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雷诺阿)

我的妈妈是个美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听亲戚、朋友、熟人夸我妈妈长得漂亮。我还听说爸爸妈妈的照片曾摆在重庆最大最有名的“留真照像馆”的橱窗里。爸爸英俊,妈妈美丽,这是多么好的搭配啊!听亲戚们说,他们的婚礼也是很排场,结婚照也是很漂亮的。可惜我没看过他们的结婚照,一点也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妈妈披着白色的婚纱,那个模样肯定是非常迷人的!

我对美的人感兴趣,我就是喜欢长得漂亮的人。这个爱好可能跟父母长得英俊漂亮有很大的关系。生在一个漂亮人的家庭,父亲的那架英国的核桃木留声机发出的优雅的旋律,家里温馨的气氛……这一切都让“美”植入我心灵的深处,哪怕后来挤进黑黑的小房间,吃不饱饭,在大山区“砍火焰”、背大糞、种苞谷,我那心灵最深处的“美”的内核,都没停止过发出电波。

我的外公是民国时期的公务员,是税务所长,外婆在家操持家务。由于置了一点田地,外婆被划成了地主。外婆一共生了八个子女,五男三女。妈妈就是女孩中的老大,排行中的老三。我一直有一个不解的问题:外公外婆都不好看,为何他们生的子女却长得好看?妈妈和二姨妈,都长得好看,尤其是妈妈,据说是荣昌老家出名的美人。抗战期间,许多大学迁往内地。当时,我的五舅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他的同学们放学或放假后要到荣昌老屋去看“郑大小姐”,当然、去看的都是男同学哟!妈妈曾给我吐露过一件事情:那时,五舅的一个要好的男同学对她很好,后来那人去了澳大利亚。我想,妈妈当时可能是动了心的。不然,她怎么会记得这件旧事?我听后脑子里闪出的念头居然是“如果成了多好,我就在澳大利亚了”。真是傻瓜加忘恩负义,我就不管我爸了!

我爸能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获胜,把妈妈这个美人娶进家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父亲十六岁到重庆首富汤子敬先生名下的郑大永钱庄当学徒。凭着他的努力赢得老板的好感和信任,以至于在二十二岁那年,便荣升襄理。妈妈曾告诉我,爸买卖黄金是一把好手。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他弄得很清楚,基本都踩到了点子上。所以,父亲很快就买了一幢带前后花园的房子,侍奉祖父祖母,而且还负担除二爸以外的五个弟妹。妈妈说,我五姑妈出嫁时,爸爸为她置办了许多嫁妆。所以,当时年轻有为的父亲能赢得美貌而且学历比他高(母亲是高中生,父亲是初中生)的母亲靠的还是他自己的实力。

妈妈虽然在娘家排行第三,下面有五个弟妹,但她年轻时就患上了神经衰弱,睡不着觉,身体也很弱,是一个“林黛玉”。所以外婆非常心疼妈妈,许多事情不让妈妈做,而是让比她小的弟妹们做。直到几年前,我的小毛舅还提到,外婆曾养了一只羊,由他来放羊,挤羊奶给妈妈喝。我的二姨妈说,她和妈妈一块儿上学,妈妈的书包由她来背。我的幺姨妈说,她在鸡窝里拿到鸡刚生的蛋,赶紧捧到妈妈面前说:“大姐,你快吃,还是热的!”听到他们七嘴八舌说这些,我觉得我妈就像个“仙人板板”一样。同时也纳闷外婆怎么这么将就我妈?另外一个念头就是,漂亮的人大不同!外婆可能因为我妈长得漂亮,有可能给她带来一个好女婿,当然,她也是心疼女儿生病。反正,我遗憾自己没能继承妈妈的美。

在我刚刚能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从现在的鹅岭公园风景秀丽的地方搬到了市中心的曹家庵。爸从来就喜欢风景好的地方,安家鹅岭也正是因为那里是重庆有名的风景区。我爸和我妈还碰见过蒋中正和宋美龄出来散步,他们当时也住鹅岭。后来,我才明白爸妈为何搬家,因为解放后,政府要将这个风景名胜区修建成公园,所以我们不能在那里居住了。公园修好后,我们还经常去玩耍,旧房子那时还在,就在离公园大门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次,爸爸指着那旧房子对我说:“以后在这里挂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刘明琼曾在这里居住'。”我那时读小学高年级,我想不出为何父亲会有这样的念头,対我说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很有名的人才在住宅挂这种牌子。慢慢长大后,我知道了父亲其实是很有“野心”的人。他后来自己不行了,就一个心思地盼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

妈妈很漂亮

相比起来,妈妈的功名心少得多,她是绝不会去想“挂牌子”之类的事,但是妈妈盼望我们有钱。在经过了后来穷得一塌涂地的日子之后,她把钱放在第一位。她这个曾经的郑家大小姐和襄理太太,勤俭节约得让人无法理解。我们四个小孩不但经常听她唠叨哪个哪个她的同事或朋友家的小孩如何有出息,能挣钱,而且我们自己用自己的钱她也舍不得。2005年,妈妈又到我这里居住,有一天她对我说,凤英(她耍得好的老师)的女婿挣大钱哟,不但帮弟妹们买了房子,而且还给全家人买了墓地。我当时听得喷嚔都要打出来了!对于她老人家的唠叨,我们四个子女基本是同一个回答:“是,对头!别个的娃儿好,有出息!你的娃儿没得出息!”

后来,我也愈来愈理解妈妈对钱的“渴求”。我家本来也算是“小康”的有房阶级,后来,三层的楼房政府修机械局一千块就拿走了。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那一千元用来买“高级糖果”“高级点心”补贴饥肠,三下五除二就花光了。我们就成了贫穷的“无产阶级”。爸爸多年重病,而且还动过左肺全切除手术都没有营养品,更不用说我们的饭食如何了。妈妈当年春秋天只有一件外套,她说她钉到穿,换都换不下来。后来,又时兴自家买房子了,要几十万,爸妈哪来这么多的钱?妈妈一说到房子的价钱,就会说:“嚇死人啰!”接着又会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本来有房子哟!山益村那个房子,不拆,现在能卖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怎么不想我们多挣钱,挣大钱嘛!

三十多岁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妈妈年轻的时候,那时的妈妈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生活的无情打击和折磨。我读小学的时候,妈妈到学校去开家长会,为我领成绩单,听到班主任有时还有科任老师对学生的介绍和评价,妈妈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很好。第二天我到学校上课,总会听到老师对妈妈的评论:“你的妈妈好漂亮啊!”可能是因为妈妈的漂亮,还有我的成绩好,班主任张瑄老师,甚至当时的黎校长都跟妈妈熟,张老师后来还成了妈妈的朋友。每当别人夸我妈妈漂亮,我的心里都甜蜜蜜的,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妈妈万分自豪。

本来,爷爷是一个好厨师,弄的饭菜很好吃。直到不久前我去看望住在养老院的六姑妈,才知道爷爷曾经开过餐馆,怪不得他菜做得那么好。婆婆中风后,爷爷全职照顾婆婆,也只弄他们两个人的饭菜了。于是,弄饭、洗衣、做清洁等家务,全部压在了妈妈身上。

为了养家,妈妈后来也参加了工作,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塑料厂子弟小学的数学老师。我的好多同学都还记得她当年的样子,邱同学说,你妈妈好能干,风风火火的,一回屋就卷起袖子干活。一大家子人,妈妈不干活怎么办?过年的时候,妈妈一大早起来去排队购买肉、油、糯米等凭票供应的东西,回来后就准备年夜饭。屋外的院子里有一个小石磨,妈妈就把发胀的糯米放进磨孔推汤圆面。我经常帮她放米,有时我也凭力气推一阵。但我最喜欢的是切香肠腊肉,我的刀工好,香肠腊肉切得薄,所以妈妈叫我去切。但她不知,我一边切、一边偷吃,而且还给站在旁边的弟妹吃。我明明知道这样要不得,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前不久我上成都,住在从前的叶、孟老师的女儿叶琳家。叶琳居然想起我以前说过的话,她说:“小菊姐,我最记得你说菜板上的腊肉最好吃!”我妈还一直认为我的刀工好,把这种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殊不知我也是个靠不住的“好吃狗”。

妈妈年轻时落下的神经衰弱一直伴随着她,经常喊头痛头昏,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中午觉就特别重要,因此,妈妈最怕她睡午觉时我们去打搅她。但是我掌握了她的这个弱点,就专门在这个时候去提要求,尤其是那种不容易达到的要求。有一次,我非常想看一部电影,票价是一角钱,就去向妈妈要钱。但妈妈不肯给,她说一角钱要买好几斤菜了。我那时就是一根筋地要看那部电影,下决心非把那一角钱要来不可。但妈妈就是不肯给,把房门关上而且上了栓。于是我就在外面使劲敲门,一边敲一边喊“我要一角钱看电影!我要一角钱看电影!”妈妈无法睡觉,只好起来开门,要来打我。我骑在楼梯扶手上“嗖”地一下子就下了楼。她接着又回屋去睡,殊不知我又上楼来敲门了。这样如此几下,她不得安宁,只好扔一角钱给我,让我收兵。现在想来,我那时候是多么不懂事!

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好女儿,能帮妈妈承担的事情我都会去承担。读初中的时候,大弟明白和我同一个学校,我读初三时他进学校读初一。明白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上课经常不认真听讲,而且还搞些让老师恼火的事情。这种时候,他的老师就来找我。有一次,老师气急败坏地找到我,跟我说早读要用的报纸被明白拿走了,明白也不见踪影,不知是否到厕所去了。我就跑到男厕所外面使劲喊:“刘明白!刘明白!”,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最后,他居然慢吞吞地拿着报纸从厕所钻出来了!这种事情,你说气不气人!教英语的黎老师很喜欢我,她也经常向我告状,而且还说:“你爸妈啷个给他取名叫刘明白哟!他就是一个刘糊涂!”在学校,我就成了爸妈的挡箭牌。有时,明白的家长会也由我去开,反正去他的家长会又不像去我的,多半是些告状的烂事。

妈妈与明白、明鉴和幺舅(后立者)

我在《亲爱的婆婆》一文中提到婆婆爷爷从不批评我们,爸爸妈妈因为处境不好,自己焦头烂额的事情也多,所以也管不住我们。于是,我们四个就像“敞放的鸡娃儿”一样自己疯长。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还很少有家庭具有我家的这种“民主自由”。我看到跟我一样大的堂妹被姑妈姑爷管得巴巴实实,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时候,我的心都抓紧了,我庆幸没有生在一个管教严格的家庭。爸爸是想管管不了,而且爷爷总是教育他“一辈不管二辈事”。妈妈是大大咧咧地不管我们,而且也管不了我们。这样,反而培养了我们自理自立的能力。我们四个子女都非常能干,好多事情都难不倒我们。

明白读书虽然成绩不怎么样,但动手能力特别强。他后来自学装收音机,再后来又自己装电视机。我们山益村的第一台黑白电视就是他装的。我为什么说是山益村这个院子的而不是我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因为这台电视给山益村大院的“院民”带来极大的惊喜和乐趣,也给我爸带来极大的虚荣心的满足。有了这台电视,我家晚上挤满了人。我从西师回家都不能从前门进,只能从后门绕进去。一进后门厨房,见我爸在那里乐呵呵地看人!看电视节目都没有看这么多的人在欣赏他儿子装的电视机那么重要了!

由于这种家庭环境和气氛,我们四个都没大没小的跟爸爸妈妈、婆婆爷爷“平起平坐”。这也就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我们的幽默感。兄妹四个人中,除明白稍好一点之外,其余三个都是“疯儿东”(郑菊贤语)。明曜从前的幽默真是顶呱呱哟!他经常学别人那些怪头怪脑的动作,让我这个“演技”很好的人都觉得略逊一筹,他是要把人笑死不赔命的。而且、四个人当中他最会和妈两个鬼扯,他学妈说话,怪声怪调地学,加上表情和动作,让我妈再气也气不起来,基本上由他摆布。而且,我家从来都是悲剧当喜剧、闹剧来演的。记得“文革”中我爸上成都,本来他也想去凑凑闹革命的热闹,哪知一去就得了个“肠梗阻”。我们几个也只好去当了他的陪护。开始,他的病势险恶,弄得一家人忧心忡忡。好在终于闯过难关,我们几个就开始一边拍手,一边喊“成渝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了!”

后来我爸又迷上钓鱼,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咕咕咕”(要逐渐升调,像鸡叫),因为他一大清早就拿着钓鱼竿出门去了。等到半下午回来,妈妈给他下面,问他吃多少,他回答:“二两五,下好过后三两!”我爸对我们几个没得威风,但对妈从来很有气势。记得有一次,我妈躺在**休息,我爸说:“睡起像个西汉女尸!(那时正在展览西汉时期出土的女尸)”,我妈气惨了,马上回敬他:“你就是个东汉男尸!”。我和三妹在旁边拍手叫好,我还“西汉女尸东汉男屍”的唱将起来!还有一次,我跟爸斗嘴,他说不过我,又要开打。我一下子跳上床,拿起床头上挂着的他锻炼时用的“尚方宝剑”对着他,他也就没法了。奇怪的是,我跟我爸对峙争吵时,我妈从不批评我,好像我还成了她的“同盟军”一样。

吵归吵、闹归闹,但家里的事情我们从来都会担当。“文革”中爸妈双双被“办学习班”,隔三岔五地写检讨,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开始我还新鲜,变着花样写,纸上写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但时间长了,我也写烦了。有一次,妈妈不知什么事情把我惹冒火了,我就宣布:从此不再帮她写检查了。我妈一听急坏了,赶紧哄我,一边哄一边说:“刘明琼,你开不得这个玩笑哈!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我来写检查,你还要妈活不!”哎,我有什么办法?后来我也成了神经衰弱,这就是“历史传承”。红卫兵两次来抄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地上的东西堆了尺把厚,在那种情况下,还不是几个娃儿把家顶起。所以,妈妈的娃儿还是不错,关键时候还是顶得起的。

“文革”后期的1969年3月,我和大弟下了乡。我们跟就读的重庆市第六中学的部分同学一起,到四川酉阳最边远的兴隆山区插队落户。当时,从重庆到兴隆要整整走三天三夜。从重庆朝天门坐船到涪陵,从涪陵坐汽划子到龚滩,从四壁陡峭的龚滩坐大卡车在崎岖山路上七拐八绕地到酉阳县城,再乘卡车在更加崎驱陡峭的山路上七拐八绕地到兴隆区,再从兴隆区步行很长一段路才到落户的新民大队。爸妈不知我们的行程,想不出他们的大儿大女到了怎样一个偏僻遥远的地方,只知道此去前途未卜,这两个儿女一去还能回返吗?

自从我们下了乡,妈妈就变得烦躁不安。家里本来就穷,钱总是接不上气,工资发下来还不到月底就用光了。于是,爸爸要到没有儿女、生活稍为宽松一些的六爹、杨姑爷那里去借钱,等发了工资再还回去,如此往返循环。我和明白下乡后,我们又需要家里寄钱来买起码的生活用品。寄来的钱虽然很少,我记得是每月每人五块钱,但钱分两处自然又缩了水。我爸到菜市场买菜从来都是提个弹簧秤,跟小贩争一两一钱的,生怕称少了给他。这个样子,恐怕看见可吃的菜叶子都要捡回家哟!(开玩笑)。

我和明白在兴隆

我们下乡根本养不活自己,反而给家里增添负担。这么远的路程,两个人回重庆又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儿女远在穷乡僻壤受苦,家里的经济负担没减反增。更重要的是,儿女还不知能不能回来?我妈的神经衰弱愈发厉害。她经常半夜半夜的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愈想愈睡不着。我妹说,她睡不着,心里烦,就把妹摇醒听她念叨:“你姐你哥还回不回得来哟?”“回不来啷个办哟?”“我心头烦得很哟!”“三儿,你说有什么办法哟?”她翻去翻来的就是这些话。我妹睡意朦胧地听她唠叨,妹有啥子办法?不过是听妈唠叨后妈心里要好受一点而已。

妈妈的“念功”(唠叨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发达,她和我的二姨妈(我喊二宝宝)两个是不相上下的“武林高手”。我的表妹程迪丽一跟我通话就是讲我二宝宝怎么怎么念,她怎么怎么烦。我完全感同身受,因为我妈念我们四个已经念成了精。我们一听她念就躲,躲不脱能忍就忍,忍不住就朝她一阵吼。

难忘我的青春期,由于前面耍个朋友没成、受了打击,后来又不聪明地拒绝了不应该拒绝的人,所以二六“高龄”还没有男朋友。我妈就开始着急了,一天到晚唠叨我,催我赶紧找男朋友。别人介绍的对象个个她都说要得,巴不得我赶快嫁出去。有一次,二宝宝介绍了一个她厂里的大学生,但矮得像“虾爬”(这是我有点夸张的形容),我马上拒绝了。结果,我妈就盯着我念,什么人家是大学生啦,看上去老实呀,找人不要看外表呀,何况这人外表也看得过去呀……把我人都念晕了。我对她一阵吼:“不要你管!不要你管!要嫁你自己去嫁!”然后气得跑开了。

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有一个疙瘩,像妈所说的:女娃儿年龄愈大愈不好找,到了二十八、九、三十岁就没得人要了!于是,我计划在我二十八岁时把自己嫁出去。要实现这个计划,肯定就得放下身段、降低条件了。

不久后,我在成都卷烟厂里当一把手的姑爹给我介绍了一个他厂里的大学生。姑爹说这个人三十三岁,是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在厂里搞装潢设计。这个人画画好、字写得好、还会弹扬琴、会作曲……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很老实,不怎么说话,尤其是不跟女娃儿说话。我爸妈一听,乐坏了,甚至我那从来不管“二辈事”更别说“三辈事”的爷爷都说要得。于是,趁着“五一节”放假,爸妈叫我赶紧上一趟成都见人。我背负着三老的希望和我本来就放在心中的计划,去见了这个“种子选手”。说实话,我本来就对他的年龄有点嘀咕,觉得比我大多了些。但妈妈连忙说:大些好!大些好!大些懂事,体贴人!”因为她生怕我又生出异念。

见了“种子选手”,我第一感觉就是“我俩不合适!”这是个直觉,我说不出道理,但这感觉十分强烈。如果照以前的做法,我肯定是拒绝。但随后一想,拒绝了怎么办?又回去听妈念呀?她不断地说我的事情让她烦心,一想起晚上就睡不着觉,也像曾对三妹做的那样,半夜三更地把我弄醒听她唠叨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尽量地去发现“选手”的优点。放假的三天里,我就耐心地与他相处,而且心里已经拿定主意:嫁给他算了!

回到重庆后,爸妈,尤其是妈妈对我的态度特别亲切,不断问:“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妈妈还不断地强调:这是姑爹介绍的,没得错,放心得很!我想,她差点就该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哟!往前走!”这几句了。(当然,那时还没有张艺谋。)几天后,我收到海源的来信。父母二人争先读信,齐夸字写得好。连我那从不凑热闹的爷爷,居然也说上几句来加油。后面的几个月,爸妈就把读海源的来信视为最大的乐趣。有时我在学校还没回家,海源来了信,他俩就私自拆开,先读了再说。有一次我回家,看见她俩正凑在一起,一边读一边笑。我很生气,觉得她们实在太过分了。妈妈却掩饰不住高兴地笑道:“这有啥子嘛?又不是外人,自己的妈读哈儿信有啥子嘛?”过了几个月,大事已定,我就“裸嫁”海源,什么东西也没有要他的,我连新衣服也没有做一件,反而给他做了一件呢子大衣。1976年春节,我刚满过二十八周岁,终于把自己嫁了出去,了却了我妈妈心中的一件大事。

妈妈有时真的是个“喜剧人物”,她自己既不觉得,也不笑,但是却把别人笑死。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沈阳工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妹说:“小菊,(我家从来是没大没小的)妈妈给你买了峨参!”我正纳闷妹为何舍得花钱打长途,而且我也不知道峨参是什么东西。妹说:“峨参就是峨眉山上长的人参,珍贵得很,一般来说是买不到的。”我正在想妈妈怎么舍得买这种东西,妹又说了:“妈妈说你在沈阳当校长当累了,给你买点峨参来补身体。”我非常迷惑,妈妈何时对我有这样的关心和柔情?我在沈阳时三次到美国,每次都给她买了西洋参。我工作的学校韩国家长多,她们表示感谢就送我礼物。在补品方面,不是送上等的高丽参就是送上等的长白山人参之类。送的东西我放假回重庆都拿去孝敬她老人家,一点没给自己留。我想,是不是妈也动了恻隐之心哟?不管怎么样,我心里还是甜滋滋的。

一个星期后学校放假,我回到家中,我才知道妈妈被人骗了。

一天,妈妈上街,那时她已经住到了黄花园明曜家中,待她走到老屋山益村附近,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摆摊的老农民,地上摆着一些根状的东西。妈妈凑过去看热闹,就听旁边的人说:“还是峨眉山上的人参呀?这个稀奇得很哟!”另外一个人说:“一般药房买不到。”又一个人说:“急救中心药房要收购,给的价钱高得很。”我妈听到这里,赶快问老头:“你卖多少钱一斤?”老头说了价钱,妈又问急救中心收购多少钱。那个女的也说了价钱,还加上一句:“这是真的哟,我才去急救中心问了价格的。”我妈妈本来是一个十分谨慎小心的人,尤其在钱的问题上是非常注意的。我们出门,她总要一再叮嘱,包包背在前面,怕遭摸包;买东西要问价钱,莫买贵了。但是那天不知她喝了什么“迷魂汤”,听了老头的卖价和急救中心的收购价后,运用她数学老师的旧本事,心里一阵飞算,算下来这一买一卖就会赚两到三倍的钱。她心中一阵窃喜,急忙对老头说:“你的峨参我全部要了。我身上没带钱,你跟我一起到我儿家里去取存折,然后到银行去取钱给你。”老头一听,赶紧把摊在地上的峨参全部装进两个担子里。那个女人还在加劲说:快点快点,急救中心药房收购三点钟就关门!”

接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妈妈把那老头带到明曜家,让老头坐在客厅,她自己到卧室去取存折。然后带着老头去银行,等她去取钱。她把存折上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攒下的四千块钱全部取光了。买那些峨参还差了几块,老头连说:“算了!算了!”四弟说,妈妈怕老头过马路被车子压倒,还去牵那个老头过马路,这肯定也是妈妈自己对四弟说的。买了峨参,我也不知她是如何把这一大堆东西弄到急救中心的。反正,急救中心的回答让妈妈傻了眼。人家说不晓得这是些什么烂根根!我想,我妈肯定差点就晕倒在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就不晓得我妈是怎么过的了,肯定是天天都睡不着觉,靠安眠药加量勉强合一下眼睛了。好在跟四弟和杨雀住在一起,有人听她唠叨。四弟肯定多半是在学她的样子,取笑她。杨雀虽然也忍不住笑,但要懂事些,要安慰她。后来,我妈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四个娃儿,一人出一千,给她补起!于是,就出现了我在沈阳时妹给我打电话的一幕,那是在给我先打一针预防针。

妈妈很快就召集家庭会议,把我们几个都叫到四弟那里开会。开始是诉说,妈妈受了骗,辛辛苦苦存的一点钱被骗光了。接着是说她被整惨了,完全睡不着觉了。再接着是我们四个一定要给妈妈弥补这个重大的损失,让妈妈能继续安生地过日子。我因为早有思想准备,也知道她老人家这一关难得过,我马上就拿出一千块钱。明白也马上拿出一千块。妈妈转向三妹,三妹说她只拿得出四百块,也掏出了钱。这下妈妈就全力进攻四弟:“四弟,哥哥姐姐都拿了钱了啊!你呢?”谁知四弟却怪声怪调地把她的话先重复了一遍,然后说:“我呀?我就准备写一篇《郑老太买药记》,拿到报社去发表,把稿费拿给你!”四弟不拿钱,妈也没得法。但好歹补回来了个二千四,她老人家觉得也算拿回了大头。于是,她才逐渐安心下来。后来明曜果真写了一篇《郑老太买药记》,看了会把人笑死。但没有拿去发表,稿子现在都在我这里保存着。这件事不光成了我家的“经典传奇”,妈妈郑家那边的二妹、幺妹也经常拿此事来取笑她,但我妈一点不生气。

开会后的第二天,她把我叫到山益村,对我说:“你和刘明白一人出了一干块,这些东西你两个人一人一半。”(她指堆在山益村的烂根根)她一本正经地说,而且还加上一句:“你把这些药拿到杨传瑞那里化验一下,万一还是些好药呢!”(杨传瑞是我的好友,当时在医学情报研究所工作)哎哟,我的妈妈哟!三妹听说后又趁机来开我的玩笑:“你就把那些峨参拿来熬水洗脚嘛,肯定洗得白嫩白嫩的!”

我的妈妈哟,我的爸爸,你们本来都是过的安安生生的日子。虽不富贵,但丰衣足食,温温馨馨。我多么怀念在曹家庵和最初搬到山益村时的生活,怀念那架四个小孩都视为宝贝的英国老式留声机,怀念那些有吃有穿的正常的日子。但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们的钢丝床没有了。修机械局,我们的楼房没有了。**抄家,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连那架能让我们回想起过去温暖富足日子的留声机也从此消失了!我爸就只好提起弹簧秤买菜,我妈就只好穿旧兮兮的衣服,几年不换,把一个美人变成了贫穷妇人。我妈为何对钱这么上心?还不是生活把她练就的啊!她剩菜剩饭舍不得倒,家里破旧的东西舍不得扔,买东西肯定是买便宜货。

后来改革开放,生活慢慢好起来,四个子女也还过得不错,但她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老习惯。她自己舍不得用钱,也舍不得我们用钱。我觉得,在她的晚年,她对我们最大的爱就是为我们节约钱,叮嘱我们不要乱花钱,不要花冤枉钱。2009年她到我这里住,但有时要到沙坪坝她的“老根据地”办点事,与老朋友们聚一聚。天气不好时我叫她打出租车,跟她说我出打的钱。但是她马上回应我:“我有老年卡,乘车不要钱,我为什么要打的?”那时我已经六十一二岁,只是学院需要留我,所以还没退休。但在家里,我妈还是把我当个娃儿对待,家里的事情要她作主。她要当家作主这一套让我们四个人都觉得恼火,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子女早已长大成家,自己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了。

爸爸刚过完六十岁生日就因癌症去世了,但妈妈活到了九十二岁。她能活到九十高寿跟她的性格和对事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爸爸多愁善感,家里的人,甚至一些亲戚他都挂在心上,操心不断。而妈妈大大咧咧的,除了钱这种实际的问题、她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许多事情她不挂在心上,她也不真正地生气,也不悲伤。她说话有时伤人,但别人怎么说却伤不了她。而且,说过一会就忘了。她许多时候是一个喜剧人物,但她自己从来意识不到,所以,她更是惹人发笑。儿女们调侃她,跟她开玩笑都成了常态。在她七十多岁的时候,我还逗她说:“菊贤好美哟!从前是个美人哟!”她听得笑嘻嘻的。但更老一些之后,她就不许我们再说她曾经美的话了。好多次,她对我说:“你看妈妈都老得不像话了!”我想,她那时是真正和从前美丽的自己说Good-Bye了。但是,妈妈却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向一百岁进军。

妈妈喜欢读书读报,尤其是那些养生的书和杂志。她的养生是很有一套的。比如,她坚持吃一些对身体很有帮助的食品,如红枣枸杞银耳黑木耳核桃等等。我们走到哪里都在给她买核桃,她坚持不断地吃。她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她记得清清楚楚,她的头脑清晰得像水洗过的一样!至今,我也没想出来她怎么如此清醒,恐怕吃核桃也是一个原因吧。

妈妈比爸爸幸运,她晚年过上了好的生活,吃穿不用愁了,看上了彩电用上了洗衣机。而且,她还坐上了儿女们的私家车。明白是第一个有私家车的,就像很早他就安上黑白电视机一样,很早他就开上了私家车。他带着妈妈和弟妹们走了许多地方。后来,三妹、四弟也有了自己的车(我因一些原因没开车),妈妈更是神釆奕奕了。妈妈也享受到三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她轮流地到各家帮助照料小孩。她跟四弟一起居住的时间最长,照料四弟的女儿相对较多,四弟的女儿畅畅也是跟她最亲近的孙女。她还看到了孙子孙女们结婚,甚至生子,她看到了自己的曾孙。

2010年妈妈在我这里居住。2011年三月她应该到明白那里去住了(妈妈后来规定她轮流地跟我们住在一起,一家一年。明白因儿子结婚,妈妈又在我这里多待了一个月),就在她要离开的那个月,有一天,妈妈要我去拿回一个八十年代的洗衣机,她以为那机器还放在我家属区的老房子里。我告诉她我已经将洗衣机送人用作出租房里使用,她非要我去索回。我很生气,于是就觉得右脸颊像突然射进一颗子弹似的疼痛,剧疼慢慢转成钝疼和麻木地隐痛,由于工作忙,我过了一个多月才去医院看病。那时,我已经全身无力,左边身体出现明显状况了。CT表明我患上了脑梗,本来如果及时医治,我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后果,但由于无知,我把医治拖延了。治疗效果不佳,病况不好转反而加重,医生的恐吓,再加上个人生活上的不如意处境,我愈病愈重,后来竟患上忧郁症和癌症。我把这一切都算在了妈妈那次气我的账上。在我小的时候她和爸带着长得漂亮的明白出去玩,把我扔在家和婆婆在一起的旧事也一一涌上心头。我怨恨她!随着病情的加重,我失去了过去的一切光彩,我就更加地怨恨她。我想起她对明白的好和对我的不好之处,想起明白要让他在我这里多住,而且没有接她到家里而是把她送到了养老院,我就连着明白一起恨。疾病和苦毒吞噬着我的心,除了怨恨,除了后悔(后悔那时广州的一所大学要高薪请我去任教,因为妈妈住在我这里我不忍扔下她离开而没有去),我心里没有任何光明。这个黑暗而漫长的过程折磨了我很久很久。我前后一共生了近七年的病,直到2017年才基本走了出来。我要感谢上帝的救赎,没有上帝,我是走不出这死亡的幽谷的。

我参加了教会,在上帝亲切温暖的怀抱中我感到了爱、仁慈和安宁。我开始慢慢地、一根一根地拔出扎在我心中的那些毒刺。那真的是一颗血淋淋的心啊!上帝用慈爱的油膏了我,让我的伤口慢慢地愈合。我开始认罪,在这个过程中与妈妈慢慢地和解。我慢慢体悟到,她在失去从前的活力,甚至生活的能力之后是多么的无助,是多么需要我们的搀扶。她的啰嗦唠叨其实是因为她内心十分寂寞,想跟我们说说话,得到一点热气和安慰。可是我们却躲开她,生怕她多说几句。我想起有一次她坐在小区的椅子上,一个人在那里,神情是那么落寞。她住在我这里,我虽然在生活上满足她,但在精神上并没有给她什么陪伴,还总是烦她唠叨,烦她把东西搞坏。

有一次在明白那里聚会,我去上厕所,妈妈也要进来,而且神秘兮兮的样子。我说:“你干啥子哟?”她说:“小声点,小声点,莫让他们听到了。”她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瓶香水,香水还有一大半。“这是小毛舅给我的,从巴黎带回来的法国香水,我只用了一点点,给你用。莫跟他们说哈!”接着她又说:“我不想住养老院,也不想住明白这里。刘明白现在脾气嘿不好,凶得很!(其实明白从前是最将就她的)妈还是住你那里去。”我沉默了,不知怎么回答。因为那时我虽然恢复了不少,但还是觉得没有力气负担她老人家,即使是请个人,我也没有能力去指挥和安排。于是,我问她:“你觉得我还有这个能力吗?”妈妈不说话了。显然,她也感到我不像从前的我了,我已经担不起这个担子了。这件事情很久都梗在我的心里,我悔恨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是在从前,我怎么也拒绝不了快九十的妈妈提出的这个可怜巴巴的要求啊!

妈妈的一大家子人(摄于1987年我出国前)

由于疾病和那时对妈妈的怨恨,我失去了许多与她共处的时光。她在2016年二月去世,我当时刚动了乳腺癌切除手术。妹妹把我带到她的灵堂,我既不悲伤,也没有说什么话。我完全是麻木的,还陷在自己那个阴暗的世界里,我没有感觉到妈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就像处在梦中一样。直到我信了主,上帝把我拯救了出来,我才好像如梦初醒。直到那时,我才醒悟道:我的妈妈不在了!

我心痛,我悲伤,我后悔,我想念!我在2017年才真正意识到妈妈走了这个事实,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出现她的身影。有一次,我在小区看见前面远远地有一个老太婆在走路,她佝偻着背,艰难地慢慢地走着。她驼着背的身影是如此像最后几年我的妈妈!我就跟在她的后面,幻觉差点让我大声喊出来:“妈妈!妈妈!妈妈!”我多么想她就是妈妈,一喊,她就回头了啊!

人总是在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在失去的时候才知失去的东西的可贵。在心里和妈妈和解之后,她的优点,和她共度的那些时光一一地都浮现出来,我不再埋怨她,而是恨自己没有很好地理解她陪伴她。我虽然有孝但不顺,但“孝顺”这两个字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从前以为自己完全像父亲,一点不像母亲。其实,我是像妈妈的。她对金钱的向往我也是具有的,不然、我怎么一直努力去挣钱?还那么热衷于投资?买了几套房子又去卖房子。只不过,我也像妈妈买峨参一样,失过一次足,这下损失的不是四千,也不是四万,也不是四十万!是多少?我也不说了。如果地下的妈妈知道,她会怎么吵我,唠叨我,怎么让我安生?她又怎么睡得着觉?心理学及宗教都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一定要了无牵挂,不要留下任何遗憾,要同一切世上的人和事物进行和解。在一切和解都完成之后,人才可以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我的人生,经历过两个重大的和解。一个已经完成,另一个就是与妈妈的和解,在上帝光辉的映照下,我也完成了。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妈妈的影子。我时不时地跟我的表妹程迪丽说,我要跟她一起去养老院看二宝宝,因为二宝宝非常像妈妈八九十岁时的样子。我也经常想到妈妈的堂妹郑碧贤,因为碧贤形似、还有些神似妈妈六十多岁时的样子。有一次,我专程去成都看未曾谋面的碧贤孃孃,结果因各种原因我没有见到她。后来她在微信里还问我这样自作主张是不是像我妈,她忘了我跟她说过的我要上成都看她的话。她还说我“一根筋”。当时我生气了,我向她发泄一通之后,她就说她因天气原因过敏,心烦,叫我不要东想西想了。我简直觉得又一个郑菊贤冒出来了!她说这些话怎么就是郑菊贤说的话呢?我只好收兵。本来我不想理她了,但基督说要原谅人,不是原谅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我的气就消了。何况,郑家这些老辈子,不都是需要哄吗?

妈妈,如果您看见这篇文章,肯定会说:“刘明琼,你又把妈拿来开玩笑嗦!你愈来愈不像话了!”但是,我要诚恳地对妈妈说:“妈妈,我这次不是开玩笑,我是真心地在赞颂您。您的教育经验是可取的,你的教育实践培养了四个心灵自由的人。他们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而且,您那泡菜坛子里泡出来的幽默感,也让我们受益无穷!”

我的妈妈曾经是个美人,为此,我永远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