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5年秋季，战时伦敦呈现的五彩斑斓、勃勃生机和浮世喧嚣逐渐在记忆中模糊。现在，伦敦人能随意在皮卡迪利大街上行走，而不再有生命危险或缺胳膊断腿的危险。酒店里有充足的空客房，大多数欧洲流亡者也已从索霍区的各个餐馆消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前一年各自祖国解放时就已离开。荷兰人、挪威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在春季纷纷离去。而不幸的波兰人却被迫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过着永久流亡生活。
与此同时，美国人已从格罗夫纳广场的大部分大楼撤离。彩虹角俱乐部和其他美国士兵专属俱乐部都纷纷关了门。10月15日，伦敦《星条旗》发行了最后一期报纸，头版上的通栏大标题加粗写着“英格兰再见”。其内容写道，克莱门特·阿特利祝临行的美国人好运。“战争的艰巨任务光荣完成，”首相说，“在伟大的和平成就中，我们期望与美国继续发展友谊。”
而现实是，两国友谊已经开始破裂。日本投降八天后，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在没有通知英国政府的情况下，突然取消向英国运输租借粮食。当载有粮食供应的船只被禁止出海时，驻华盛顿的负责粮食派遣协调的英国使团才知晓这个决定。
对一片狼藉、穷困潦倒的英国来说，杜鲁门的这一举动简直是雪上加霜。
1945年秋季，英国的粮食供应陷入六年以来的最低谷。当战争结束时，英国的食物配给制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变得更加严苛。在对日作战胜利宣布后几天，培根的配给量就减少了四分之一，排队购买面包、土豆和其他蔬菜的队伍经常延伸到一个街区或更远（面包和土豆也在短期内实行了配给制）。一名返回伦敦的英国士兵对伦敦的生活状况感到震惊：“很难想象这里是战胜国的首都。没人考虑胜利，食物占据了伦敦人的主要思想。”
服装和住宅也很紧张。甚至国王都为服装苦恼，他对阿特利叫嚷说：“我们都需要新衣服，我的家人的衣服少到极点。”但由于严格的服装配给制仍在实施中，君主的请求也无法回应。与此同时，英国的住宅损失了百分之四十多，导致数百万英国人没有长期住所。伦敦的某些地区和英国其他城市的轰炸废墟上搭建着木材和波纹铁结构的应急住宅，活脱脱变成了贫民区。
经历了六年战争，英国丧失了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三分之二的出口贸易，可谓濒临破产。英国人民所能期待的少之又少。随着战争结束、危险消除，人们在战时的思想也随之改变了。英国人质问，他们为何还要继续作牺牲，过着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生活？他们对紧缩和配给制叫苦不迭，对未来忧心忡忡。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合情合理。英国工党领导下的新政府开始着手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书中所设想的福利制度的基本工作，但他们缺乏落实这些新福利的资源和资金。为复兴经济、增加国家急需的财政收入，英国在随后几年生产的大部分商品都会用来出口。食物和服装的配给将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而住房短缺形势也会更加严峻。英国许多城市在战后数年一直处于破旧和荒废状态。
相比之下，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则相当平稳地从战争过渡到了和平时期。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是主要参战国中伤亡率最低的，而且美国境内并未遭受严重损失。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的工业几乎全部投入到战时物资生产中，而美国则继续大量生产一系列消费品。因此，美国不仅能够向本国人民继续提供这些消费品，而且还向世界出口市场供应，包括之前依赖于英国的许多出口市场。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战争的紧张状态几乎在宣布和平之时便开始消失殆尽。华盛顿的战争动员与恢复处主任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说：“美国人民丰衣足食，比之前的生活条件富裕半倍。”汽车销售商的展示厅开始摆放新汽车，汽油供应变得充裕，冰箱、洗衣机和其他高档消费品广泛普及。对这些商品的潜在需求，以及美国人在战时大量积累的个人储蓄，促使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繁荣景象持续了几乎一代人之久。
唐纳德·沃尔比（Donald Worby）是从欧洲返回的一名美国士兵。某天当他在家乡的面包店拿起一条面包时，他发觉战争给国内同胞们带来了巨大好处。沃尔比在英格兰待了很久，敬佩英国人民面对困境时的坚忍刚毅。而他在面包店内听到一位女顾客对另一位女顾客说，她对战争结束感到伤心，如果战争再持续一会儿，那么她和丈夫就能攒够钱付清他们在战争初期买下的四栋房子的贷款。在战争中失去一子的另一位女顾客从柜台上拿起一块奶油馅饼直接砸向了这个女顾客的脸。而沃尔比从口袋掏出一沓钞票，坚持为这块馅饼买单。
英国对美国突然取消《租借法案》震惊不已。英国无法理解，这个经济繁荣的战时亲密盟友为何残忍地背弃英国人民，漠视他们的不幸。一名英国女子表达了许多同胞对美国人的共同看法，她说：“我觉得他们的行为令人感到可耻。”1944年，罗斯福口头承诺说，在战胜德国后，《租借法案》仍继续生效一段时间。英国领导人一直坚信美国会缓解他们的困难，促进他们的战后经济复苏。而杜鲁门对前任总统的这一口头承诺毫不知情，他也未意识到英国财政陷入了极大困境。他只知道，勉强同意《租借法案》仅作为战时措施的大部分美国国会成员，希望这一措施尽快结束。“我们为盟国提供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甚至更多，”一名国会议员说，“而现在人们厌倦了这样做，不愿再听到有关这项措施的一切。”罗斯福逝世前几个月，他就预料到这种孤立思想会再现。“认为孤立主义在这个国家消亡了的想法真是可笑，”他对罗伯特·舍伍德说，“一旦战争结束，孤立主义势力只会更强大。”
最终，经过了长久、激烈的协商后，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35亿美元贷款来救助英国摆脱财政危机，50年后付清贷款；并提出了租借援助的宽松偿还条件。英国欠美国的租借债务达210亿美元，但只被要求偿还6.5亿美元。但这项紧急救助附带着在英国看来极不公平的高昂代价：英国必须批准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制定的计划——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主导地位，并取消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总体让美国贸易多多受益。
英国感到义愤填膺的是，无论贷款条款如何宽松，美国都会要求英国必须支付这项新贷款的利息，否则美国将利用英国面临的极其危险的经济困境攫取更多利益。《经济学人》声称：“英国为共同事业丧失了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而令人痛心的是，作为回报，我们将对在战争中发横财的那些人纳贡半个世纪之久。”（2006年12月，距该贷款最初同意60年后，英国终于还清贷款。）英国下议院中激发了一场争论，议员称该贷款条款相当于出卖大英帝国，堪称“经济上的绥靖行为”。约100名议员投票反对该条款下的经济救助，而169名议员弃权，包括温斯顿·丘吉尔。
虽然之前在经济与贸易政策以及其他问题上，哈里·霍普金斯与英国存在个人冲突，但他和英国阿特利政府一致认为美国的贷款条款苛刻、偏执。“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英国靠贸易而活，”在记载了一系列个人笔记的笔记本中，霍普金斯写道，“我们已经足够强大，如果我们动用权力，我们能够严重破坏英国贸易，但我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为何要蓄意让羸弱的大不列颠在一百年里一直深陷泥潭？……我们两国彼此都不应蓄意对付对方，迫使两国人民越来越疏远。”
此外，霍普金斯在笔记中写道，美国本身在道义上亏欠英国。“我认为英国曾两次挽救了我们的命运——一次是在1914年，另一次是在194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和法国首当其冲。在我们参战前，德国险些战胜英法两国。而在这次战争中，只有英国坚守住了阵地。他们努力坚守不仅是为自己也为我们，因为如果英国沦陷，我们毫无机会战胜希特勒。”
和霍普金斯的反应一样，吉尔·怀南特和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下属们也对此感到震惊不已——美国突然终止《租借法案》，并继续用对英国的援助换取英国在商业和贸易政策上的妥协。怀南特努力让《租借法案》有一个逐渐终止的过程，让它尽可能地易于接受，但却遭受失败。他告诫杜鲁门政府，政府的单边行动“将给英国人民造成巨大苦难”。而华莱士·卡罗尔怒气冲冲地说：“哪个国家曾漫不经心地对善意这个无价商品巨额投资？”
怀南特的经济顾问欧内斯特·彭罗斯（Ernest Penrose）说，如果罗斯福仍在世，大使“会使用过去四年中他为最紧急问题而预留的恳请，然后向罗斯福直接、强烈地呼吁”。但怀南特不知道的是，据他的秘书说，新总统杜鲁门及其政府“排斥他”。怀南特却试图争取杜鲁门的信任，当杜鲁门刚上任总统后不久，怀南特便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然而，杜鲁门及其助理们对怀南特及其观点几乎毫无兴趣，对怀南特为英美联盟的形成和维持所作的努力也几乎毫不感激。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他们认为，未来的局势是西方和苏联之间正在酝酿的冷战，而怀南特所梦想的建立公正的国际社会与经济秩序已经过时。现在需要的“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是威逼而非说服，是强硬而非软弱”。
此时，怀南特本人的未来与英国的前景一样暗淡。战争后期，他曾自荐成为首位联合国秘书长，罗斯福保证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他获得这份工作。但罗斯福的逝世结束了他的梦想，也结束了将联合国总部设立在纽约的决定，因此美国人不可能成为该组织的政治领导者。但即使困难重重，怀南特仍满怀希望能得到这份工作。他的一位下属说：“那几个月中他一直忐忑不安。”当最终他被告知这份工作与他无缘时，他对一位助理说：“我的最后一个梦想破灭了。”在战后九个月里他仍担任着驻英国大使，处理战后红尘琐事，比如安排美国军人的战时新娘跨越大西洋到美国。怀南特对此感到疲倦、抑郁，对自己的秘书说：“我的生活毫无意义！”
萨拉·丘吉尔本是怀南特仅有的少数慰藉之一，但这一快乐也离他而去，随着战争结束，他们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她申请与维克·奥利弗离婚，而怀南特告诉她，自己也计划离婚并希望娶她为妻。但20岁就步入婚姻生活的萨拉·丘吉尔不愿放弃刚刚获得的单身、独立身份。
和怀南特一样，萨拉一家人在战争刚结束时也经历了严重情感波折，她的父母无法适应唐宁街之外的生活，也无法适应战时的紧张忙碌突然结束。“我无法解释怎么回事，”克莱门蒂娜对女儿玛丽写信道，“我们的不幸没能让我们紧密相连，反而导致我们不断争吵。我觉得这都是我的错，但我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他变得郁郁寡欢，很难相处。”而萨拉则充当起父母之间的和事佬，努力让他们振作起来，并弥补他们关系的裂痕，过去她也经常这样做。萨拉的母亲在战争期间写道，萨拉“一直都是精神支柱……大家都爱她。她一直尽心尽力地缓和可能出现的任何怒火与不悦苗头……她关心每个人”。
下台后不久，丘吉尔便带着萨拉一起到意大利的科莫湖度假。“在他败选后的几个月中，我对他的爱最深厚。”萨拉后来写道，“当我听说他准备让我陪他一起到科莫湖时，我无法抑制地放声大哭。”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萨拉给克莱门蒂娜写信道：“我真希望你和我们在一起……很高兴听到他说：‘我多希望你母亲也在这里。’之前我们从未听他如此说过。”她继续写道：“我觉得他开始变得平心静气，他昨晚说：‘今天过得真愉快！’我记不清有多久没听到他这么说了！”丘吉尔在给克莱门蒂娜的信中也说，他的快乐源于最爱的女儿的陪伴，他说：“萨拉就是开心果，她体贴、机智、有趣、欢快。若没有她的陪伴，这里了无生趣。”父女之情变得更加紧密，而这主要源于萨拉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期间担任了丘吉尔的非官方助理。然而，萨拉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谨防过度依赖父亲。
萨拉总是感觉无法在自己所爱男人之间找到平衡。有一次，她对朋友说：“你不懂夹在一个著名的丈夫和一个著名的父亲之间有多难。”萨拉知道，丘吉尔对维克·奥利弗夺走了自己的女儿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她担忧，如果她与怀南特的恋情公开后，父亲会做何反应。因此“为亲情与爱情所困”的萨拉对怀南特说，她打算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并说自己非常在乎他，但却不能和他在一起。
爱德华·默罗的生活和工作也处于不稳定状态。1944年秋，他的妻子从英美联络委员会辞职，声称“身心俱疲”。珍妮特无法忍受默罗与帕梅拉·丘吉尔逐渐公开的恋情，决定离开伦敦认真考虑面对的问题。她返回美国探望身体不适的父母，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当她刚一离开，默罗的相思信件便纷至沓来。“我亏欠你太多，”9月18日，他在她生日当天写信道，“你戴帽子的方式……你对朋友真诚……你为了信念不顾失去功名利禄……你越来越成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某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感到非常孤寂……我在议院大厅碰到克莱门蒂娜，她向你问好……我们有多久没一起散步或共度光阴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生命的最好年华就在眼前。”在另一封信中，他承认说：“也许我开始理所当然地接受你的爱、你的善良和忍耐。”
然而，默罗一边对珍妮特写着这些柔情似水的书信，另一边却继续与帕梅拉约会。而帕梅拉在与弗雷德里克·安德森纠缠不清的同时，又强力对默罗施压，要求他与珍妮特离婚、娶她为妻。战争后期，在写给哈里曼的一封信中，她说，因为她与安德森的关系，默罗与她大吵了一架。她还说，吵架的当晚，“弗雷德里克带我到奇罗餐厅就餐……我们一直共舞到半夜”。据默罗的几位朋友说，尽管帕梅拉水性杨花，但默罗确实考虑过与珍妮特离婚、与她结婚。
1945年初，在作最终决定之前，默罗返回了美国，在得克萨斯州的观光牧场与珍妮特度假一月。“我们完全未谈论帕梅拉，”珍妮特回忆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在那期间，她怀孕了。数年以来，她与默罗都希望有个孩子。1945年11月，他们的儿子凯西诞生，从而结束了默罗与丘吉尔的儿媳妇的恋情，即使“我此生从未如此爱过一个人”。——默罗之后对一位友人如是说。据帕梅拉说，默罗给她发了一封简洁的分手电报，电报写着：“凯西赢了。”
凯西出生的四个月后，在英格兰度过了九年时光的默罗夫妇准备打包回美国。默罗接受了比尔·佩利提供的一个职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副总经理。他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对珍妮特抱怨说，他讨厌被禁锢在行政办公室里。在最近几次回美国的行程中，他对美国与英国及欧洲各国的生活标准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也感到不满。“我们的生活，灯火通明，相对舒适，绝对安全，”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他在广播中对美国同胞说，“我们是参战国中唯一一个自战争开始后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国家。整个欧洲疲惫不堪，而我们过得轻松自如。”
在他看来，战后美国居功自傲，似乎不愿与英国和其他弱小国家紧密合作，他对此也感到担忧。“美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他对听众说，“我目睹美国将势力延伸到世界各地。但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主导世界。”虽然他对回到美国感到犹豫、不安，但美国毕竟是自己的家乡，他觉得自己必须归根。
然而，离开伦敦是一次糟糕透顶的经历。在英国首都，他的职业心态变得成熟，在英国广播公司同行的帮助下，他的职业能力也获得提升。相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总部的同事，他与英国广播公司同行的联系，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更为紧密。在战争中期，在丘吉尔的要求下，布兰登·布拉肯问他是否愿意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的副总经理，掌管公司面向世界各地的所有新闻和娱乐广播节目。这是一个诱人的工作机会，但经过深思熟虑后，默罗忍痛拒绝了这份工作。因为他有许多担忧，比如，战后当美英两国发生“严重观点冲突”时，作为美国人，他将陷入“尴尬境地”。但他仍对受到这份殊荣感激不已。他问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你能想象一个美国广播公司要求一个英国人来掌管公司吗？”［20世纪60年代，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撰写的关于英国广播公司历史的三卷本权威著作出版。其中一卷描述战争岁月的书本封面刊登着默罗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杰出员工的照片。默罗是其中唯一一位非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员。］
1946年3月，离开伦敦前不久，默罗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向英国人民告别。他说自己年轻时曾三次来到伦敦，但对它的印象不佳。“你们的祖国仿佛是个老古董，”他说，“舒适但狭小。你们做事缓慢，态度漠然，骄傲自满……我认为你们的街道狭窄、破旧，你们的裁缝徒有虚名，你们的天气难以容忍；你们的阶级意识令人不悦，你们不会做饭，你们的年轻人似乎缺少活力和斗志。我敬佩你们的历史，但怀疑你们的未来。我猜想历史学家将英国描述成了一个神话。”但他也承认说：“当时，在我年轻、散漫的思想深处，我也怀疑过自己的看法可能不对。”
默罗说，他在战时伦敦的经历证明他错得离谱。当面对历史上的最大危机时，英国人展现了他们的真正魄力，并在顽强抵抗的同时，仍坚持自由和民主原则。“英国政府享有专政权利，却并未滥用职权……英国仍有国法，而代议政府遵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你们仍坚守祖先为之奋斗的原则……我认为，当伟大的海战和空战大部分被遗忘后，你们的榜样行为仍将继续长久地激励人心、鼓舞人心。”默罗强调说，“我有幸见证了，这个民族遵从历史的要求回应暴政……你们努力生活，问心无愧。”
在广播告别讲话随后的几天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公室收到了来自英国各地的大量信件。一名女子写道：“正是如你一样的男人才让我们保持内心的微弱希望之光不灭——总有一天，世界各国会学着相互理解、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谢谢你，亲爱的爱德华·默罗。”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写道：“在你回到家乡后，请帮忙转告你的同胞：我们可能难以理解，但若你们允许，我们愿和你们成为忠诚的好朋友。”不谋而合的是，另一位写信人也恳求默罗说：“当返回家乡后，请你将对我们的临别赠言也转告你的美国同胞……告诉他们，为了友谊，也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与美国盟友继续发展亲密的友情。你拥有无与伦比的才能和地位，因此你能继续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能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能继续促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这一理解对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必将在和平中受到珍视。”
两周后，默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听众们播送了最后一次广播报道。几个小时前，他还闷闷不乐地行走在伦敦积雪覆盖的大街上，他对英国朋友说，感觉自己背弃了伦敦。在节目最后，他宣布：“这是爱德华·罗斯科·默罗最后一次播报：这里是伦敦。”当节目结束后，英国广播公司技术人员切断了他在过去九年一直使用的大型台式麦克风的电线。麦克风上面贴着英国广播公司为新闻工作者定制的牌匾，上面雕刻着：
从1939年至1945年间的战争岁月里，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在英国广播公司伦敦总部B4演播室使用该麦克风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总部播送过无数出色报道，谨以此麦克风相赠。
即使一贯不动感情的默罗也忍不住泪水盈眶。数年后，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中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他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所有奖品和荣誉中，英国广播公司赠予他的麦克风是“我唯一保存的纪念品”，也是“我最珍视的物品”。
默罗离开一个月后，吉尔·怀南特也离开了英国。杜鲁门最终任命他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美国代表，该理事会旨在促进国际经济及社会的合作与发展。虽然这并非他中意的职位，但这项工作让他有机会帮助振兴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和其他地区。1946年3月，他卸任了驻英大使的职位，而埃夫里尔·哈里曼被任命接替他的位置。
正如对默罗的依依不舍，英国对怀南特的爱戴与感激之情也同样深似海。虽然英国的前景黯淡无光，但英国人并未忘记这个事实：英美联盟能够团结一致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位美国大使功不可没。这样的战时联盟之前从未存在过，而类似的联盟之后也不可能再出现。英国对怀南特的满腔尊敬和感激之情以各种形式展现，例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称他为“值得信赖与尊重的朋友”。克莱门特·阿特利首相也表达了同样情感，称从没有哪一位驻英大使“如此深受英国人民爱戴”。
关于怀南特，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说：“英国人民几乎都知道他、尊敬他。作为伟大的美国人，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之一。”英国《每日快报》说，大使“是美国人最美好人格的体现”。英国《每日先驱报》回忆说，怀南特“在1941年，我们处于危难之际来到我们身边。他与我们同甘共苦，携手前进。他对我们的信任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在我们面临资源急剧减少的关键时期，他通过外交斡旋成功为我们争取到巨大援助……他废寝忘食，与我们一同战斗”。英国讽刺漫画杂志《笨拙》则改变一贯风格，刊登了一幅题为《患难之交》的漫画，描绘了一名伦敦卖花女手捧一束鲜花献给怀南特，说道：“再见阁下。您在危难之际向我们伸出援手，此份恩情没齿难忘。”
当听说怀南特即将离任时，牛津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对他说：“你可能还未认识到自己在英美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温斯顿·丘吉尔的前任首席私人秘书约翰·马丁对大使说：“我们效力于唐宁街10号，因此我们有幸了解到你对我们国家的莫大帮助，对促成英美两国紧密合作的突出贡献。”萨伏伊酒店的经理是一个“相当冷峻”的人，他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当他走了，我们就失去了伦敦最棒的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接替华莱士·卡罗尔成为美国战争信息局驻伦敦办公室首领，他在写给怀南特的一封短信中声称：“我的私人司机，我属下的所有英国秘书及清洁工都要求我向你转告，他们对你的离别感到无比失落……他们认为，尽管重要人士向你表达了深切情意，但他们这些无名小卒也希望如此。我希望你明白大家对你的普遍惜别之情。至于我，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与你共事的岁月是我人生最满足的几年。”
在伦敦市长官邸中举办的送别晚会上，以阿特利和在野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的开场白“难得有幸”——《每日电讯报》如此写道——为开端，那些“重要人士”在随后的一系列送别宴上皆流露了自己的失落感。报道该晚会和其他送别宴的记者们被各个发言人对美国大使的深厚情谊所触动。一名英国新闻记者写道：“当英国政府为怀南特先生送别时，他们少见地将官方拘谨抛之脑后。”据《纽约时报》说，他们对怀南特的赞美“远不局限于国事场合上常用的礼貌用语。从英国人饱含深情的送别语中，可以感觉在他们心中，怀南特先生是非常伟大的大使”。
伦敦市长大人说：“在困境中，我们发现了真正的朋友，比如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德比勋爵说：“在我漫长的一生，我不记得哪个男人为自己的祖国和英国都作出了如此非凡的贡献。”
关于怀南特，即将上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说：“我想以他为榜样。”而一向不善掩饰情感的丘吉尔，更加激动地说：“我将毫不犹豫地说，相比其他人，怀南特先生肩负的使命更重大，与英国人更亲近。没有人像他一样，在严格坚持自己祖国的权利与利益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作为朋友的真心、忠诚与执着。”这位前任首相转向怀南特说：“他是英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坚持正义、自由和真理的朋友，并一直激励人心。”
然而，对于怀南特的离别，没人比安东尼·艾登表现得更悲伤。在兰开斯特宫举办的晚宴上，这位前任外交大臣声音哽咽地对参加晚宴的人群说：“不论是我，还是在场的各位，还是未来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估量怀南特先生对盟国团结和盟军胜利所作的贡献的价值。”艾登泪眼盈眶，向这位他看作最亲密的朋友举杯。“在那段饱受折磨、艰苦奋斗时期，相比其他人，我最愿与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共事。他比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公平、正直。”
怀南特安静地回复说，他在伦敦度过的五年“是艰苦卓绝的岁月，但我毫不后悔待在这里……我不忍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从未将自己当作外来者。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切。我们坚持共同的理想与希望，我们共同承受挫败，我们一起分享胜利。我始终感觉自己是伦敦人”。环顾着四周的人群，他用鲁德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的一首诗结束了讲话。
我吃过你们的干粮，
喝过你们的酒水，
我目睹了你们的死亡，
也共享了你们的人生。
当大使就座时，晚宴上热泪盈眶的人远不止安东尼·艾登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