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到伦敦的大部分美国富有精英几乎没有实际参加过作战，但其中一位，著名的汤米·希契科克（Tommy Hitchcock）却对战争结局起到了决定作用。若没有希契科克，美国对德国的轰炸计划可能就失败了，诺曼底登陆计划可能就被延迟或泡汤了。而若没有吉尔·怀南特，汤米·希契科克也不可能来到伦敦。
希契科克似乎就是其他人所希望成为的典型。腰缠万贯的生意人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克·惠特尼把他当成偶像。大卫·布鲁斯称他是自己所见过的最完美的男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其最知名的两部小说中，将希契科克作为人物原型，并写道，“在我塑造的所有男主人公中”，他最出类拔萃。
“二战”前，汤米·希契科克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闻名的马球运动员。由于希契科克自成年就是国际名人，因而在他的影响下，马球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转变成了美国最流行的观赏性体育运动之一。确实，希契科克给这项运动带来了活力和**，他对于马球运动的重要性，就好比巴比·鲁斯（Babe Ruth）之于棒球、鲍比·琼斯（Bobby Jones）之于高尔夫。据《纽约时报》评论，他“点燃了美国想象力”，是历史上其他马球运动员无可比拟的。
1928年，希契科克与梅隆家族女继承人结婚，并被广泛报道，仿佛他是皇家成员。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当一头驼色头发垂到双肩的他到达某个马球比赛场，观众们就会向他涌来，并为他摇旗呐喊。“人们好似把爸爸当作神一样崇拜，”他的长女路易丝回忆说，“妈妈说这种风气不太好。”
马球源自公元前的波斯，是一项费劲、危险、极其昂贵的运动。1876年，马球从英国引入美国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许多富有骑手最喜爱的消遣运动。但直到汤米·希契科克加入进来，报纸才开始把马球作为大众流行运动而进行报道。数万观众聚集到美国马球中心——长岛，来观看美国与两个主要对手——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国际锦标赛。
1924年，长岛的梅多布鲁克俱乐部的站台上容纳了前来观赛的45000名观众。其中包括威尔士亲王，他也是一名马球运动员，前来观看希契科克所在的美国队与英国队之间的较量。在这前几年，希契科克在伦敦参加过与英国队的比赛，当时观众席上有乔治五世和另一位马球运动员温斯顿·丘吉尔。美国队连赢两场比赛，主要功劳在于希契科克，他在头场比赛中进了五球，比英国队总进球数还多。“大多数美国公民从不看马球比赛，”1944年，《时代周刊》杂志写道，“但人们不看报纸就知道汤米·希契科克参加了比赛。”
希契科克的粉丝都简称他为汤米，这位拥有一头驼色头发、健壮的汤米在马球场上就像旋转托钵僧一样，凌厉地挥舞着手中的球杆，球立刻滚到远处。一位队友说：“有时，他在球场上的作为让你叹为观止。”在非比赛场合，他对其他运动员很温和、宽容，而一旦上赛场，他就展现出不屈不挠、咄咄逼人的态势，经常勇往直前地向对手迎头而上，然后在要撞上的一瞬间勒马停下。一位运动员说：“他就是没胆量。”而另一位运动员说：“从没有他这样的运动员。”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希契科克为原型而创作的两个人物分别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以及《夜色温柔》中的汤米·巴尔班（Tommy Barban）。这两个人物在不同方面反映了作者对有钱有势之人的爱、恨、嫉妒之情。希契科克与小说中所描述的粗鲁、是非不分的布坎南几乎没有共同点，除了外表（“身体总是向前倾”）和一股百折不挠的冲劲。而对巴尔班的描述更符合这位马球明星。“汤米·巴尔班是统治者，”菲茨杰拉德写道，“汤米是英雄……一般来说，他很少喝酒；勇气是他的伎俩，他的同伴总是惧怕他。”
总是自信满满的希契科克比较高冷、拘谨、好胜，并散发出一点点危险的味道。与哈里曼、惠特尼以及上流社会圈的人士不同，他不“善于交际”。他既不参加各种有社交效益的俱乐部和聚会，也不让别人接近他，除了怀南特。怀南特很早就认识他，当希契科克在圣保罗中学上学时，怀南特曾是他的老师。
希契科克的父亲是一名非常热爱马球运动的富有的纽约运动员，所以他从小居住在位于长岛和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市的父母家中。在圣保罗上学时，他就经常和众多学生一起，晚上聚集到他们所爱戴的历史老师怀南特的房间，听他讲述林肯、杰斐逊和其他英雄的故事。怀南特对社会改革的理想和**深深地感染了希契科克。作为该校六年级（最高年级）的学生会主席，他曾成功帮助怀南特解散了学校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成员不服训教，甚至虐待其他学生。
1917年初，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个月，17岁的希契科克对26岁的怀南特说，他计划早点离校，加入法国的拉斐特飞行小队。他知道怀南特也打算在美国参战后立即入伍成为一名飞行员，而希契科克却不愿意等到美国参战那一刻。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希契科克家的朋友，他帮忙给法国官员写了一封信，成功说服他们准许这个未成年男孩入伍，因此希契科克成为“一战”中参加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美国人。
和在马球场上一样英勇无畏，他在飞行行动中击中了两架德国飞机（因此获得英勇十字勋章）。但1918年3月6日，他自己也被击中，掉落到德国领土范围内。他严重受伤，并被关在战俘营数月。他后来说，被关押期间，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食物和逃跑。
那年夏末，在乘火车转到另一个战俘营的途中，希契科克从一名熟睡的守卫那里偷来了一张地图，并跳下火车。为了躲避侦察，他徒步行走了接近100英里来到中立国瑞士。那时他还未满19岁。
对希契科克而言，作战飞行是终极刺激。“马球运动很过瘾，”他说，“但却无法与战时飞行任务相比，那才是世界上最棒的运动。”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在某个闲暇时间，当他来到哈佛大学打马球时，马球场上的一个朋友说：“他是空前绝后的护航飞行员。”即使在事业巅峰时期（持续了约20年），相比他在马球运动上的英勇表现以及之后作为投资银行家所取得的成就，他在飞行行动中所产生的自豪感更强烈。在某次重要的国际比赛的当天早上，在赛前，他镇定自若地与一位朋友就哲学家尼采讨论了数小时。这位朋友难以置信地问：“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你怎么可以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讨论哲学呢？”希契科克耸耸肩，回答说：“为何不可？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20世纪30年代初，希契科克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并成交了一些重要交易，比如收购了一家大型美国航运公司。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爆发了战争，但与怀南特及许多华尔街同事不同的是，他是一名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因为亲身经历了“一战”的杀戮，他痛恨再遭受另一场战争，并认为美国应该尽可能远离战争。
但当美国参战后，41岁的希契科克主动提出在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参谋长哈普·阿诺德将军手下担任战斗机飞行员。虽然他名气很大，“认识的人更多”，但航空部队拒绝了他，称他可以在华盛顿做任何喜欢的案头工作，但年纪太大不适合再参加作战飞行。
希契科克感到既恼怒又沮丧，而此时回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面的吉尔·怀南特为他解了困。怀南特说，如果他不能参加飞行，为何不到伦敦担任美军副武官，担任美国第八航空军与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人？如此一来，他至少可以待在有实际战斗的地方，而不会陷入华盛顿官僚政治的战斗中。另外，如果他能够说服这两国空军部队进行有效的合作，那么，他就是在服务国家。希契科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
1942年春末，当汤米·希契科克到达伦敦，他发现曾经属于战斗机和飞行员的光辉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年前，依靠数百架英勇的小型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不列颠之战取得胜利，英国被拯救了。而如今，盟军对德国采取空中进攻行动主要依靠重型轰炸机——美国的“空中堡垒”（B-17）和“解放者”（B-24）以及英国的“惠灵顿”和“兰开斯特”。
“二战”开始前，两国空军领导人就一致认为战略轰炸——通过摧毁敌方的工业基地、通讯设施和平民士气来抑制其发动战争的能力——能够不战而胜，从而阻止地面战斗，挽救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条性命。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的血战记忆犹新，这个理论深受英美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人民的支持。温斯顿·丘吉尔宣称：“有一个办法能打倒希特勒，那就是，通过重型轰炸机从这个国家直接对纳粹巢穴进行毁灭性、斩草除根式的轰炸。”
1940年春季，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开始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和莱茵兰区的工厂和其他目标进行轰炸。但白天突袭行动基本没达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宏伟预想：轰炸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坏，而飞机和机组成员却损失惨重。为了降低损失，轰炸机司令部又采取夜晚突袭，但这样无法对工业目标进行精准轰炸。在摧毁敌方工业力量的努力付之东流后，英国皇家空军又改变了战略：他们将轰炸德国城市，主要目的在于瓦解平民士气。虽然丘吉尔之前宣称，英国不会蓄意轰炸非战斗人员，但由于没有找到直接攻击德国的其他方法，他不得已批准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这个非常有争议的新方法。
哈普·阿诺德和同僚密切关注着英国狼狈不堪的轰炸努力，并一致认为，美国的先进技术和飞机能够让他们完成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达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空军希望证明自己一直相信的事实：重型轰炸机的空中威力远胜于其他任何武装力量。
与陆军和海军同僚不同，阿诺德及其部下是处于婴儿期的空军的真正先锋。自奥维尔·莱特与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沙滩上进行首次飞机试飞，已经38年过去了。阿诺德本人参加过莱特兄弟的飞行讲座，并成为美国首批四名军事飞行员之一。他的参谋长卡尔·图伊·斯帕茨将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作战飞行，那是飞机投入使用的首次重要战役。当时羽翼未丰的美国航空队隶属于陆军，在“一战”中发挥的作用较小。当1938年阿诺德成为航空部队指挥官时，它仍处在陆军的控制下。
虽然在乔治·马歇尔的授权下，阿诺德享有高度自治，并被看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美英联合参谋部的正式成员，但他仍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杰出服务，因而为航空队赢得了正式独立，并与陆军和海军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阿诺德性格急躁，经常对部下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一位上校在接受阿诺德的训斥时，突发严重心脏病，并在他面前晕倒、死亡。在战争结束前，阿诺德本人的心脏病也发作过四次。
当英国所作的精确轰炸努力前功尽弃，阿诺德及部下为自己的轰炸机发现了一个绝佳机会，这主要归功于称之为诺顿轰炸机瞄准器的革命性的技术发展。轰炸机瞄准器是一个极其精密的设备，据称可以让B-17和B-24投弹手从两万英尺或更高的高空准确无误地击中工业目标。根据美国航空部队高官得出的理论，轰炸机，尤其是坚固的、全副武装的“空中堡垒”将势不可当，其飞行高度和速度将躲过敌方战斗机和地面炮手的有效反击。这样的话，轰炸机在往返飞行过程中就不需要远程护航战斗机的保护。“我们放弃了研制远程护航飞机的想法，”阿诺德的副手劳伦斯·S.库特（Laurence S. Kuter）将军在战后说，“我们势不可当，我们的轰炸机所向无敌。”
美国航空部队高官深信他们的理论行之有效，因此在欧洲上空投入使用这些轰炸机之前，没有对其进行严格测试，也没有考虑过实际作战情况。例如，轰炸试飞实验是在亚利桑那州干燥无云的条件下进行的，飞行员拥有一览无余的视线，拥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使用诺顿轰炸机瞄准器所必需的复杂数学计算，并且没有敌方炮火的干扰。位于华盛顿的航空部队总部人员完全没考虑到，北欧上空的天气和亚利桑那州完全不同——欧洲大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乌云笼罩，因而几乎不可能实现目视轰炸，尤其是高空目视轰炸。而且，他们不承认德国具备相当顶尖的技术，他们认为德国空军无法提前侦测到敌方轰炸机的靠近，因而不会出动大量战斗机前来拦截。
对美国的轰炸机长官来说，“重要的是……证明这项理论，使其在公共意识中拥有立足之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写道，“但如果付出的代价是牺牲许多年轻、优秀士兵的性命，反而未能有效地损害德国的作战能力，那就真的太糟糕了。”
事实证明，阿诺德及部下提出的几乎所有重大理论都经不起考验。当理论被付诸实际行动后，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耗时最久的战役。索尔兹伯里说，数万名年轻的美国机组成员因此送命，还有许多严重受伤——“棋子，”据某位官方航空历史学家说，“拿陆军航空部队的性命做这项伟大的试验。”
1942年2月4日，珍珠港遇袭后的一个多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七名官员从华盛顿启程来到伦敦，开始着手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英国领土上建立崭新的、独立的美国空军。虽然美国工业最终被动员来建造大量轰炸机和战斗机，但到当时只有一小部分完成生产，另外，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也少得可怜。哈普·阿诺德的计划员们对他说，要想航空队拥有足够的飞机和航空兵对德占欧洲的目标发动全面轰炸行动，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但眼看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肆虐横行、德国在中东和苏联即将取得胜利，美国已经按捺不住了。阿诺德说：“看起来盟军要输了。”
由于美国不可能在近期派出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罗斯福同意把美国轰炸机派到英国，对德国进行空袭行动。在阿诺德看来，在英国的这项新的空中行动中，美国第八航空队必须尽快显露光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丘吉尔说服罗斯福总统由英国皇家空军接管美国轰炸机。从一开始，英国就反对美国第八航空队独立存在，希望把他们纳入英国皇家空军，或者让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加入自己的夜晚突袭行动。阿诺德及其幕僚对英国的这两个想法厌恶至极，争论说，如果美国飞机要驻扎在英国，那么就必须由美国指挥下的美国飞行员来执行飞行行动。
为了突出驻扎在英国的美国航空队的重要性，阿诺德任命自己的参谋长兼挚友图伊·斯帕茨担任美国第八航空队的首位指挥官。而掌管美国第八航空队轰炸机司令部的艾拉·埃克（Ira Eaker）准将，一位说话温和但野心勃勃的得克萨斯人，将担任于2月派到英国的先锋部队的首领。但令许多人惊讶不已的是，埃克很快与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颇有争议的首领阿瑟·哈里斯中将（Arthur Harris，外号“轰炸机”）形成了亲密关系。当埃克刚到英国时，哈里斯热情地欢迎了他，与他分享情报和作战行动，帮助他在自己的司令部发现合适的职位，甚至还邀请他到自己家做客。但是，他们如胶似漆的同志情谊表象之下蕴藏着激烈的竞争：埃克坚信白天轰炸才是最佳方式，而哈里斯却认为美国人的白天轰炸行动必将失败，将被迫加入英国的夜晚轰炸行动。
决心避免失败的结局，埃克的上级图伊·斯帕茨展开了八面玲珑的公关活动，为美国第八航空队歌功颂德。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这个活动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情绪高涨的组织……拥有雄心壮志的运营者，并得到来自华盛顿的同样雄心勃勃的官员们的支持”。美国第八航空队公关办公室成员由曾经的报纸记者和编辑、宣传代理人和广告总监组成，其中一位是特克斯·麦克拉里（Tex McCrary），他毕业于格罗顿中学和耶鲁大学，曾任《纽约每日镜报》的专栏作家。战时伦敦的一位《星条旗》报纸记者安迪·鲁尼（Andy Rooney），后来称麦克拉里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关专家和行骗高手之一”。
斯帕茨和埃克以及美国第八航空队其他高官们从上到下、竭尽全力地推动这项事业——与重要的英国官员吃喝玩乐，拜访美国人；发布大量新闻稿，歌颂第八航空队偶尔取得的成功；甚至在战争后期，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寄送照片簿，这些照片记录着美国轰炸所造成的毁坏场景。他们认为必须通过这些努力来抵制英国空军对主导权日益牢固的掌控趋势。
1942年5月30日，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一千架轰炸机袭击德国科隆市。而阿诺德和斯帕茨认为这一行动纯属宣传计谋，故意彰显英国空中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以便丘吉尔更有力地劝说罗斯福把美国飞机的控制权交与他。到那年夏末，在英国的美国轰炸机不足一百架，配备的机组成员要么经验不足要么缺乏训练，但由于受到来自华盛顿的要求美国航空兵参加作战的巨大压力，B-17轰炸机开始对位于法国和荷兰的德国工业目标进行短程飞行突击。
和在北非的美国部队一样，美国航空兵在与敌方的首次较量之前也显得胸有成竹。其中一名航空兵回忆说：“我们认为自己是超人。”然而他们的信心很快就遭到了打击——无数德国战斗机在他们的轰炸机编队周围到处乱窜，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攻击他们。为了让家乡的美国人感知密集编组的B-17轰炸机在敌方袭击下的飞行感觉，特克斯·麦克拉里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开着成群结队的24辆50吨大卡车中的一辆，以每小时275英里的速度在百老汇大街上狂飙，而纽约的所有警力都拿着冲锋枪对着你扫射。”
那些早期空袭行动都是无用的“自杀式任务”，一名美国飞行员说：“大家对作战一无所知，时间紧迫，我们国家的战争来得太快。”惊慌失措的美国炮手狂扫乱射，他们击中的美国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数量比击中敌方的还多；领航员无法寻找到目标，任务结束后，一些领航员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在英国的基地。美国在法国上空实施的轰炸行动中出现的错误“非常严重，并重复发生”，一份官方报告中写道：“除非我们能大幅度减少这些错误，否则诺顿轰炸机瞄准器的绝佳优势很难发挥出来。”
然而，行动的失败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美国第八航空队宣传员告知记者突袭行动大获全胜，并“对纳粹战斗机的损失，以及我方轰炸机对德国目标的击中数量进行了严重夸大报告”，一名资深美国领航员数年后如此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美英两国的空中行动都出现了夸大轰炸效果的情况。
尽管早期行动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并损失了大量飞机，阿诺德却要求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随着美国轰炸机不断深入挺进敌占区，并最终在没有远程战斗机的保护下穿透德国，他们的损失也迅猛增长。纳粹德国的防御战斗比美国计划员设想的要有条不紊，并且规模更大。事实证明，德国的防空炮射击精准无误，战斗机的威力巨大。鉴于盟军对德国重要工业中心进行猛烈袭击，德国空军领导人从俄国前线转移过来数百精英飞行员和战斗机来保护德国。阿诺德及部下的理论——敌方飞机和地面火炮手无法阻止高空飞行、全副武装的B-17轰炸机——最终证明是代价惨重的幻想。
美国第八航空队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不久就意识到，他们来到英国接受的是此场战争中最危险的一项工作。美国陆军航空队，尤其是第八航空队的伤亡几率，比美国陆军或海军的伤亡几率都要高得多。根据常识而言，一名机组成员完成正常服役期——25次任务——的概率是小于四分之一，而美国第八航空队在其头10个月的行动中，损失了188架重型轰炸机以及大约1900名机组成员，而这一数据在之后的一年半将急剧增加。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在欧洲的空中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26000人——比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整个美军海军陆战队在持久战中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那个时候在第八航空队飞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忆说，“相当于手握着自己坟墓的通行票。”
空中战斗的惨烈不只是由于德国的凶猛防御。在战争早期，华盛顿的航空部队高官一直强调高空飞行的优势，完全没有意识到恶劣的大气状况对机组成员的杀伤力堪比梅塞施密特战斗机或福克-沃尔夫战斗机。美国第八航空队军医长马尔科姆·格罗医生（Malcolm Grow）评论说：“显然，他们在飞行行动前没有想到一些小事情。”所谓的小事情包括可能在几分钟内导致昏迷和死亡的缺氧、数小时暴露在零下五六十摄氏度的低温下而导致的大量冻伤。到1944年初，因冻伤住院的航空兵比因战伤住院的更多。
随着战争的继续，“轰炸机基地简直惨不忍睹，”安迪·鲁尼回忆说，“死亡随时来袭。”在知道自己逃避受伤或死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大量的飞行员和航空兵感到身心俱疲，处于崩溃边缘。“随着对敌方空域展开更深入的突袭，伤亡人数直线飙升，然而基地没有替补航空兵，所以他们开始感到绝望，”历史学家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写道，“许多航空兵对自己的祖国开始产生矛盾思想：愿意为祖国而战，但又感觉被祖国抛弃了。”
虽然盟军航空兵的压力与日俱增，但轰炸行动却持续增加。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批准了冲拳行动——在跨海峡进攻行动前对德国的航空业发动全面空中进攻。为了增加其对欧洲大陆攻击行动的胜率，盟军必须在空中战斗中取得绝对优势。领导者们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盟军飞机不仅得消灭德国空军现存的飞机，还要摧毁德国的飞机生产设施。
四个月后，大量美国飞机和机组成员开始陆续到达英国。按照最高指挥官的决定，现在美国航空兵要在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实现这个惊人目标。清楚地认识到丘吉尔会进一步对罗斯福要求让美国参加夜晚轰炸行动，埃克坚持主张白天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任务，他已接替图伊·斯帕茨成为美国第八航空队的首领。
埃克和哈里斯都承诺说，在盟军登陆法国前，德国飞机将全部从空中清除完毕。哈普·阿诺德对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指挥官们命令道：“我对你们的要求是，必须摧毁敌方的所有空军力量，不管他们在空中、在地面还是在工厂。”
在美国第八航空队轰炸机飞行员看来，在没有远程护航飞机的保护下进行飞行作战根本没有胜算。在阿诺德和其他高官认识到这一事实前，德国空军将继续主导欧洲的空域，且盟军航空兵的损失将成倍增长。然而航空队首领及其部下们拒绝认识这一事实。就在那时，汤米·希契科克加入了进来。
作为副武官，希契科克被派到美国驻英大使馆，而非第八航空队龙精虎猛般的总部。他的处事风格与第八航空队的领导者们大相径庭，他认为与英国皇家空军合作或向其学习至关重要，而不应该与其对立竞争。因为英军拥有飞行战斗机的经验，希契科克认为英国的战斗机作战策略和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在战斗机的设计和制作的许多方面都优胜于美国。“那个时候，如果对美国人说‘英国作战经验……’不管什么观点都会被扼杀，”希契科克的朋友特克斯·麦克拉里在战争后期写道，“如果某个观点是英国的，那么美国内部就已经对其产生了两轮抵制行为。而汤米与之相反，如果某种观点在英国作战实验室测试通过，那么希契科克就认为这个观点正确。因为他知道那里的空中作战最顽强，他们能够幸存下来一定有其道理。”
吉尔·怀南特也持同样的看法，数月来他一直游说美国军事当权者关注英国航空技术和设计的新发展。“自从我来到这儿，我一直尽我所能地确保……美国飞行员能享受到英国凭借经验所发现的提高飞机性能的至关重要的技术，”1942年1月，怀南特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尽管我做了这些努力，但事实仍然是，我们的生产线在吸纳英国最新的设计变更方面，仍有不必要的时间延迟情况。”罗斯福把怀南特的信交给哈普·阿诺德，但阿诺德立即拒绝了大使的意见。
希契科克到达英国后不久，便来到距离剑桥市几英里的达克斯福德参观英国皇家空军的研发设施。他主要来观察一架有望成功的新型战斗机的性能测试，这架战斗机由美国公司生产但仅供英国使用。P-51“野马”战斗机是曾设计出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某个德国流亡者的智慧结晶，它由加利福尼亚州的北美航空公司为英国皇家空军而造，是一架低空作战型战斗轰炸机。
试飞刚开始，英国皇家空军便知道这架战斗机与众不同。“野马”拥有流线型机身，飞行速度比喷火式战斗机更快、航程更远，并且适合中低空飞行，俯冲更敏捷。一名观察员说，它是“空中最简洁、最棒的飞机”。“野马”的试飞员和参观试飞的其他人认为，如果将其动力不足的美国发动机换成由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高性能梅林发动机，那么它的性能将更上一层楼。
英国皇家空军开发官员们同意将“野马”的机身与梅林发动机相结合。希契科克被这一结合深深震撼了。他意识到，用历史学家唐纳德·米勒的话说，这架飞机是“轰炸机黑手党宣称不可能建造的战斗机，它和轰炸机一样飞行得又快又远，但又不乏战斗特征”。在写给华盛顿航空队总部的一份简报中，希契科克主张将它改造成高空战斗机，并预言它与梅林发动机的结合将“诞生西部战线最出色的战斗机”。
但希契科克的上级并不为之所动。在他们眼中，“野马”属于英国，因此认为它不足为道，尽管它是由美国公司所生产。希契科克说：“‘野马’是其英国父亲和美国母亲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美国航空队中没人……欣赏、发掘其优秀品质。”面对顽固的官僚主义，希契科克并未放弃。1942年夏秋季，他努力为混合改良版“野马”寻求支持——寄送大量展示“野马”优秀试验性能的数据到华盛顿；在其雅致的伦敦公寓中举办豪华晚宴，借机游说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第八航空队高官们；拜访来自罗斯福政府的高官显贵。他甚至亲自对“野马”进行了旋转试飞，但他的试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侄子埃夫里尔·克拉克（Averell Clark）所刺激。克拉克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美国参战前曾在英国皇家空军的神鹰突击队参加飞行。他和叔叔一同站在达克斯福德的飞机场观看试飞，并大叫道：“快看，汤米叔叔，你最好别飞这架飞机。它只有这个试飞员一人试飞过。”对侄子怒目而视的希契科克吼道：“哦，去他的，”然后走向“野马”，登上飞机起飞了。“他当时做得很对，”数年后克拉克说，毕竟，“那主要是他的主意。”
怀南特成了希契科克实施“野马”计划的合伙人，他们俩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飞行员，他们不断给罗斯福、哈里·霍普金斯和其他政府官员发送电报和简报，强调这架战斗机在远程护航方面的潜力。据政治专员西奥多·阿基利斯（Theodore Achilles）说，怀南特对能为“野马”计划扫除障碍的那些人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让怀南特对希契科克的计划产生浓厚兴趣的，除了自己的战斗机飞行经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位大使的长子约翰在前一年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退学，加入了美国航空队。这位小怀南特目前正在接受B-17轰炸机飞行训练，并很快就会来到英国加入美国第八航空队——是将在冲拳行动中面临德国猛烈防御的众多美国青年之一。
1942年11月，希契科克亲自飞往华盛顿就推进“野马”一事与哈普·阿诺德据理力争。“像‘途径’和‘不行’之类单词的发音，他有时候不能分辨开来，”希契科克的传记作者小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 Jr.）说，“所以他打算勇往直前。”尽管希契科克煞费苦心地游说，但阿诺德对“野马”却意兴阑珊。于是，他向阿诺德的政府上级，战争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求助。他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便成为朋友，当希契科克加入法国的飞行队时，洛维特先后是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飞行员。所以副部长无须别人来说服他相信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发动机的质量——他在“一战”中飞行过装备此发动机的英国飞机。于是在亲自作了大量研究后，他同意希契科克的主张，要求美国航空队必须尽快接纳“野马”作为轰炸机的远程护航飞机，并敦促阿诺德立即关注此事。
在战争部的洛维特和其他人的步步紧逼下，阿诺德无奈屈服，因此订购了首批2200架称之为P-51B的改良版“野马”战斗机。此订单本应放在首要位置，但生产却延迟了，而阿诺德也无意催促。“他嘴上说束手无策，”洛维特说，“他说我们仅仅需要‘空中堡垒’……几乎没有战斗机能与之并驾齐驱。”但洛维特接着说：“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完全能与之匹敌。”
由于阿诺德鲜有作为，希契科克肩负起这项生产计划的负责人的责任，并于1943年初不断飞往“野马”的生产工厂，以确保生产能够尽快完成。尽管他积极斡旋，但直到1944年1月，首批P-51B战斗机大货才运达英国。它们的出现促成了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但却没来得及帮助小约翰·怀南特以及数千名其他美国机组成员，1943年夏秋季，他们在没有护航飞机的保护下径直飞入了德国的魔掌。
到1943年7月冲拳行动开始之时，美国第八航空队拥有十万多名航空兵和1500多架轰炸机。虽然阵容强大，但在消灭德国航空业孤注一掷的行动中，他们也损失了大量的航空兵和飞机。冲拳行动，官方称之为联合轰炸进攻行动，是一项英美轰炸机夜以继日地轰炸德国重要目标的联合行动。而事实上，美国人与阿瑟·哈里斯之间几乎没有合作。虽然口头上支持冲拳行动，阿瑟·哈里斯并未改变其轰炸德国城市的战略。用历史学家迈克尔·谢里（Michael Sherry）的话来说，哈里斯的行动“似乎漫无目的，尽管轰炸造成了大量毁坏，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过于分散，以至于对敌方的士气和生产能力都未产生致命的打击”。
美国的努力也鲜见成效。那年夏秋季，两国空军对德国心脏地带投掷的炸弹数量创历史纪录，但造成的实质影响却微乎其微，而两国空军地面和空中遭受的损失令人震惊。在冲拳行动的第一周，美国第八航空队损失了97架“空中堡垒”，以及将近1000名机组成员——此次行动力量的10％。
迫切需要证明白天轰炸行之有效的哈普·阿诺德勃然大怒。他指责埃克和部下因为害怕更严重的损失而未派出足够的轰炸机。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最高指挥部认为，远在华盛顿象牙塔中的阿诺德，根本不知道全面空中战斗所造成的巨大身体和心理代价。埃克的一名副官说：“阿诺德将军和埃克将军似乎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相互内斗上，而非战胜德国上。”
8月中旬，在阿诺德的强烈要求下，埃克发动了到那时为止，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出动500架轰炸机袭击位于施韦因富特的坚不可摧的工厂以及位于雷根斯堡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装备厂。这两座城市都深处德国腹地，那就意味着，美国轰炸机必须在没有护航飞机的保护下飞行数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那里，德国空军部署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防空工事。阿诺德及其下属们相信，虽是以卵击石，但这项双重任务足以让德国空军一蹶不振。美国第八航空队第305轰炸小组的指挥官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少校说，华盛顿的高官们正在努力“寻找赢得欧洲战场胜利的简单方式，那就好比是寻求青春之泉——根本没有这种事”。
无疑，这两项任务一点都不简单。数百架德国空军战斗机——美国当时见过的最强大的防空力量——早在到达目标之前就开始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强大火力下，大量美国轰炸机被击落。在出动的超过475架美国轰炸机中，仅有300多架到达了目的地，60架飞机被击落，接近600名航空兵丧生。一半飞机设法返回了基地，但都严重受损，其中一架就是由约翰·怀南特中尉驾驶。
小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写道，这相当于“美国第八航空队的凡尔登战役。航空兵处于暴动的边缘，拒绝在没有护航飞机的保护下飞往德国……的目标”。
虽然损失触目惊心，但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指挥官们自我安慰地认为，他们的轰炸机已严重摧毁了德国的航空业。一位将军欢欣鼓舞地说，雷根斯堡“已经从地图上抹去了”。而事实与之相去甚远，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装备厂的确遭到了损毁，但在数周内就已经修复并重新开工。而在施韦因富特市，大约三分之一的炸弹都未击中目标，反而落到了居民区，导致两百平民丧生。而被炸弹击中的那些坚不可摧的工厂几乎没有受损，仅仅造成了暂时性的生产减缓。关于雷根斯堡-施韦因富特空袭，希特勒的战争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躲过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当天晚上，美国航空队当局打电话告知了吉尔·怀南特这一消息：他22岁的儿子驾机从明斯特返回途中被击落，现下落不明。据目击者称，约翰·怀南特所驾驶的轰炸机被三架德国战斗机袭击后坠毁。但此次任务中驾驶领航机的飞行员透露了一线希望：他告诉大使，在那架B-17轰炸机被击落的前一刻，他看见飞机下出现了几个降落伞。但这名飞行员和其他目击者也目睹了德国战斗机向降落伞开火，所以没人知道他们是否幸存下来了。
在不知儿子是生是死的情况下，怀南特度过了极度痛苦的五周。在这期间，他收到了来自美国和英国各地的数百封吊唁信，其中许多是来自高官权贵，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埃莉诺·罗斯福夫妇、温斯顿·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夫妇、安东尼·艾登、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哈里·霍普金斯，但更多的是来自普通民众。《每日快报》在头版新闻中写道，当英国人听说怀南特的儿子失踪后，他们感到“深切悲伤”。“自从怀南特先生上任以来，英国人民就对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他是美国大使，更是因为他的人格，”《每日快报》接着说，他“激发了我们的情感共鸣”。
11月11日，怀南特收到了他一直盼望的消息：约翰还活着，但被德国俘虏了。大使惴惴不安之心刚刚放松，又开始感到深切的忧虑，因为他知道，若德国战败，他的儿子和其他几名赫赫有名的盟军战俘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人质。德国人称这些重要战俘为“名流”，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子、英国国王和王后的亲戚。战争快结束时，他们都将被隔绝关押在科尔迪茨——莱比锡附近的一座险要的中世纪堡垒，后改造成了守卫森严的监狱。德国人从未明确指示将如何处置怀南特和其他“名流”战俘，但英国战争办公室担忧，如果盟军胜券在握，这些人质可能被当作谈判筹码，也可能被就地处决，作为对盟军的报复。
由詹姆斯·霍华德（James Howard）少校驾驶的这架“野马”战斗机，在空中或快速闪身，或急速掉头，时而俯冲，时而攀升，对福克武尔夫战斗机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疯狂攻击。虽然配置在“野马”战斗机上的四把机枪中的三把都已弹尽，但霍华德并没有停止攻击，直到燃油不足才被迫返回英国基地。他宣称击中了两架敌机，但目睹了这场雷厉风行般攻击的几名“空中堡垒”机组成员却坚持说他至少击落了六架敌机。在1月11日那天的任务中，盟军一共损失了60架轰炸机，但在霍华德保护下的那一轰炸机编队一架都没被击落，之后，他因单枪匹马的杰出战斗赢得了荣誉勋章。
霍华德驾驶的那架飞机，属于保护B-17轰炸机进行轰炸任务的“野马”护航战斗机小组，它是第一批参加实际作战行动的新型混合改良版远程护航战斗机中的一架。其他“野马”战斗机在层层乌云中散落各处，只有霍华德与敌机进行了较量。“只有我来保护他们了，”他后来说，“每架轰炸机中都有10名机组成员，没有其他人能保护他们了。”
对美国第八航空队来说，霍华德的表现及其飞机的性能，在黑暗的天空划破了一道曙光。哈普·阿诺德承认说，“野马”出现得“正是时候，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德国手中挽救了我们”。在对机身进行了改造并增加了副油箱后，“野马”现在拥有B-17或B-24轰炸机的航程，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四百多英里，飞行高度可达三万多英尺。
前一年夏季进行的雷根斯堡-施韦因富特空袭任务最终改变了阿诺德的想法，认为有必要为美国轰炸机提供远程战斗机护航。后来，阿诺德承认说，没有尽早把“野马”投入使用是“美国航空队的错误”。“P-51战斗机的故事，”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时官方记载揭示，“几乎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所犯下的最惨重的错误。”美国陆军航空队官史作者唐纳德·米勒则更加犀利地说，美国陆军航空队对“野马”的长时间抵制是“美国空军史上最恶劣的错误之一”。
但是，从阿诺德承认需要“野马”开始到“野马”大量运达英国，又过了关键的五个月。在这期间，美国第八航空队对德国的深入空袭丝毫没有懈怠，随之而来的死伤情况也持续加重。例如，在10月对施韦因富特进行的第二次空袭中，损失了77架轰炸机，其中17架是在返回英国基地途中坠毁。这次任务出动的229架飞机中，只有33架安全着陆。眼看距离登陆法国行动只剩几个月，美国轰炸机司令部强硬派新首领弗雷德里克·安德森将军——帕梅拉·丘吉尔偶尔的情夫——对阿诺德说，美国第八航空队将“不惜任何代价”发动进攻。在某次空袭任务前，一名副官反对他派出B-24轰炸机作战，强调说B-24不能和B-17轰炸机飞得一样高，并大呼道：“天啊，机组成员会命丧其中。”安德森冷眼以对，回复说：“那又如何？”
从2月一直到诺曼底登陆战前夕，轰炸机基本被用作诱饵，诱使敌方战斗机投入战斗，以便“野马”摧毁它们。在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残酷空袭中，损失的飞机和机组成员数量不断飙升创纪录新高。1942年，在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计划员预计，在整个“二战”中，损失的重型轰炸机将不超过300架，但在1944年初的某个星期就有226架轰炸机以及两千多名机组成员在德国上空被击落。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五个月中，2600多架轰炸机（以及980多架战斗机）被击落，一万多名机组成员丧生。
因此，轰炸机机组成员已然低落的士气更加一落千丈，精神崩溃的人数直线飙升，酗酒和吸毒事件频繁发生。某天晚上，当一名年轻飞行员出现在伦敦某个豪华酒店的酒吧内，美国航空队参谋官命令他离开。“上校，”飞行员怒吼道，“昨天中午，我在柏林上空作战，而你又在哪儿呢？”另一名航空兵说：“酒是我们不堪忍受的生活的唯一慰藉。”
杜立德的战略代价惨重，但的确达到了他所希望的效果。1944年3月，盟军飞机，主要是“野马”战斗机，击落的敌机数量比1942年和1943年两年所击毁的总数量的两倍还多。当月，在一次轰炸柏林的空袭任务中，B-17轰炸机机组成员惊奇地发现竟然没有一架敌机来迎战。德国仍然拥有大量的战斗机，生产的战斗机数量创下新纪录。但问题是，自“野马”战斗机出现以后，数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因其受伤或死亡，而德国没有替补人员。“消耗战已经到达最后致命阶段，”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勇气和技术都不起作用了。”“二战”结束后，一名美国审讯员问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德国将战败的，他回答说：“当你们的轰炸机首次由战斗机护航袭击汉诺威时，我就开始担忧。当你们的护航战斗机跟随着轰炸机空袭柏林时，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
在反攻欧洲前夕，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他的部队保证：“如果你们发现上空有战斗机，这些战斗机一定是我们的。”艾森豪威尔说得没错，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前马球明星及其捍卫的战斗机。
毫无疑问，在支持“野马”的许多人看来，如果不是汤米·希契科克的推动，美国陆军航空队不可能接纳这款飞机——最终成为“二战”中最出色、最著名的美国战斗机。“P-51B战斗机项目能顺利通过，主要归功于汤米·希契科克，”罗伯特·洛维特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只可能是知识渊博的飞行员，他还必须具备使散乱人群团结一致、朝着共同方向前进的领导能力。”诺曼底登陆后不久，特克斯·麦克拉里写道：“正是由于希契科克的坚忍、真诚和大智若愚，才促使这款飞机被各级批评者所接受，从而造就了现在的战斗机。”
但希契科克并没有满足于已有成就。他在美国积极推动P-51战斗机的加速生产，当1943年春季回到伦敦时，他对继续在大使馆担任副武官丧失了热情。“伦敦的生活，”他对妻子玛格丽特写道，“太过安逸，以至于让人感觉不像是准备发动战争的状态。”在推进“野马”的工作中，希契科克又被作战的欲望所驱使：他现在的梦想是驾驶他为之努力推进的飞机。“驾驶‘野马’飞行作战，”他对朋友说，“就像打马球，只不过‘野马’有机枪。”
在返回伦敦后不久，43岁的希契科克抽空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附属中央炮击学校的课程，在那里与至少比他小20岁的英国青年们一起，他学会了如何驾驶喷火式战斗机和作战。他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都认为他想驾驶“野马”作战或者请命任飞行中队首领的梦想根本就是白日梦。但在1943年末，他被派往得克萨斯州阿比林的某个基地，担任第408战斗机小组的指挥官，然后再接受训练到欧洲参加作战。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梦想的，因为沉默寡言的希契科克从未向别人解释过。
然而，梦想的确实现了。自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拉斐特飞行小队之后，没有任何事情比这项新任务带给他的满足感更强烈。“需要完成的工作千头万绪，”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个小组要在90天内做好作战准备……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一点也不知道。但是，这是我想要的工作，我必须尽力而为。”
希契科克对自己的工作变动感到痛苦不已，在纽约与自己的妻子及四个孩子待了几天后他才返回英国。在家的最后一天，他的九岁的女儿佩吉对他说了再见，然后又从上学的路上返回再次向他道别。“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数年之后她说，“我记得自己跑回家里，看了最后一眼仍和我母亲坐在餐桌旁的父亲。当时我想，我一定要把他的模样铭记脑海，一辈子都不忘记他。”
返回英格兰后，希契科克掩藏了失望情绪，积极投入到第九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新研发工作中。另外，他还把大量时间花在该司令部的飞行员上，他们大多数刚刚从美国来到这里。“汤米·希契科克活力四射，对这些年轻飞行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并非是由于他的运动才能或名气，”第九战术空军司令部指挥官埃尔伍德·克萨达中将（Elwood Quesada，昵称皮特）说，“我们战斗机小组中的大部分飞行员都不知道，也不关心马球运动，他们对他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他们很快就对他的基本品质、深刻见解表示赏识；他的飞行经验使他与他们产生了共鸣，他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
“野马”的良好性能让希契科克非常满意，并迅速成为“二战”中的主力战斗机。而让希契科克感到格外开心的是，他的侄子——那时候正担任一个战斗机小组的头领——向他报告说，在“野马”参加飞行作战的第一个月，他的部下击落了160架敌机，而之前的11个月总共才击毁120架。希契科克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埃夫里尔·克拉克的战斗机小组“自从使用‘野马’战斗机后，可谓是大显身手了。他们现在是驻英美国战斗机小组中命中率最高的……他们深入德国，把德国飞机追赶得七零八落”。
然而，在1944年的最初几个月，对“野马”的担忧开始与日俱增：一些“野马”无缘无故地坠毁了。据克萨达说，它们“直接冲向地面。我们不知道原因，汤米也不知道。显然，我们不能使用有自毁倾向的战斗机”。作为研发首领，希契科克有责任找出问题所在。他和技术顾问们一致认为，为了让“野马”能飞到柏林或更远航程而在其机身内新增的新油箱，造成了飞机在俯冲作战时的不稳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飞行员在与敌方交战之前，必须尽可能地燃烧新油箱中的燃料。
《纽约时报》在头版新闻中报道了希契科克的死讯，并写道，这个意外事故“几乎代表了现代美国生活中最英勇、最悲壮的一份事业”。吉尔·怀南特把希契科克的死讯告知了他的家人，并在11天后给其遗孀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大使对玛格丽特·希契科克说，正如在马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希契科克“在战争中无时无刻不努力争取胜利”。怀南特还写道：“‘野马’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汤米对战争胜利的贡献。没有‘野马’，我们不可能在与德国的空战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