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初，布里斯托尔的一家酒店，即将踏上归国航班的爱德华·默罗匆匆留下一张字条，他告诉怀南特：“在这个时间离开这个国家，实在非常艰难。甚至比我预料之中还要难受。”默罗此去，将会踏上一条历时三个月的演说之旅。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抛弃了英国。为此，他曾向另外一位朋友倾诉：“和国内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自己这次回去已经有些为时过晚。”
当时，德军已经进逼到莫斯科近郊，苏联覆亡的那一天似乎已经不远——即使不在几天之内，也就是几个星期的事情。紧急之下，英国方面应当立即给红军以强援。可是，英军的主力部队却还受困中东。另一边的日本正蠢蠢欲动，三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占领中南半岛，并要求泰国让出通道。英国和荷兰那些位于远东的殖民财产——马来亚、缅甸、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经面临直接的威胁了。
美国总统的全部心力都灌注到了大西洋战事和苏联战场之上。为此，他一直避免与日方发生正面冲突，美方就这样和日本人周旋了一年有余。罗斯福曾经告诉幕僚：自己的计划在于“把倭国人宠坏”。总统觉得，对日开战无异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启一次错误的战争”。乔治·马歇尔和哈罗德·施塔克这两位军中要人的看法，让总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斯塔克反复告诉罗斯福：美国的战争准备还不完善。而且，同一时间跨入两条战线也会是一场灾难。
日军占领中南半岛的法属殖民地，引来了美国政府的经济报复。借此，罗斯福希望一方面束住日本的手脚，一方面又避免与之发生军事冲突。于是，美方冻结了日本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财产，又限制石油、钢铁等制品流入日本政府的控制——如此举动并未起到遏制效果，只是惹得日方大为光火。相关的危机还在步步升级。
纽芬兰会晤期间，丘吉尔成功劝服了罗斯福，让后者与英方一起对日本发出警告：日军若继续侵略，英美两国一定联合起来予以武力回应。当时的英国已经无法独自抵御日本的侵攻：他们的武库空空如也，新加坡和马来亚并未增加守备，邻近的海域也没有更多的军舰进行巡逻。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接替艾伦·布鲁克成为皇家军队参谋部的主管。对于前任，迪尔坦承英国“面对威胁几乎毫无作为……我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孱弱不堪，战备程度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不过，罗斯福虽然口头答应了丘吉尔，却又拒绝向日本方面下达最后通牒。远东局势日益紧张，丘吉尔的担心也愈发急切——大英帝国很有可能和日、德同时作战，而美国则只会袖手旁观。
那么，到底何种事件能将罗斯福和他的国家引入战场呢？对此，首相思索再三。有那么几次，罗斯福几乎已经下了参战的决心。可是，每一次总统都在最后一刻收回成命。9月，美国军舰“格里尔”号和德军潜艇在大西洋中部遭遇并爆发冲突。其间，双方甚至互相用鱼雷攻击。当时，美国差一点就卷入了纷争，而罗斯福也下令美国军舰对德国U型潜艇实行“见敌必打”的政策。而且，总统还要求海军对大西洋上的所有商船进行护航。护航范围远到冰岛，而保护对象也不仅仅限于美籍舰艇。这样一来，美德双方实际已经进入“商船战”的状态。罗斯福的抉择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不过，美国国内的民意，似乎还不足以支持总统发出那个不可逆转的终极命令——参战。即便又有两艘美军船艇遭到德方袭击，舆论形势也没有真正变化。10月16日，美军“卡尼”号驱逐舰奉命营救一队遭受德军袭扰的商船船队。战斗当中，“卡尼”号的舰体被对方鱼雷严重破坏。两个星期过后，另一艘美军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在冰岛海域沉没，共有115名舰上人员因此丧生。一般而言，此等灾难足以激起美国国内的汹汹民意，大家肯定会要求罗斯福为“咱们的小伙子”报仇雪恨。可是，那一次美国公众的反应却出乎预料的沉默和冷淡。
“灾难持续袭来，美国却陷入了僵持不动的状态——总统瞻前顾后、国会踌躇不定，人民也是意见不一、迷惑惘然。”当时的局势，让罗斯福的传记作者詹姆斯·麦克雷格·伯恩斯如此感叹。“现如今，时间已经进入1941年的11月——罗斯福似乎已经好话说尽，眼下的局面却一点也无法改变——他已经号召国民奋勇参战，却并未得到回应。”至于丘吉尔，也快到了耐心耗尽的边缘。面对属下，首相忍不住大肆抱怨。他痛恨美国的无动于衷，也对罗斯福的冷漠反应感到不满。在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丘吉尔公开宣称：“战争中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活在盖洛普民意调查带来的氛围之中。一味按照领袖的感觉和意志行事，同样十分不智……那个时候，唯一的责任、唯一安全的道路就是坚持正确。正确的事、正确的话，一定要勇敢去说、勇于去做。”
首相的观点，爱德华·默罗很是赞成。美国政府的犹疑不决让他十分恼火。为此，默罗一度想要辞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职务，全心全意为推动美国参战而努力斗争。他的头脑中甚至冒出过另外一个主意：下次总统选举，不妨怂恿怀南特参与一试。为此，默罗给大使去过一封信函：“时局如此不定，将来您如果想要回国从政的话，本人绝对为您‘鞍前马后’全力效劳。”
1938年以来，默罗就一直没回过国——这个事实简直不可思议，毕竟，1938年的时候世界大战还未曾爆发。而且，大家反反复复告诉默罗：他在美国已经成了公众人物，每个人都是他的听众。他的讲话，对于公众意见有着巨大影响。透过信件，纽约的比尔·希勒表示：“不论我走到哪里，无论老妇还是少女，大家都在向我打听你的消息。他们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像照片里长得那般英俊，也想知道你早餐吃些什么东西。你回家的时刻，更是每个人的牵挂。”
几千英里之外，好几百万观众都对默罗的节目翘首以待。不过，挤在英国广播公司那棺材大小的直播间、嗅着洋白菜的臭味，默罗可想象不出同胞们的热切心情。他和他们之间相隔太过遥远，远到广播的力量根本无法抵达。他觉得，自己的话语只会消散在空气之中。毕竟，一叶纸船又怎能渡过大洋呢？
33岁的默罗第一次察觉到自己的名声，还要等到他走下泛美航空公司航班的那一刻。比尔·佩利还记得，“当时的爱德华·默罗一下子就成了民族英雄。”他的面前簇拥着成群的报纸记者和新闻影片摄影人员。他们的反应极其热烈，仿佛他是葛丽泰·嘉宝或者克拉克·盖布尔。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无论默罗走到纽约的哪一角，总有摄影师和报纸杂志记者如影随形。除却这些哀求采访机会的工作人员，索要签名的粉丝也不少见。但那时的默罗，也和明星一般心绪不宁。毕竟，美国政府仍然不愿参战，而他对此变得愈加无法容忍。
回国之后的默罗，发现国内的孤立主义分子仍在兴风作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美国第一”集会人头攒动；伯顿·惠勒和查尔斯·林德贝里这两位参议员也加大声浪，要求罗斯福恪守和平。诚然，孤立主义的市场愈来愈小，但他们的领袖人物也越发走向极端。他们鼓唇摇舌，对罗斯福政府展开了凶猛的攻击。作为回击，支持参战的人们组织了同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当时就是“美国历史上一段出奇喧嚣的时代”。从英国回来后，许多新闻人都无法接受美国国内那种“平平无奇”的状态——这里的人们，似乎对大洋彼岸的战争和死亡漠不关心，远方的灾难好像和美国毫无关系。他们的冷漠，让默罗也非常寒心。“他走过第五大道、走过麦迪逊广场，发现商店中琳琅满目的漂亮货品，那场景叫他愤怒无比。”一位朋友表示，“面对桌上的饭食，他也会说：‘想到英国正在经历的种种，眼前这桌饭我根本咽不下去。’”默罗曾经写信告诉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自己在美国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竭力克制自己的脾气”。他看到了“太多好衣饱食、洋洋自得的人”，听见“富裕的朋友为了税款的灾难而哀叹连天”。默罗甚至说：“大洋两岸，同样的词句可能指向完全不同的事物……也许，我这次回国就是个错误。”
那么，默罗那些关于“闪电战”中恐怖场景和抵抗者大无畏英雄主义的报道是不是毫无影响？他一直想要引导美国人民去体恤战火中的群众，这种努力会不会已经失败？多年以后，默罗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回忆了这段往事：“我要向周身温暖的人们解释寒冷的定义，要让那些只关心奢侈品的人明白什么叫匮乏，这简直太难了……经验的力量、智慧几乎不可取代。”不过，随着演讲之旅的深入，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的一场晚宴给了默罗一次机会。就这样，他以一种没人看好的方式，拉近了美英两国的距离。
12月2号的这次宴会出自比利·佩利的提议。“国内的每个人物都在催促我们，”佩利表示，“要我们引荐他们认识默罗。”宴会当天，出席的嘉宾超过千人。主人公一出场，戴着黑领结的人们齐齐起身，送来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和掌声。当时，珍妮特·默罗在前排的一张餐桌旁边就座，在她看来，自己的丈夫“简直被那副场面吓呆了——这些东西，超出了我俩的生活经验”。英国要想存活、希特勒要得到遏制，美国就必须挺身而出结束这场战争——这些观点，默罗表达得直截了当、毫无掩饰。他还觉得，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都系于“波托马克河的河岸一边（在于美国的态度）”。而且，“代表正义的联军应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安下总部”。
出席宴会的各位嘉宾都对默罗表示了敬意。不过，默罗对于美国参战决心的质疑并未得到他们的认可。宾客们无不认为，美国虽然尚未做好开战的准备，却已经朝着战争迈出了大大的一步。他们还觉得，这样的转变还和默罗在伦敦的新闻报道息息相关。“您好像点燃了整个伦敦，并把火灾的景象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由此，我们能够感到战祸的可怕。”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莱什在默罗的节目中发现，“伦敦的种种惨象仿佛只有咫尺之遥。逝去的生命，就像自己的亲人……就是人类的灭亡”。罗斯福也给聚会拍来了祝贺的电报。电报中总统告诉一众宾客：“今晚，各位齐聚一起向爱德华·默罗致敬。你们的身后，还有数以百万计同样要向他表示感激的美国人。”为了强调自己对于默罗所作所为的欣赏，罗斯福及夫人专门邀请他前往白宫共进晚餐。时间定于12月7日，那是一个星期天。
同一个日子，怀南特和哈里曼也收到了邀约。丘吉尔首相想请两位美国特使前往官邸共度周末。开车赴约的路上，大使觉得此行不过是为了放松消遣。但日本方面已经行动开来，袭击随时可能降临。此前的一天，罗斯福刚刚接到一份宣战声明，声明由日本政府发出，收信人则是该国设在华盛顿的大使馆。美国军队的密码小组截获了这封电报。经过破译，它被呈到了总统的面前。在罗斯福看来，信件内容无异于“宣战”。日军的两个大型战舰编队已经开赴南方。他们的具体目标，当时还无人知晓。不过，情报显示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经危如累卵。怀南特在下午抵达首相官邸的时候，立即看见了正在室外守候的丘吉尔本人。大使还没来得及钻出汽车，首相已经喊出了声：“你觉得我们可能会和日本开战吗？”对此问题，怀南特回答很简单：“肯定！”首相立即表明：“日方一旦向贵国宣战，我国也会立即对其宣战。”
“这我清楚，首相先生。”怀南特表示，“您此前已经公开表达过这个观点。”
“好吧，如果日本对美宣战，你们会不会予以同等回应呢？”
“首相先生，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根据美国宪法，唯有议会拥有宣布战争的权力。”
怀南特的话已经说完，丘吉尔却陷入了好一阵沉默。首相的心事，大使再是清楚不过：日本一旦进攻亚洲的英国领地，英国就将陷入双线作战。而且，远在亚洲战场的英军可不能指望美国为自己搭好生命线。
终于，首相还是回过了神，他转向怀南特，“显得亲切和蔼。类似的态度，他在困难时刻中常常有所展现”——这是大使的回忆。接下来，首相只是告诉大使：“时间也不早了，你赶快洗漱一下，咱们先一起去吃午饭吧。”
那个周末，首相官邸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凯思林·哈里曼和帕梅拉·丘吉尔也在出席的来宾之列。那一天阴冷多云，首相的心底满是疲累和怒气，他的抑郁根本掩藏不住。所以，大家见识了一个一反常态的丘吉尔——面对宾客，首相几乎一言未发。星期天那场宴会开始的时候距离9点已经不远，而大多数来客已经告辞回家。家事操劳外加战事紧急，让克莱门蒂娜·丘吉尔累得干脆闭门不出。如此一来，餐桌边只剩下了九个人——哈里曼一家、帕梅拉、怀南特、丘吉尔家中的一对职员夫妇以及首相本人。吃饭的时候，丘吉尔的头几乎一直埋在双手之间，显然，首相心事重重。按照他的习惯，9点钟应当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于是，丘吉尔的情绪恢复了些，并把贴身男仆萨耶斯唤到了身前。几个月前，哈里·霍普金斯刚刚送给首相一台拉盖录音机，现在萨耶斯就要把它拿到饭厅里来。
一开始，当天的节目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先是战场新闻，而后又是一组国内消息。临到最后，一个简短而毫无感情的句子钻进了大家的耳朵：“根据最新收到的消息，日本战机袭击了美军设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那一刻，每个人都没有出声，还是首相的吼叫打破了沉寂。“他刚才在说什么？”丘吉尔的声音很大，“珍珠港遇袭了？”同样震惊的哈里曼重复了新闻的内容：“日本军队对珍珠港进行了空袭。”首相的海军大臣、C. R.汤普森将军打断了美国特使的话头：“不对，不对，他说的是珍珠河。”随后，哈里曼和汤普森争论起来。这时，索耶尔走进了餐厅。“消息无误。”助手告诉首相，“我们在外面听到了确切消息，日本军队刚刚对美国发动了袭击。”
听罢这席话，丘吉尔已经站起了身，他一面朝着门边奔去，一面大声宣布：“我们要对日本宣战！”大使也把餐巾扔到桌上，追随首相的脚步匆匆离开。“天哪天哪，”大使说道，“您可不能通过电台节目宣战！”大使的话，让首相收住了脚步。丘吉尔回过头来，看向怀南特的眼神带着一点讥嘲：“那我应该怎么办？”怀南特表示，自己准备电话请示罗斯福。丘吉尔立即说：“我也要和他好好谈一谈。”
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已经接通了。“总统先生，日本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丘吉尔如此发问。罗斯福回应道：“他们袭击了珍珠港。好吧，现在大家都上了一条船了。”首相显得精神焕发，而他身边的两位美国人也止不住有些兴奋。撰写回忆录期间，丘吉尔曾在初稿之中回忆了怀南特和哈里曼收到珍珠港遇袭信息时候的反应：当时，他们“几乎得意扬扬——因为这件事情让他们兴奋得好像跳起舞来”（其实，按照约翰·科尔维尔的回忆，怀南特和丘吉尔“当时就在房间里好像手舞足蹈一般”）。临到出版之时，首相把两位美国特使的欢乐程度下调了好几个等次：“面对自己国家介入战争的消息，他们既没有哀号，也未曾发出一点悲叹的声音……其实，大家可以感觉：他们其实正从一种长期的痛苦之中抽身而去。”如释重负的感觉，首相本人也有所体会。按照丘吉尔的说法，珍珠港遇袭的那一夜，他“怀着解脱而感恩的心情沉沉入睡”。那一刻，他终于可以肯定“这场仗，我们打赢了。英国将生存下去”。
12月7日的华盛顿，清早，天气一反常态地暖意洋洋。趁着晨间的芬芳，爱德华·默罗来到贝塞斯达附近的伯宁特里球场打高尔夫。就在此时，珍珠港遇袭的消息从天而降。回城途中，他的座驾正好驶过日本大使馆。默罗能够看见，使馆人员抱着不少文件，在馆舍和花园中的一簇篝火之间来往奔忙。酒店里的珍妮特·默罗也给总统夫人打去了电话。默罗太太原以为，接下来的白宫之旅可能难以成行，可是，埃莉诺·罗斯福表示：“饭还是要吃的，我们希望你俩也能参加。”
那天晚上，白宫灯火通明。门外密密麻麻的人群之中，默罗夫妇费力地穿行了半天。围观的人群，都已经堵到了街对面的拉法耶特公园。白宫门口的铁门间隔中，装嵌着不少窥望的面孔。总统官邸内部则弥漫着一股不受控制的纷乱气息，电话高声叫响，办公室之间官员们冲来冲去。总统夫人出现了，她和默罗及其夫人打过丈夫的电话，总统夫人随后又为自己的丈夫道了歉。原来，总统忙于公务，当天无法陪客用餐。从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开始，他就一直陷于会议而不能脱身。
珍珠港遇袭，让罗斯福一时之间难于接受，那一天见过总统的人，都完全能提供例证。当晚走进书房准备参会的内阁成员，竟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显示——他的眼前似乎无人存在。“他好像魂飞天外。”弗朗西斯·珀金斯表示，“书桌对边的事情也无法叫他回过神来……他的脸拉得老长，嘴唇也一直撇着，脸色则是死一般的灰寂……显然，我觉得罗斯福正在经受煎熬。海军就那样被敌人摧毁在军港之中的消息，让他难以在一时之间就能够接受。”
那一夜的晚宴很是简单，罗斯福太太和客人们一起享用了煎蛋和布丁。而后，总统夫人告诉默罗：罗斯福想要见他一面。因此，默罗能不能在白宫逗留一下？于是，珍妮特回了酒店，而默罗则在罗斯福书房之外的凳子上坐下了身。他一边等待，一边吞云吐雾。一支支香烟燃到尽头，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军方要员在默罗的眼前来回闪过。空气中的紧张气氛实在显而易见：一名参议员跨步走过长廊，而后又向着身边的海军上将大吼大叫：“你这种人，连一艘划艇也不配指挥！”不少人发现了默罗的身影，于是纷纷停下脚步与他交谈。霍普金斯、赫尔和亨利·史汀生等人先后发表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悲观言论。毕竟，美国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一场军事灾难。
时近午夜，富兰克林·罗斯福终于将默罗请进了门。全美最善于与人交际的两位人物，就此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流。他们两人的声音，可能也最为全美的听众所熟知。可是，那一次他们无法立即就事件展开反思。沉痛当前，任何玩笑无疑有些不合时宜。总统问到了英国国内的士气和其他一些情况。吃下一点三明治、喝了一点啤酒之后，罗斯福方才开始推心置腹，终于把珍珠港的实际损失一五一十完全透露了出来——八艘战舰要么沉没，要么严重受创；几百架战机被毁，上千人因此死亡、受伤或下落不明。谈到那些飞机，罗斯福一直还算平静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出来，“就那样在地面上遭到了摧毁，上帝啊！”总统吼出了声，拳头也重重落上了桌面。“就在地面上！”默罗回忆那次见面的时候，特地提到了这个细节：“这个细节深深地刺痛了他。”
第二天一早，默罗才离开白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办公室就在总统官邸的几个街区之外。办公室的负责人埃里克·塞瓦雷德也赶了过来。“白宫外边人山人海，你怎么看？”默罗问。塞瓦雷德觉得：“好多年前，凯道赛（法国外交部）门口也是这么一幅场景。”默罗不禁点了点头，而后表示：“没错，我也想到了同样的画面。唐宁街的门口，也有过这样的一群人。”
人们的情绪，默罗和塞瓦雷德都很清楚——他们的表情，代表他们已经下了参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