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英国今非昔比，
骇人军队震撼来袭。
他们并非德国兵，
而是该死的美国兵。
1944年初，刚到伦敦担任艾森豪威尔部下的心理战分支首领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写信告诉一位友人关于英国首都涌入大量美国人造成的摩肩接踵的情况。“伦敦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站着美国人，”杰克逊说，“而且，如果是在天黑后，那他们一定站都站不稳。”杰克逊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在伦敦的某些地方，情况确实接近如此。
在前一年夏季，罗斯福和美国军事领导人最终说服英国，确定了反攻欧洲大陆的具体日期——1944年5月1日。因此，不列颠群岛不仅成了诺曼底登陆行动的集结地，而且还是，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有史以来最棒的军事行动基地”。1943年5月底，驻扎在英国的美国士兵人数是13.3万人。六个月后，人数变成50万；再过六个月，人数达165万。据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自从九个世纪前诺曼人来到英国后，这次汇集大量美国人是英国最大规模的外国人涌入。“仿佛大西洋不存在了，”一名伦敦人写道，“广阔的美洲大陆似乎就在路尽头。”
英美官员最初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这些士兵安置在只有佐治亚州大小的岛屿上，但士兵人数却是佐治亚州居民的二十多倍。东安格利亚区——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寂静郊区——受此冲击最大。由于地势平坦、靠近欧洲大陆，它成了规模急剧膨胀的美国第八陆军航空队的基地所在。到1943年夏季，这里建立了66个空军基地，驻扎了20万士兵。到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时，此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两两之间平均仅相隔八英里，某些基地占地面积达500英亩，驻扎士兵达3000人。
和英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东安格利亚区从未容纳过如此多的外国人。村庄的静谧突然被打破——数百名美国年轻官兵涌进当地的商店，开着吉普车和卡车穿过狭窄的街道，与女孩们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并喝光了当地酒吧所有的酒。美国人的大量涌入势不可当，对该地区的居民来说，却是令人痛苦的经历——而不久就会有更多的大不列颠人感同身受。
而英国首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作为大英帝国的中心，伦敦在过去数个世纪见过太多外国人。伦敦在“二战”爆发后成了欧洲事实上的首都，接纳了数万名欧洲大陆的流亡者。但即使是伦敦人，也被前两年战争中涌入到伦敦的庞大美国人数所震慑。
到1944年，美军征用了伦敦地区的数千栋大楼，从首都郊外的田庄到中心城区的公寓和办公大楼。单单安置美国士兵就占用了伦敦的300栋大楼，其中24家酒店改造成了军官的宿舍。时尚的格罗夫纳酒店的两层舞厅成了世界最大的军事餐厅，为美国各个军事总部的官员提供餐饮。这个容纳1000人的餐厅每天提供的膳食多达6000多份，因此也被戏称为威洛伦，威洛伦是位于底特律市外的福特公司旗下的一英里长的飞机装备厂。
格罗夫纳酒店距离格罗夫纳广场仅几个街区，这附近区域成了美国人在英国的战时活动中心。据一位英国作家说，这片区域已经“被美国占领了——彻底地鸠占鹊巢”。该广场附近几乎找不到一间没有被美国军事或政府行政机构所征用的房屋或办公室。专栏作家厄尼·派尔说，在某些街道，可以发现“英国人格格不入地站在那儿，仿佛自己身处内布拉斯加州的北普拉特市”。某天，当你看到美国人络绎不绝地从西伦敦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派尔说，你会发现伦敦的军事官僚和华盛顿一样到处泛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派尔是印第安纳州人，效力于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他对美国士兵几乎向一切移动的东西敬礼的行为感到好笑。“所有人都敬礼，”派尔写道，“少尉向其他少尉敬礼。数千人不停地上下挥动手臂，似乎他们都发疯了……在美国人常出现的一条短街上，人行道被迫单向通行，从而防止敬礼可能产生的交通事故。”由于上级要求他们对英国军人和其他盟国军人“表现出应有的敬意”，美国士兵们几乎“向所有身穿制服之人敬礼……甚至可能包括门卫”。
格罗夫纳广场是美国士兵在伦敦的工作中心，皮卡迪利广场则是美国人所青睐的娱乐场所。数千名休假中的美国士兵和其他盟军士兵从早到晚漫游在这个罗伯特·阿尔比布中士称之为“**的、吵闹的蚁冢”的地方，其中一些人在寻觅餐厅和剧院，而大部分则是追求酒和女人。
自19世纪建成以后，皮卡迪利广场一直都是大英帝国的隐喻核心，这里的十字路口是伦敦最繁忙的交通中心之一。刚从印度或非洲返回的殖民地官员和生意人在这里与朋友一起聚餐、喝酒或通宵达旦地玩耍，因为他们已经数年未归了。皮卡迪利广场聚集着各种餐厅、酒吧、音乐厅和剧院，相当于纽约时代广场。“二战”前，各种巨大标志牌上闪耀的电子灯光彩夺目地笼罩着这片区域。而1939年以后，这些电子灯全部熄灭，但即使在黑暗中，皮卡迪利广场仍然是伦敦最有活力、最有人气的地方，让这个城市成为，用唐纳德·米勒的话来说，“地球上最妙不可言的地方之一”。在经历了该区域的繁华夜生活后，一名美国上校对家人写信道：“除非亲自体验，不然你根本无法想象战时伦敦的宴饮交际盛况。我看到有人刚认识五分钟就立即成为好伙伴。这里是浪漫邂逅发生之地。”米勒说：“皮卡迪利广场周围的街道，拥挤得让人无法喘气……到处都是人潮涌动，他们寻找食物和朋友、酒和性。”
在描述英国首都涌现了大量嗜酒美国人的信中，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总结说：“我认为许多麻烦正在酝酿中。”（当然，杰克逊和阿特丽斯·艾登之间的情事便是其中一个麻烦。）吉尔·怀南特也认为如此，因为他非常清楚数量庞大的美国人给英国人的生活造成了更大困难。据西奥多·阿基利斯说，大使非常担忧“美国士兵对英国人的反应，以及英国军人对美国军人的反应，因为来到大不列颠的美国兵的钱更多、制服更整洁”。美国参战数天后，怀南特开始充当美国军事当权者和英国官员之间的调解人，尽可能地让大量涌入的美国军人与英国人和平相处。
1942年6月，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尽心尽力地和怀南特一同为之努力。和大使一样，艾森豪威尔将军担忧大量涌入的美国人对英国社会造成的物质和心理压力。“到英国的几乎所有美国士兵都自认为是享有特权的战士，他们解救英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们期望受到同等待遇，”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而另一方面，英国人认为自己是民主的拯救者，尤其是因为，他们单枪匹马、坚守阵地不退一步地已与纳粹分子对抗了整整一年。”
怀南特和艾森豪威尔始终认为，教育是增进相互理解的关键。在美国士兵来到英国之前，他们俩积极推动发起了一项美英计划来帮助美国士兵了解英国。英国新闻部和美国战争信息局联合制作了一部电影，其中布吉斯·梅雷迪斯饰演一名美国士兵。这部电影展示了两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尽管语言相同，并提醒美国部队如何避免冒犯英国人。
这些即将来到英国的美国士兵也收到了由英裔美籍小说家埃里克·奈特（Eric Knight）撰写的一份手册。“你们作为英国人的朋友和盟友，英国人欢迎你们的到来，”奈特写道，“但请记住，跨越大洋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英雄……你们的家乡远离战争、食物充足、灯光闪耀，但英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当你们抱怨寡淡的啤酒或冷土豆或英国香烟的味道时，请三思而后行……请不要嘲笑英国人的说话方式或口音，他们听你们说话也一样感到好笑，但他们丝毫不会表现得失礼。”
用安东尼·艾登的话来说，怀南特“和大不列颠的人民建立了绝佳的个人关系”，并凭借这种关系积极努力地让英国民众为美国军队的到来做好准备。他的努力包括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广播节目《让我们相互了解》。
战争后期，怀南特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努力解决美国人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上，并努力促进美国士兵和英国东道主之间的良好关系。虽然他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紧密合作，但战争期间，将军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英国——从1942年11月到1944年1月在北非，1944年6月之后在法国。而当艾森豪威尔在伦敦时，他的精力则集中在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上。因此，他把美英关系的很多细节问题都留给大使及属下。“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如此有效地帮助我解决很多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你的帮助，这些问题可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1942年末，即将从伦敦启程去北非的艾森豪威尔对怀南特写信道，“我希望你知道，我们目前在军事努力方面取得的任何胜利，都与你的付出息息相关。”
当美国士兵惹上麻烦时，怀南特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他们被美国军事机关审判，而非英国法庭。当第一批美国士兵到达英国后不久，他看到报纸报道说，一名美国士兵持枪抢劫出租车司机，被判笞刑和六个月监禁。怀南特说服英国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取消了笞刑。之后他与艾森豪威尔、艾登一起，要求通过立法给予美国军事机关对美国士兵在英国的犯罪行为的唯一审判权。毫无疑问，这一提议引起了极大争议，主要得益于怀南特与英国外交部和国会议员的亲密关系，这个法案在英国议会遭到极少数反对，顺利通过了，但该法案不适用其他盟国军队。
与部队相关的问题非常繁多，怀南特和美军不得不处理，例如，美国人在道路上反方向开车引起了大量交通事故，为了建造美军飞机场和训练场摧毁了大片英国乡村原貌。在东安格利亚区，美国部队推倒了存在了一个世纪的灌木篱墙、树木和茅草屋，破坏了数十万英亩优质良田来建造一片片马赛克似的空军基地。某天，在目睹一位农民将一名美国军事测量员驱赶出甜菜地的场景后，陆军工程师罗伯特·阿尔比布满怀哀伤与失落。阿尔比布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一名非专业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但他知道，不管这位农民如何驱赶，他的“遗产和杰作”不久就会被深深埋在八英寸厚的混凝土之下。“这场战争，”阿尔比布后来写道，“摧毁了这个男人以及他家人的劳动成果，正如伦敦市被炸毁的美丽教堂，炸弹摧毁了建筑师和石匠的智慧结晶。”在战争结束数年后，阿尔比布成为美国国家奥杜邦学会执行官，他说大多数工程与建筑同事在掠夺大自然时不能和自己感同身受：他们“把这看作必须完成的工作，并毫无怜悯之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位于英格兰西南海岸的德文郡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1943年年底，英国政府下令拆迁几个沿海村庄和城镇、征用大约五百块农田，改做美军两栖作战的训练场地，从而为诺曼底登陆做准备。一位作家说：“补偿少得可怜，抱怨也徒劳无功。”美军争论说，如果不进行训练，反攻法国行动必然失败，因此美国军方借助怀南特来敦促丘吉尔及其内阁批准拆迁。当这个计划公布于众后，位于普利茅斯市的美国领事汇报了大量批评意见，指责这种“专横的、不民主做法”导致大约2700人无家可归，丧失生计，前途未卜。
当该地区的英国圣公会牧师撤离他们的教堂后，他们在教堂前门上张贴了一则通告，上面写道，致“我们的美国盟友”，“该教堂存在于此已有数百年之久，教堂周围的民众从记忆伊始就居住于此、耕田劳作，他们的至亲至爱长眠于这座教堂的墓地；这些房子、这些田地对外出之人来说至关重要，正如你们，我们的盟友，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墓地一样。他们希望回到这里时，他们所热爱的周遭一切仍在这里迎接他们归来，正如你们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时的感受一样”。
不言而喻，对英国不动产的拆除和摧毁丝毫没有拉近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情感，也无助于怀南特和艾森豪威尔为增进相互了解所作的努力。更糟的是，许多美国士兵对了解英国东道主完全没有兴趣。在乘船来到英国之前，许多美国士兵从未离开过他们所在的州，更遑论出国。另外，许多军人来自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家庭，由于传统因素，这些家庭本身就对英国人充满敌意。大多数美国士兵几乎只对尽快结束战争并尽早返回家乡感兴趣。“他们本不想来，所以当我们需要帮助时，他们并不会感到心灵相通，不是吗？”效力于美国红十字会旗下某个俱乐部的一位英国女员工如是说。而哈罗德·尼克尔森指出了两国人民思想上的不同：“对我们而言，英美合作意味着安全，但他们觉得是危险。”
而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大多数英国人见到的都只是休假中的美国士兵。经历了部队的严格纪律和无休止的乏味训练后，他们急需放松自己。他们占据酒吧，大声喧哗，把自己灌醉，并和女人勾三搭四，用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话说，他们表现得“仿佛是世界的主人一般”。英国广播公司执行官莫里斯·戈勒姆（Maurice Gorham）说，“我们看到的是无所事事的美国人”。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后，戈勒姆来到法国，看到了“美国人作战时的英勇模样。我希望带几名回伦敦，对皮卡迪利大街上的人说，‘看，他们也是美国人’”。
与怀南特和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一样，戈勒姆也认为美国士兵与英国人民太过疏离。营地和基地就是他们的绿洲，提供美国报纸、美国广播节目和美国电影，他们鲜少联络或关心外面的世界。这种局面是由许多美国指挥官促成的，他们觉得“这些人是战士，只负责作战。他们无须知道自己是在英国还是新不列颠，这对他们来说没有差别”。由于这些美国兵身处如此“敬业的美国环境”，戈勒姆说，他们与英国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吃着不同的食物，阅读不同的报纸，听着不同的广播节目，他们丝毫没有共同点”。
对许多精力充沛但克制已久的美国士兵来说，英国只不过是个落后被挨打的小国——原始的生活条件、不友善的民众、劣质的啤酒和懒散被动的生活方式。一名美国士兵回忆说：“许多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普遍反应是，‘如果他们能忘记该死的下午茶和餐点，振作并行动起来，那我们就不用为他们而战了’。”
另外，一些美国士兵也毫不避讳地在英国人面前表达对英国的不满。某天在伦敦，一位身穿女子辅助服务团制服的年轻女子——该服务团隶属于英国陆军——走向美国陆军总部外的两名当值的宪兵，在与他们闲聊一会后，女子问他们对英国的感觉如何，其中一名宪兵说：“我觉得还不错。”而另一名宪兵直言不讳地说：“女士，他们应该把这些该死的防空气球划破，让它们掉下来。”年轻女子“愤怒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转身走开了。“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一名平民警卫跑过来说，“她是正在军队服役的伊丽莎白公主。”数年后，那名礼貌作答的宪兵说：“我当时感到很尴尬，不知道说什么。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目光如炬的眼神。”——未来的英国女王射向他和直言不讳的同僚的那个眼神。
虽然伊丽莎白公主从未公开表达过她对美国人的不满，但她的英国同胞们却没那么自制。对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的英国人来说，这些轻率、爱说风凉话的美国盟友看起来就像有钱、骄纵、无知、自负的小孩，他们觉得美国士兵对他们的历史和事业机构毫无敬意或毫不认可，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美国士兵毫不在意英国在抵抗希特勒和拯救民主方面所作出的牺牲。
而哈罗德·尼克尔森与一群参观英国议会的美国士兵之间的短暂相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两个民族之间的鸿沟。尼克尔森是英国议会议员、小说家、传记作者兼前外交官，除此之外，他还是怀特之家和英国其他俱乐部的常客，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内作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丈夫。由于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尼克尔森常常自认为优越于大多数男人，尤其是美国男人。某天，当被要求带领一群美国士兵参观英国议会时，毫不为奇，他感到极度沮丧。
当晚，尼克尔森对两个儿子写信道：“他们懒散地嚼着口香糖，意识到自己在训练、装备、教养、文化、经验和历史方面的劣势后，他们没有丝毫兴致或不为所动。”在上议院，尼克尔森和无精打采的美国人加入由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带领的另一群美国士兵中。西蒙是英国上议院大法官兼前外交部部长，也是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最忠实拥护者。傲慢、自负的西蒙接着向两群美国人——“不停嚼着口香糖、面无表情的50张面孔”——讲解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运作方式。“现在，”西蒙说，“大家到我的办公室，伙计们，或者应该叫步兵们？我将向你们展示国玺。”尼克尔森描述接下来的场景：
他们百无聊赖地穿过走廊，以为会见到他们在旧金山的水族馆经常看到的大型湿地动物，但事实与之完全不同，他们所见到的不过是两块内嵌图案的钢质圆柱物。然后这个男人拿起权杖对他们说：“现在，我的朋友，我必须要求你们离开，因为我得工作了。即使是上议院大法官，有时也要工作。哈罗德，麻烦你带领我们的朋友离开，怎么样？”我照做了。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当我们懒洋洋地穿过中央大厅时，一名步兵突然停止嚼口香糖，快速地用舌头把口中的箭牌口香糖推到牙齿一边，然后问：“嘿，刚刚那个男人是谁？”
怀南特和艾森豪威尔认为增加美国士兵和英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能够帮助他们缓和成见、增进感情，因此在安东尼·艾登和英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大力推动了一项美国士兵拜访英国家庭的计划。哈里·布彻写道，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美国兵能有机会在英国家庭度个周末……这样能极大地增进友谊和交情，而不是彼此之间冷冷淡淡”。雷丁女士的女子志愿服务队积极推进了这个计划，在英美联盟早期，只有该服务队成员热情款待了刚到达英国的美国士兵：在英国港口迎接他们，向他们分发三明治和茶水。关于家庭访问计划，雷丁女士对女子志愿服务队的成员说：“这是了解他们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命运与之休戚相关。”怀南特建议美国人不应该加重英国家庭的贫困。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其建议，并要求，当美国军人拜访英国家庭时，他们应该带去这个国家所稀缺的食物，比如肉类、食用油和糖果。
然而，这个家庭访问计划立即遭到了阻挠。许多美军指挥官反对这个计划，希望自己的军队尽可能不与当地居民接触。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珍妮特·默罗写道，她的几位英国朋友渴望招待美国兵，却遭到了美军当权者的回绝，因此感到“非常困惑、伤心和挫败”。她接着写道：“许许多多建立友谊的机会都错过了，而这并非英国人的错。”
但美英关系亲密互动的最强烈反对者是美国红十字会。美国陆军授权红十字会负责从基地外出的美国士兵在英国的福祉。美国红十字会在英国各地运营了几十家服务于美国兵的俱乐部，包括皮卡迪利广场的著名彩虹角俱乐部，俱乐部里面有提供汉堡和可乐的小吃吧、热水浴设施、弹球机、自动点唱机、擦鞋服务和台球桌。美国红十字会俱乐部旨在打造美国人的绿洲，专门为思乡的美国士兵提供在英国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如家般的舒适和便利生活。确实，如果美国红十字会能达成它的目标，那么它与旗下的俱乐部就会完全与英国及其人民隔离。
然而不幸的是，英国与该组织的俱乐部关系紧密：英国政府为其支付了租金以及装修和设备费用，而俱乐部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英国女人，大部分是女子志愿服务队成员。美国红十字会官员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在英国无法招募到足够的美国女人，但他们坚持说，如果女子志愿服务队成员要在这个所谓的纯粹美式环境中工作，就必须脱下她们的制服，穿上美国红十字会的制服。一位红十字会官员宣称：“享受我们所运营的这些设施的男人有权只和美国人打交道。”
毫无疑问，雷丁女士及女子志愿服务队成员对此感到愤怒不已，并直接向艾森豪威尔抗议。虽然满怀同情，但他却没能改变红十字会的立场。“这些英国女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她们在伦敦空袭期间的服务为其赢得了制服，而事实确实如此，”哈里·布彻在日记中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情况相反，美国女人会怎么做呢？你们心知肚明。”
另外，美国红十字会禁止英国或其他盟国军人进入俱乐部，从而更加孤立了它所服务的美国军人（非美国军人只有在美国军人邀请就餐的情况下才能进入俱乐部，但不准使用其他设施）。玛丽·李·塞特尔在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工作期间，当她在伦敦休假时被拒绝进入彩虹角。红十字会的一位主管对塞特尔说，即使她是美国人也不行，因为她身穿英国制服，而彩虹角禁止盟军入内。塞特尔目光如炬地看着这个女人，“好吧，”她说，“如果哪天你想加入战争了，我会把我的制服借给你。”然后，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再也没有踏入这个地方。
在给乔治·马歇尔的一封信中，安东尼·艾登指责美国红十字会非但没有在美国军人与英国公民之间建立桥梁，反而设立了障碍，认为该组织“故意抵制英国所展现的任何友好行为”。美国战争信息局对外宣传部部长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对此表示赞同。“驻扎在大不列颠的美国军队与英国之间关系的最大危险，”沃伯格对艾森豪威尔说，“似乎来源于我们某些政府机构和民营机构的想法……企图在不列颠群岛上建立一个小型美国。”
他们在缺衣少食的英国为美国军人尽可能地提供如家般的舒适和便利，但罗斯福和马歇尔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尽可能地鼓舞这些平民军人的士气至关重要，他们大部分是应征入伍者。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驶往英国的船只的大量的舱位被用来运输供美国兵使用的消费品，比如肉类、新鲜蔬菜和水果、咖啡、鸡蛋和香烟。当英国官员要求让英国为美国士兵提供食物时，罗斯福坦率地回复说：“美国士兵无法在英国的配给制下过活。”马歇尔告诉一名英国官员说，试图降低美国士兵高生活标准的任何做法都会导致“数千名母亲写信给美国国会议员，抱怨美军当权者没有为自己的儿子提供应有的福利”。
在保持军队士气的重要性这一点上，艾森豪威尔赞同上级的看法，但让他感到惋惜的是，他部下的大多数士兵在要求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和特权的同时，却鲜少知道或履行公民应尽的责任。“民主和极权主义的区别是理论问题，而非个人兴趣问题，”艾森豪威尔写道，“而士兵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美国无关。”他还说：“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对导致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
一位名叫福里斯特·波格（Forrest Pogue）的年轻陆军中士对艾森豪威尔的担忧感同身受。他在数年后写了一本备受赞誉的马歇尔传记。波格说，在“二战”期间，他经常与同伴讨论“美国士兵无精打采的状态，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何而战。我的一些朋友说，我们前来不为任何原因，仅仅是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我认为除非我们国家被入侵，否则我们无法让他们明白是为何而战”。
1942年夏季，吉尔·怀南特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督促他采取必要行动使英国和美国士兵之间的巨大薪资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他提出了一项计划：鼓励美国士兵购买在退役后可以立刻收回的特殊高利息国库债券。罗斯福拒绝了大使的提议，宣称美国人较高收入和较好生活条件所造成的问题“没有遂心如意的简单解决办法”。
问题当然有，怀南特所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军人在配给上的优待、整洁的制服、更高的收入以及享有更多的消费品——这些在大不列颠人中间尤其是在英国军人中间引起了怨恨和敌意，他们羡慕深受英国年轻女子追捧的挥金如土的美国人。“他们长得就像卡西莫多，”一位英国军人说，“但只要他们是美国人，就没关系。”另外一位名叫汤米的英国军人说：“美国佬是英国女人遇到的最快乐的事情。他们拥有一切：魅力、胆识、香烟、巧克力、尼龙袜、吉普车，最重要的是有钱……”
当美国军人来到英国时，他们收到了一张小报，报纸头版上加粗地写着巨大的“欢迎”二字。下面的正文是：“在这个国家，不管你到哪里，哪里都有朋友。我们的战士把你们看作同伴兼战友。”然而，一名退役的美国士兵说：“结果，一些美国战友却躺在英国军人的恋人甚至妻子的怀里……我觉得英国军人有理由怨恨他们。”
英美军人之间频繁发生的酒吧闹事行为是怀南特和美军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是，1943年年末到1944年美国士兵中爆发的传染性性病。大约30％的性病感染源是黑暗中聚集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莱斯特广场以及美国士兵所青睐的其他场所附近手拿闪光灯的成群娼妓。一名美国宪兵回忆说：“在1944年的伦敦黑夜，每条门道都通向爱巢。”
许多英国适龄年轻女子都受到来自父母和其他人的警告，说美国人“狂野、**，是70岁以下所有女人的威胁”，体面的女孩不得和他们约会。但是，当她们真的与美国军人邂逅，她们发现许多美国人并非是所谓的好色食人魔，尽管他们行为草率、轻浮。一名在战时已是青少年的女子说：“他们的骨子里嗜酒、好色。”但她还说，她所遇见的大多数美国人都彬彬有礼，懂得尊重人，与此同时，不乏给压抑的气氛增添欢声笑语的情趣。
而持这种看法的不止她一人。虽然美国士兵神气活现的样子和尽情享受的态度让英国人感到心烦，但英国人也发现他们对生活的热情，给麻木、节衣缩食和枯燥无味的英国战时生活带来了生气。一名英国人说美国人是“滋补良药”。利物浦的一名青少年说：“无疑，我们这个旧城区的单调、沉闷生活需要美国大兵的到来。”战时在美国军人俱乐部工作的某个女人说，踏进这个俱乐部，“感觉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战争、配给制、配给票都抛之脑后”。每晚，当她离开俱乐部，“我就走进了夜幕里，返回到现实中，把属于美国的温暖和友情留在身后”。
虽然美国军人的**是美国和英国当局非常头疼的问题，而种族问题更加激烈。美国军队内部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英国，超过10万名美国黑人士兵都被要求尽量远离白人士兵，不管是值勤还是休息期间。一些城镇有专门服务白人或黑人的酒吧、舞厅和俱乐部，而其他地方还建立起严格的轮流进入制度，要求黑人和白人在不同的夜晚进入城镇。
当时英国境内的黑人很少，所以并未实施种族隔离，许多未曾见过非白人种族的英国公民都对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公然的种族歧视所震惊。艾森豪威尔对华盛顿的上级说：“大多数英国人，包括乡村女孩——甚至是人格高尚的英国人都认为，黑人士兵和其他男人并无二致。”而美国其他军事领导人并不如此认为。最初，美国陆军反对黑人服役，但罗斯福迫使他们在每个战区接纳了10％的黑人士兵。当时，大部分黑人被安排做一些卑微的非作战任务，比如削土豆皮、打扫公共厕所、挖掘渠道。英国人认为，对宣称为人类的自由和民主而战的盟国来说，这种排斥和歧视行为尤其不合时宜。
而一些美国白人士兵——许多来自实施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对他们的黑人战友所表现出的强烈厌恶与鄙夷之情让大不列颠人感到格外震惊，他们拒绝进入接受美国黑人的俱乐部，试图把黑人从酒吧和舞厅驱赶出去，拒绝和与黑人共舞过的英国女孩共舞，摔碎黑人喝过的酒杯。在从加的夫到约克的一列拥挤的火车中，当一名英国航空兵邀请一位黑人士兵到他所在的车厢时，一名美国白人士兵大吼道：“滚出去，讨厌的黑鬼！”这个名叫汤米的英国航空兵反驳说：“住口！是我邀请他来的。我现在对你恨得咬牙切齿了。”来自布莱克浦的一名飞机厂工人回忆说：“我亲眼见到过美国部队在人行道上用脚踢黑人士兵，并大吼‘臭气熏天的黑猪’‘黑人废物’‘不知天高地厚的黑鬼’。”
英国政府陷入了英国人民和英国最重要盟友之间的这项争议之中，并努力寻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官方态度上，英国政府领导人与美国种族隔离政策保持距离，宣称英国不会“歧视对待黑人士兵”，“不会限制他们使用各种设施”。而非官方上，他们支持这一政策，命令英军要求各自的部队，尤其是女子分支部队，不要和美国黑人来往。战时内阁断定，“这是可行之道，能够避免英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士兵太过友好”。丘吉尔的信息大臣布兰登·布拉肯写道：“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解决麻烦的最有效办法。我们应在各方面支持这个政策。”
然而，黑人士兵在英国民众之间非常受欢迎，英国民众认为他们礼貌、温和、谦逊，和英国人的性格很像。“社会舆论似乎认为，”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说，“黑人是美国士兵中举止最得体的。”另一位英国男人评论说：“我不在意美国人，但我更不在乎他们中的白人。”许多英国人对英国政府与其认为不道德的政策同流合污而感到非常惊愕，因而抵制把美国黑人士兵看得低人一等的任何官方政策。“各方面的观点一致认为，”英国信息部的一份报告写道，“美国在此事上的观点不应该强加给我们国家。”
当英国陆军哑弹处理小队收到与美国黑人保持距离的命令时，该小队成员对此嗤之以鼻。“带有希特勒主义性质，”一位队员说，“我们对该命令的反应是，‘好比希特勒和犹太人’。”酒吧门口的广告牌写道：“非英国人和美国黑人谢绝入内。”在一些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告诉黑人不要给白人让座，因为“他们现在在英国”。当某个美国黑人士兵，在极其牵强的证据下被判强奸罪，并被处死刑时，英国民众爆发了强烈抗议。由于抗议信件和电话纷至沓来，艾森豪威尔下令调查了此案，并发现证据不足，这名黑人士兵从而洗脱了罪名并重返岗位。
当美国白人士兵羞辱或袭击英联邦国家的黑人公民时，种族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有一次，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著名板球运动员莱亚列·康斯坦丁（Learie Constantine）被要求离开酒店，因为准备入住酒店的几名美国官员威胁说，如果他不离开，那么他们将取消预约。还有一次，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某位中士因为与白人女孩共舞，而遭到两名美国人殴打。“英籍黑人理应表示愤怒，”一名美国陆军指挥官承认说，“他们……被美国士兵咒骂，被逐出人行道，被赶出餐厅，并被迫与他们的白人妻子分离。”
在种族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比大多数美国军事领导人更开明，他严厉制裁这类种族伤害，禁止美国指挥官限制黑人士兵与英国平民来往，并命令黑人士兵享有与白人士兵同等的待遇。“黑人士兵，”他对美国记者说，“将与白人士兵享有同等待遇。”但事实证明，和美国国内的情况一样，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平等不可能实现。但许多当地指挥官无视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对发生在他们基地内外的歧视行为故意视而不见。
总体而言，在战时英国，几乎没有美国人在对待黑人方面表现得非常完美。例如，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讨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时，爱德华·默罗心如刀绞般半推半就地表达了对站不住脚的奴隶制的认可。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默罗是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养育他的父母来自贫穷的南方家庭、与南部邦联关系密切，他的一位祖父曾服役于南方邦联军，默罗一方面承认奴隶制产生了“虐待行为”，但又坚持说奴隶的待遇普遍很好，并辩论说：“与德国人当前的做法相比，美国奴隶制总体而言是个人道、文明的制度。”——多么蹩脚的辩护！而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员对此心知肚明。
显然，默罗对种族问题感到非常矛盾，但他并不反对让美国同胞们了解遭受白人士兵苛待的黑人士兵的感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制作剧集《美国人在英国》时，剧组演员约瑟夫·朱利安（Joseph Julian）在录制的节目中采访了一名黑人陆军下士。这名黑人陆军下士明确表示，比起自己的同胞，他更喜欢和英国人在一起。“当然，他们与你一起喝酒、聊天。和他们在一起不会感到与众不同。虽然战后我也想待在这儿，但美国毕竟是我的家乡，我想要回家，不管那里的情况多糟糕。”
朱利安要求该剧组的创作人、编剧兼制片人诺曼·科温（Norman Corwin）把这段采访插到其中一集。科温同意了，但考虑到这样做可能挑起麻烦，他把最终决定权交与默罗。当默罗看了这段对话采访后，他一手握拳捶向另一只手掌心，呼喊道：“加上！就要在国内引起骚乱！”于是，下士的一席话就插入了该系列节目的下一集中。
另外，怀南特说服正在英国巡回演出的著名美籍男高音黑人歌唱家罗兰·海斯（Roland Hayes）演出完后留在英国，向英国各地的美国黑人士兵了解他们的待遇。海斯的报告显示歧视普遍存在。这份报告送给了埃莉诺·罗斯福，之后她转交给了美国国防部。1943年，这份报告又转交给了担任欧洲战区美国陆军首领的雅各布·德弗斯将军（Jacob Devers），但他立即否认了这些歧视指控。1944年初，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执行干事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亲自赴英了解黑人士兵的待遇，之后他对罗斯福夫人报告说，他发现与他交流过的黑人士兵们处于“非常痛苦”的状态。与此同时，怀特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和怀南特为缓解黑人处境所作的努力，尽管努力产生的效果不大。
毫无疑问，在英国人眼中，而事实上也是，对黑人士兵的苛待是美军以及美国名誉上的一大污点。《时代周刊》写道：“美国黑人士兵文明礼貌、轻声细语、制服整洁，英国人对此惊喜不已，并欣然利用这个绝佳机会对美国的伪善道德嗤之以鼻。”虽然种族问题以及美国人在英国大量存在而引起的其他突发事件不计其数，但值得称赞的是，两国之间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鲜明对立最终顺利化解了。
1944年早春，著名的英国军事评论家兼战略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爵士，为了衡量美英关系的亲疏状况，到英国各地调查。虽然美国士兵和大不列颠人之间的冲突行为仍大量存在，但他总结说，他“想不出在历史上的任何情况下”，友好占领者和被占领国家的关系能够如此之好。他还说：“我更想不出两个伟大的盟国军队之间能够相处得如此融洽的情况。”1944年年中，英国信息部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对美国士兵越来越友好”，从而使“英国人民对美国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面临巨大内外压力时期，美国士兵与英国平民能够相对和谐共存，主要得益于艾森豪威尔、艾登以及其他美英官员的努力和铺垫疏导工作。但在一些人看来，怀南特的功劳最大。《国家民族政坛》杂志称，是“不屈不挠、理智贤明的”怀南特发现了由“驻扎在英国的我们的庞大军队”所产生的大多数“问题，包括一些重大危机”的解决办法。美国军人报纸《星条旗》上刊登的一幅漫画强调了大使作为英美关系调停人的作用：在酒吧，一名踉踉跄跄的美国士兵在制造事端后被一群怒气冲冲的顾客包围，于是打电话求助。漫画标题写着：“救救我！怀南特先生！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先生……”
每当怀南特能从工作中抽出一两小时的空闲时，他喜欢来到伦敦的大街上与美国军人交谈，了解他们在英国的生活状况。一名士兵说：“他情绪饱满，绝不装腔作势，丝毫没有高级官员的架子。”有时，大使会借钱给年轻同胞们或在附近酒吧为他们买一杯啤酒。偶尔，他还会邀请其中一些人到他的办公室继续谈话，使得其他预约访客在办公室外焦虑地等待，正如在战争早期，他对常春藤盟校朋友们的做法一样。他还邀请没能在酒店或红十字会俱乐部找到床铺的美国士兵到他的公寓打地铺过夜。
怀南特要求他所结交的美国人写信告诉他他们的状况，而这些人也这样做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便是怀南特的通信者之一，他之后成了著名的专栏作家。他告诉怀南特，他爱上了一名英国女孩并想与她结婚，但她的父母对他们的结合愿望不置可否。艾尔索普是埃莉诺·罗斯福的远房表亲，他请求大使与女方父母联系，并为他的人格和家庭背景作担保。怀南特就是通过罗斯福夫人认识了艾尔索普，便同意为他作担保，之后这对恋人被女方父母认可并很快结婚。
在与美国士兵们的交往中，怀南特一直鼓励他们去了解英国人。虽然许多美国士兵直到离开英国也并未如此做，但仍有数千名美国士兵与英国平民建立了亲密联系。一些美国士兵开始定期到当地的某个酒吧，然后很快就与该酒吧的所有常客混熟了。罗伯特·阿尔比布在赫特福德郡沃特福德镇经常光顾一个酒吧，他写道：“到独角兽酒吧几次后，我们就成了一家人，我称呼老板‘多拉’、酒保‘吉米’，他们称呼我为‘我的美国士兵’……后来，称呼变成了‘鲍勃’或‘亲爱的’。”许多镇民们都向阿尔比布伸出了友谊之手，他“在他们的餐桌上就餐，在他们店堂的沙发上睡觉，和他们一起参加派对和舞会……感觉如家一般无拘无束”。
而长期驻扎在一个地点的美国士兵，比如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航空兵，更有机会去亲自了解附近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毗邻美国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东安格利亚区某个村庄的女子回忆说：“到1943年，美国士兵已经是我们社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他们的飞机的名字，知道驾驶这些飞机的机组成员，以及地勤人员。”当飞机完成轰炸任务在下午返回时，“我们能听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于是停下手中的游戏或工作”，祈祷所有美国士兵都安然无恙地返回。
经上级批准后，温特斯实际上成了他们的代子。温特斯说：“他们接纳我，将我视作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在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的书中，以及美国家庭影院频道播出的短剧《兄弟连》中，都赞誉了他之后在欧洲战区的卓越战斗生涯。“我在家乡之外拥有另一个家……这促使我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即将来临的战斗。”
显然，许多美国士兵的情况也同样如此。1944年7月，美军当局在检查从诺曼底寄出的美国士兵的信件时，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信件是寄给英国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