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孤胆英雄。当然，大部分作家的身后往往有一大批支持者。在我出书的过程中，从想法初次闪现到最后几天紧锣密鼓的编辑，我都受到了众人的帮助。
我的经纪人威尔·利平科特一开始就在身边帮助我，为我出谋划策，督促我要有远大理想，从不让我失去勇气。他是一位绅士，同时也是一位完美的专业人士。威尔把我介绍给安迪·沃德，他是众编辑里面的罕有之人：不屈不挠，要求极高，总是一副不知疲倦、乐观向上的样子。他和兰登书屋的一流团队，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尽善尽美。
我很荣幸这么说，《纽约时报》是将近25年来，我职业生涯的家。我向那里的每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海外漂泊十多年后回来，我被迪恩·巴奎特安顿在华盛顿分社工作。迪恩还将社里两组宝贵的新闻来源交给我，为本书的面世奠定了基础。之后，他作为一名执行总编，还允许我在写作的非常时期请假。
迪恩在华盛顿的后继者卡洛琳·瑞安、戴维·莱昂纳特和伊莉莎白·布米勒给予了我无尽的支持。这个项目原本是卡洛琳曾经分配到的报道任务，名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国务卿记录”。戴维建议我写一个每周在线专栏《潜听哨》，提高了我对外交政策的认识。伊丽莎白则以她自身写书的经验给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并容忍我优先处理当务之急。我同样要感谢比尔·汉密尔顿，他是一名一流的编辑，对于记者出身的作家而言，他更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伯乐。
海伦·库伯和马克·马哲提是我的朋友，他们本身也是畅销书作家，常鼓励我要勇于尝试。在等待书籍发售的时间里，他们给予我很大的精神支持。无论我倾吐的是微不足道的成功还是挥之不去的焦虑，他们都乐意倾听我的心声。
作为一名报道外交政策的白宫记者，我曾经服务过新闻行业的两大顶尖团队。彼得·贝克、迈克尔·席尔、杰克·卡尔姆、朱莉·赫希菲尔德·戴维斯和加德纳·哈里斯，都曾经是我的搭档。我们当时做着那份既激动人心又使人易怒的工作，时时刻刻、巨细无遗地关注着宾夕法尼亚州大街1600号（白宫地址）的风吹草动。大卫·桑格、埃里克·舒米特、斯科特·谢恩、托姆·申科、查里·萨维奇和麦特·罗森伯格都曾是我的队友，我们一起写过更加复杂晦涩的国家安全报道。我特别要感谢迈克尔·哥顿和史蒂夫·梅耶斯协助我写了书中某些章节的故事，还有珍妮弗·施泰因豪尔不断地提醒我，生活比工作更重要。
另外，两大机构对我而言也非常重要：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两家机构都向我提供了写作奖金。这笔资金不只是帮我解决了办公地点的问题。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我要感谢简·哈曼，卡洛琳·斯卡林，尤其要感谢罗伯特·利特瓦克，他耐心倾听我的想法，是我的“军师”。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中，我要感谢外交政策专家凯伦·唐弗里德和德里克·查列特，他们颠覆了我的设想，加深了我对事件的理解。
我的书得到了两位研究助手的极大帮助，他们分别是毕业于我母校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的阿纳伯·达塔和约瑟夫·费德里奇，他们都对这个项目很上心，将自己的思考和新鲜视角带进这个项目，协助我查证模糊的事实，利用邮件还原真相，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修正手稿。他们俩今后必定大有前途！
约翰·沃克特是一名非比寻常的编辑。他运用他编辑的好眼力为我勘校手稿，将书中一开始的伊拉克战争部分整理通顺。我还要感谢比尔·安东里斯，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学院的教员提醒我留意更广泛的历史背景。金·加特斯出版了一本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书，见解深刻，极大地鼓励了我的写作。同时，我也要感谢尼科尔·高埃特、马特李、格林·凯斯勒、戴维·伊格内修斯、珍妮佛·唐、凯特·麦克纳马拉和拉瑞·唐宁为书的封底拍摄照片。埃里克·魏纳和莎伦·莫莎维，则在我长期孤独的写作中给予鼓励，而丹·威廉、考特尼·奥玛莱、马丁·拉格·科恩、凯伦·玛泽尔克维奇和兰德尔·罗森伯格则在远方为我加油。同样还有我的岳父母肯尼思和董美美。
我无法偿还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勇敢坚强的母亲布莉吉妲，培养了我对写作和国外事务的兴趣；坚定不移、深思熟虑的父亲保罗曾在我高中时，与我谈论过美国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也要感谢我的兄弟菲利普、姐姐朱丽叶，他们一生都在支持我。
在我写作的一年来，不断地被心烦意乱所困扰，常常大发脾气，我的孩子卡罗琳和尼古拉斯却对我宽容以待。那时，卡罗琳面临大学申请的激烈竞争，却仍然承担了本书的部分调查和摄影工作。尼古拉斯则以他对“二战”飞机的研究知识为基础，为我审查每日的写作内容。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安吉拉，如果没有她，这个项目以及我人生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她杰出的思维和无可挑剔的品位，帮我避免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她的爱和信赖，陪伴我走过最黯淡无光的黑夜；她以超人的力量，激励我跨过终点线。
感谢大家，愿我们友情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