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清晨，路面上有一堆堆残雪，法兰克·魏斯纳（Frank Wisner）口袋里的手机嗡嗡响。魏斯纳是一名律师和外交官，曾担任过美国驻埃及大使。此时，他手里握着一杆猎枪，眼睛对准上空。他正在纽约波基普西东面林地的丁香谷枪支俱乐部打野鸭子。这个俱乐部非常奢华，占地面积达4000英亩，吸引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等狩猎者过来这里打猎。打电话的人是魏斯纳在国务院当高级职业外交官时的老同事比尔·伯恩斯。手机信号接收不是很理想，但是魏斯纳还是在嘈杂的电流声中听到了足够的信息。接着他马上跳上车，狂飙70英里回到纽约城区的住处。伯恩斯说的是：“你能帮个忙，以总统的名义转达一个信息给穆巴拉克吗？国务卿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已步入古稀之年的魏斯纳直率而顽固。在其成年之时刚好是美国外交最动**的时期，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好！接下来的两天，他又分别跟伯恩斯、丹尼斯·罗斯、汤姆·多尼伦等交谈，确定了跟埃及任职已久的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会晤谈话脚本。这位总统突然遭到了民众的反抗，他请求与奥巴马通话10分钟，也确实得到了应允。魏斯纳跟伯恩斯说，他认同让穆巴拉克放松并下放权力的计划，但他反对取消美国军事援助的主张。“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伯恩斯当天早晨发邮件给希拉里时，强调了魏斯纳的观点，“这个国家需要在各种不确定性中求生，这么做只会在埃及武装部队和更大范围内引起恐慌。”
星期天，魏思纳被送到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停机坪的一个偏僻角落，登上蓝白相间的空军757飞往开罗。第二天上午10点抵达目的地之后，他直奔穆巴拉克的宫殿，一路两旁的街道都空****的，只有一辆坦克在圆形交叉路口守卫。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在门口等着他。苏莱曼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魏思纳担任大使时两人便相互熟知，当时苏莱曼负责埃及恐怖军事情报部门。现在他是穆巴拉克的得力助手。满脸不安的苏莱曼不断催促魏思纳说一说他带来的消息。但是魏思纳一直拒绝透露，直到走进宫殿才发现，原来埃及总统正躲在里面，拒绝回应反对者在开罗解放广场要求他下台的抗议示威。
“我从来就不是他的亲密朋友或者好伙伴，”魏思纳提及自己与这位用铁腕统治了埃及30年的人的关系时，如此说道。“过去，我有很多时间来‘对付'穆巴拉克。现在，我同样有很多时间。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美国的好朋友。但他在位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另当别论。”
据手下的两名官员说，魏思纳转达了奥巴马的两点意见：穆巴拉克不可以放任安全部队镇压示威者；且奥巴马已经为他制定了权力转移时间表。魏思纳重复了这两点意见，以确保穆巴拉克完全理解。两小时后，穆巴拉克保证街道上不会出现流血事件后，魏思纳离开宫殿。即使这位总统没说，魏思纳也清楚，穆巴拉克知道自己掌权的时间不多了。埃及领导人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让国家四分五裂。
魏斯纳回到美国大使馆后，针对这次会晤做了总结，并与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召开了电话会议。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魏斯纳这次访问的结果，但魏斯纳表示穆巴拉克还需要点时间来确定其最终定局。魏斯纳回到纽约之后的那个星期六，还在劝所有人耐心等待结果。截至那时，解放广场已经血流成河，有些亲穆巴拉克暴徒骑着马在抗议活动中横冲直撞，安全部队则对着人群开枪。魏斯纳通过卫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这是一个由世界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地缘政治的高级别会议（希拉里出席了该会议）。他告诫，美国不应该将穆巴拉克拉下台，在他任期终止的9月份来临之前的七个月，穆巴拉克还有重要作用。他说：“这是他写下自己政绩的机会。”
会议在19世纪的典雅拜耶里切酒店（Bayerischer Hof）召开。魏斯纳发表演讲的时候，希拉里和她的助手在其他地方参加会议。他们没有实时看到他的视讯简报。在那之后不久，杰克·沙利文走到附近的查尔斯酒店，向希拉里的记者团做简短的介绍。但一名记者从一部黑莓手机里念出魏斯纳的发言，沙利文脸色刷白。
当天下午，总统得知魏斯纳的言论，勃然大怒。在此四天前，一群年轻的助手担心奥巴马针对开罗解放广场上发生的**采取的措施不够强硬，给奥巴马施压；奥巴马原本打算慢慢“刺激”穆巴拉克的计划破灭了，转而要求穆巴拉克“立即”下台。就像他的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所说：“立即意味着从昨天开始。”但是他的大使却在慕尼黑宣布，“昨天”还有七个月才到。
希拉里的表现则更是为魏斯“慢节奏”的时间计划表提供了支持。她在会议上说，一次有序的政权转变需要通过宪法修订案、选举投票、建立政党以及在穆巴拉克30年的铁腕统治中选拔出可靠的反对派领导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此前一天，希拉里便跟沙利文说，她担心自己在公众面前就政权转移的事情给穆巴拉克施加了太多压力。“我担心我昨天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在赶他离开总统府，”希拉里在邮件里跟沙利文说。他回复称，与“立即交换政权”相比，提出“立即开启谈判”已经是国务卿很温和的语言了。
奥巴马的助手说，虽然奥巴马非常生气，但是他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飙脏话。相反，他的发言非常清楚，言辞非常中肯。“魏斯纳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的目的是什么？”他在希拉里搭乘飞机回美国之前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他说的内容跟我的不一样？”奥巴马让希拉里出面制止这些混乱的信息。
“他把我带进了一触即燃的境地。”希拉里后来写道。奥巴马打电话给希拉里的时候听起来非常愤慨，这也揭示了两人在面对美国如何应对第一次阿拉伯国家内部“重大起义”问题上存在的明显分歧。国务院根据白宫的指令，立即对魏思纳的说法予以否认。发言人表示，
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说的那番话，并不是以总统使者的身份。建议聘用魏思纳的比尔·伯恩斯，看到这位备受尊敬的前辈尽心尽职地执行“指令”却一败涂地之后，失望至极。白宫助手则从不忌讳做事后诸葛，啧啧地指责魏思纳与穆巴拉克走得太近。一名NSC顾问表示，他已经提出了派出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一名比魏思纳更强硬、更执拗的共和党外交官出任特使。希拉里的助手没有同意，并表示魏思纳一定会闭紧嘴巴。不过她的说法更加温和：魏思纳说她将自己与奥巴马的谈话内容都告诉了他，并对事情的结果表示遗憾。尽管魏思纳不是希拉里的人，但他曾经担任过她丈夫的美国驻印度大使，并与她的朋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有着长时间的友情。他们俩与奥巴马在霍尔布鲁克的追悼会上坐在一起。
四年后，魏思纳回想起这次不幸遭遇时，依然充满痛苦和遗憾。他对特使的义务非常敏感，坚持认为自己抓住了信件里的谈话要点。他与奥巴马不同步，那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时区，而且他没有察觉到总统的立场改变了多少。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慕尼黑的发言非常有效，只是有些失礼。但他也承认，白宫的判断没错，“解放广场事件”发展得太严重，已经无法实现正常有序的权力转移了。他沉默了一下，说：“有没有可能让穆巴拉克组织一个过渡政府，如果他想的话？还是说街上反抗人员的情绪太重？我想，为时已晚了吧。但正确的美国政策就是要寻找一个可靠的过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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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魏思纳的故事值得详细介绍，不是因为他对埃及的看法不正确（尽管他可能曾经正确过），而是因为他的故事在紧张局势和矛盾冲突中，为奥巴马和希拉里就应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设定了舞台。从埃及到巴林，再从也门到利比亚，奥巴马总统与他的国务卿努力调和价值观，让民主党的希望与地缘政治现实保持一致，而这一切都让他们围绕着进程的核心转个不停。他们在叙利亚问题中的“挣扎”程度达到了顶点，也让美国终结了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到21世纪最致命的战争中。
奥巴马和希拉里对这些动乱的反应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本能，以及他们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希拉里珍视对盟国的忠诚和安定；而奥巴马更担心自己没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希拉里相信美国有能力影响风雨飘摇的国家的事情；心存疑虑的奥巴马则限制了美国的干预程度。但他们并非一直固守己见。随着“起义”变得不再那么戏剧化，而是更加教派化时，奥巴马和希拉里的立场也发生了改变。
有时，他们的角色会互换。穆巴拉克的民主选举继任者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上任两年后，当埃及众将军将被带上镣铐时，身为理想主义者的奥巴马总统支持开罗解放广场上热切的年轻人，拒绝称之为“政变”。同样还是那位想与穆巴拉克保持紧密关系并力劝埃及选择有序权力移交过程的现实主义国务卿，说服奥巴马加入了风险巨大的NATO （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这是1949年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译者注）对利比亚的轰炸活动，阻止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对平民的大屠杀行动。
这一交错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景象，不仅掩盖了奥巴马与希拉里之间的分歧，还掩饰了两人的矛盾立场。希拉里担心埃及可能是她与奥巴马总统之间的第一项重大突破。但《纽约时报》准备报道穆巴拉克背后的故事时，希拉里发邮件给沙利文问道：“会讲到国务院与白宫的分歧吗？还是讲美国总统与国务卿的分歧？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她认为，阿拉伯觉醒运动（即阿拉伯之春）也许是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遇到的最大外交政策挑战，也是总统与国务卿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危机。这注定是他们的一场试验。开罗和班加西只用了六周的动**，就颠覆了美国30年来对中东地区的认知。中东专家兼美国发展中心资深成员布赖恩·卡图里斯（Brian Katulis）表示：“过去20到25年里，我们已经找到了方法来与埃及接触。但这次‘起义'在政策制定者眼前布下了尘雾。”
如果说白宫当局没警觉到这些事件，那肯定不是事实。早在前一年8月，奥巴马就已经下令其工作人员撰写报告，评估阿拉伯国家发生暴动或动乱的风险。这份18页的机密文件就是“总统研究指令—11”（Presidential Study Directive 11，简称PSD-11），它逐个国家进行分析，确定了埃及、约旦、也门和巴林等四个国家随时可能发生“民变”。该报告的撰写人分别是丹尼斯·罗斯、发展专家盖尔.史密斯（Gayle Smith）和当时还是NSC工作人员的萨曼莎·鲍威尔。萨蔓莎·鲍威尔说：“毫无疑问，埃及一直都在总统的考虑范围内。你已经掌握了埃及一系列景象中的所有未知数，而埃及是这个区域的主角。”
2011年1月13日，希拉里在海湾酋长国卡塔尔对阿拉伯领导人发表演讲时，也提到了革命的可能性。她告诫到：如果各位领导人不放宽政治制度、控制早已渗透整个社会的腐败，该区域将爆发动**和极端主义。她说：“该地区很多地方的政权根基正在以各种方式被侵蚀。”事实证明，这番话是她担任国务卿期间最有预见性的话。
从奥巴马进入白宫的第一天，开罗解放广场上发生的事件就让白宫发起了内部争论，而主题就是他将如何应对海外动乱。奥巴马本能地反对任何与乔治·W.布什的“自由国策”有关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那个政策在穆斯林看来非常严苛和伪善。2009年9月，奥巴马第一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提出了美国与世界合作的四大要素，但传播民主不在其中。
2009年6月，他没有为伊朗注定失败的“绿色革命”年轻先驱者发声。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称，美国不支持这些抗议者，是因为此举可能会影响其在国内的形象。但是这个决定让奥巴马的顾问不自在，尤其在伊朗政权派出戴着护目镜、拿着警棍的准军事人员到人群中驱赶抗议者时。
奥巴马的助手经常想将民主价值观念嵌入总统的演讲稿中去。在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表第一次演讲前的一个深夜，本·罗德斯和丹尼斯·麦克唐纳召集刚刚加入国家安委会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和俄罗斯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到华尔道夫，帮助拟定一些关于民主的最终演讲内容。麦克福尔刚刚出版其专著《为什么我们应该推进海外民主以及如何做》（Advancing Democracy Abroad：Why We Should and How We Can），这是一部促进民主宣言的作品，没有布什那种“我说了算”的单边主义。当奥巴马走进房间时，不知道总统也会参与讨论的麦克福尔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说服奥巴马在演讲中增加第五个要素。奥巴马回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世界很复杂，政权崩溃可能会造成冲突。但他同意在演讲稿中添加一句结语，总结美国人对普世价值的观念的信仰。
直到开罗演讲上，麦克福尔、罗德斯等其他助手才成功地在奥巴马的演讲稿里加入一些与民主相关的东西。那时，开罗解放广场上有成千上万人呼吁穆巴拉克下台，理想主义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国家有机会影响一场真正的革命，但他们必须先跨越一堵反对墙。希拉里、盖茨和拜登都敦促奥巴马不要把一个老朋友丢到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危险的核心地位。汤姆·多尼伦也这么认为，以色列和波斯湾一些人也打电话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撇开专制倾向不谈，穆巴拉克一直是稳定、可靠的盟友，并且已经兑现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私下，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时，希拉里往返于开罗和华盛顿时与穆巴拉克的妻子苏珊娜·穆巴拉克建立了友谊。
奥巴马的战争委员会组成人员迎合他的实用主义，而白宫的工作人员则会迎合他的历史意识。
希拉里和盖茨提起了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恐惧。那次革命与埃及这次“起义”一样，都源于民粹主义，也都被“毛拉”劫持，而“毛拉”更是将伊朗变成了受镇压的什叶派神权政体和美国难以和解的敌人。换句话说，阿亚图拉就相当于穆斯林兄弟会，奥巴马则相当于吉米·卡特。
麦克福尔认为，拿原本是独裁政治，后被美国培养成民主国家的菲律宾、智利或韩国等国家做类比，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奥巴马应该跟罗纳德·里根作对比，而不是卡特。罗德斯提到了胆大无畏的谷歌高管威尔·戈宁（Wael Ghonim），他在Facebook（脸书）上开了个账户传播一些关于游行示威的内容。他被穆巴拉克的警察拘留了11天，埃及电视台在他获释后对其进行了情感采访，让他成了开罗解放广场事件的代言人。如果不为他（指威尔?戈宁）这样的人战斗，奥巴马出任总统还有什么价值呢？
有时候，奥巴马的顶级顾问之间的争论还不如他们与奥巴马本人的争论那么激烈。当一群助手让他在抗议的嘈杂声中预测结果，他回答说：“我想让街上的孩子能赢，让那个谷歌公司的家伙做总统。我想，这应该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为了达到从中东地区抽离美国为目标而建立外交政策的目的，奥巴马竭力想了解这个动**的地区，但他的政府没帮上忙。虽然这个政府可以制作出像PSD-11这样的国家特定评估报告，但没有人能够说明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心想推动民主的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理想主义者对阿拉伯世界了解甚少。国务院近东事务局的阿拉伯专家墨守成规，缺乏想象力，他们将穆巴拉克的稳定性看得比一切都更重。中情局的中东分析人士没有预见到连锁反应。“起义”在多个国家造成了动**，席卷各国，一路从突尼斯延伸到叙利亚。晚上，奥巴马在住所里浏览了阿拉伯事务专家的博客，看了新闻网站，了解事情进展。他还会向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等记者试探口风。扎卡里亚当时说，这位总统“正在寻找方法撤退，编织全局”。
到了奥巴马编织好全局后，他依然对阿拉伯领导人嗤之以鼻，就像他2002年第一次出面反对伊拉克战争时一样。当时，他指出“我们所谓的中东盟友”，即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相比，更让是乔治·W.布什头痛。一名与他讨论过这个地区问题的人说：“他认为他们尚未开化。”
对于坚定地站在稳定阵营中的白宫参谋长比尔·戴利来说，有关埃及的辩论走向如何一清二楚。戴利说：“这位87岁的政治家老态龙钟，不再是手里拿着iPhone的年轻革命家了。”戴利的父亲理查德·贾利（Richard J. Daley）像一名法老一样统治了芝加哥21年，最后死在办公室。“从某些方面来说，穆巴拉克跟我父亲挺相像，是一个试图固守岗位的老政治家，而年轻人都在谋划着把他丢出去。”
到头来，扭转局势的不是年轻人，而是那些老人。2011年2月1日，穆巴拉克会见魏斯纳之后的第二天跟埃及人民对话时还是至高无上、目中无人和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我的国家，”他说道。他表示自己将不再连任，但会待到任期结束为止。“这是我生活、战斗和捍卫其主权和利益的土地，我甘愿在这片土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奥巴马在地下战情室与助手一起观看了穆巴拉克的演讲。与希拉里不一样，奥巴马对年轻时作为被暗杀的安瓦尔·萨达特的继任者穆巴拉克和他那位亲切的妻子没有任何共同的回忆，而且他觉得这位阿拉伯铁腕虚情假意、不可靠。他非常厌烦被要求打电话给穆巴拉克。
“我知道，你肯定不想让埃及陷入混乱吧，”奥巴马跟他说，“要怎么样你才能帮忙改变埃及？”
穆巴拉克回答道：“你不了解我的子民。但是我对他们非常了解。”“那我们明天好好谈一谈吧，”奥巴马敦促。“没必要谈了，”穆巴拉克说，“你等着瞧吧。不出几天，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从此之后，这两个人再也没有说过话了。奥巴马放下电话后，再次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手上握着一份关于埃及的声明，打算45分钟之后发布给美国人民。声明里包含了呼吁穆巴拉克下台的内容。他轮番询问了与会小组，希拉里、盖茨和拜登都建议他延缓发布声明。如果不延缓的话，就把呼吁穆巴拉克下台的那些话去掉。以罗德斯为首的后座议员则鼓励奥巴马放手去做。让所有人惊讶的是，约翰·布伦南竟然也支持放弃穆巴拉克。“他已经完蛋了，”布伦南如此说道。通常来说，一名总统不会当场宣布一项极其重大的决定。但是离他面对摄像镜头只有不到1个小时了，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奥巴马说，他本来计划向穆巴拉克喊话，呼吁这位美国30年的坚定联盟退位。但事情的发展太过头了，他唯一能握紧权力的方式就是不正当地使用武力。几分钟之后，奥巴马在白宫富丽堂皇的大厅发表了演讲，他说：“今晚，我想对穆巴拉克总统说，有秩序的权力让渡必须有意义，必须和平、安宁，必须从现在开始。”
九天之后，开罗和埃及的其他城市均发生血腥冲突，粉碎了埃及军队对穆巴拉克的支持。奥巴马在密歇根马奎特大学跟大学生听众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发展，”他说，“美国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支持埃及有秩序地、真正地向民主过渡。”白宫里的罗德斯、麦克福尔和萨曼莎·鲍威尔则为总统说了“埃及的民主”而庆贺。
“我们终于听到他说出了这个词”，他们当中一个人说道。第二天，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传来一个更大的胜利，宣布穆巴拉克（Mubarak）已经退位。志得意满的团队聚集在行政办公楼里麦克福尔的办公室内，看着开罗的半岛电视台里发狂的人群开酒畅饮。
那一刻，这个运动证明了贴有乐观标签的“阿拉伯之春”的正当性。就像奥巴马最喜欢的格言之一所说：“道德宇宙的弧度很长，但它最终导向正义。”然而，几个月不到，开罗解放广场上的诺言就枯萎了。
结果证明希拉里是对的，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的事情。经过了几十年的专制统治后，埃及并没有真正的政党组织。其最具凝聚力的反对派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这几十年来一直都受到了无情的压制。白宫表示，只要是有序权力让渡的一部分，他们愿意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麦克福尔的任务是学习其他权力过渡的经验，研究如何起草宪法、如何安排选举等。（罗斯戏谑地称他为“呆子董事会”的头。）但是埃及将军们对这些呆子的建议没有一丁点兴趣。他们没有等到新的政治团体出现，就安排了选举。可想而知，穆斯林兄弟会稳稳地赢得了选举。
为民主声援的奥巴马别无选择，只能支持获胜的党派及其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当时让少数西翼之外的人惊讶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马上采取民主改革措施。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没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所以饱受痛苦的埃及人认为他们和伊斯兰教徒站在一边。当希拉里于2012年7月再次访问开罗时，示威者用西红柿和鞋子拼命地砸她的车队，还边嘲讽地喊着“莫妮卡，莫妮卡……”，很显然，这些人利用克林顿的华府丑闻来奚落希拉里。
“我怎样才能改变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形象？”沮丧的希拉里问罗斯。希拉里的亲信说，事后看来，白宫参与辩论是错误的举动。不管奥巴马有没有否认穆巴拉克的政权，埃及军队都可能会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确切地说，奥巴马总统也没有获得多少抗议者的青睐，反而失去了在埃及和整个地区，特别是在波斯湾等重要选区的信誉。一名与希拉里共事的国务院高级官员说：“教训就是，你必须有备无患，因为你认为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实你没有完成。”
2013年7月，数以千计的反政府示威者再次涌入开罗解放广场，要求拿下穆尔西的首级。埃及军队不得不剥夺他那不幸的政府权力，将他丢进监狱，并下令对穆斯林兄弟会进行血腥镇压。广场发生了烟花爆炸，但据称归属于穆尔西的共和国卫队总部认为，是士兵向人群开了火，至少杀死了50人。第二天，奥巴马穿着卡其裤和深蓝色高尔夫球衫，在战情室里召集顾问，开始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将此次埃及军队罢黜总统称为“政变”。问题的核心所在是，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不合法的军事援助，这才让该军队有能力发动武装政变。
国务院最高律师玛莉·麦克里欧德表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一些官员告诫：如果切断对该区域的援助将会恶化其动**。即使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希拉里也拒绝让步，让人钦佩。最终，白宫决定对这件事没有必要下结论。“我们不将其称为‘政变’，但也不会说它不是一场‘政变’，只要不谈这件事就好了。”NSC发言人引用苏斯博士（Dr. Seuss）的话说道。奥巴马后来确实控制了一小部分援助，不过在2015年3月又恢复了所有援助，向埃及派出了10架F-16战斗机和20枚鱼叉导弹。埃及的将军们又重新掌权了，白宫继续放任他们，甚至不顾牺牲奥巴马两年前所倡导的民主价值。
白宫高级官员说：“没有人有精力去做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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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下台的四周前，希拉里·克林顿在卡塔尔面对满屋子冷漠的酋长们发表了一番冗长的演讲，主要讲关于即将到来的阿拉伯“民变”。但这番话似乎早就预料到了阿拉伯动**的第一年将要发生的一切。2011年1月初，第一批示威者前往开罗解放广场之前，希拉里就召见了下属工作人员，计划前往波斯湾进行访问。她告诉他们，她对该区域的变革速度感到沮丧，并想和那些领导人说一些话。1月13日凌晨两点，她和杰克·沙利文和演讲撰写人之一丹·施维林（Dan Schwerin），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室仔细研究一篇发言稿。他们对措辞非常谨慎，担心一不小心就会弄成陈词滥调或传达错误的信息。因此，哪怕是一个类似于“沙子”的词语该如何运用来做暗喻，都仔细推敲。（施维林建议用“没办法从流沙里爬出来”，最终，他们确定用“陷入一盘散沙中”。）希拉里不像奥巴马那样是一位妙趣横生的演说家。不过她也有惹眼的例外时刻，如1995年在北京妇联会议上的演讲，以及2008年那次掌声几乎震碎玻璃天花板的败选演讲，可惜还是没有达到奥巴马的高度。她的演讲充满了各种细目清单，并辅以习惯的搭配（在国务院的时候，我根本都数不清她到底说了几次“不仅……而且”）。
奥巴马也有陈腐的段子，经常将棘手的困境描述为一种“错误的选择”。比如，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错误选择”。（“这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希拉里的一名助手曾经跟我说，“而是一个实际的选择。”）
但当他在挪威奥斯陆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他在著名的埃德蒙德佩德斯大桥上发表了纪念民权游行“血腥星期日”50周年演讲，奥巴马表现出了极少数政客可以匹敌的演讲口才。
某次，当希拉里早上走进丽思卡尔顿酒店阴沉的宴会厅时，没有人会想到她的演讲会让听众感到惊讶。她的演讲对象是一个名为“未来论坛”的小组，主要是前来谈论政治改革的富裕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根据以往经验，在这样的聚会上说一些陈词滥调才是明智之举。不过，这一天的希拉里就像穿着灰袍、系着头巾的清教徒传道人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一样。因为当时是她在波斯湾四天访问的最后时刻，展示了阿拉伯世界的失败承诺。所以，她的演讲内容似乎更加掷地有声：从也门的中世纪专制，腰带里戴着传统弯曲匕首的男人冷酷地盯着她的车队穿过萨那老城区的砂岩小巷，到卡塔尔熙熙攘攘、自给自足的领地，人们仍然为赢得了2022年足球世界杯举办权而欢呼，很快就会雇佣一群实质为奴隶的劳动力在沙漠中建造体育场。
希拉里说：“那些坚持现状的人可能会暂时地缓解所在国家的问题造成的影响，但并非永久之计。如果领导人没有提出正面的愿景，让年轻人做有意义的奉献，就会有别人来填补这个真空。宗教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团体和其他以贫穷和绝望作为理由而采取掠夺手段的人正在外面等着，呼吁人们效忠他们，一起来改变不良现状。”
“所以，这是个关键时刻，”她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领导力考验。”希拉里斥责那些贪腐之人。她说：“作为一名外国人，要想在阿拉伯世界开办企业，你必须拿着钱找各式各样的人；要想开公司，先给钱吧；要想继续开下去？必须付钱给那些人；想出口产品，还是钱说了算。所以当你付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不是利润非常可观的冒险了。”
即使希拉里对“陷入一盘散沙之中”的说法正确，但因为陷入散沙的国家是美国的战略同盟，所以她更难控制合适的语气。她在卡塔尔发表抨击言论的一个月前，是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所在地巴林。这个领土极小的王国大部分人口都是什叶派，却由逊尼派统治，但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阿拉伯国家。卡塔尔当时已经开始逮捕律师和维权活动家，这些恰恰是大规模镇压的预兆。2010年12月3日在巴林的首都麦纳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林议会议员问希拉里有没有预测出镇压“民变”的迹象。“我是个乐观的人，”她回答，“所以我认为巴林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变化。”三个月后，巴林安全部队从一架直升机向明珠广场（Pearl Square）上的示威者开枪，明珠广场距离希拉里之前说话的地方不远。
那天早上希拉里在麦纳麦所做出的“正确”预测不止这一个。一名学生问她，将来是否会领导另外一个白宫。她笑着说：“国务卿可能会是我最后一个公职，卸任之后我可能要回到宣传工作，特别是代表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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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及发生“起义”时，正处理其邻国危机的奥巴马和希拉里几乎没有对埃及采取任何措施。利比亚东部的抗议活动爆发三周后，卡扎菲总统下令坦克部队对在古老的海滨城市班加西发动“起义”的人群进行镇压了。卡扎菲启动炮兵、飞机和船只，经过了一座又一座城市，直捣“叛军”据点。他还一度在班加西发誓，要像追赶老鼠一样挨家挨户追捕“叛军”。利比亚的处境则完全不一样。它既不是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没有明确的战略影响意义。其“起义”也开始于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抗议活动，却迅速蔓延成为内战，以地理位置和部落为阵线将整个国家分裂成为多个部分。自从罗纳德·里根时期便担任了总统的卡扎菲上校在这场变动中，就像卡通里的反面人物一样。不过他在2003年与乔治·W.布什签订协议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其实他在反基地组织战斗中的用处非常大），人们对他的好奇远远超过了对他的咒骂。利比亚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因而对欧洲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非常看重利比亚。他还因为两个月前法国前殖民地突尼斯的铁腕人物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al-Abidine BenAli）被罢黜而感到遗憾，从而想要重申自己的主张。
所有这一切没有要求美国采取军事干预政策，而且奥巴马和希拉里在最开始的时候保持一致的怀疑态度。希拉里像往常一样，对五角大楼的观点极度敏感，而鲍勃·盖茨压根就不相信军事行动。他认为利比亚不是美国的重要利益相关地，而且美国也不应该插手另一场与穆斯林国家有关的战争。盖茨在其任期接近尾声时对白宫非常不满，非常不耐烦，因为他认为白宫根本就不会吸取历史教训，总统也太容易受到身边的年轻政治助手的影响。“他们之前指责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犯了错，但他们在利比亚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告诉我，“那就是没有预料到赶走坏蛋之后会发生什么。”
盖茨得到了众指挥官的支持。前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说：“我们干涉的区域太远了，利比亚也是其中之一。”他还专门介绍了有关禁飞区的内容（应对卡扎菲最明显的短期方案），描述了五角大楼将如何发射炸弹和导弹，炸毁卡扎菲的雷达站点和指挥控制中心。马伦表示，这个方案代价昂贵，而且可能帮不到反对派的忙。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的退休空军部长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怀疑，是否真的有一支实际可行的反叛武力值得美国去支持。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霍斯·卡特赖特（Hoss Cartwright）则对干预行动持开放态度，只要求能证明卡扎菲正在移动他的化学武器库存。（卡扎菲手里仍然持有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阿拉伯之春的各国“民变”起义让国际社会监督他销毁武器的进程被打断了。）
2011年3月10日，希拉里告诉国会，如果美国在没有国际社会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利比亚，就会引发冲突，而且可能升级成不可预测的事件。“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她说。然而，她丈夫并不这么认为。比尔·克林顿当天在纽约举行的妇女大会上表示，他赞成在禁飞区施加压力。“没有人想在利比亚看到一场军备竞赛，”他说，“但这是不公平的竞赛。”奥巴马的助手很愤怒。他们让戴利给他的前上司戴上“口罩”，后者因为在克林顿内阁待过而被奥巴马的助手视为比尔·克林顿事务处理员。
然而，那时的希拉里听取了许多其他人对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2月21日，她的朋友西德尼·布鲁门多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她，指出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欧文正要求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你怎么看？”她问杰克·沙利文。3月3日，白宫在参议院的最忠实辩护人约翰·克里，计划用一场预算听证会来给希拉里施压，支持禁飞区。他说：“飞机随时可能被炸毁或袭击的时候，国际社会不能只在旁边观望。”凯利得到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支持，后者一直严厉谴责奥巴马的优柔寡断和不作为。但他却接到了国务院高级官员打来的扫兴电话。
2011年2月和3月，希拉里往返于日内瓦、巴黎、罗马和伦敦之间，出席各种与利比亚问题有关的紧急会议。英国的戴维·卡梅伦（Nicolas Sarkozy），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和法国的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等人不停地催促她赶紧加入北约组织行动。3月14日，在巴黎一次巴基斯坦与八国集团外交部部长举行的晚餐会议上，华盛顿官员的犹豫不决令人吃惊。欧洲代表盯着希拉里，一个接一个地呼吁美国要采取行动。“真可悲，”意大利外交部长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气急败坏地说，“我们需要领导，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希拉里的助手徒劳地翻阅着手里的黑莓手机，等待白宫的新指示。轮到希拉里发言的时候，她必须搏一把了。“我同意弗兰科的说法，”她说，“情况确实很危急。”
不过，事情出现了转机。晚上十点，希拉里与这位外交部部长共进晚餐后，会见了卡扎菲政权的前经济官员马哈茂德·杰布里（Mahmoud Jibril），利比亚参战反对派的领导者。会议由法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主持。莱维已经把利比亚问题变成了著名的事件，他在起义的**时期搭乘一个蔬菜小贩的卡车前往埃及。他后来还向反叛领导人介绍了萨科齐。凭借他的推销天赋和大量的“恶意”批评者，莱维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份跟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华盛顿的政治专家身份别无二致。希拉里为之折服了，称他为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个性人物，留着长波浪头发，衬衫几乎敞开到他的肚脐上。”她对他的赏识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还在18个月后让助手复刻莱维那部有关利比亚内战的纪录片《托布鲁克誓言》（The Oath of Tobruk），萨科齐在片子里面大大赞赏了希拉里的作用。希拉里写道：“我以为是哈维·韦恩斯坦（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美国著名电影制作人——译者注）制作了这部纪录片，并在去年春天的戛纳电影节播放了这部片子。”
盖茨认为希拉里的内心变化并没有那么戏剧化。“我的意思是，她一直都试着给我们的盟友做更多地反应。”他告诉我。无论怎样，她在会议结束后进入了战情室。她向奥巴马报告说，欧洲代表准备实施北约行动，阿拉伯人则告诉她说他们会参加这个行动。而根据她从反对派领导人的身上观察到的结果，他们值得美国提供支持。
离职前一天，希拉里接受了我的同事迈克尔·戈登（Michael Gordon）和我的采访，她说：“我遇到了他们，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就能回去对总统说，‘这些人可以指望，你可以把赌注压在他们身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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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是否支持北约组织对利比亚采取行动的这场辩论留给了历史。
对希拉里来说，这件事让她想起巴尔干地区事件，她丈夫担任总统时因为没有对巴尔干地区采取行动而让欧洲在头两年率先发挥了领导作用。直到1995年7月，冲突发生了转移，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波黑塞族军警以及南联盟派出的军警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在接下来的11天时间里对当地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进行了杀戮。——译者注）终于让比尔·克林顿抓住机会，获得了整个事件的控制权。比尔实施了“北约空袭”，派出两万地面部队，并派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总的来说，欧洲人都感谢比尔。“他们抱怨说我们掌控了代顿。”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在1995年12月写给希拉里的一份私人备忘录中写道：“但是他们肯定知道，如果不这么做，‘代顿协议'就签署不了了。”
对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来说，这像是卢旺达挥之不散的“鬼魂”在脑海里不断闪现。1994年，28岁的她还是比尔·克林顿在国家安委会的助手。当胡图人手持大砍刀杀害了80万图西人时，美国袖手旁观。克林顿后来说，没有能防止这次大屠杀是他任职总统期间最大的后悔。更丢脸的是，是否干预大屠杀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在国家安委会的最高层中提起过。其工作内容包括“维和行动”的赖斯质疑是否应该给卢旺达事件加上“种族灭绝”一词，因为这个词可能使总统在中期选举中陷入尴尬，她放弃了。几年后，赖斯告诉萨曼莎·鲍威尔（当时的总统助理），并在《大西洋月刊》上说：“我发誓，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危机，哪怕因此背黑锅而下地狱，被火烤而灵魂得不到拯救。”
在情况室的后座议员席上，鲍威尔表达了最热切，坚定不移的干预主张。她认为，美国有道德义务来保护那些即将被卡扎菲部队灭绝的63万班加西人。鲍威尔重点强调了一项外交政策原则——“保护责任”（保护责任：简称为“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保护责任意指国家有保护其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等严重危害的义务，如果一国没有能力行使此义务，则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人民。——译者注），呼吁各国采取干预行动，以防止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暴行。这个概念的萌生与卢旺达和巴尔干地区的微弱对抗能力有关。该概念2005年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但有美国仍然一些右翼人士蔑视该议题，认为这是对美国主权的威胁。
起初，奥巴马在演讲中发怒。据一名与会的人说，奥巴马厉声斥责鲍威尔：“这不是给你的书撰写新篇章。”但鲍威尔坚持自己的主张。当奥巴马总统提出加入北约行动后，他的言行开始更加接近“R2P”精神了。“漠视美国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更严重的是——漠视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人类同胞的责任，将会是对我们人类同胞本性的背叛。”2011年3月28日，奥巴马在全美演讲中如是说。“有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暴行可能会视而不见。但美利坚合众国不一样。”这是奥巴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R2P”精神相“吻合”。
一些新闻报道将利比亚称为典型的性别之战，其中专栏作家莫琳·道（Maureen Dowd）就将鲍威尔、赖斯和希拉里并列称为“三女武神”（三女武神（the three Valkyries）：引导英灵的死神，北欧神话英灵殿中挑选亡者的女神。——译者注），对应极不情愿的男性——奥巴马、拜登、马伦、达利、布伦南和多尼伦等。希拉里在她的书里除了提到过鲍威尔和赖斯都支持采取干涉行动之外，一个字都没提到性别鸿沟。有一种解释是，这并非单纯的性别鸿沟，因为本·罗德斯以及后来担任了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托尼·布林根（Tony Blinken）也都支持这项军事行动。
更大的可能是，“三女武神”是由关系紧张的三姐妹所组成。从鲍威尔和赖斯在2008年站到了奥巴马那一边开始，与希拉里的关系就非常冷淡。鲍威尔甚至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指责希拉里是一个怪物。她说：“从那天以后，我每天都在后悔。”2013年，她在NBC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已经采取了行动来弥补后悔，她还在霍尔布鲁克的斡旋下与希拉里会面，并请求希拉里原谅自己。（她与希拉里之间恢复了礼貌，但还算不上亲密。）而赖斯，作为一名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样的人，她与希拉里之间没有单方面的关系破裂。她在国务院有一间办公室，而且大部分周五都会在那边工作，经常会在国务院碰到希拉里，所以她也在与希拉里在华盛顿的家人接触更多。一名原白宫成员说，但是在希拉里看来，“赖斯是为国务院服务，不是我。”
男性和女性同僚们各执一词让奥巴马看起来非常被动，他常常受到身边声音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愿意在辩论结束之前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希拉里的强力推动，也许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行动。也就是说，他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态度与对待埃及和叙利亚问题的态度完全不一样。2011年3月15日下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将采取行动，但对这个选择不甚满意。
他同意盖茨的观点，即建立禁飞区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但他没有拿这个作为借口避免军事行动，而是让后座议员除外的所有战时内阁成员于晚上九点再次开个会，希望他们能在会上提出更好的建议。
“改变一切吧，”他跟团队如此说道。奥巴马和他的助手在后来的会议上越来越确定，英国和法国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他们讨论了是否弃权甚至否决他们的主张。但随后，奥巴马决定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即一旦美国撤出在利比亚防空体系的导弹，北约战机将轰炸卡扎菲的坦克和卡车，阻止卡扎菲对班加西的进攻。这么一来，禁飞区将成为禁驶区。他命令苏珊·赖斯获得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
当奥巴马挺起腰杆的时候，赖斯和欧洲人在联合国发生了争吵。他们告诉她，不管美国参不参与，他们都会采取行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赖斯前去法国大使杰拉德·阿罗德（Gérard Araud）的车里，向他问好。她说：“你不要把我们拖进你们那些恶心的战争里。”阿罗德同样尖锐地回答说，法国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公司”的子公司。晚上11点，奥巴马决定退出北约行动后，赖斯再次跟这名法国人说：“好的，我们走了。”
赖斯的前助手坚称赖斯并不回避军事行动，只是不支持设置欧式禁飞区，因为白宫认为没有多大用处；阿罗德的解释是，美国对欧洲必定采取行动感到沮丧。无论现实如何，赖斯巧妙地在安理会用了点计谋，以10-0的投票比赢得了这场争论。俄方弃权，弗拉基米尔·普京后来还谴责空袭是西方的“中世纪运动”。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他的总统生涯，甚至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未来和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获得了更广泛权力，北约将行动从快速的人道主义袭击转变为长期军事行动，而这恰恰就是奥巴马在竞选时反对的举措并在入主白宫后极力避免的方案。北约联盟的轰炸袭击持续了七个月，最终在2011年10月22日，反政府军从卡扎菲上校位于苏尔特的家附近的排污管将他逼出来并杀死，方才告一段落。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2011年5月告诉《纽约客》的雷恩·利兹（Ryan Lizza），英、法飞机轰炸卡扎菲卫队这项任务的目的就是要将奥巴马“在幕后指挥”变为“前台主演”。美国已经提供了包括导弹驱逐舰和核攻击潜艇在内的11艘船，以及B-2轰炸机和F-16战机等数十架飞机，所以白宫对这句话里所暗示的软弱表示不满。当时有一点让人不大理解，那就是奥巴马总统划定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是为了控制美国的武装盟友对美国的期望，也是为了控制美国的战时官僚主义。
在五角大楼、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油地毡走廊上，中层官员听到北约联盟采取行动时都纷纷击掌以示庆贺。眼睁睁地看着伊拉克和阿富汗从指尖溜走，他们将利比亚看作是另一次让国家建设走上正道的机会。没有了奥巴马设定的限制，政府的机构绷得紧紧的，其干预机制也开始运转了。曾经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工作的国务院前负责人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说：“‘不部署任何兵力’阻止了美国采取惯常的举措。”暗指美国国家开发署的专家、财政部和其他相关机构都将随着部队进入利比亚，“更何况，这是一场持续的战争。”
即使有这些限制条件，这项任务的快速发展也让人震惊。截止到3月底，“行动”开始不到两周时间，美国就已经发射了近200枚战斧巡航导弹、进行了370次袭击、投下455枚精确制导武器。此外，美国正在拦截利比亚的无线电通讯，实施一场心理战；在阿拉伯各国和英、法等地广泛传播信息，鼓励利比亚士兵起来反抗卡扎菲，放弃坚守的岗位。
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说自己决定采取行动，是因为他认为美国有“独特的能力”来遏制大屠杀。任务的目的是保护利比亚人民免遭“紧急危机”，并建立禁飞区。“但将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至政权更迭是一个错误，”奥巴马说：“如果我们想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我们的联军将分裂。我们可能不得不派遣美军地面部队来完成使命，或冒着许多平民在空袭中丧生的危险。美国军人面临的危险将大得多，接下来的“成本”和责任也会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