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无数次想逃离办公室。白宫西翼空气沉闷，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气氛也非常紧张，好像进入了备战状态。2013年8月傍晚刚过6点，奥巴马邀请他的幕僚长兼最亲密的助手丹尼斯·麦克多诺到南草坪散步，两人几乎每天黄昏都会一起走一会儿。奥巴马的高级顾问丹·法伊弗刚好从椭圆走廊那头办公室走出来，打算去和女朋友一起吃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约会晚餐。他已经取消了劳动节去外滩群岛游玩的计划；本·罗德斯则中断了与妻子在俄勒冈州的度假，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润色通讯函，厘清接下来几天的繁忙日程。西翼行政大楼对面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里，NSC中东问题协调员菲利普·戈登蹲坐着，给女儿说了自己不能带她去观看全国比赛和烟花表演为她庆祝生日的坏消息。
奥巴马和麦克多诺绕着南草坪，一路看到的公共和私人物品都是奥巴马任期内的东西：玫瑰园和椭圆形办公室、奥巴马为女儿搭建却荒废多时的秋千、白宫蜂房里夏天过后颜色会加深的蜂蜜、奥巴马夫人打理的菜园，曾给第一家庭餐桌提供了番茄。绕一圈南草坪只需要几分钟，所以他们逛了好几圈，主要是奥巴马在说话。
奥巴马曾经发誓，如果巴沙尔·阿萨德（叙利亚总统）真的使用化学武器袭击了叙利亚平民，美国就会发射导弹来打击叙利亚。不过现在奥巴马犹豫了。他跟麦克多诺说自己想要收回之前的诺言，待获得国会的批准再说。奥巴马一一列举了自己的理由：第一，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承诺加入美国执行这次军事行动之后，他在议会就此提案发起的投票中惨败，奥巴马感觉自己被孤立了。第二，奥巴马担心，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就贸然行动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地位，以后在处理中东其他军事危机（特别涉及伊朗）需要国会协助时，可能会受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可能会影响到奥巴马作为总统的记录。那天下午，NSC举行了一次会议，视频里的白宫法律顾问凯西·鲁姆勒（Kathy Ruemmler）尖锐地指出：作为参议员，他曾呼吁多位美国总统争取获得国会的批准来展开军事行动。
“我非常清楚我现在的处境，”奥巴马直言。麦克多诺很认同上司的担忧。奥巴马认为，过去的10年里，美国总统过度地追求军事权力。自“阿拉伯之春”运动以来，麦克多诺不断劝阻包括本·罗德斯和萨曼莎·鲍尔在内的亲密顾问，以及希拉里和戴维·彼得雷乌斯等内阁成员的干涉主张。2013年6月，麦克多诺和国会议员来到古巴关塔那摩湾军事监狱。他告诉国会议员，叙利亚冲突正合美国的心意。因为这场冲突让美国的两个宿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陷入了“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指两个对立的力量不直接参加的战争，而是利用外部冲突以某种方式打击另一方的利益或是领地——译者注）。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和麦克多诺一样持有怀疑态度。奥巴马的一名助手说：“通过汤姆和丹尼斯就可以了解总统的立场。”
奥巴马和麦克多诺走在草坪上，身影渐渐拉长，两人慢慢地回到了通向椭圆形办公室的石板路，此时已经将近7点。两人的谈话内容迅速在白宫西翼传开来。当奥巴马的秘书阿妮塔·德克尔·布雷肯里奇（Anita Decker Breckenridge）通知助手参加会议时，人们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
布雷肯里奇叫上了法伊弗、罗德斯、刚刚接替多尼伦成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苏珊·赖斯、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国会议员联络人罗勃·纳伯斯（Rob Nabors）、NSC执行秘书布莱恩·麦基翁（Brian McKeon）以及NSC法律顾问布莱恩·伊根（Brian Egan）。椭圆形办公室的侧面有一个大理石壁炉，壁炉上面挂着乔治·华盛顿的画像，房间里放着两张浅褐色的长沙发。麦克多诺就静静地站在沙发的后面，双手插进了口袋。奥巴马的领带松散，衬衫袖子卷起来了，坐在带有皮革制扶手的椅子上，正对着众助手。助手们听完奥巴马的开场白，纷纷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据一名助手回忆，奥巴马说：“我有个重要想法要跟你们商量。”另一名助手回忆称，奥巴马接着说：“我有个疯狂的想法。”
确实，这个想法既重要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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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星期五的晚上召开这个重大会议时，距离希拉里·克林顿离开国务院已经七个月了。不过希拉里在场与否并不会影响会议的结果，奥巴马也懒得邀请希拉里的继任者约翰·克里和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出席会议。这次心潮澎湃的辩论会持续了两个小时，目的在于劝阻奥巴马坚持搁置“导弹攻击”，向国会提出申请的决心。晚上九点会议结束后，奥巴马致电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将计划变动告知两人。当时，哈格尔和妻子正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的一家意大利餐厅用餐，克里则在其乔治城的家中。
事后，克里打电话给哈格尔，克里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召开的这样重大的军事会议，让顾问的内部圈子针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但这次会议上，奥巴马以“既成事实”的方式提出了这项决定，而事先顾问圈子征求意见压缩到只有一人，即丹尼斯·麦克多诺。
毫无疑问，希拉里肯定会对奥巴马放弃打击叙利亚的决策表示反对。希拉里跟她的朋友和前同事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叙利亚一直都很担心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希拉里对身边的人说，“至少，你应该在回应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创造外交优势。”
奥巴马之前设置了一条限制巴沙尔使用化学武器的警戒线。他说，这条警戒线会改变现状。可是在那之后，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巴沙尔跨过了警戒线，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攻击叙利亚平民。奥巴马未能兑现对叙利亚实行军事打击的承诺，不但损坏了他的总统声誉，动摇了美国在盟友和敌人心中的权威，还无意中加强了穆斯林世界里“美国不具备持久力”的观念。希拉里任职国务卿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在叙利亚问题上与奥巴马持存在分歧，但这一次不同。
希拉里出现在白宫表示支持奥巴马的10天之后，奥巴马突然转变态度，决定参加一场关于贩卖野生动物的会议。希拉里公开敦促国会批准奥巴马的军事行动方案。当天的早些时候，约翰·克里在伦敦提出让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兵工厂，交由某个外部的权威机构负责，当即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而希拉里则为这个提议提供了更实质的支持。（克里说，他已经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就这个想法谈论了数周。）“这不会是又一个拖延和阻碍的借口，”希拉里说。她表示，不管是通过外交手段还是军事行动，“都需要尽快、尽可能全面地处理这个威胁。”
希拉里支持军事行动一点也不意外。奥巴马宣布向国会提出申请后的第二天，麦克多诺致电希拉里，将奥巴马的决策告知她并向她寻求建议。希拉里留意到，奥巴马马上就要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八国集团会议。于是她便告诉麦克多诺，叙利亚是俄罗斯的长期盟友，任何针对抗叙利亚的行动都会遭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反对。奥巴马马上就要和普京会面，一定要让普京相信奥巴马言而有信。
国会对军事行动的支持来得快去得也快。奥巴马不可以有任何没有底气的表现，否则后果难以承担。希拉里的建议也很保守，说服掌管“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投票支持军事行动。但四处游说的麦克多诺紧紧地抓住了机会，他让奥巴马和希拉里通了电话，并安排两人在举行关于野生动物的会议的9月9日到椭圆形办公室再次洽谈。
一位美国总统如此依赖前国务卿，这种现象非常罕见。奥巴马在国内遭到孤立，在国外又被冠上优柔寡断的标签，他渴望有一个盟友能支持自己。希拉里支持奥巴马——虽然还有20个月就要参加总统竞选，她还是愿意支持奥巴马，哪怕会让自己不受待见。但是，力挺奥巴马也有风险，军事行动的反对者已经将这次投票拿来跟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投票作对比了。“支持总统，她真是孤立无援了。”希拉里的一名助手说，她忽视了奥巴马曾发誓要对跨过警戒线的阿萨德采取行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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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内战是希拉里和奥巴马在国家安全上分歧最大的问题。2012年夏天，希拉里支持向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在二人共事期间最后一次大争辩中和奥巴马对立起来了。如果当时的这种分歧是真的话，那便可以看出两人的分歧有多大了。最终，奥巴马批准向叙利亚反对派秘密提供限制性援助。事后看来，两人的分歧似乎无可避免：温和反对势力无法整合出一支有力的作战部队，这就让所谓的“伊斯兰国”宗教极端武装分子有机可乘，占领了伊拉克大块领土，在这片沙漠地建立了横隔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自封为“哈里发”的辖地。
三年后，叙利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难解决了。俄罗斯代表巴沙尔参与了“战争”，轰炸了美国打算帮助的反巴沙尔残余叛军。伊朗一边在叙利亚直接或间接通过真主党向巴沙尔提供援助，一边在伊拉克与“伊斯兰国”展开战斗；美国领导着一个由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最初的“民主起义”演变成一场影响广泛的“代理人战争”，影响了利益相互重叠又各有冲突的十几个国家。持续了四年的漫长的叙利亚内战造成了难民潮，难民涌入欧洲地区，又令欧洲各国惊慌失措。
2015年10月，希拉里在这种黑暗而复杂的背景下接受了波士顿的一个电视台采访。当被问及对这种局势有何看法时，希拉里说：“我个人倾向支持建立禁飞区和人道主义走廊，以便从陆地和天空两个方面来阻止大屠杀。”就这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再次出现了分歧。奥巴马依旧不支持美国大规模地参与军事行动。不过，俄罗斯参战让奥巴马无法忽视。他像以往一样采取了局限性行动，派遣数十支特种作战部队到叙利亚北部，帮助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反叛军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包括希拉里在内的一小部分人认为，要是美国2012年就向叙利亚叛军提供枪械，所谓的“伊斯兰国”也就建立不起来了。不过，只要叙利亚温和派在战场上还要一线希望，奥巴马就会一直站在警戒线后，拒绝提供武器。因为他认为美国没有能力左右这场战争，或促成任何政治和解。其他国家趁机武装了激进的“反叛组织”，如“伊斯兰国”的残暴武装分子，抢占了冲突的先机。用希拉里的口头禅来说，美国没有参与到游戏当中。
2014年8月，希拉里告诉记者杰弗里·戈德堡：“没能出力为反巴沙尔抗议活动的伊斯兰教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其他发起者建立起可靠的战斗部队，留下了一个大真空，现在已由伊斯兰圣战人员（ISIS）填补。”希拉里一直避免在公众场合与奥巴马发生分歧，这句话对于她这么一个公众形象来说，无疑是一句非常强硬的话。毫无疑问，奥巴马的助手为此大发脾气。他们说，希拉里在2012年协助反叛军的时候表现得一点也不积极；等到成为影响
2016年大选的政治问题、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后，她才拿出干劲。“我不记得她争辩过什么东西，”奥巴马的一名助手告诉我。那场持久的武器协助辩论，也不像希拉里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奥巴马认为，这项CIA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提出和希拉里附议的最初方案只是半成品，不可能改变战争进程，而且奥巴马没有将这个方案完全踢到一边去。八个月后，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希拉里和彼得雷乌斯离开了内阁，新任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的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重新修改了计划。奥巴马同意，在沙特阿拉伯的协助下将轻武器和弹药送到苏丹，再分配给仔细审查过的反政府组织。
希拉里夸大了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支持时，白宫则轻描淡写了一场很能说明奥巴马政府性质的辩论。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将军（General Martin Dempsey）加入希拉里和彼得雷乌斯阵容，支持这项计划。这意味着，这位三军统帅否决了整个战时内阁的提议，包括阿富汗、利比亚在内的类似战争决策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就连下属机构业已出现了裂痕，CIA和国务院在帮助叙利亚反对势力计划上的看法与NSC不一样，因为前两个机构知道白宫不会接受这项提议。奥巴马最终反应过来，在2013年秘密批准了方案，但规模太小，执行太慢，进行得很不顺利，甚至有反叛军的将领抱怨军队根本没有拿到过他们需要的武器。
几年后，奥巴马依然为自己在叙利亚问题的辩论中被诬陷的事愤愤不平。奥巴马经常主动跟记者提起这件事。2014年8月，奥巴马告诉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武装反叛军改变战争走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奥巴马说：“向医生、农民和药剂师组成的反叛军提供轻武器或更复杂的武器，可以帮助他们抵抗装备齐全的国家正规军，这个想法根本就不现实。更何况，这个装备齐全的国家正规军还有俄罗斯和伊朗以及久经沙场的真主党在背后支持。”
这场痛苦、模棱两可的叙利亚问题争辩，或许让人们看清了奥巴马和希拉里是如何处理美国在支离破碎的中东扮演的角色。他们都曾希望巴沙尔·阿萨德做一名改革者，所以当他用桶装炸弹和毒瓦斯攻击叙利亚人民时，两人都万分惊骇。他们都为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困惑不已，不仅有叙利亚的宗教冲突，还有牵扯到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代理人战争。他们——特别是奥巴马，都对叙利亚问题耿耿于怀，美国干涉叙利亚只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导致更多人死亡。他们——特别是希拉里，都很在意美国干涉卢旺达和巴尔干等国家是时间过晚，甚至没有作为而造成的惨状。
2013年，希拉里告诉我：“撇开巴尔干发生的恐怖事件和暴行不谈，科索沃问题的很多方面与叙利亚相比都简单得多。恐怖的大屠杀发生时，人民竭尽全力表达自己的心声，抵御对自己民众没有责任心的政府，而你却仅仅站在这里看着，一定会后悔的。”希拉里称叙利亚问题为“棘手问题”，该词是战略规划专家用来代指“特别复杂，一般方法和策略无法解决的问题。”奥巴马私下却称叙利亚问题为“狗屁问题”，也挺恰当。奥巴马和希拉里在用词上的小差别也反映出了两人对叙利亚问题的不同看法。希拉里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哪怕再牵强的方法她都想试一试。奥巴马则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至少美国没有，所以军事干涉也没有什么意义。
前任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说：“她（希拉里）觉得叙利亚危机就像一头要冲进瓷器店的狂牛，虽然成功无法保证，但不试着投出绳索套住或管制这头牛的话，就一定会失去控制它的机会；而奥巴马认为：‘这是一头狂牛，我们对它做不了什么。还是躲远一点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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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拉里看来，叙利亚更像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2009年3月2日，身为国务卿的希拉里首次出访耶路撒冷，站在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的身旁宣布，美国将要派遣两名使者前往大马士革。这是她此次访问中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合情合理的政策。因为自乔治·W·布什在2005年召回上一任大使以来，叙利亚就没有常驻的美国大使。希拉里和奥巴马都深信，叙利亚是解开中东三个棘手问题的关键，即美国与伊朗如何达成核协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如何达成和平协议以及以色列与叙利亚如何减少冲突。
接下来的两年里，数名美国外交官先后前往大马士革，与长得像鹳一样的巴沙尔以及肥胖的叙利亚外交部长瓦利德·穆阿利姆（Walidal Moallem）见面。还是参议员的约翰·克里也去过大马士革，与巴沙尔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50岁的巴沙尔曾是一名眼科医生，在英国接受了医学教育，所以许多人误以为巴沙尔会是不一样的阿拉伯领导人。一些公开的问题令人不快，其中包括叙利亚向真主党和哈马斯输送“飞毛腿”导弹的报道；另一些问题则相对好一些，如叙利亚有可能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等。
在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面积达500平方英里的戈兰高地，现在叙利亚有可能收回这块地，这一点让巴沙尔非常感兴趣。白宫认为，和平会谈可以让叙利亚摆脱伊朗以及其恐怖的代理人真主党。弗雷德里克·霍夫（Frederic Hof）是一名老练的中东问题专家，负责为奥巴马的特别大使乔治·米切尔处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文件。2011年2月，他说巴沙尔宣布，叙利亚已经扫除了阻碍叙利亚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可能遇到的所有障碍。
霍夫说：“当然，不到2011年底，我们还不敢在玫瑰园里下重金打这个赌，不过现在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克里告诉我，美国于2010年5月22日草拟了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巴沙尔同意了这些条款。根据合约，叙利亚会将与以色列复交，并停止向“哈马斯”（Hamas）提供武器，以色列则需要归还戈兰高地。巴沙尔希望这次突破性进展会有助于引进飞机零件以及西方先进技术，建立一条连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输油管道。克里带着文件来到耶路撒冷，交给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看完之后很有兴趣，但态度不明朗。
这是个好兆头，于是奥巴马便任命福特为美国驻叙利亚大使，使其成为五年来美国派往叙利亚的第一个大使。说话温和的福特是处于白宫核心“演员表”之外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曾访问过阿尔及利亚、巴林和伊拉克等地，儒雅却敢于冒险，是一名为自由发声的“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2011年1月，福特抵达大马士革后与巴沙尔的第一次见面非常有礼貌。巴沙尔在人权问题上寸步不让，但还是非常有魅力。“他不想要让会议难堪，”福特回忆道。
即便当年三月，叙利亚爆发了各种抗议，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在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向人群射击，希拉里还是坚信巴沙尔是改革者，并非他父亲的亲西方版本。他的父亲哈菲兹制造了哈马大屠杀，致使数以万计逊尼派教徒惨死。
“叙利亚的这一位领导人不一样，”希拉里2011年3月27日参加电视节目《面对国家》（Facethe Nation）时，告诉心存怀疑的鲍勃·希弗尔（Bob Schieffer），“最近几个月里，两党的国会议员出访了叙利亚，许多人都说他是一名改革者。”
但同年夏天，大批人聚集到大马士革中心抗议，叙利亚政府军将枪口对准人群，此后人们便不再对巴沙尔抱任何幻想了。7月8日，福特冒着危险，访问了1982年因五万人聚集反抗叙利亚政府而发生过大屠杀的哈马。当天，这位美国大使驾着灰色SUV缓缓穿过人群，车上撒满了玫瑰与橄榄枝。巴沙尔非常恼怒，指责福特煽动反政府情绪。不过，已经对叙利亚领导人失去耐心的美国国务院却很高兴。白宫也是，因为福特此举证明美国派出外交官并不意味着向叙利亚政权妥协。
“干得漂亮，”国务院最高外交家比尔·伯恩斯在电话里称赞福特。有了特使壮胆，希拉里便在三天后宣布，叙利亚领导人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她对记者说：“我们绝对不希望他继续执政。”一个月后，奥巴马则更进一步。他发表书面声明称：“为了叙利亚人民，巴沙尔总统该让位了。”奥巴马认为，不使用武力威胁，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一时间，美国各种情报报告都在预测这个政权的气数已尽，不过分析家则各有不同意见。
并不是每一个白宫官员都觉得巴沙尔会倒台。负责中东问题的NSC高级官员史蒂芬·西蒙（Steven Simon）和丹尼斯·罗斯合写了一份备忘录，分析阿拉伯的动**是否会让叙利亚政权瓦解。西蒙认为巴沙尔不会那么快倒台，并在备忘录中告诫白宫不干涉政策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备忘录上交到奥巴马手里时，西蒙的这条警告被删掉了。正如西蒙所想，2012年初，巴沙尔仍旧大权在握。他在真主党和伊朗的支持下执行了一套系统化的行动，来折磨和杀害游行示威者。这时，约翰·麦凯恩和国会议员才请求美国进行干涉。
不过，奥巴马很不情愿。此外，马丁·邓普西于2012年初在战情室放映的一段幻灯片，打消了所有利用军事行动来保护叙利亚平民的念头。前一年10月，低调腼腆的爱尔兰人马丁·邓普西接替外向的麦克·马伦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成为奥巴马最信赖的将军之一。原因很简单，就像马伦和利比亚问题一样，邓普西也强烈呼吁人们不要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草率的军事行动。幻灯片展示到巴沙尔的空防部署时，邓普西提醒所有人，要想瓦解其防空系统，并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美国需要派出7万兵力。
美国的军事行动不予讨论，希拉里便开始往返于欧洲各国首都，紧急召开外交会议，商谈阿拉伯世界的形势。不过，叙利亚的情形和利比亚不一样：俄罗斯在叙利亚有海军基地，并视巴沙尔·阿萨德为战略盟友；加上北约对利比亚的人道干涉造成了利比亚的政权更迭，所以俄罗斯在联合国会议上表示不支持美国向巴沙尔施压，甚至否决了一项关于谴责巴沙尔政权实施暴力的安理会决议。
叙利亚的反叛军轮番登场，民变起义逐渐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内战。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纷纷向希拉里施压，请求希拉里向叙利亚反叛军提供武器。其实，已成为反叛军大使的罗伯特·福特也从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那里接到了类似的请求。
2012年2月，国务院关闭了美国驻大马士革使馆，撤离了福特及其下属。国务院称此举原因是大马士革的暴乱愈演愈烈，但没有提到暴乱的根源——“努斯拉阵线”（Jabhatal--Nusra）。“努斯拉阵线”是一个资金充足、运作良好的武装团体，与“基地组织”（al-Qaeda）存在联系，因此被白宫称为“低端基地组织”。在福特看来，“努斯拉阵线”的袭击让人理解了美国为什么会将武器交到更温和的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主的反叛军手里。福特回到华盛顿没多久，就致电CIA的戴维·彼得雷乌斯。两人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就已经相识，当时的福特负责管理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政治处，而彼得雷乌斯将军则协助安巴尔省的逊尼派部落首领出谋划策。“你们得加入叙利亚游戏中，”福特告诉彼得雷乌斯，“局势非常不妙，我们得帮助反对势力。”“稍后再答复你。”彼得雷乌斯说。
在此之前，白宫表示美国不想将这次冲突进一步“军事化”，所以一直不愿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奥巴马和希拉里担心美国不了解叙利亚反叛军的情况，分不清黑白，害怕武器会落到坏人手里。最可怕的是，“圣战分子”可能会利用美国的防空炮来摧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客机。
自2011年夏天起，美国就开始向叙利亚反对势力提供非致命性设备。阿勒颇大学（University of Aleppo）成了“反巴沙尔行动”的策源地，美国国务院从这里带走一小批学生到土耳其学习一些非暴力抵抗技巧。令人痛心的是，2012年5月，叙利亚安全部队冲进阿勒颇大学，杀死了至少四名积极分子，其中一人从五楼的窗户被扔出去失去性命。这次行动正应了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哈马法则”（Hama Rules），“哈马法则”是巴沙尔的父亲用来大肆摧毁反对者的“焦土策略”。巴沙尔部队缉捕和杀害年轻积极分子的行为，正表明了巴沙尔政权毫无“羞耻心”，也让国务院的许多官员坚信美国不应该只提供非致命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了。
接下来几个月，国务院和CIA官员秘密地聚在一起商讨武装草案。虽然美国政府以“紧密合作”为荣，用汤姆·多尼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健全的跨部门程序”，但国务院、CIA很少与NSC一起商讨这些计划。这些外交官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可能不被奥巴马认可，所以他们不大愿意跟白宫官员共享信息。甚至部分白宫官员认为：国务院愚昧无知，明明巴沙尔的前景还无从知晓，却时刻惦记着巴沙尔下台后的叙利亚行动计划。
计划实施的结果远不如希拉里的预想，所以她对武装概念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与利比亚问题一样，希拉里从海湾地区领导人那里听到“美国不帮反叛军一把的话，局势将无法控制”的声音。2012年7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希拉里邀请彼得雷乌斯到自己在华盛顿的家里共进午餐。两人就这个问题谈了许多。福特及其同事证实，两人当中有一人支持向叙利亚反叛军提供武器。希拉里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再三思考过这个想法，甚至已经在拟定细节，准备呈递计划。”
事实上，彼得雷乌斯走在了希拉里的前面。几个月前，彼得雷乌斯就在伊斯坦布尔秘密会见了美国的盟国即叙利亚周边国家的12个情报部门负责人。他们讨论了叙利亚问题，目标是相互合作以找到更好的方案来帮助反叛军。
之后，CIA开始秘密地提出了一项军事空中救援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约旦的货运飞机将武器和设备运输到土耳其或约旦的各大机场，分发给反政府组织。虽然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武器，却在行动中充当了咨询顾问的角色，以保证能监视武器的去向，确保武器不会落到“坏人”手上。
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其他会议上，阿拉伯国家官员不断地给彼得雷乌斯施压，催促美国直接提供武器给反叛军。2012年7月，彼得雷乌斯见了与巴沙尔有深仇大恨的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次日，阿卜杜拉任命班达尔·本·苏丹王子（Prince Bandar Bin Sultan）为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长。曾是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的班达尔·本·苏丹穿着奢华，喜爱抽雪茄，渴望推翻巴沙尔的想法路人皆知。阿卜杜拉国王将班达尔王子放在这个位置，无疑是在表明，沙特家族会尽全力游说美国，让美国帮助其达到目的。彼得雷乌斯非常希望能够向反叛军提供武器。据某个高级官员说，班达尔王子大力煽动了CIA这位负责人的热情。随后，CIA启动了代号为“西克莫槭木”（西克莫槭木项目（Timber Sycamore）：美国中情局2013年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构合作，直接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装，美国和沙特是最主要的武器供应方，沙特除了武器还提供资金，中情局的成员负责训练反对派武装使用步枪、迫击炮、发射坦克导弹等。——译者注）的项目，沙特阿拉伯为计划中大部分行动提供资金赞助。彼得雷乌斯对自己在武装反叛军辩论中扮演的角色只字不提。
就在这个时候，叙利亚的战局出现了不祥的变化。情报机构拦截的通讯内容显示，叙利亚正在转移和调配化学武器药剂，攻击可能随时会爆发。2012年8月20日，奥巴马走上白宫简报室的讲台发表了任职期间最重大的演讲之一。“我们不能让化学或生物武器落到不合意人之手，”奥巴马说，“巴沙尔政权要很清楚自己的警戒线，如果我们发现巴沙尔政权大规模运送或者使用化学武器的话……”
“我将改变计划，”奥巴马补充道，“也会改变我的考量。”
即使巴沙尔轰炸阿勒颇大学，奥巴马也没有采取行动，而是划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警戒线，这种做法一点也不意外。使用化学武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CWC）。作为律师和国际准则的捍卫者，奥巴马不能容忍这些行为。奥巴马的助手后来坦言，总统在使用“警戒线”这个词时应该要更加谨慎。他这么做会限制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彼得雷乌斯在希拉里的支持下，呼吁美国向叙利亚反对势力提供武器。在战情室参与了那次九月会议的人回忆，CIA的主管主导了整个进程。彼得雷乌斯身体前倾，头部仰着冲向总统，使得那些坐在总统这一侧但距离较远的人都看不见总统。彼得雷乌斯非常自信，演讲内容十分有力而详细，甚至回忆了自己当指挥官时在伊拉克开展准军事行动的经历。有些与会人员认为，彼得雷乌斯的表现过于夸张，因为CIA负责人的职责是向美国总统提供中肯的情报分析，而不是提政策主张。一名与会人员回忆，彼得雷乌斯使用了“夸张的词汇”，强调美国有必要“立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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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坐在皮椅上，身体侧向一边，开启了助手口中的“高级执行官模式”，静静地听着。他提了几个问题，但是没有质疑彼得雷乌斯。之后，奥巴马又询问了在场人员的想法。希拉里表示自己支持这项计划，因为这样能逼迫巴沙尔接受谈判。在部分与会人员看来，希拉里表现出来的情绪与其所说的事情非常不搭界。“你有了剧本，就会有评论，”一名与会人员说。帕内塔和邓普西均表示支持，甚至比希拉里更平静。帕内塔2015年9月在《值得战斗：领导战争与和平的回忆录》中总结道：“我们都认为不提供武器会削弱我们对那些组织的影响力，会让那些组织无法有效地抵抗住叙利亚政府的炮火。”帕内塔继续写道，总统“一开始很犹豫”。
除少部分人外，白宫大多数官员都表示支持。据一名与会人员说，拜登觉得向反对势力提供武器的想法很“愚蠢”。（拜登曾劝告奥巴马不要划定警戒线。）多尼伦和麦克多诺都持有怀疑态度，只不过多尼伦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慢慢转变了立场，麦克多诺没有。苏珊·赖斯则极力反对这项计划。苏珊·赖斯从联合国发来视频，表示这项计划会将美国拖进泥潭，也可能破坏奥巴马的连任计划。这可是巨大的转变，因为苏珊·赖斯曾在利比亚问题上大力主张使用武力，外界也普遍认为她是人道主义干涉的提倡者。这一次，苏珊·赖斯与上司的步调保持一致。
“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一名白宫官员回忆道：“包括‘怎么评估这项计划的影响？如何监管武器？谁来训练使用武器的人员？会有特定的机构来指挥和监控这些人吗？还是说我们直接将武器投丢给他们就好了？’这些问题都没有太明确的答案。”
支持提供武器的一方觉得他们采用的是淘汰法。他们说：“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见效。为什么不试试这个方法呢？”靠着墙壁坐在椅子上观察与会人员的斯蒂芬·西蒙说道：“其实总统的想法也都写在脸上：你们就打算让我为了这么模糊、这么不明朗的东西，把美国卷到进叙利亚内战中？”希拉里和帕内塔都认为，美国想要收获，就必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希拉里说的“共担风险”不是指会降低风险，反而会提高。
其实美国之前有过这样的尴尬历史。CIA在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的要求下，仔细查阅了美国向起义军提供武器的灰色记录，从古巴的“猪湾事件”到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都赫然在列。西蒙说：“不用说，名单上记录的肯定都是惨痛的失败经历和适得其反的政策，以及各种混乱。”值得注意的是，记录上还是有一个成功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CIA向阿富汗圣战组织提供武器来对抗来自苏联，这次援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CIA得到了巴基斯坦安插在阿富汗的地下情报组织的帮助。即使这样，大部分圣战组织成员几年后要么加入了塔利班，要么加入了基地组织。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离总统大选只有二个月了。如果奥巴马不愿意让美国干涉叙利亚问题，那他肯定不会在快要面对选民的时候做抉择。彼得雷乌斯说完后，奥巴马对他表示感谢并结束了会议，但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罗伯特·福特说：“阿拉伯文化中有一个说法：无解即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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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几天后，“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分子袭击了班加西的美军营地，造成四名美国人死亡。这立刻成为奥巴马和希拉里的选举年大危机，甚至盖过了叙利亚问题。与此同时，彼得雷乌斯也因与传记作家私通而卷入了个人危机，选举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便辞职。12月初，因脱水和身体不适的希拉里在自家浴室摔倒，导致脑震**和血栓。希拉里暂离政坛一个月。向叙利亚反对势力提供武器的提案错过了时机，也失去了两位主要的支持者。不过，奥巴马于12月在没有彼得雷乌斯和希拉里出席的情况下再次召开NSC会议讨论该问题。当时掌管CIA的是莫雷尔。莫雷尔是一名专业情报分析员，曾在“9·11”事件前后向乔治·W·布什直接汇报工作，在彼得雷乌斯离开后接任CIA局长之职。莫雷尔为人低调，没有前任者的明星效应，不过其立场坚定，忠于CIA。莫雷尔调整了彼得雷乌斯的计划，打消了奥巴马的疑虑，加强了美国对武器的管控。他重新提起有关论点，表示向反叛军提供武器不是万全之策，存在着像逊尼派教屠杀叙利亚阿拉维少数派那样的“风险”。据与会人员说，莫雷尔提醒道，“要是这群手持武器的反叛军回到阿拉维少数派教徒居住的村庄去杀害妇女和儿童，那么美国的双手也会沾满鲜血。”
然而，到了2013年初，叙利亚的战局风云突变。巴沙尔不再被动。
据情报显示，他重新获得了攻势。巴沙尔的朋友——伊朗帮了他一把，为他重新装配了军需品。叙利亚反叛军则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状态：一方面与政府军作战，武器即将用完；另一方面，“激进团体”在战争（主要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阵线）中逐渐占据优势，并从其他温和团体中招募可能携带其他国家提供的武器的新成员。
在这之前，奥巴马一直是在白宫西翼的地下战情室里远远地观察叙利亚。不过，奥巴马于2013年3月开始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中东之行。第一站便是以色列，这次中东之行让奥巴马感受到了叙利亚邻国的担忧。以色列人对巴沙尔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讨厌巴沙尔，另一方面又担心取代巴沙尔的新政权会更糟糕。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与奥巴马会晤时，提醒奥巴马——巴沙尔的化学武器可能会落到真主党手上。之后，奥巴马在以色列总理宅邸的庭院里接受记者访问时再次提到“化学武器会改变‘游戏'现状。”
次日，奥巴马在约旦被“教训”了一番。同样看不起巴沙尔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安曼皇宫里举行了深夜晚宴，款待奥巴马、汤姆·多尼伦以及两个月前接替希拉里成为国务卿的约翰·克里。阿卜杜拉二世告诉他们，约旦已经接纳了十万余名难民，不能再接受新难民了。他力劝奥巴马多采取行动，尽快结束战争。约旦已经是CIA培训温和反对派干部的秘密基地，还提出可提供基地给美国实行无人机空袭，不过白宫回绝了这一好意。
第二天，奥巴马独自在约旦古城佩特拉的玫瑰色峡谷中散步时，脑子里想着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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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CIA一直在挑战那份关于武装和训练反叛军的提案。2013年4月，NSC参谋人员给奥巴马发了一份列明了执行秘密计划理由的决策备忘录，让奥巴马重整自己的想法。虽然文件强调美国仍然需要掌握决定叙利亚未来的权力，而且只能通过更多地参与叙利亚战争才可以实现，但援助反对势力的根本原因与前一年相比还是有所改变。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看到奥巴马发回来的文件之后非常意外，因为他勾选了“批准”方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变动需要开NSC会议或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其实奥巴马的勾打在稍稍低于“批准”方框的位置。NSC官员开玩笑地说，可能他本来是想在“不批准”这个方框中打钩的。CIA联系了白宫，确认这是奥巴马本人做出的决策。
当然，奥巴马对是否插手他国内战的事讳莫如深，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叙利亚没有兴趣。但是许多白宫高级官员，包括总统，都是律师出身，而律师一般都是重要却不受赏识的角色。这群高官限制美国向叙利亚反对势力提供非致命性援助（审查力度较低的秘密援助）的力度。法律论据如下：即便奥巴马要求巴沙尔下台，美国也没有与叙利亚开战。向那些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反对势力提供夜视镜、通讯设备和粮食等，违反了国际法。那巴沙尔使用“桶装”炸弹攻击平民就不违反国际法吗？外交官难以置信地回答道。国务院曾召开会议讨论穿过叙利亚边境提供援助的计划，国务院的一名律师提醒：“你们这些人个个都认为自己是詹姆斯·邦德？你们听好了，要是真的这么做，我们都会进监狱的。”
那时，支离破碎的叙利亚反叛军所造成的威胁与巴沙尔的化学武器相比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所以白宫的话题重点也从如何援助叙利亚反对势力转向如何指挥军事行动。CIA预测，叙利亚在过去40年里积累了大量沙林、芥子气和氰化物，而这些化学物质可以通过空用炸弹、弹道导弹和火箭弹等方式进行投放。这批化学物质分散在叙利亚多个地方，有些甚至距离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非常近。五角大楼为奥巴马拟定了一套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通过雷达来检测化学物质的存放点，再通过美国部署在地中海的战舰来袭击叙利亚的飞机。帕内塔在工作备忘录中写道，想要搜查所有已知的化学武器存放点，需要派出7.5万到9万名士兵，跟派往阿富汗的兵力不相上下。他又写道：“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同事们也都赞同。”
然而春去夏来后，战鼓再次敲响。而这一次，比尔·克林顿加入了争论的行列。2013年6月12日，比尔·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坐在一个悬挂着国旗的舞台上。几个月来，约翰·麦凯恩一直谴责奥巴马没有采取行动。当国际领导力麦凯恩学院主持的这次会议进行到问答环节时，他便提到了叙利亚问题。“有人说：‘好了，你看到那里有多混乱了嘛？别多管闲事！’我认为，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跟你一样，”克林顿告诉麦凯恩。克林顿说了一句很有克林顿风格的老套话，但还是得到了大量报道，“有时候，坚持尝试一下才最好。”
6月13日，白宫安排了一次与本·罗德斯（Ben Rhodes）的新闻电话，这可能是自林登·约翰逊请求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Tonkin Gulf Resolution）以来最拐弯抹角的“宣战方式”。罗德斯确认了奥巴马两个月前所作决策的真实性，并表示美国“将提供一些直接用于军事行动的援助”给叙利亚反对势力的武装组织最高军事委员会（Supreme Military Council）。记者向罗德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援助？约翰逊没有回答。谁来提供援助？约翰逊也没有回答。怎样提供援助？约翰逊依然没有回答。奥巴马也三缄其口。事实上，这只是美国迈出的一小步。正如前国务院官员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奥巴马在“像切香肠一样慢慢地切割这个婴儿”。几个月后，CIA的武器开始流动起来，不过只是星星点点。叙利亚反对势力的一位领导人告诉罗伯特·福特，美国在2014年底的每个月都会给自己的手下提供约36000颗子弹。每名战士每天在战斗中要射击100到200颗子弹。这意味着美国提供的子弹只够6到12名战士使用。“这听起来有点蠢，”这位领导人告诉福特。福特表示同意。一个月前，出于安全考虑，福特离开了美国驻叙利亚外事事务处。福特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写道：“我发现，证明我们政策的正当性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要想改变战争的局势，逼迫巴沙尔走上会议桌，叙利亚自由军需要迫击炮、火箭弹，甚至是地对空导弹等重型武器。
福特告诉我：“小规模的援助帮不了他们，而且通过谈判达成政治协议的行动也没有多大效果。”
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不热心也加剧了关系的紧张程度。2013年，奥巴马让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接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成为美国国防部部长。第二年，哈格尔备受挫折，因为他无法征得白宫的保证，不能训练叙利亚武装反对派并在他们受到巴沙尔部队的攻击时保护他们。哈格尔给约翰·克里和苏珊·赖斯写了一份两页长的工作备忘录，怒气冲冲地抱怨美国没有履行承诺，也没有在叙利亚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可能会影响美国向法国和土耳其等盟友寻求帮助来打击“伊斯兰国”。哈格尔抄写了一份给丹尼斯·马克多纳，让他转交给奥巴马。
哈格尔是打过越南战争的英雄，靠手机行业赚了大钱，又赢得选举成为参议员，后来还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违抗过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一路走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失败。哈格尔认为自己和奥巴马关系密切，因为两人在奥巴马还是参议员时就成了朋友，而且哈格尔还于2008年还与尚在竞选总统的奥巴马一道访问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不过，叙利亚问题引起了两人的不和，白宫的官员告诉记者说，哈格尔在谈论政策时根本就没有存在感。哈格尔认为，奥巴马被“一群无能、无经验的白宫官员限制了。”哈格尔写了那份抱怨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备忘录的一个月后，迫于压力辞职了。哈格尔觉得自己是这个混乱的国家安全队的替罪羊。
奥巴马政府中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情绪，政府官员都担心叙利亚会变成第二个卢旺达。萨曼莎·鲍威尔在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发表讲话，为奥巴马辩护，称奥巴马成功打击了利比亚和中非的暴行。萨曼莎·鲍威尔说：“不过，叙利亚与这些地方不一样。”汤姆·马林诺夫斯基（Tom Ma-linowski）在主管民主和人权事务副国务卿的就职典礼上提到，那天刚好是卢旺达大屠杀的20周年纪念日。“20年后，我们的子孙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会问些什么问题呢？”马林诺夫斯基问到。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明说，但很显然，他的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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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1日，刚过凌晨两点，叙利亚军队发射了弹头装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落在叙利亚反对势力控制下的大马士革郊区。破晓时分，大马士革的医院便人满为患，受害者口吐白沫，身体剧烈颤抖。尸体堆积成山，不得不用冰覆盖住，以免因高温而腐烂。这不是受害者只有寥寥无几的个别袭击，而是两伊战争以来最恐怖的化学武器攻击，是一种滔天罪行。前一年夏天，奥巴马划下警戒线时，心里担心的正是这种恐怖的场景。次日早上，奥巴马在椭圆办公室里对六名助手讲话，下令让他们在当天下午的NSC会议上提出军事行动方针。
“我设了一条警戒线，”奥巴马说，“看来他已经越界了。既然这样，我们就需要有力地回应。”
助手纷纷点头都表示同意，除了麦克多诺。麦克多诺皱了皱眉，显示出他并不同意。
“丹尼斯，你不同意吗？”奥巴马问道。“对，”丹尼斯回答。“我一猜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但为什么呢？”
“我们的一贯立场都是不介入，”麦克多诺说，“我们不应该干涉。”奥巴马说：“丹尼斯，巴沙尔不久前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我很清楚其中的意思。”
奥巴马拿出惯有的律师作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曾协助北约在利比亚开展的空袭行动，却带来严重的后果，让许多国会成员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利比亚的快速行动是为了阻止班加西的大屠杀，但叙利亚不存在这种情况。邓普西将军告诉三军统帅，他策划了一次为期2到3天的袭击，“无论是3周后，还是3天后执行这项袭击计划”，效果都一样。英国国会就干预叙利亚战争进行了投票，戴维·卡梅伦受挫，不得不停止脚步。奥巴马承认，卡梅伦对这次投票的处理确实有点笨拙。不过，投票结果实实在在反映了英国民众的情绪。“我们的人民也存在类似的厌战情绪，”奥巴马说。他告诉助手，越过国会直接下令执行军事行动有违他去年春天演讲的精神，即让美国摆脱自“9·11事件”以来的备战状态。
很多人，包括前内阁成员，都认为奥巴马就是在找借口不扣动扳机。帕内特写道，奥巴马任由讨厌冒险的国会处置自己，“其实就是一种扑灭军事行动的可靠方法”，而奥巴马对此“心知肚明”。
“‘警戒线’或‘巴沙尔必须下台’这种话不能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哈格尔告诉我，“美国总统不可以这样做。”希拉里显得更加老练，从她在著作中对这件事的真实描述，体现出的她是一个不愿透露真实想法的人。在2014年11月的《新共和》的百年庆典上，希拉里更清楚地展现了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当时，比尔·克林顿正和该杂志的两名工作人员喝着鸡尾酒，谈论着宏观经济政策，前文学编辑里昂·威塞尔迪尔（Leon Wieseltier）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里昂·威塞尔迪尔问：“克林顿总统先生，冒昧问一下，您要是还在任职总统，一定会干涉叙利亚问题，对吧？”
“没错，”克林顿回答，“这是基本政策。”希拉里在国会山的游说为奥巴马取得了一个小胜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以10票支持，7票反对赞同，同意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在面对国会中为数众多的反对派时，奥巴马紧紧地抓住了外交的救生索——约翰·克里赞同的俄罗斯提议，即让巴沙尔将化学武器转交给外部权威机构。几个月后，奥巴马和副手表示，这个协议证明了不攻击叙利亚的决策是正确的。克里告诉我：“如果总统下令轰炸叙利亚10个小时或2天，他就拿不到叙利亚的所有武器了。”
这已成了外交迷局。”
不管合理与否，虽然奥巴马划下警戒线却没有履行诺言，但其象征意义远比化学武器和解协议的实际好处更重要。奥巴马的举动让朋友失望，使批评家反感，令盟友紧张，也可能让敌人变得更加大胆。杰出的德国外交官、德国驻美国大使沃尔夫冈·伊申格尔说：“人们都担忧，如果美国都不行动，谁还会行动呢？”有人指出，八月的那个周末没有打响枪炮声，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信誉。
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屡屡受挫的调停人和参议员元老乔治·米切尔时刻关注着美国历任总统的一举一动，他看到过里根努力地将痛苦的现实决策和巨大的象征性权力统一。他说，“美国人民很幸运，这个总统不会趁着有机会就按下采取军事行动的按钮。”
不过，米切尔还说：“在叙利亚问题上说了关于‘警戒线’的言论，到头来又没有贯彻到底，反而适得其反；不能单单只看决策，美国总统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到他要做的其他事。无论国内国外，都要时时记住权力和影响力的调配，根据实际情况评估行动。这两点很重要。无论这个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奥巴马都没有关注细节和细微差别。这句话听起来可能不那么顺耳，但对领导而言，就是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