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瑞对我说：“明琼，我们能做几十年的亲密朋友，是因为我们出身于相同的家庭阶层，我们之间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对人和事物的认识有共鸣和默契。”
“那些在农村我们形影不离，无所不谈的景象又重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记得吗，在土家木屋的阁楼上，在屋边竹林的水井旁，在田间，在打谷场上……常常能看到我们在热烈地交谈。那是我们在探讨人生、艺术和情感！青春的话语滔滔不绝，我们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我们有心事向对方倾诉，有疑问向对方请教，有困难互相帮助。对事物的共同认识和感受，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那个不寻常的岁月，我们能心心相印，相互支撑，背靠背取暖是多么的难得！”
“我在农村患美尼尔氏综合征，你不顾瘦弱的身体，拖着我田坎上下走，送我去医院看病。为避免我睁眼头晕，你让我闭着眼睛听你给我讲故事；你的膝盖出问题，站立不起，我陪你去县医院住院。善良、同情心、理解和宽容是我俩的共同秉性，对对方的爱与欣赏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每想到这些，都让我激动！这就是朋友！几十年来心连心的朋友！”
我和传瑞是重庆六中高中同学，但她比我高一个年级。进高中后不久就听说过她，因为她是校长都青睐的高66级1班这个尖子班里的知名人士。我远远地看见过她，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端庄的相貌使她的确引人瞩目。我没想到，我后来居然跟她走得那么近，一同居住，一同劳动过三年；后来又一起办业余英语学校，她当我的忠实助理，我是她的忠实粉丝……至今，我们已经一同走过五十二个春夏秋冬，比金婚还长了整整两年啊！
记得那是1968年的冬天，我到学田湾去，途经人民大礼堂，在人民大礼堂最外面的大门前，不经意碰到了杨传瑞。我也未曾料到，这个高三的优秀生，提出跟我们几个高二和初中的学生插一个队。其实我很理解她为何不与班上同学一起走，我自己就是因家庭出身高级职员而不受班主任和有些出身好的同学的待见，所以，一旦她提出来，我当然十万分地欢迎这个“同类项”跟我们插队在一块儿啊！
传瑞在蓬莱
我记不得我们一行为何被发配到酉阳兴隆这个最艰苦的地方。那时，重庆六中的学生们分布的地方有兴隆、木叶、大溪、秀山等。其中，秀山是最好的落脚处，有小成都平原的美名。而我们，偏偏被发配到这高山峻岭、山路崎岖、崖壁陡峭、群山连绵一眼望不到头的兴隆山区，这个解放前盛产土匪的地方。
我们这一行人的搭配是很有特色的，基本上都是些成分不好的“黑五类”“灰五类”。比如，有重庆市面粉大王鲜伯良的儿子鲜继锦，他的伯父是颇有名气的鲜英；“右派分子”冯克熙的儿子冯大卫，虽然冯克熙平反后当了重庆市副市长，但那时却在上清寺一带扫马路，而且他母亲胡家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大人物胡子昂；有交通大学的教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儿子梁和；有重庆知名大银行聚兴诚银行高层管理的儿子王宗笠；有出身于聚兴诚银行的创办者杨氏家族、其父当时在长寿农场苦攻“劳动改造”课程的杨传瑞。像我的所谓资方代理出身及其他几位成员的职员出身算“灰五类”，属“颜色”还勉强看得过去的人了！
传瑞的大家闺秀的涵养表现在她的举手投足之间。在农村，我们穿的都是烂衣服烂裤子，要跟贫下中农结合肯定不能穿好衣服哟！何况，即使带的是好一点的衣服，在那个地方劳动，爬山、砍柴、砍火焰、背粪、下田、打桐子……没补疤的衣服也三下五除二扯得稀烂，哪里不补几块疤呢？我记得传瑞那时经常穿着一件补疤的蓝色衣服。虽然也是补了疤的，但却补得伸伸抖抖，针脚密密整整，绝不像我的粗针大线。
我、肇琍、传瑞、小妹（肇琍才十六岁的妹妹）我们四人插到新民大队一队。我和肇琍是同班同学，传瑞比我们高一年级，因此，她就是这一屋的大姐了。
大姐从来就有大姐大的风范和做派。传瑞家三个小孩，她是老大。她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颇有身份和教养的人士。她家解放前就是社会的高层人物，她的那些亲戚都是很有来头的。传瑞的母亲杨妈妈是个极其温柔贤惠的女人，她那一口软软的带下江腔调的四川话我特别喜欢听。我记得那时她们住在学田湾一所低矮的小房子里，我要找她，就朝堡坎底下大声喊：“杨传瑞！杨传瑞！”她不在时，杨妈妈就走出门来对我说：“你快下来坐坐吧，她一会儿就回来了！”那亲切又好听的腔调我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家道中落，家境困难，杨伯伯被送到广阳坝那块劳动改造的地方“脱胎换骨”去了，家中只有杨妈妈这个操吴侬软语的下江女人支撑着有三个儿女的家庭。因此，传瑞很早就帮母亲挑起家庭的重担。她早就已经不是女儿的角色，而是为弟妹，甚至为母亲遮风避雨的翅膀！家庭的际遇让她比同龄人成熟得多，遇事冷静周到得多，同时也有主见得多！她总是不声不响，不卑不亢，不急不慌，有条不紊地处理一切事情。因此，有些她的同班同学认为她“城府深”。说真的，“城府深”也是境遇练就的，她的那种家庭和所处的境遇，如果不是深沉一些，而是天天真真，大大咧咧，她妈不是早就躺到医院半死不活了？就连我这种天真而乐观的人在“文革”中也是心情凝重，心事重重。父母被软禁在“学习班”，家里被红卫兵抄得天翻地覆，我也不得不深沉起来，带着弟妹们一起挡住这“狂风暴雨”呀！
在农村，我和传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传瑞端庄冷静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她跟我谈到1967年、1968年间在重庆的大武斗。她和我一样，都属于“反到底”派，她与我们同室的李肇琍都是这个“反到底”的知名人物。肇琍曾参加过重庆的一次“海战”（在长江上发生的激烈战斗），在军舰上抢救被打伤的“革命将士”；而传瑞则是“反到底”的喉舌，“反到底”广播站的著名播音员。她亮丽的音色，纯正的普通话及慷慨激昂的播音不知鼓舞了多少“反到底”的“革命将士”的心，煽动起他们造反到底，坚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雄心壮志和高昂**，以至于“八一五”的人对她恨得咬牙切齿，扬言抓到杨传瑞一定要把她的舌头割掉！
同时，我还知道了她的一个秘密，那就是传瑞喜欢并崇拜的人不是那种白面书生，更不是奶油小生，她喜欢的是威武、刚强、富有勇气和毅力的男子汉。我万万没有想到端庄典雅的杨传瑞心中崇拜的是战斗英雄，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莎翁的著名戏剧《奥赛罗》里的女主人翁苔丝德蒙娜。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爱情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新民大队上演了若干出爱情戏剧。除了考虑怎么填饱肚子，另外最感兴趣的就是耍朋友了。这一群人，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秘密！真正演出成功，后来结为夫妻的只有新民二队的冯大卫和肖宁凤。他们走出大山，最后到了美国安家落户。我和传瑞、肇琍、小妹，还有后来的宗元，也先后走出大山，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传瑞是一个相当有责任心，做事非常有分寸的人。夏天是最辛苦的季节，我们在坡上要劳动近十四个小时。清晨约四点钟就得爬起来，煮好苞谷饭，瞌睡迷糊地吞下肚。然后，腰间别上砍刀和弯刀，披上蓑衣，拿起斗笠、挖锄和饭缸，翻山越岭地走上一两个钟头到劳动地点。到达时，天上还群星闪烁，地上一片黑暗。天刚蒙蒙亮，队长立即喊开干，我们就开始薅那满山遍野苞谷陇里的杂草。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杂草除啊。从清晨出发，直至干到中午，已经过去七八个小时了，我们又累又饿又渴。一旦队长喊：“抽根烟啰！”我们就像得到大赦之令，马上拿起饭缸，吞下那缸苞谷米饭加一丁点盐菜。
吃完饭后有一点歇气的时间，农民们就男的抽烟，女的搓麻线。可怜我们几个知青，还得利用这点休息时间，拣点柴火，扛回去煮饭。有一次，我累得都要瘫了，哪里还想在坡上到处拣柴火，我就坐在那里，赖着不起来。传瑞是正儿八经该做什么事就要做什么事的。她叫我：“起来哟！”我说：“咪咪（传瑞的小名），我们今天就不拣了，坐起休息！”她说：“不得行！莫耍赖！起来哟！”我只好悻悻地爬起来。
大姐大就是大姐大！在新民一队我们五个人中，传瑞就是家长，她说的话是要算数的。农民们似乎也更听她和肇琍的话，比较起来，我和小妹就没有权威性，更不要说后来才插到我们队的王宗元了！她在坡上走路一拐一瘸的样子，活脱脱一个“美军女特务”空降到了深山老林，就准备投降让解放军或者民兵活捉逮捕吧！我们几个同伴和农民们见她那个样子，尿都要笑出来了！
大概就是在一年多以前吧，我给传瑞家里打电话，她不在，结果接电话的人居然是小妹。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也没通过电话了，这次一接通，就叽叽呱呱地摆了不少龙门阵。不知是聊到什么事情，聊完后，小妹补充嘱咐我：“你莫要跟姐姐说哈，她晓得了要吵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像娃儿一样怕姐姐！她又补充：“杨传瑞把我们管得细得很，比妈妈还管得多！”
我是知道杨传瑞对家庭的担当的。她家里的事情特别多，不光是她一家四口的事情，还有她的弟弟妹妹侄儿侄女的事情，甚至还有她这个大家族聚会的事情全都是由她管。她的那些父亲母亲的亲人遍布美国、上海、天津、沈阳、成都……新冠疫情之前几乎每年都要大聚会一次，甚至上海的八十岁的表哥一家还自己开车到重庆来。每次聚会都是传瑞联系宾馆，安排日程，照料饮食。她本做得一手好菜，我们从前都盼望吃她的上海名菜红烧狮子头。但是现在她也七十出头了，做不动了。于是，她安排亲戚们到好的宾馆、餐馆，让亲人们吃好玩好。
传瑞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与德义携手四十多年，很少红过脸，更无吵架之类了。我曾经问过她：“你们不争不吵难道什么事情都一致？”她笑答：“我们两个耍得好。”“我们看法差不多”。天啦！我虽然知道她俩感情很好，但也没料到看法都差不多！这才真正是天下难遇的“左手拉右手”啊！我们耍得好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过她：“作为老朋友，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敬重。无论气质、人品、教养、风度、学识、品味，她都有大家闺秀的风范。甚至从她身上可以体会到一些旧时代上等人家女子的味道。她说话轻言细语，举止稳重得当，做事认真负责，待人接物周到妥帖。她不极端，不偏激，从没见过她生气发脾气，更莫说与别人大吵大闹。相反，她很能体贴和谅解别人。可以想象，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过日子，一定是岁月静好。”的确是这样，传瑞侍奉年迈的母亲就像母亲照料年幼的女儿；照顾身体不好的丈夫就像旧时温柔贤惠的太太；对女儿的爱就更不用说了。我记得有一次和她去女儿就读的四十一中，女儿正在操场上体育课。传瑞那双眼睛就定格在女儿身上，眼睛里充满母爱。把要送的东西放下后我俩离开时，她还依依不舍地不断回头张望。
由于家里事情太多，传瑞不免有时对朋友有些顾不过来。但一旦朋友有重大事情或生较重的病，她是十分关心和义不容辞地去帮忙的。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朋友，我总是把她当成倾诉的对象。别人的秘密说给传瑞听就成了永远的秘密；至于她那丰富的内心里藏了多少秘密，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我有幸窥见过传瑞的内心世界，那是在农村，我俩二重唱《纺织姑娘》和《山楂树》。我们一个屋子的人都反反复复地唱我带到农村去的那本《外国民歌两百首》，以此寄托我们的梦想和希望。至今，我仍难以忘记她满怀深情和向往地唱的那首无比优美的苏联歌曲：
“黄昏时候有个青年
徘徊在我的大门前
那青年哟，默默无语
只把目光闪一闪
有谁知道他呢
他为什么眨眼
他为什么眨眼
他为什么眨眼
……”
这首歌透露出她温柔而美丽的内心世界。
传瑞与德义在新西兰
这首歌是传瑞的歌，也是我的歌，是我俩友谊的纽带，也是我俩共同的、永远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