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某一天，《时代生活》通讯记者玛丽·韦尔什手拿橘子，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这个橘子是刚到英国的美国朋友送给她的礼物。周围的行人都惊讶地看着橘子，她之后说，就好像我拿着“一个人头”一样令人惊讶。距上次大部分伦敦人见到橘子或柠檬或香蕉已经两年多过去了。战争结束时，许多英国小孩要么从没见过香蕉，要么忘记了香蕉长什么样，所以都不知道如何吃。洋葱也是稀有商品，稀有到被当作彩票奖品。
由于大量外国流亡者涌入，伦敦呈现出世界性大都市的模样，但这也让伦敦变得越来越破旧、污秽。对大部分居民而言，经济紧缩和贫穷是常态，食品及消费品的严重缺乏意味着他们得排队数小时才能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饮用玻璃杯、牙刷和缝衣针。发现一间商店门口排了大约70人，一个男人问另一位旁观者他们都在排队买什么。“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排队干什么，”那人告诉他说，“一些人有点歇斯底里——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一支队伍，他们就会加入进去。”一位伦敦家庭主妇说：“很多时候，为买一磅土豆或半磅猪肝，我们得等一个多小时。”
除了战争和政治，食物成了玛丽·韦尔什所认识的大不列颠人最爱聊的话题。“整个岛屿听起来就像节食女人的俱乐部，”她说，“聊天的内容主要围绕着营养的获得，而非土豆、球芽甘蓝和卷心菜这些食物的获得。”战后，居住在切尔西的某位艺术家的模特西奥多拉·菲茨吉本（Theodora FitzGibbon）写道：“我们经常忘了我们处于饥饿状态，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食物。”小说家兼驻外记者德里克·兰伯特（Derek Lambert）在战争期间还是个青少年。关于他妈妈，他回忆说：“每天都忙活着为我和我父亲争取卡路里、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和热量……我们颤颤巍巍地在厨房就餐，因为没有足够的煤炭烧火。我的母亲得去争取、寻找、节省、凑合、讨好屠夫或责骂杂货商。”由于煤炭和电力供应严重减少，人们都早早上床取暖。白天，女人们推着婴儿车或提着菜篮，到临时煤炭堆积所排队等待，希望得到几块宝贵的煤炭。
对大部分伦敦人而言，买新衣服和获取足够的食物和燃料一样艰难。玛丽·韦尔什很庆幸自己在1942年访问纽约时有远见地为自己和英国朋友们买了几打长袜，但是她忘了储备内衣。到1944年，内衣缺少已经给她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当吊袜松紧带断了，她不得不用橡皮筋来支撑宝贵的长袜。1943年5月，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珍妮特·默罗描绘了在白金汉宫外观看地方志愿军阅兵的观众们所穿的单调、破旧的衣服：“他们穿着非常单薄的夏季服装……破旧的裙子与根本不搭的破旧夹克穿在一起。尽管他们笑容满面，但看着很凄惨。”
刚来到英国的许多美国军人对他们在新岗位的状况与在家乡形成的鲜明对比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告诉你这里没有配给的东西更简单一些，我想不出来的东西除外，”一名美国中尉写信告诉母亲说，“例如，他们一周配给两盎司黄油。妈妈，整个星期的配给量在两片面包上就用完了。你自己试试就知道英国人有多穷困潦倒……你知道吗？妈妈，自1939年后，这里的许多人就没买过新衣服了？如果能在两周吃到一个鸡蛋，他们就感到很幸运了……在这里的短暂停留给我的印象是，和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并未表现出努力推动战争的牺牲精神。”
正如这位年轻中尉所说，在英国的战争体验和在美国完全不一样。虽然两国都实施了配给制，并经历了失去数十万年青士兵的悲伤，但对美国的大部分人来说，战争离他们很遥远，战争对美国造成的贫穷和痛苦远没有英国和欧洲敌占国家严重。美国大陆上没有经历过轰炸、平民死伤以及数百万家庭被摧毁。诚然，绝大多数大不列颠人的生活标准因为战争而急剧下降，但大部分，或者说许多美国人的生活却比之前更好了。“战争没有‘好’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说，“但美国的战争应该是最好的了。”
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动员，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最终结束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贫困状态。1940年，超过14％的美国劳动力仍处于失业状态；三年后，失业率下降到不足2％。美国人的年收入增长了50％多，许多人现在挣的工资比几年前所梦想的更多。虽然对某种食品或其他物品实行了配给，但能购买到的东西仍很多。从1939年到1944年，美国食品消费增长了8％，而服装鞋帽的消费增长了23％。
“有钱可烧，并且火焰明亮耀眼，”埃里克·塞瓦雷德对其所见的美国缺少牺牲精神这一现状感到恐慌，评论道，“第五大道上绣有爱国图案的手巾卖10美元一条，新闻短片中展示着最时髦的军事图案，度假酒店人山人海……美国相信可以通过生产来赢得胜利，或通过开支票用购买力来赢得胜利。生活轻松，每周都更加繁荣，没人相信死亡。”
直到珍珠港遇袭后的几个月，配给制才开始实施。罗斯福希望避免强制性控制，因此最初努力说服美国民众为了战争努力，自愿减少对食品和消费品的消费。虽然许多美国人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但大部分人却没有。因此，一些商品变得稀少，价格猛涨，通货膨胀随之而来。1942年4月，总统宣布了“同等牺牲”的必要性，提议提高税收、控制工资和价格，并实行全面配给制。
与英国的控制相比，美国最终于1942年春末实施的配给制要宽松得多，与其说它导致了艰难困苦，不如说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其不便利。在英国几乎难觅踪迹的鸡蛋，成了美国肉类的替代品；人造奶油替代黄油；当白砂糖实行配给制时，玉米糖浆和糖精成为其替代品。虽然石油和轮胎实行严格配给制，美国汽车驾驶员却还未完全沦落到放弃开车的地步，而大部分英国车主却不得不如此。在英国，男人每两年才能买到一套西服；而在美国，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衣服，尽管裤子都是无卷边筒裤，且夹克翻领更细窄了。女人的裙子没裙褶而且更短了。由于钢铁的缺乏，美国的各种消费品——从冰箱到真空吸尘器到洗衣机——都暂时停止生产。
当许多美国公民为这些削减而感到苦恼时，经历过战时伦敦的缩衣节食、回到家乡的美国人却发现这里简直是富足的天堂。塔妮娅·朗（Tania Long）就是这样一名外派人员，她是纽约《时代周刊》杂志驻伦敦的通讯记者，于1943年年末返回纽约作访问。“除了感受到自由和富足的总体氛围，返回这个城市的女人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自己穿得多寒酸，而其他女人都打扮得光鲜亮丽，”在《时代周刊》杂志上的文章中她写道，“对于习惯了商店里半空货架的女人来说，一手拿着优惠券，一手拎着购物包走进纽约的某个百货商场，这种感觉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绝妙之旅。这里的东西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食品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写道：“当纽约人抱怨餐馆和肉铺再也没有牛排和其他珍稀肉类时，刚从英国返回的人却在艰难地选择菜单上诱人的菜肴……对吃了两年卷心菜、球芽甘蓝和菠菜的人来说，他们都忘了果汁汽水、新鲜豌豆、玉米、茄子和番茄的存在。”塔妮娅·朗说伦敦之旅让她觉得“伦敦和纽约完全是两个世界。要想拿两者作比较简直是徒劳，就好比拿地球和火星相比”。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大部分美国公民从未觉得自己的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中，因此不太愿意遵从罗斯福政府号召的牺牲精神。弗朗西斯·珀金斯后来说道：“美国人对战争基本不感兴趣。当然，他们希望自己的士兵一切都有，并赢得战争，但他们仍不明白士兵们为何没有黄油。”
当罗斯福政府宣布由于橡胶短缺，女子紧身内衣将停止生产时，这遭到了全国女性的强烈抗议。最终政府屈服说，女子贴身内衣是女性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继续生产。“如果要求奉献血与汗，美国人民会欣然地、骄傲地奉献出来，但他们却极不情愿减少对红肉和汽油的正常消费，以及对电烤箱和紧身内衣等必需品的使用，”罗伯特·舍伍德说，“比起地球上的任何人，美国人更深信这个原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美国人从小就习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状态。”罗斯福为美国人对战争的漠视态度而感到恼怒，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如果德国把炸弹扔到我们这儿，对我们可能是件好事。”
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反对罗斯福提高税收的提议，不断责难价格控制办公室，并坚持他们享有石油无限制供应的权利。因为，他们争辩说，开车对战争努力来说非常重要。“国家希望这些人为民众树立榜样，从而鼓励民众接受个人生活的不便利，但这些人的做法却完全相反。”华盛顿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洛珀（Raymond Clapper）反感地写道，“他们极不配合，像泼妇骂街一般坚持自己的特权。”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虽然官僚的典型性的南方式慵懒作风被迅速形成的疯狂忙碌所代替，但奇怪的是，首都似乎仍未被战争所影响。在埃里克·塞瓦雷德看来，不管华盛顿“对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却似乎不是战争的一部分”。罗斯福认为，“比起其他地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对现实战争努力的认识更不足”。首都的夜晚灯火通明，这里的社交生活比1941年9月前更丰富多彩，比如亨联早餐、午宴、茶舞会、晚宴，当然，还有没完没了的鸡尾酒会、外交接待宴。而《华盛顿邮报》的社会编辑为这种寻欢作乐辩护，声称这为“有影响力的人们……处理业务、联络感情以及促进战争努力”提供了场所。
21岁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玛丽·李·塞特尔（Mary Lee Settle）就是首都疯狂社交生活的热衷者之一，她曾是一名模特，后来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丈夫为英国公民的塞特尔后来说道，她在华盛顿参加的各种宴会让她想起了托尔斯泰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中对在拿破仑入侵俄国时，圣彼得斯堡的社交活动的描写。和俄国首都的贵族一样，华盛顿的市民谈论着战争，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地经历过战争、对战争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写道，这两座城市的生活都不真实，“人们看重礼仪，认为姿态比行动重要，觉得战争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虽然看到美国正努力对待配给制和其他战时限制，但在伦敦长期居住的美国人看来，那些美国同胞们为共同利益所作的放弃舒适生活的微弱努力不足为道。在看了家乡报纸上刊登的一篇自我赞美的文章中关于家乡人民每周一天不吃肉的描述，珍妮特·默罗怒气冲冲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说，那篇文章“让人看了想哭。显而易见，我们国家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处的困境知之甚少。什么叫一日无肉？……我真想说这里的肉类配给几乎从未超过一周两餐。圣诞节以来，我就吃过五个鸡蛋——几个月来首次吃——是别人送给我的圣诞礼物……美国人绝不会接受这样的伙食，但如果想要世界上其他的人重获健康的话，他们必须得更努力，而不是每周一日无肉”。
在写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一封信中，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应了珍妮特·默罗的批评。“当英国人请求我们帮助时，他们自己做最大的牺牲，而我们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这样很合理，”哈里曼写道，“但现在他们把我们看作合伙人，当我们要求他们作牺牲时，他们也要求我们作同样的牺牲……美国的许多事情对英国人来说很难理解。”
然而，在伦敦期间，哈里曼确保了他和女儿的生活仍然享有他们在家乡所习惯的各种奢侈。例如，有一段时间，烈酒和葡萄酒几乎没法买到，哈里曼从美国进口了数箱路易王妃香槟、玛歌红酒、杜松子酒和加拿大威士忌。
凯思琳·哈里曼从未经历过服装配给制所带来的困苦。在1942年2月写给继母的一封信中，她说自己走进伦敦沃斯时装屋的展销店，“买了一件漂亮的黑色夜礼服——模特同款——因为我无法忍受不停地试穿”。后来，在继母从纽约寄给她一箱新款服装后，她感激地说：“不知道从三条裙子中选哪一条参加晚会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虽然有大量言论说，经过三年服装配给制后，伦敦人真的已经捉襟见肘了，但我可不希望自己加入到这个行列。事实是，当我在英国穿‘破旧衣服’时，埃夫里尔就会批评我。”
对凯思琳而言，精心的穿着打扮很重要，因为她和其他出身名门的美国人从未如此频繁、狂热地参加伦敦的社交活动。英国首都是部分美国商界和文艺界著名人士的战时基地，比如投资银行家、财富继承人、公司高层、剧作家、演员、电影导演、广播公司董事，以及报纸杂志发行人和编辑，他们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战争信息局，或成为军事文职人员。
尽管遭到毁坏，不可否认的是，战时伦敦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1942年，初次来到伦敦的纽约人罗伯特·阿尔比布中士和许多初到伦敦的美国人一样，被伦敦的活力和热情所感染。“伦敦是世界上最拥挤和最迷人的城市之一，”他回忆道，“这里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制服，大家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周六晚上这里非常疯狂……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伦敦就是世界的中心。它是巴别，是大都市，是麦加。伦敦就是伦敦。”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年，伦敦“的社交生活是我所见过的发展最快的”。许多初到伦敦的美国人都来自东海岸，是哈里森的朋友和长久工作伙伴，包括富有商人、银行家和律师。这些人中部分人毕业于著名的常春藤盟校，部分人拥有无懈可击的社会背景，据某位评论者说，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这个世纪将由他们掌控”。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持有国际主义观点，因为从小就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待过很久。和哈里森一样，从美国参战前开始，他们就一直积极敦促罗斯福政府为英国提供援助。
大卫·布鲁斯就是这些精英人士之一，他是金融家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的女婿。美国战略情报局创始人威廉·多诺万将军（William Donovan）招募他为该情报局驻伦敦总部的头领。同时，多诺万也为该情报局驻伦敦办公室招募了纽约银行家族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Morgan）、在芝加哥从事肉类加工的阿穆尔家族的莱斯特·阿穆尔（Lester Armour）、马球运动冠军兼养马人雷蒙德·格斯特（Raymond Guest）——因此，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绰号为“关系户之家”。
乍一看，选择布鲁斯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有点奇怪，他是弗吉尼亚州的贵族，其财富来自岳父家梅隆家族，并且他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也从未长期地担任过任何重要职务。但媒体和许多同辈人认为他是个充满魅力、涉猎广泛的人，他涉猎过投资银行业，在驻外事务处短暂任职过，并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立法机关各任职了一个任期。他在伦敦也待过很久，例如，在德国对伦敦进行空袭期间，他曾一度作为美国红十字会代表来到伦敦，并与英国民众和政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由于“强烈的自尊和优越感”，温文尔雅的布鲁斯能够轻松自如地与英国贵族、美国将军以及欧洲国家的流亡领导人相处。他经常邀请这三类人员参加怀特之家的宴会或鸡尾酒会，怀特之家是伦敦最高级的男人俱乐部，女人禁止入内，并且这里从不会供应非上等葡萄酒。和哈里曼一样，布鲁斯设法让自己在英国首都享受极其优质的生活，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享用的丰富食物，比如在怀特之家宴会上的烟熏三文鱼、羊肉、球芽甘蓝、土豆、梅脯馅饼、鸡尾酒、1924年的玛歌红酒和上等的波特酒。
约翰·海伊·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昵称乔克）也是美国政府机构驻伦敦办公室的一名雇员。他是纽约的花花公子，得益于巨大的家族财富，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同时他还拥有六座豪宅、两架私人飞机、一艘快艇、20匹马球比赛用马。惠特尼的格林特里马厩饲养了一些美国最优质的赛马，他还为电影《乱世佳人》的拍摄提供了大量资金。他是美国第八航空军总部的一名公共信息官员。据某位知情人士称，他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他是仅有的几个不畏报社记者怠慢和英国口音的男人之一”［这位知情人是与惠特尼职位相当的、美国海军总部驻伦敦办公室官员巴里·宾汉姆（Barry Bingham），他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拥有者兼发行人］。
同时，惠特尼也非常熟悉伦敦，他的爷爷约翰·海伊（John Hay）曾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私人秘书及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务卿。1926年，老约翰为庆祝他的一匹赛马在英国比赛中获胜，他举办了一场派对。据《纽约时报》描述，这是伦敦10多年来举办的“最精心、最豪华的派对”。“二战”期间，惠特尼在格罗夫纳广场租了一套宽敞豪华的公寓，并在那里举办社交聚会——以精美的食物、可口的饮料以及花容月貌的女嘉宾而闻名。
威廉·佩利是参加惠特尼派对、寻求女人陪伴的众多人之一。和许多纽约同伴一样，他不只把战争看作服务国家的一种方式，更看作摆脱家庭和生意场上的烦闷责任的方式，战争提供了在伦敦寻求刺激和随心所欲的机会。在北非和意大利为美国战争信息局搭建了盟军广播电台后，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被派到英国首都，在艾森豪威尔的部下担任面向欧洲的心理战广播主任。他住在克拉里奇酒店，拥有一名贴身男仆，并经常享用美食佳肴，比如凉拌三文鱼、龙虾和鲜芦笋。关于战争，他后来说：“生活从未如此激动人心，充满紧迫感。这样的生活将不再重来。”
在佩利的属下看来，佩利更热衷于寻欢作乐，而非兢兢业业地工作。
和其他人一样，他觉得战时伦敦所渲染的听天由命和享乐主义格外吸引人。他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几乎从不担心明天或很快就会一命呜呼，因为和到英国的大部分纽约显贵及好莱坞名人一样，他从未目睹过真实的战斗。在美国军队服役的许多军人认为，之前只是平民的佩利和其他类似之人，都是身负“玻璃纸式军务”的“波旁威士忌上校”（“你可以看穿他们，而他们能够远离战争”）。
不过，这些人当中，至少涌现出三个杰出的例外人物。由于在影片《费城故事》中的精彩表现，詹姆斯·斯图尔特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然而就是他担任了在诺里奇附近驻扎的美国轰炸机中队指挥官，该中队对德国进行B-24s轰炸机轰炸飞行任务。斯图尔特本人参加过20次飞行任务，鉴于他在战争中所展现的勇气和镇定，他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另一位好莱坞当红明星克拉克·盖布尔，为了制作空中射击培训短片，和美国轰炸机机组成员一起参加过数次突袭。在一次任务中，德国炮弹击中了他的飞机，导致他险些送命。
1943年年中，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导演和剧组为了在B-17孟菲斯美女号轰炸机上拍摄后来使他成名的纪录片《孟菲斯美女号》，参加过该轰炸机轰炸法国和德国的五次飞行任务。关于这位好莱坞导演，孟菲斯美女号轰炸机驾驶员评价说：“他真有胆量。”在某次飞行任务之前，他说服驾驶员违规让他在起飞和着陆时乘坐在轰炸机机腹下的球形炮塔内——此行为极其危险——以便他能拍摄到机轮和滑道。
让惠勒感到极其尴尬的是，在他拍摄《孟菲斯美女号》时，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忠勇之家》刚好在伦敦首映。《忠勇之家》讲述了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德国对伦敦空袭期间，一个中上阶层家庭在伦敦郊区发生的故事。这是1942年美国票房最高的电影，次年在英国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丘吉尔喜欢这部电影，称其为“价值一百艘战舰的宣传片”。惠勒是一名强烈的亲英派，最初确实打算将这部电影用于宣传。“我是个主战论者，”他说，“我很担心美国人会是孤立主义者。”但当他到达英国并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及后果——被夷为平地的房子、营养不良的人们、破烂不堪的城市、英国和美国轰炸机机组成员的惨重伤亡——他开始认为《忠勇之家》展现的只是粉饰过的、理想化的战争。他说，这部影片“仅仅触及了战争的表面”。数年之后，惠勒宣称，对他而言，这场令人恐怖但不乏英勇精神的战争就是“真正的现实”。
除了惠勒、斯图尔特、盖布尔及其他少数人外，到英国的美国知名人士都生活在与战争隔绝的世界里，他们流连在鸡尾酒会和黑市餐馆，几乎不了解他们的舒适生活圈之外的战争的模样。这些美国新来者所认识的伦敦“并不真实，而是一个舞台，上演着一部名叫‘战争’的戏剧”，玛丽·李·塞特尔说，这个在驻华盛顿英国大使馆工作过的年轻西弗吉尼亚人，后来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工作了一年。“他们的制服就像戏服——裁剪精致、无油渍、无泥土、没褪色……他们大多都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生活限制……他们无法想象配给制下的生活，无法想象四处搜寻没有限购的食物的艰难，无法想象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地排队等待数小时的境遇。”
当英国参战时，塞特尔及其丈夫在纽约居住，她是模特，而丈夫是一名广告总监，然后他立即加入了加拿大军队，而她设法加入了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我们年轻，拥有一腔热血。我们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她后来写道，“那是我们生命中首次想到我们之外的事情，想到共同利益。”经过一年多的烦琐程序，她最终来到英格兰并成为驻扎在科茨沃尔德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在飞行控制站和飞行员之间传达命令和信息。
作为空军二等兵，塞特尔属于英国人所称呼的其他等级（应征入伍的男人和女人）的一部分，并感受到了军官和部下之间“冰冷、残酷的分级”，这些部下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她说：“这是我首次感受到等级划分，其复杂和严格程度几乎和中国的等级划分一样，从发型到健康状况……每个英国男人都把自己与其他战友区别开来。”塞特尔和其他战友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恶劣，她睡在半圆形活动营房里的草席上，火炉基本感觉不到温暖。她运送煤炭、打扫地面，而粗劣的伙食让她无时无刻不感到饥饿和渴望食物。
经过一年头戴耳机、遭受德国无线电波干扰而导致的持续嗡嗡声的折磨，塞特尔患上了医生称之为“信号冲击”的疾病，因此无法在其岗位上继续有效地工作。因病退伍后，她在美国战争信息局驻伦敦办公室从事案头写作。在这里，她发现自己置身于梦幻般的奢侈、舒适世界中，“像香槟酒一样令人陶醉”，这让她一时无从适应。和胜任战区工作的大部分美国民众一样，她被暂时授予军衔（她的军衔是少校），因此能够在奇妙的军中福利商店中购物。这里供应美国香烟、巧克力、剃须刀片、果汁、香皂、牙膏、剃须膏、手帕以及英国其他商店都没有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所以她不必再忍受劣质的英国香烟——英国香烟含量非常稀疏，她吸上一口，烟蒂就变得很短以至于无法用手指夹住，然后她就会用大头针将其固定住，再抽上最后的宝贵几口。
塞特尔战后成了著名的小说家。而在当时，在白天的生活和工作中，她享受着美国战争信息局的同事和她所结交的其他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绝无仅有的特权”。而晚上，当她回到自己在肯辛顿租的一间破旧的、无电梯的、位于五楼的公寓时，房东把她从福利商店带回的美国糖块当作宝物，并把它切成几小块摆在瓷盘上当下午茶。
在她的同事看来，这位拥有一头棕发、美丽动人的塞特尔很奇怪，正如她也认为同事奇怪一样。“我经历丰富，且直接接触过战争，所以他们都过来分享我的经历，”她回忆说，“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军中服务却让他们非常着迷。这让我感觉她们似乎比我更年轻。”当塞特尔刚来到战争信息局工作时，在伦敦拍摄美国政府影片的演员布吉斯·梅雷迪斯（Burgess Meredith）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觉得她在英国配给制下生活太久、长得太瘦，所以急需一顿大餐。于是他们把塞特尔护送到一家飘香四溢的黑市餐馆，就好像“我是骨灰瓷一般”，餐馆内部装饰着红木镶板，摆放着皮革长凳和绸缎餐巾。这两位演员坚持为她点了两英寸厚的羊排、青豆和烤土豆，土豆外面涂着两周配给量的黄油。羊肉和黄油所散发出的浓厚芳香让塞特尔顿时无法承受。她礼貌地向洗手间走去，但还没走到洗手间就已经恶心呕吐了。
而伦敦的另一名年轻女子却逐渐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奢侈。由于埃夫里尔·哈里曼和其他美国富人朋友的慷慨解囊，帕梅拉·丘吉尔成为伦敦最主要的女主人之一，经常举办豪华晚宴，供应牡蛎、三文鱼、牛排和威士忌等珍贵食品饮料。“我们在英格兰配给制下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约翰·科尔维尔回忆说，“但如果和帕梅拉一起进餐，就会吃到五六盘菜……并且都是平时没见过的食物。我猜想餐桌上的所有人都在傻笑着说，埃夫里尔对自己的女朋友可真好。”数年后，帕梅拉说：“战争虽然可怕，但如果你芳华正茂……且在对的地方，那么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942年4月，帕梅拉、埃夫里尔及其女儿离开了多切斯特酒店，搬进了格罗夫纳广场上一套宽敞的公寓，这套公寓和吉尔·怀南特的公寓同在一栋大楼里，所以大家很容易发现，首相的儿媳妇和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代表人住在一起。“人们发现他们住在一起，感到有点烦恼，因为他有妻子，”帕梅拉的一位熟人说，“和他住在一起有点太过分了，欠缺考虑……我觉得她太笨、太没规矩了。”
当伦道夫·丘吉尔休假回家发现了妻子的不忠，他勃然大怒。朋友们说，他生气并不是因为嫉妒哈里曼，而是因为哈里曼的背叛。之前，在他父亲的要求下，他在开罗与哈里曼结交成为朋友。伦道夫怨恨地指责自己的父母竟然在契克斯庄园，“在他们自己的屋檐下”纵容通奸，仅仅因为哈里曼和美国人对英国的重要性。“他言语粗俗，撕开了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伦道夫和玛丽·丘吉尔的共同朋友阿拉斯泰尔·福布斯（Alastair Forbes）说，“他说他的父母一定知道，而他的父母说自己不知道。”据帕梅拉说，她现在与之疏远的伦道夫曾一度威胁说要把她与哈里曼的婚外情公开，这种情况“可能会对位高权重之人造成严重伤害”。为了平息他的愤怒，她同意“在英国另找一个地方居住……尽量远离他的父母”。（帕梅拉与哈里曼的风流韵事让伦道夫·丘吉尔数年来难以释怀。在1961年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晚宴上，他说：“当我远在军中时，埃夫里尔·哈里曼背叛了我，而且这竟发生在首相的家里。”晚宴的主人问：“但是，伦道夫，当你远在军中时，你又和多少有夫之妇做过这种事呢？”丘吉尔回答说：“也许是吧，但绝不会在首相的家里做这种事。”——施莱辛格，《施莱辛格日记》第139页）
这对情人还面临着一个问题：玛丽·哈里曼发现了他们俩的关系。同时，玛丽与乐队领队艾迪·达钦（Eddy Duchin）也纠缠在一起，所以与其说这个红尘女子对丈夫出轨这件事本身感到烦心，毋宁说她是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把你的风流韵事摆平，千万别上报纸了，”她在电报中对丈夫说，“否则你将面临美国史上最惨重的离婚代价。”在痛苦地意识到与妻子玛丽离婚不仅会严重削减自己的财富，而且还会断送自己刚刚起步的外交事业后，哈里曼同意不再与帕梅拉联系，但很快就背弃了这个承诺。“虽然埃夫里尔不能与她结婚，”一个朋友说，“但他也不想放弃她。”
从哈里曼的公寓搬出来后，帕梅拉搬进了位于格罗夫纳广场49号的一套豪华公寓，这里在哈里曼公寓楼的拐角处，与康诺特酒店相对。除了支付帕梅拉的房租外，她的情夫还为她提供了一辆汽车及汽油配给，并每年给她3000英镑的补贴金，这在当时算相当慷慨的一笔钱了。在帕梅拉所住的那栋大楼里，只有她一人是英国公民，因此她逐渐地、完全地被美国人同化了。她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都是美国人，她在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哈里曼、艾森豪威尔、哈里·霍普金斯以及罗斯福的照片——罗斯福的照片是他本人寄给她的。在对罗斯福的感谢信中，她说：“我儿子还太小，不能从你和温斯顿的照片中分辨出你们俩。我担心他会把你们两位都称作祖父。”帕梅拉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招待新来的美国记者、将军和政府官员上——邀请他们参加晚宴，带他们四处参观；总而言之，就是向他们介绍伦敦。珍妮特·默罗参加过帕梅拉举办的一次晚宴，但却感到格格不入。她说：“除非你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不然没那么受欢迎。”
1943年秋季，帕梅拉主动提出到丘吉尔俱乐部工作，该俱乐部坐落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后的一座庄严旧宅里，这里是专属入住阿什伯纳姆宅邸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和加拿大军官、军人的聚会场所。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说，这里是美国达官显贵们“逃避嘈杂的军中生活”、学习英国文化的地方。这里会召开音乐会、讲座、戏剧读书会，但也会经常举办美国人参加的马蒂尼鸡尾酒派对，参加人员大部分是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在这里很容易就可以获取信息！”《时代生活》通讯记者比尔·沃尔顿（Bill Walton）兴奋地说，“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官衔就被暂搁一边，满屋的将军、上尉和少校都被帕梅拉迷得神魂颠倒。”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心尽量不参与伦敦的社交生活，但他的大部分属下都不愿效仿他。埃里克·塞瓦雷德在日志中评价说，许多美国高级军官都“不愿战争结束，因为比起和平时期在家乡的情况，他们在这里赚的钱更多，生活得更好、更舒适、更刺激”。小说《艾米丽的美国化》的作者是一名英国军中女司机，在战时伦敦担任某位美国海军上将的副官，她在书中伤感地说：“对我所遇到的美国人而言，这场战争只是伦敦市外的漫漫长夜。”
据凯·萨默斯比说，美国空军的高级军官尤其喜欢寻欢作乐。当艾森豪威尔在伦敦郊外一座质朴的乡间别墅玩桥牌或阅读西方低俗小说进行消遣时，美国第八航空军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Carl Spaatz，昵称图伊）以及他的部下却在克拉里奇酒店里这位将军的套房中举办奢华的派对。萨默斯比评价说：“第八航空军素有享乐服务的荣誉，并且斯帕茨的部下努力保持着这个荣誉。”她说，走进第八航空军总部就像“进入了一个拥挤的鸡尾酒吧——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烟雾缭绕中谈笑风生、打情骂俏”。
一名美国新闻记者说，打情骂俏和偶然的风流韵事（一些也并非偶然）在战时伦敦普遍存在，“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这样……大部分到伦敦的美国男人都有家室，但没人会在意他们在这儿交女朋友”。艾森豪威尔本人也与萨默斯比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不是男女私情还很难说。
美国第82空降师指挥官詹姆斯·加文将军（James Gavin）向一名美国新闻记者询问艾森豪威尔与萨默斯比之间的绯闻是否真实，这名记者回答说：“我从未见过，当将军从办公室出来时，有哪位司机下车、给他早安吻！”数年之后，萨默斯比回忆说：“战争是不可抵制的催化剂。战争颠覆一切，就像温床一样促进关系的发展，以至于在和平时期需要数月才能发展成的亲密关系可能在数天内就能形成。”
加文本人与《生活》杂志的新闻摄影记者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暧昧不清。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与审查首领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Robert McClure）与玛丽·韦尔什传出恋情，而与此同时，玛丽·韦尔什还与另外三个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己的丈夫——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在伦敦为陆军宣传影片而忙活的作家欧文·肖（Irwin Shaw），以及从1944年开始交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助理哈里·布彻与从事红十字会工作的一名英国人相恋，并在战后娶其为妻。大卫·布鲁斯在1945年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与伊万杰琳·贝尔（Evangeline Bell）再婚，她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布鲁斯手下工作的一名25岁英裔美国人。曾任报社编辑的赫伯特·阿加（Herbert Agar）是怀南特在伦敦的助手，他也与妻子离婚——为了与著名的英国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的丧偶女儿芭比·华莱士（Barbie Wallace）结婚。威廉·佩利与埃德温娜·蒙巴顿（Edwina Mountbatten）交往，而她丈夫蒙巴顿勋爵时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英国外交大臣的妻子比阿特丽斯·艾登（Beatrice Eden）开始与C. D.杰克逊（C. D. Jackson）交往，他曾是时代公司的执行官，后在艾森豪威尔手下工作。1944年巴黎解放后，比阿特丽斯·艾登离开丈夫，与杰克逊一起生活在法国首都；“二战”结束后，又与杰克逊一起搬到纽约，虽然两人从未确定婚姻关系。
然而，英国指挥官们却对这种**的性关系表示困惑不解。一位英国官员鄙夷地说：“我们可没有美国人那种证明男子汉气概的原始需求。”但最终他的许多同事也沦陷了。
帕梅拉·丘吉尔也与一些出身名门的美国人交往过。“在我的生命中，”她后来说，“我总是与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人就是我的一部分。”她和哈里曼彼此都不忠诚，后来她还与其他男人交往过，包括乔克·惠特尼、37岁的弗雷德里克·安德森将军——他是美国第八航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指挥官。据帕梅拉的好友比尔·沃尔顿说，首相知道她与安德森的恋情，并“询问她……他在某个关键轰炸策略上的立场”，然后她就会向丘吉尔传达她从将军那里搜集到的信息。比弗布鲁克勋爵曾邀请这对情人在查克利宅邸度周末，并在那里向安德森通报信息。
在丘吉尔俱乐部开放两个月后，哈里曼从帕梅拉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强烈要求他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他不想要这个职位，因为自己曾暗算过怀南特和前两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知道大使的位置风雨飘摇、工作困难重重，尤其是在苏联首都。
在过去与苏联政府的往来中，哈里曼先将美国大使劳伦斯·施泰因哈特排挤离职，当退役的海军上将威廉·斯坦德利接替其大使位置后，哈里曼又将其排挤离职。坚信美国应该勇敢面对苏联欺凌的斯坦德利，对哈里曼感到十分恼怒，因为和罗斯福派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协商的其他官员一样，哈里曼“遵从罗斯福的政策：不要与俄国人作对，并给予他们所想要的一切”。数年后，哈里曼承认说，斯坦德利当时的观点很有道理，而他和罗斯福却只是把他当作跑腿小弟。“西方许多重要人物，包括首相、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有这样的思想：尽量与斯大林交好，”他写道，“我承认自己也受到了其思想的感染。”
1943年年中，斯坦德利已经无法忍受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的某次美国通讯记者新闻招待会上，他控诉苏联政府不诚实，特别是向苏联人民隐瞒了这一事实：几乎所有的苏联军事资源都是来自美国和英国。他的言论在国际上激起了怒火，于是他主动离开了大使职位。
虽然哈里曼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其他人没能胜任的驻莫斯科大使职位，但他对离开伦敦还是感到犹豫不决。他不情愿离开的原因，与其说是舍不得帕梅拉——虽然确实很喜欢她——毋宁说是因为如果接受这一职位他将不再处于盟军行动的中心这一事实。他将失去自己辛辛苦苦谋得的这个核心位置：罗斯福、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沟通者和调停人。他告诉总统：“相比到莫斯科担任荣耀的通讯官员，我确信自己在伦敦对您、对战争来说更有用。”当罗斯福说莫斯科的任务更重要时，哈里曼屈服了，但坚持要求：如果他接受这个职位，他必须有权管理美国在莫斯科的所有任务和代表团——以阻止其他人效仿他对怀南特及驻莫斯科的前两任大使的所作所为。罗斯福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在1943年9月，哈里曼和女儿离开了伦敦，去了苏联首都。
有趣的是他们的关系一直持续着，这让她经济无忧：虽然远在莫斯科，哈里曼继续支付帕梅拉的房租，并继续给予补贴金。同样重要的是，也许正是由于他的离开才促使了帕梅拉无障碍地和后来她称之为此生挚爱的男人——爱德华·R.默罗交往。她说，哈里曼离开后，“我趴在默罗肩上哭泣，结果却和他上床了”。
两年前，在凯思琳·哈里曼的介绍下，帕梅拉认识了默罗，以及到伦敦的其他美国记者，并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社交活动。珍妮特·默罗后来说：“我觉得，在埃夫里尔消失后，她认为默罗是自己的理想之人。”而默罗对帕梅拉显然是欣然接受。“默罗拜倒在这位光芒四射、秀色可餐的年轻女子的石榴裙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如是说，虽然在帕梅拉面前，他也难于把持自己。“她的关系网让他震撼，但他并非是因为追逐私利才被她吸引。他是真的被她的魅力所征服。”
帕梅拉和35岁的默罗都为彼此之间的关系感到惊讶。与她之前的大部分痴迷者不同，默罗既不富有也不喜欢寻欢作乐，他是个严肃、有点内向，并经常会产生一阵阵抑郁的理想主义者。用《斯克里布纳杂志》的评论说，默罗“像用保护层一样包裹着自己的隐私”。数年以来，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重心。虽然过去很多女人追求过这位精瘦、帅气的广播员，但他都没有为之所动。在女人面前，他会变得有点幼稚、有点羞涩，这在共存共荣、各享其乐的伦敦真可谓是罕见现象。
然而，他与珍妮特曾经的亲密婚姻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战争开始前，他就一直工作到筋疲力尽，大部分时间都把她置于他的生活之外。“默罗很冷淡，不主动联系我，”1938年3月，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保持耐心……他已经习惯了不联系我。当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却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没有的话就挂了吧。’这真的让我心痛……对待我的态度就像对待打扰他的陌生人一样。”
在德国对伦敦空袭早期，默罗建议珍妮特在乡下租一间房子，以确保她的安全；他和朋友周末过来。她最初对这个安排还比较满意，但默罗却很少出现。她后来说，“他们舍不得伦敦的精彩刺激生活。”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讨厌只能在派对上看到默罗和其他人在一起。”后来，她又写道：“我独自在乡下居住的日子很郁闷，一点都不开心……讨厌这样的生活。”最终，她放弃了乡下的房子。
默罗是否知道妻子与乔丹的婚外情尚不清楚，但珍妮特肯定知道他与帕梅拉的婚外情。似乎在伦敦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晚上与朋友聚会后，这对情人偶尔在她的公寓，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驻外记者租赁的公寓里过夜。帕梅拉经常在深夜陪伴默罗到播音室，他播送广播，而她就坐在他旁边。“我知道他们常常到乡间散步，”珍妮特在战后说，“她总是会落下某些东西——有一次是一本写有她名字的诗集，还有一次是帕梅拉的一只手套忘在默罗的口袋里。”
虽然对首相的儿媳妇如痴如醉，但默罗并没有像她的其他情人一样过度宠溺她。一方面他似乎被她的贵族背景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而另一方面他又诋毁这些，这体现了他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矛盾心理。“默罗的思想很复杂，”帕梅拉回忆说，“他总是津津乐道地说……他小时候只能穿别人穿过的旧衣服。”“他总爱向别人叫板，因为他明白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默罗蔑视帕梅拉和哈里曼所享受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他认为哈里曼是个工于心计的投机主义者。帕梅拉说：“默罗讨厌埃夫里尔的一切——这个天生富贵之人。”在前两年，这两个男人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产生过冲突，包括对法国和戴高乐的争议。哈里曼指责默罗是“自由法国的走狗”，而默罗则指责哈里曼支持维希政府。
据帕梅拉后来的回忆，默罗对她说：“你被宠坏了，一切事情对你来说都很容易。你风华正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你不知道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他说，她的缺点之一就是，习惯漠视不幸之人所遭受的苦难。某天，当他出现在她的公寓，发现一个势均力敌的情敌——安德森将军——送来一箱牛排，这让他勃然大怒。虽然他是由于妒火中烧而生气，但却解释说，她不应该接受由美国纳税人为美国军队买单的商品。
帕梅拉对他的批评感到生气，但让她欢欣鼓舞的是，默罗会与她讨论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她交流思想并据理力争，视她为平等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伴侣。“他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人完全不同，”她说，“他对我痴迷，显然我对他也是如此。”帕梅拉开始竭力劝说他与珍妮特离婚，然后娶她。他有点动摇，尽管这个提议远远超乎他的想象。“他很爱珍妮特，”一个朋友说，“但他也想要帕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