暴露，是文工团随解放大军南下之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彻底坍塌，大势已去，已无可挽回。“她”的搭档看形势不妙，脚板上擦清油――溜了。这样一来，“她”没有了特殊药物供给，男性特征开始显现，喉结开始长了出来，声音变粗了，而且“她”发现，团里早就有人开始注意“她”了。纸包不住火。纵然是想方设法纸包了火，也只能包一时。于是，他主动坦白自首。他说，我有罪，罪该万死！我站在这里，向人民谢罪的同时，也有恨。我恨将我这个男人变为了“女”人，变成了杀人的女特务的美蒋中美合作所……说时，他弯腰深深埋下头，向台下的千人万众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礼，然后退回后台去。一个时段的节目结束了，一会儿又来。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
我和父亲在七孃家寄人篱下期间，母亲到过成都两次。第一次，她是作为川西地区为数不多的省人民代表到成都开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是她到成都治手。母亲在新津县牧马山金华乡宝峰寺搞土改，工作很积极，常常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有次晚上走夜路不慎跌倒，将右手腕摔得脱了臼，到县医院没有逗接好，手肿起多高。领导关心她，要她到省上找专门的骨科医院或名骨科医生重新斗接。
母亲到成都后找到在省文史馆作高级馆员的外公，外公亲自带母亲去找了骨科高手杜子明。杜子明是满人，著名的骨科专家，擅长接骨斗榫。接骨斗榫这门绝艺是他家世代祖传，到他手上又有许多创新发明。杜子明人品好、手艺好，有一手绝活，后来被接到北京相当高级的部门，负责给一些高级领导人处理这方面的疑难病症。杜子明看在外公的面上，很精心地将母亲斗错了的腕骨重新扯开，斗好，敷上药。母亲来七孃家看我们时，她的手腕上缠满了白色绷带，绷带吊在她的颈上。换药时，母亲带了我去。杜子明的私人骨科医院是少城内一个清幽的小院，与其说是一个骨科医院，不如说是一个疗养院。一进他的小院，只见花木葱茏，雀鸟啁啾。其时还早，没有病人。杜子明在花丛中打太极拳。他是一个体态高大魁梧的老人，穿雪白宽松的绸缎衣裤，打拳的身姿刚劲而又飘逸。面如重枣，双目炯炯有神，颔下有部飘髯的白胡子。
“啊，三女子来了！”见到母亲，杜子明沿袭外公对母亲的称呼，显出亲切。他收了拳，将母带进换药室，满有把握地将母亲缠在手腕上的绷带层层解开，看了看说，“啊，已无大碍了。”他给了母亲一大包药，说这包药换过肯定就好了。这次，母亲无论如何要付钱。杜子明仰起头，打起一串洪钟大吕般的哈哈，用手抚着颔下那部飘髯的白胡子，中气很足地说，“我与令尊大人陈老先生相交多年，这点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母亲要我叫他杜爷爷。杜爷爷伸出一只大手，弯下身，摸了摸我的头，关切地问我读书没有，母亲说她这次来，就是带我回新津去读书的。
“好、好，读书好。好好读书！”
坚持不收母亲一切费用的杜爷爷，在母亲的再三感谢中再三嘱咐，这一大包药中，哪些是服的、哪些药是敷的及怎么服怎么敷，说得很细。
母亲这次在成都逗留期间，成都刮起了一股戴口罩风。来由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两国军队施行细菌战。从飞机上扔下的脏弹爆开之后，有毒的苍蝇、蚊子、臭虫、跳蚤、老鼠跳出来狼奔豕突，破坏力很大、渗透性很强。据说，这些细菌已经波及到国内，这就在国内刮起了一股风，刮到了成都。街上到处都是闻菌色变，戴口罩的人。戴口罩，成了一个装饰，一种时髦。
那是秋天。文化氛围很浓，有多家书社的少城祠堂街上，金黄的落叶萧萧而下。一直还没有等到外地招聘团来招聘，因此也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处于继续等待、流浪中的父亲，意志有些消沉。他穿着那件陈旧的灰布长衫，和母亲一人牵着我的一只手，朝东御街毫无目标地溜达而去。祠堂街是成都少城的首善之区，街道两边大都是两楼一底，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建筑特色的小楼，大都是书店。街两边，笼罩着绿色云翳般的青枝绿叶。街对面，有流水汤汤的金河，在一道汉白玉曲背桥之后，是少城公园。金河边上，有车耀先开的《努力餐》馆。车耀先是大邑县人，早年当过川军团长，后来接受了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英勇战斗，奋斗终生。1949底成都解放前夕，作为川康特委军委委员的车耀先和先后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一起，双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然后双双牺牲在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所白公馆。
车耀先办《努力餐》，不仅将《努力餐》办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而且办成了一家最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交口称赞的一家川菜馆。车耀先很风趣，他给客人们写有一段话：“如果我的菜好，请君对你的朋友说；如果我的菜不好，请君对我说。”《努力餐》注重菜品的大众口味价且大都价廉物美。当时有首全城流传的顺口溜：“《努力餐》名满天，烧什锦最为鲜。”
街这边望过去，可以望见少城公园中的荷塘，荷塘中的田田荷叶。还有公园深处浓荫掩隐中，剑一般直指云霄的“辛亥秋四川保路死事纪念碑”。当年，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不是辛亥（1911）年间四川人民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那么，统治了中国二百七十多年的清朝要推翻，民国的建立最少要往后延迟一至二年。
“老十，你们夫妇这是做啥子？！”这时，七孃闻讯抢步而进。她一边谴责父亲对我的粗暴残忍，一边夺下父亲手中高高举起的扁担。“这一扁担下去，大毛还有命吗？！”对我心疼不已的七孃，一边喝斥父亲的同时，将一边的“帮凶”母亲恨了一眼。哐啷一声扁担被七孃夺下扔在地上。七孃愤愤地冲了出去，她边冲边说，“反正娃娃是你们的。要杀要剐随你们，我不管了！”
父亲重重地在床边一坐，长长地叹了口气。而一边的母亲早已是泪流满面。两天后，母亲带着我回到新津县旧县――五津镇中心小学。土改工作已经结束，母亲分到五津中心小学，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期间，母亲很好地处理了留在乡下老家的三个孩子，大姐在县中读住校；二姐和弟弟，她将他们分别寄养在牧马山宝峰寺的两户农家，那是她在那里搞土改时的关系。我跟在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身边，就要发蒙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