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美国一个多月后，吉尔·怀南特站在国会众议院的主席台上，环顾着华盛顿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在他前面就座的是众议院男性议员、参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内阁成员。杜鲁门总统坐在最前排，怀南特的正下方。埃莉诺·罗斯福坐在杜鲁门后面，现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坐在附近。这些人聚集在此追思16个月前去世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追思会组织者要求怀南特担任唯一发言人。“我很高兴你来作这次演讲，”罗斯福夫人对他说，“没人比你更合适。”
怀南特当天对罗斯福的总结也可适用于他自己。“他敢于希望，”前任大使端详着他的上级兼朋友的遗像说，“在大萧条的黯淡时期以及残酷的战争岁月，他从未放弃希望。他敢于希望和平，相信和平，并为和平奋斗……他信任人类，认为我们的共和国是伟大的全人类共和国的一部分，唯有依赖于此，真正的和平才能长存。”
但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和平，并且对吉尔·怀南特和其他许多人而言，和平的希望渺茫。爱德华·默罗说：“通常战争结束后，鲜有胜利者会感到如此不安和恐惧，会认为未来一片模糊。”伟大的同盟已经瓦解，冷战开始，其主要政治冲突在于德国加入东欧。
就德国的战争赔偿，苏联和之前的西方同盟也陷入纠纷。另外，它们也并未按照最初的计划行动——在德国建立战后民主政府，然后撤兵——而是准备将临时占领区变成永久占领区。正如怀南特所担忧的一样，对德国的划分最终导致了“各个独立国家势力的形成，仿佛是水密舱”，切断了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个占领区之间的自由活动。
“二战”结束前，怀南特和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其他主要代表人——英国的威廉·斯特朗和苏联的费奥多尔·古谢夫——就战后德国的发展，希望制定出一个全面的长期政策。然而，他们的努力遭到美国和苏联政府的挫败。“关于在战胜德国后建立一个怎样的欧洲，各个盟国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想法，”历史学家丹尼尔·J.纳尔逊（Daniel J. Nelson）写道，“也没有对战后欧洲的总体规划。”
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们面临着困难（一位历史学家说，这好比“身负重担、脚戴镣铐参加赛跑”），但他们仍做出了一些有限的成就，主要包括他们对划分德国和柏林制定的协议草案。协议的实施消除了东西方在战后激烈争夺德国领土和势力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虽然苏联频繁与之背道相驰，但该协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共产主义崩塌之前。
斯特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未……与苏联政府达成过如此繁复或重要的协议。”与此同时，一份英国官方历史记录称欧洲咨询委员会是“与苏联合作得最成功的盟国组织”。另一份战争研究报告称该委员会制定的协议是“战时外交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和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同样重要”。
代表们的成就虽然有限，但却显示了平和的幕后外交与协商的重要性——怀南特对此高度重视。在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效力的18个月中，尽管面临困难，但怀南特、斯特朗和古谢夫彼此之间形成了亲密的个人关系。“在非正式会面中，我们赢得了彼此的信任，”斯特朗回忆说，“我们耐心地逐步解决了各种分歧，虽然这一过程有时看起来漫无止境。”然而，当该委员会的三位代表促成盟国合作时，他们的各自政府却阻止他们好好合作，阻止他们扩张权力。
战后，怀南特对美国政府不支持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沮丧更进一层，因为哈里·霍普金斯和曾经效力于罗斯福政府的其他官员指责，没有制订出对战后德国管制的长期解决方案主要责任在于欧洲咨询委员会，而非华盛顿或莫斯科。霍普金斯抱怨说：“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效率太低。”但他并未认识到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和故意拖延才是进度缓慢的关键原因。
怀南特认为，美国本应在战争刚结束时就立即带头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复兴岌岌可危的经济，然而美国却推卸这一责任；怀南特对此感到焦虑不安。而怀南特效力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无权强制其成员国采取措施拯救战争造成的创伤，因此该理事会几乎无异于一个辩论协会。
前任大使不仅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无能为力而沮丧，他也为棘手的个人问题所烦恼。主要由于一直以来乐善好施的习惯，多年来他一直欠债。为了自己的人寿保险，他向朋友借了许多钱，并争取到了数千美元的贷款，但最终无法继续缴款而不得不放弃该保险。为了付清自己欠下的巨款，怀南特与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签订合同，同意为其撰著几本书籍，包括三卷本回忆录。但正如演讲一样，他也极不擅长写作。由于习惯了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的兴奋和压力，他发觉自己无法适应作家的独处、低调生活。“他的性格躁动不安”，无法满足这样的生活状态，怀南特的传记作者伯纳德·贝卢希如是说。
同时，怀南特仍未从战争对其身心造成的压力中恢复过来，显得筋疲力尽。“我从未见过比他更疲惫不堪的人，”战争结束后不久，怀南特的朋友兼曾经的业务伙伴说，“他变得苍老了许多。”玛丽·李·塞特尔将战争对自己、对怀南特及其他人造成的这种萎靡不振描述为“侵入到我们的灵魂中、骨子里，渗透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病入膏肓的深度疲惫”。当战争结束时，埃里克·塞瓦雷德才32岁，但他说自己“对年龄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不只是过完了青年期，而是过完了一生”。
1946年末，怀南特返回伦敦，着手撰写自己的第一本书——关于自己大使生涯早期的回忆录。而且，他再次劝说一年前离婚的萨拉·丘吉尔继续与自己发展恋情，尽管他当时仍是已婚状态。当温斯顿·丘吉尔得知萨拉离婚后，他把她叫到身边，对她耳语说：“你自由了！”她并未作答，因为她知道自己并未获得自由——她在感情上与怀南特纠缠不清。她后来告诉父亲：“也许男人能够获得自由，但女人却不能。”萨拉引用了拜伦勋爵的话——“爱情只是男人的一部分，但却是女人的全部，”她继续写道，“然而，这是男人希望并要求的状态！”
萨拉在两难困境中作思想斗争：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伤害怀南特，或继续与他交往而让自己套上爱的枷锁。在信中，萨拉问父亲：“您是否有过被囚禁的感觉？您是否曾感到被困于某种局面甚至爱的牢笼？或者说，您一直都感到自由，不管情况有多糟，是吗？”最终，她决定到意大利演电影，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她给丘吉尔写信道，“我或多或少感到自由了，但却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我似乎总是伤害爱我的人。”
怀南特不愿接受恋情的终结，在伦敦继续待到1947年春季结束，与伦敦居民共同经历了自1881年以来英国最酷寒的严冬。气温骤降到零下，一连串暴风雪将整个英国笼罩在冰天雪地中。煤炭的严重匮乏导致电力供应的无情削减。学校和办公室没了暖气，路灯熄灭，商店的橱窗一片漆黑，水管冰冻，工厂暂时关闭，严重影响了英国经济复苏所依赖的工业。
2月，怀南特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了玛丽·丘吉尔与克里斯托弗·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的婚礼，索姆斯是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的一名武官。除了圣坛上的四根蜡烛，教堂内没有暖气、没有灯光。婚礼的接待宴在多切斯特酒店的舞厅举行，而舞厅内的灯光由蜡烛和小型应急发电机同时供应。
当月，赫伯特·阿加和妻子芭比邀请怀南特到伦敦西区看戏剧。在去往剧院的途中，他们经过了在伦敦大轰炸期间被轰炸成废墟的沙夫茨伯里剧院和其他剧院，剧院的观众席和舞台都敞露在外，简直像古罗马废墟一样惨不忍睹。戏剧结束后，当怀南特走出剧院大厅时，其他观众立即认出他来，将他团团围住，男人脱帽致敬，女人绽放笑容。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晚上好，怀南特先生。”怀南特与他们交谈了几分钟才离开。
与此同时，英国国王则更加正式地对这位前任大使表达了崇高敬意。1947年元旦，乔治六世授予怀南特荣誉功绩勋章，此勋章无疑是英国最令人向往的最高荣誉——丘吉尔因战时功绩而获得的唯一勋章正是该勋章。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典礼上，当国王将此勋章授予怀南特时，这个美国人喃喃表达了谢意，并将装着勋章的盒子塞进了口袋。英国君主表示困惑不解，问道：“你不想仔细看看吗？”怀南特从口袋拿出勋章盒，交给国王，随后国王向他展示了勋章上的内容。王后对他说：“你比任何人都值得拥有它。”
然而，尽管这个勋章意义重大，但它几乎没有减轻怀南特日益强烈的孤寂与沮丧感。在这不久后，他邀请了约翰·科尔维尔到自己在梅费尔区的租房中共进晚餐。“他与以往不同，”这位丘吉尔曾经的私人秘书回忆说，“以前怀南特更倾向于聆听，偶尔诚恳评论，而这次他说得更多。”怀南特喝着白兰地，抽着香烟，从晚餐一直侃侃而谈到半夜——谈论他担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的日子，谈论他效力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岁月，谈论他的婚姻存在的问题。凌晨4点，科尔维尔最终宣布他必须得走了。“不要走，”怀南特恳求道，“请不要走。”后来，科尔维尔写道：“也许我不应该走。我感觉到他很孤单，这种表象之下一定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了。但我当时极其困倦，我认为我们俩都有点喝醉了。”
几个月后，萨拉到了罗马，而怀南特返回了新罕布什尔州。他最终完成了回忆录的第一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压力。而在另一方面，怀南特也感到振奋不已：现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制订了一项快速振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的计划——众所周知、影响深远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政府终于意识到，如果要防止欧洲整体经济崩塌，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就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援助欧洲。“显而易见，我们总体低估了战争对欧洲经济的破坏程度，”在对欧洲大陆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说，“那些城市中的数百万人一直在挨饿。”1946年，由于农业干旱造成了粮食严重歉收，欧洲各国处于，用作家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的话说，“现代文明中最贫困潦倒的状态”。
1947年春季，杜鲁门派埃夫里尔·哈里曼到欧洲进行组织和监管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分配。怀南特迫切想要参与该计划，但却被政府忽视了。10月，怀南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起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质问观众：“你们今天为和平所作的贡献，是否和你们在战争岁月对美国及美国文明所作的贡献同样多？”他接着说：“我知道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11月2日，怀南特突然拜访了一位老朋友的女儿阿比·罗林斯·卡弗利（Abbie Rollins Caverly），她刚刚生下自己的第一个宝宝。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担任他的助理。怀南特因为之前缺席她的婚礼，此次特地从康科德市赶到佛蒙特州，到她的家中拜访，“以确保我一切安好”——她回忆说。“我觉得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我负责。”她还说，在怀南特短暂拜访期间，他看起来“疲惫，孤独……明显很抑郁”。
返回康科德后，怀南特致电给来自伦敦的老朋友菲利普·克莱顿牧师（Philip Clayton，昵称“塔比”）。他目前在美国，号召美国青年到英国首都帮助伦敦居民，与其共同重建被炸毁的建筑。怀南特在战时见过克莱顿，他是伦敦塔附近的万圣教堂的牧师，当时怀南特同意为他的新计划筹集资金，招募美国青年。在电话中，怀南特对克莱顿说，自己迫切想与他交谈。但克莱顿当晚要发表演讲，因此回复说会尽快与怀南特相聚。
次日，怀南特在康科德的家中卧室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妻子在纽约。傍晚时分，在英国一直相伴怀南特的管家，给他端来了晚餐。两小时后，当管家再次进来时，晚餐原封未动。
晚上9点，58岁的怀南特起床来到儿子约翰曾经的卧室，这里可以欣赏到他喜爱的鲍山全景。怀南特从14岁便来到这里，几乎从未离开。数年前，他曾评价这里的森林景致说：“我的和平意识源于这个小山谷，我的时间观念来自这些绵延不绝的小山。”但这种和平意识已然从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身上消失殆尽。他双膝跪地，从睡袍的口袋拿出一把手枪。他将左手肘支撑在椅子上，把枪对准自己的头部，然后扣动了扳机。听到砰的一声后，他的管家和秘书匆匆跑到楼上。半小时后，美国驻英国前任大使与世长辞。
在关于怀南特自杀的头版新闻中，《纽约时报》说，他的去世“对英国人民造成了美国人几乎无法理解的广泛影响。对他去世的悲伤弥漫于优雅的维多利亚式康诺特酒店——他过去常常在那里就餐；也席卷了各个出租车招呼站、酒吧、炸鱼薯条商店……今晚，在位于威尔斯登区灌木丛生的近郊的公牛灌木酒店内，一名个头矮小的男人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共同朋友。’他了解像我们这样的人”。
人们不言而喻的悲伤体现了对这个男人的崇高敬意，用《每日快报》的话说，他“在英国最辉煌时刻与其携手共进”，并在英国的生死关头提供帮助。“英国人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纽约先驱论坛报》声称，“他对维持两个伟大民主国家亟须的团结所作的贡献之大，超乎了人们的认识。他的去世对整个美国，以及他的朋友们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关于怀南特的去世，《曼彻斯特卫报》反思说：“想到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竟无法忍受我们的战后世界，真的令人可怕。”
和怀南特的大部分朋友一样，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也试图了解他自杀的原因。在给怀南特的一封公开随笔信中，内文斯写道：“您是否和哈姆雷特一样，无奈地发现自己生不逢时——作为一代人中最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您为所处的环境任劳任怨，而它带给您的只有无情的失望？”
在这位前任大使的简单葬礼上，圣保罗中学合唱团合唱了《冲突结束》，之后他被葬于康科德市的花山公墓。他的墓地上堆满了鲜花——温斯顿·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夫妇献上了五束玫瑰；埃莉诺·罗斯福献上一大束鲜花，并称怀南特“和我们的士兵一样，是战争的牺牲品”。罗斯福夫人在报纸专栏中写道：“我和我的丈夫都敬佩他，更重要的是，我们完全信任他……他帮助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而悲伤，他本可以继续为国效劳。”
怀南特葬礼的三周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未公开地举行了一场追思会，大约500人参加。首相阿特利朗读了圣经选段：“正直人的灵魂在上帝的手中，任何痛苦都不敢碰他。”出席追思会的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蒂娜与女儿萨拉、欧内斯特·贝文，以及安东尼·艾登。艾登悲痛地告诉记者：“我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在场人士还包括在牛津大学上学的22岁的利文顿·怀南特（Rivington Winant），他是前任大使的小儿子。当怀南特的死讯公布开来，艾登立刻到牛津大学找到利文顿，将他带到自己的乡间别墅与自己同住。“他对我关怀备至，”多年后，利文顿·怀南特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
据丘吉尔的警卫沃尔特·汤普森说，怀南特的“自杀让温斯顿无法理解，他对此一直无法释怀”。据一些言论说，萨拉·丘吉尔对怀南特的自杀悲痛欲绝。在他去世前不久，她曾与他通过电话。后来，她责怪自己让他失望，并告诉朋友说，自己总是给爱她的人带来不幸。在随后的数年，她的演艺事业小有成就——与弗雷德·阿斯泰尔在电影《王室婚礼》中饰演男女主角，在百老汇展露过几次光芒，并成为美国电视连续剧《霍尔马克·霍尔名人堂电影》的女主持人，她也参演过其中几集。然而，她在情感生活上却迷失了方向。她又结婚两次，酗酒，狂热地参加派对，过着浮华的生活——她的父母经常为此感到颜面无光。1982年9月，萨拉·丘吉尔在伦敦去世，享年67岁。
对爱德华·默罗而言，吉尔·怀南特的死讯相当于五雷轰顶。当听说这个噩耗时，他茫然呆坐着，不断摇头重复道：“多可惜！多可惜！”当时，他和珍妮特在伦敦拜访朋友，并参加伊丽莎白公主与希腊的菲利普亲王的婚礼。婚礼前一天，他们到圣保罗大教堂参加了老朋友的追思会。
与怀南特的情况不同，默罗在战时的成就让默罗受益匪浅。他与一群记者返回美国后，被誉为美国新闻业“翘楚”，出版商迈克尔·贝西（Michael Bessie）称他们是“黄金男孩”！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副总经理，默罗主管着该公司世界各地的通讯记者、新闻广播员、新闻评论员、作者、编辑和制作人。他也是公司的代表性新闻广播节目《爱德华·罗斯科·默罗说新闻》的主角。后来，步入电视时代后，他也主持了电视专栏节目《现在请看》和《面对面》。他似乎拥有一切——名声、荣誉、丰厚的工资、大额报销账户、派克大街的豪华公寓、纽约上州的乡间别墅。
但在成功的光环下，他从未对纽约感到亲切，他发现自己很难从战时伦敦的艰苦生活过渡到战后美国的富饶生活。虽然默罗现在富有，但他对祖国蓬勃发展带来的疯狂节奏、繁荣和物质主义感到局促不安。而且，他非常想念伦敦和伦敦人，经常提及他在那里度过的“残酷但光辉的岁月”。他频繁返回英国首都，给丘吉尔一家和其他朋友带去食物和其他稀有消费品。他继续在伦敦萨维尔街定制西服，并使用英国人的习惯用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同事说，他总是感觉应该称默罗为“爱德华爵士”。默罗对朋友说，他“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和大部分感情都留在了英国”。
和怀南特一样，默罗也对这些现实失望透顶：战后世界缺乏自由与公正，和平开始变质，国际紧张局势出现。同样，他也对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心烦意乱。1954年，在开创电视新闻历史的《现在请看》节目中，他强烈谴责了麦卡锡主义，批评他所属的新闻业正在发生的改变，尤其是，他认为新闻广播标准逐渐衰退。默罗希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能效仿英国广播公司，把服务公共利益作为主要目标。然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一个商业广播网，并非公营企业，公司董事长比尔·佩利主要看重盈利与收视率。因此，在战争期间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为美国头号广播网的新闻部被迫退居次席。佩利的重心放在娱乐类节目上，而“新闻类节目只是他的爱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杂志性节目《60分钟》的监制人唐·休伊特（Don Hewitt）如是说。“他收藏默罗和塞瓦雷德的节目，就像收藏毕加索、马奈和德加的画作一样。”
效力于《纽约时报》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Jack Gould）曾评价默罗是“被组织包围的世界中的个人……他的办公室称之为新闻业的图卜鲁格……是捍卫处于黯淡时期的电视新闻报道的一个堡垒，为整个新闻业和整个国家留下了辉煌遗产”。
佩利与默罗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于1961年，佩利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默罗明确表示他们小庙难容大佛。在新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邀请下，默罗成为美国新闻署署长，其前身是战时成立的战争信息局。四年后，默罗因肺癌去世，享年57岁。
在默罗去世前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大英帝国荣誉骑士爵位。在他去世当晚，英国广播公司打乱了原定节目安排，对默罗及其成就进行了半小时报道。据参与该节目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首相说，对这位美国人授予爵级司令勋章是对广泛承认之事实的官方认可：自1937年默罗首次来到伦敦，他一直是“荣誉英国人”。
不同于这两位战时同胞，埃夫里尔·哈里曼得心应手地适应了战后生活。正如他所希冀的一样，战争将他从遁形于父亲耀眼光芒下的纨绔商人，转变成了国际外交界中的重要人物。从战时在伦敦和莫斯科开始，他就活跃在政界40年。哈里曼在杜鲁门政府、肯尼迪政府和林登·约翰逊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纽约时报》称，他是美国的“超级外交官”和“最高全权大使”。
始料未及的是，他并不满意战后被委任的第一个外交职位：驻英国圣詹姆斯宫大使。如果在战时，他会趋之若鹜地接受这份工作，但1946年的英国贫困潦倒，急剧丧失了帝国影响力，不再是权力和行动中心。对驻英国大使馆的属下而言，哈里曼似乎“冷漠、疏远、不合群”。到达伦敦后不久，他便搬进了位于王子门大街的大使官方宅邸，这栋大楼曾经的主人是怀南特嗤之以鼻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Morgan）。
哈里曼与帕梅拉·丘吉尔再续前缘，被默罗抛弃而感到屈辱的帕梅拉欣然接受了他的殷勤。然而，相比20世纪40年代，他们现在的关系存在更多问题。战时伦敦呈现了一种随心所欲、狂热躁动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话说，“性就像空中弥漫着的大雾”。而现在这种氛围消失了。而且，相比之前的《租借法案》管理人身份，作为大使的公众影响更大。他担心会出现丑闻，威胁到他的外交与政治抱负，为了先发制人，他说服妻子也到伦敦。但在他到伦敦六个月后，而妻子尚未到伦敦之前，杜鲁门就将哈里曼召回了华盛顿，任命他担任商务部长。
哈里曼努力争取杜鲁门的信任，正如他趋附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样。1947年，总统派他以大使的身份到欧洲分配数十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援助金。据大部分言论说，他的表现很好。他埋头苦干、坚强不屈，但从来没有人，包括他的密友，认为他足智多谋或格外聪明。比弗布鲁克勋爵后来对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说：“从未有人像这样，资质平平却有赫赫之功。”他非常勤奋、直率、强硬、坚定，几乎与战后欧洲的所有领导人相识——这些品行对他之后的政治生涯帮助极大。1948年，杜鲁门任命哈里曼为国家安全顾问。据罗伯特·舍伍德说：“他是杜鲁门政府中，几乎与哈里·霍普金斯旗鼓相当的人。”这一评价一定让哈里曼喜出望外。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前任董事长哈里曼，与多年的朋友兼同事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乔治·凯南以及罗伯特·洛维特被广泛认为是构建战后世界的主要美国建筑师。被称之为“智者”的哈里曼和其他人决心在全球创建美式和平，而实现这一未来愿景，用“智者”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和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的话说，要求“重塑美国在世界中的传统角色，重建全球的力量对比”。
在1952年和1956年，哈里曼先后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许多朋友认为他的做法是一时脑热。由于之前没有担任选任制官员的经历，这位呆板、专横的候选人几乎无法引起选民的共鸣，不出所料，他两次败选给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954年，哈里曼以极小优势当选为纽约州长，但在之后的连任竞选中，败给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当肯尼迪当选总统时，哈里曼时年68岁，但他决心不让年龄成为阻碍自己走进白宫核心圈的绊脚石。哈里曼的一位友人，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有缺点，而埃夫里尔的缺点是对权力太过渴望。”哈里曼对另一位朋友说：“我相信在一切尘埃落定前，我将实权在握。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我从一介平民步步高升。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我再次从底层到达顶峰。现在，我要一如既往。”
而他确实说到做到。肯尼迪最初对哈里曼表示怀疑，但最终却先后任命这位年老的外交官担任自己的首席国际问题顾问和国务卿。在哈里曼70岁时，他参与谈判并达成了日内瓦协议，结束了老挝内战。两年后，他率领美国团队与苏联制定了限制核试验的条约。1965年，在林登·约翰逊的总统任期，76岁的哈里曼到达巴黎与北越领导人为结束越南战争而谈判——但这一努力并未成功。
当哈里曼79岁时，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汉姆（Katharine Graham）家中举办的晚宴上再次邂逅了战时情人帕梅拉·丘吉尔，当时哈里曼已经丧偶。自战争结束后，帕梅拉与许多有钱有势人士有过恋情，比如埃里·德·罗思柴尔德（Elie de Rothschild）和菲亚特汽车公司掌门人詹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后来，帕梅拉与美国戏剧制作人利兰·海沃德（Leland Hayward）结为夫妻，但他于1971年去世。哈里曼与帕梅拉重续旧情，几个月后便喜结连理。当帕梅拉告诉86岁的克莱门蒂娜·丘吉尔自己的婚讯时，克莱门蒂娜欢呼说：“亲爱的，这真是旧情重燃啊！”
1986年，哈里曼去世，享年94岁。他的妻子不屈不挠地为国效力，成为美国民主党中的女元老，并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977年，她在巴黎的丽兹酒店游泳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她仍担任着大使职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多年后，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和埃夫里尔·哈里曼仍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公认的广播新闻创始人和守护神，一些书籍和电影将默罗作为题材。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协会——美国领先的广播公司组织——为广播新闻业的年度杰出人物设立了爱德华·罗斯科·默罗奖。美国各地的一些学院学校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默罗的母校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传播学院。至于哈里曼，纽约外交关系协会设立了研究欧洲问题的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项目。哥伦比亚大学还设立了研究俄国、欧亚和东欧的哈里曼研究所。
虽然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几乎被美国遗忘，但仍然存在对他的纪念，只是与默罗和哈里曼的纪念方式截然不同。对他的纪念主要表现在英国圣公会牧师塔比·克莱顿神父发起的一项计划。怀南特去世前一天曾与他通过电话。据报道，克莱顿对怀南特的自杀愧疚难当，认为如果自己在怀南特致电的当晚与他见面，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怀南特去世后，克莱顿对圣保罗中学的学生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他们在次年夏季到伦敦东区工作，以此表达对怀南特的敬意；怀南特仍是该中学受人敬仰之人。一些学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成为怀南特志愿者的首批美国青年。自此以后，来自美国高中和大学的几十名学生每年夏季都会到英国各个城市的贫困社区服务。作为回报，英国青年从1957年开始也来到美国贫困城镇工作。这项计划现在称之为怀南特-克莱顿志愿者项目。
对一些怀南特-克莱顿志愿者而言，这种经历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刚毕业于哈佛大学的J.帕克·詹姆森（J. Parker Jameson）牧师回忆说：“这种经历助我成长，让我看到真正的世界。”1975年夏季，他在利物浦与那里的贫困青年一起工作。“我不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中心。我认识到，地球辽阔无边，到处都存在痛苦，亟待关注。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解决。”当夏季结束后，詹姆森在利物浦又待了一年。由于深受怀南特-克莱顿志愿者经历的影响，当他返回美国后，他决心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
那年夏季帕克·詹姆森在利物浦对美国产生的新认识并没有得到美国同胞的普遍认同，尤其是战后头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最初，美国无意与之前的西方同盟密切合作，帝国势力和全球影响急剧衰退。的确，在战争刚结束的数月，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国家，成为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地中海地区以及中东的主要经济和军事势力。
“二战”结束时，美国曾一度将苏联看作处理战后国际问题的主要合伙人。然而冷战的开始结束了这一设想，并让罗斯福的计划——快速让美国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化为泡影。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美国政府采取了安抚苏联的做法，而现在美国发起了遏制苏联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华盛顿意识到，美国必须保持并增进与欧洲的战时联系，虽然美国一心想把欧洲大陆的各种问题置之度外。马歇尔计划实施两年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十国建立了一个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任何成员国受到武装袭击时，所有成员国将实行集体防御。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同意永久维护欧洲和平。
在适应这个新角色的同时，美国政府决策者对战时盟友——英国，也产生了一种新认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像英国一样，具备成为我们主要盟友和搭档的资格，”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写道，“英国以及英联邦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最初的自治领，是我们最可靠、最有益的盟国。我们应该与之建立特殊关系。”
而这种“特殊关系”绝非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寻求的紧密、平等合作关系。一直以来，美国都表明自己是合作关系中的主导力量。例如，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领导人在经济上对英国施压，迫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军队对埃及停火。
虽然英美两国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势，但相较于其他盟国，美国与英国的共同点更多。尤其是相较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与英国的战后联系显得格外亲密。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战时形成的个人关系和友谊也促进了国家的亲密关系。这种非正式的紧密关系不仅在战争期间缓解了各种问题，在战后也促进了两国合作。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的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是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他在谈论英国人时说道：“美国人能够信任这个民族：他们是冷漠、混乱世界中的朋友和知己……毫无疑问，美国官员经常征求英国官员的意见，并获得了只有判断精准的忠诚老朋友才能提供的真诚、保密建议。”
对亲身经历过战时英美联盟的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而言，这种关系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来自利物浦的一名女子说：“美国人的到来让我对生活产生了更广阔的认识，让我对民主有了深入了解。”战时还是学生的一名伯明翰男子说：“不管这种‘特殊关系’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在多年前，我们建立了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美国人不久就从‘他们’变成了‘我们’。我将永远保持我们在那时建立的友谊、大度和基本团结。”
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一名退役的美国水兵说：“我认为我非常了解英国人，正如我了解美国人一样。换句话说，在大西洋的两边，我都可以说‘这是我的家’。”战争后期，厄尼·派尔在太平洋战场上阵亡前不久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当我在伦敦大轰炸期间首次见到伦敦时，我便爱上了这座城市，”这位专栏作家写道，“这里仿佛成了我在海外的家。”《纽约时报》通讯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曾说道：“在伦敦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和你了解、尊敬并喜欢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你了解并喜爱的地方最令人满足了。”即使是几乎讨厌自己战时全部从军经历的悲观小说家兼剧作家威廉·萨罗扬，在谈论伦敦和伦敦人时也称赞不绝。在萨罗扬撰著的战时小说《韦斯利·杰克逊历险记》中，主人公说：“要说我爱上了这座城市有些难为情，这么说似乎太虚伪。但我确实爱上了伦敦，并且我对它的爱永不变。”
对在战时英国待过的一些美国人来说，英国及其首都就像电影《蓬岛仙舞》中世外桃源般的古朴乡村——在这里，勇气、决心、牺牲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最终获胜，即使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罗伯特·阿尔比布在回忆录中对在英国数月经历的描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遇到的每个英国人都表示歉意，”他写道，“他们一致说‘很不幸你目睹了战时英国的状况，很不幸你没能看到英国最好的一面’。”但阿尔比布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他写道：“胡说，现在就是英国最好的一面！”
毋庸置疑，这里的街道肮脏，店面破旧，火车晚点，食物和热水缺乏，啤酒寡淡，公园的草地杂草丛生，灯火熄灭。“但是，对我们一些人来说，我们还记得其他的事情，”阿尔比布写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危险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友爱；作出牺牲的不只是士兵，灾难也不仅降临在穷人身上；所有人共同劳动，同甘共苦；恐怖和苦难无法剥夺幽默和机智；英勇就存在于玫瑰皇冠酒店中与你并肩而立的男人身上；民主表现在公爵骑自行车，农民坐汽车——这就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是能够骄傲分享的经历，是这个国家的伟大时刻。英国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1940年10月，离开伦敦前不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也同样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这座城市逐渐产生的崇拜和喜爱之情。在最后一次广播报道中，27岁的塞瓦雷德将他离开伦敦时的感受，和四个月前巴黎沦陷于德国之手的前几天，他飞离巴黎的感受进行了对比。他说：“巴黎就像一个美人在昏迷中毫无挣扎地去世了，不知道也不问自己为何亡故。离开巴黎时有一种解脱感，而离开伦敦时却感到惋惜不已。在欧洲的所有伟大城市中，唯独伦敦保持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表达对伦敦和伦敦居民的赞美之情时，塞瓦雷德尽量让声音不颤抖。最终，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地总结说：“之前有人写道，战争结束数年后，当人们谈论起这场战争时，他们可能会说，‘我曾是军人’，或‘我曾是水兵’，或‘我曾是飞行员’，其他人也同样骄傲地说‘我曾是伦敦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