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弗瑞

骑士团机构及其起源

在11世纪晚期与12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生活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而骑士团的出现正体现出这种多样化的趋势。骑士团需要遵循严格的纪律，这些纪律与现存的修道院制度非常相似，而它们基本上也是以此为蓝本制定的。与修士们的情况有一些不同，骑士团成员虽然过着类似的宗教生活，但同时他们还要拿起武器，在战场上打打杀杀。骑士团成员主要为一般信徒，也有教士存在，但领导权大多掌握在一般信徒手中。在较为重要的骑士团中，成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骑士，另一类是军士，后者由武装军士与非武装军士组成。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这些成员之外，许多骑士团里还有女性成员，不过她们并不参与任何军事活动。

历史上第一个骑士团就是圣殿骑士团。它大约在1120年始建于耶路撒冷，得名于其总部所在地——所罗门圣殿。圣殿骑士团最初成立时旨在为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提供保护，但在几年之内，它便成为基督徒用以抵抗穆斯林的军事力量之一。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起后不久，很多人踏上了朝圣之旅，其中不乏大量作家。从他们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显然并不安全。与此同时，在12世纪早期，定居在东部拉丁的统治者们也缺少相应的军事保护，而骑士团在完成他们任务的同时，恰好满足了人们对安全的需求。

有些学者认为，基督教社会的骑士团组织其实是模仿穆斯林的“安养院”（ribat）而建立的。我们可以将安养院理解为一个带有武装防御功能的修道院，其内部成员过着一种宗教与武装相结合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拿起武器抵抗伊斯兰世界的敌人。然而，两者却有很大的区别：安养院成员的服役期相对较短，在这方面他们更接近十字军，而非骑士团成员。此外，似乎那些于12世纪早期居住在耶路撒冷王国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类穆斯林机构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可以将骑士团视为当时基督教社会的产物。只要目的正当，动用武力也可被视作一种救赎，甚至是一种善举。这样的想法已经被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因此对于一般信徒而言，以这种方式度过自己的宗教生活显然是可以接受的。禁止使用暴力是基督教的经典法规，在一些人看来，它是只适用于神职人员的，对骑士团的发展则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人们曾对这类新型机构的建立提出过质疑。一封写于圣殿骑士团成立之初的信中曾提到，甚至骑士团内部的一些成员，对于自己的岗位职责也会感到没有把握。这部分可以归因于中世纪人们的思维习惯，即对任何新兴事物心存疑虑。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相较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而建立起来的机构，骑士团还差得很远，这是人们对骑士团更深层次的担忧。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秉持着暴力有罪论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是暴力，不论它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一种罪恶。对于这个新机构的批评主要来自这个立场，而这种立场也正是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铎在他支持圣殿骑士团的书——《新军荣誉赞》（De laude novae miliriae）——中所极力反驳的。然而，虽然有人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但在不久之后，圣殿骑士团迅速得到了教会的全方位肯定。在1129年召开的特鲁瓦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oyes）上，与会者就圣殿骑士团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将骑士团需要遵守的准则形成条文，这从会议记录中能够得到明确证实。从这个时候起，骑士团便从西方各个国家得到赞助，这个趋势发展迅速，以至于在几年之内，骑士团就在西方许多地方建立了下属修道院。

虽然圣殿骑士团的建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圣地”，没有其他机构效仿他们而建立新的骑士团体，当然有一些已经在耶路撒冷王国存在的宗教团体在逐步向骑士团的方向转化。圣约翰医院（Hospital of St John）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便已在耶路撒冷成立，12世纪30年代中期，这所旨在帮助穷人与病人的医院慢慢肩负起了一些军事职责。然而，医院骑士团在当时是否已经拿起了武器并参与军事活动，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达成统一。条顿骑士团由一所德意志医院发展而来，这所医院在阿卡，建立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大致在同一时期，普通教士的修会在不久之后演变成了阿卡的圣托马斯修会。这两个机构的转变分别发生于1198年与13世纪20年代。至于圣拉撒路麻风病医院是在何时开始承担军事职责的，学界对此还不是很清楚，在现存的资料中，第一次提到这所医院是在1142年。骑士团成员早期参与的军事活动包括1244年的拉佛比战役。

从现存的史料中，我们很难找到这些机构发生转变的具体原因。很明显，圣殿骑士团是一个先例，但为什么要追随这个先例实现转变却并不明朗。在这背后，一定有某些因素起了作用，例如阿卡的圣托马斯修会之所以向军事化方向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勒罗什（Peter de Les Roches），当时修会的势力正在减弱，而他本人恰巧身处东部拉丁。除了这个特例外，其中一定还有某些更加普遍的因素。在我们所谈及的机构中，除阿卡的圣托马斯修会以外，可能存在着拥有战斗能力的成员，其中大概还有一部分是受到了外界的鼓励，敦促他们尽快动用武力，毕竟“圣地”长期缺少战士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骑士团最早诞生于“圣地”，但不久之后，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在西班牙，最先拿起武器的骑士团是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他们一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原因非常简单，这里不但可以满足他们的收入，还能解决招募新兵的问题。1143年，巴塞罗那伯爵劝说圣殿骑士团加入其收复失地运动中，而在12世纪中叶，医院骑士团已经参与到抵抗异教徒的斗争中。在12世纪的第三个25年，出现了一系列本土的骑士团——1158年，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骑士团成立于卡斯蒂利亚；1170年，圣地亚哥骑士团成立于莱昂。蒙特高迪奥（Montegaudio）骑士团大致成立于1173年，主要活动于阿拉贡地区；到了1176年，阿维什（Avis）骑士团在葡萄牙成立；而阿尔坎塔拉（Alcántara）骑士团的前身——圣胡利安·德·佩雷罗（San Julián de Pereiro）修会——也在莱昂王国出现。从12世纪70年代到1300年，西班牙只出现了两个骑士团机构，一个是创办于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的阿尔法玛的圣乔治修会（order of San Jorge de Alfama），另一个是创建于13世纪70年代的西班牙的圣马利亚修会（order of Santa María de Espaa）。这几个西班牙组织在成立之初便是骑士团，均是模仿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建立而成的。在对这些机构的成立做进一步解释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们的创始人及最早的成员构成（例如，蒙特高迪奥骑士团的创始人，其实早先是圣地亚哥骑士团的成员，因对圣地亚哥骑士团心存不满，才创建了蒙特高迪奥骑士团），以及支持这些机构的西班牙国王的态度。西班牙那些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显然希望能够得到大陆的军事援助，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当然也会大力支持西班牙的圣马利亚修会，这样他便能获取海军的帮助，尤其是在就直布罗陀海峡的管辖问题同伊斯兰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成立与圣殿骑士团有关。卡拉特拉瓦城堡原本属于圣殿骑士团，但他们没能守住城堡，由此才有了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出现。本土的骑士团享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们不必将自己的部分收入上缴给“圣地”。与此同时，统治者通过对大量此类机构的支持，可以避免某个单一机构的势力过于强大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考量大概也可以用于解释阿拉贡的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对蒙特高迪奥骑士团的偏袒。西班牙的统治者一开始大概是想利用这些本土机构，来抵抗他们那些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对手，虽然几大骑士团势力在整个半岛迅速壮大，但对于发生在几位基督教国王之间的冲突，它们却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虽然有王室的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骑士团都能够繁荣发展。例如，蒙特高迪奥骑士团先是在1188年同位于特鲁埃尔（Teruel）的圣救世主医院（hospital of the Holy Redeemer）合并，之后又在1196年同圣殿骑士团联合在一起。虽然一些修会成员拒绝接受这种联盟形式，并在卡斯蒂利亚塔霍河（Tagus）流域的蒙弗拉格（Monfrag?e）自行建立了新的组织，然而不久之后，这个组织就被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吞并了。蒙特高迪奥骑士团与蒙弗拉格修会之所以联合，是由于各自机构内部的问题；而西班牙的圣马利亚修会与圣地亚哥骑士团的结合，则是后者在莫克林（Moclín）战役中的失败导致的。其他西班牙本土的骑士团也都存活下来，甚至在逐渐扩大，但它们的势力范围却一直没有延伸到半岛之外。虽然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不论北非还是“圣地”，甚至远至波罗的海地区，但这些计划都没能真正落实。

与西班牙不同的是，在欧洲大陆，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并不是首个拿起武器的组织。在13世纪早期，军事力量主要来源于条顿骑士团以及一些新成立的机构。这些骑士团在征服普鲁士与利沃尼亚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经历了许多阻碍与反抗，但两地最终在13世纪末屈服。成立宝剑骑士团（Swordbrethren）与多布任（Dobrin）骑士团的原始目的，是向传教活动提供保护与援助——前者1202年在阿尔伯特（Albert）主教的支持下建立于利沃尼亚，后者的发起人是普鲁士主教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与波兰的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Conrad of Masovia），大致在1228年创建于普鲁士，而两者在13世纪30年代都同条顿骑士团联合为一体。

条顿骑士团在欧洲的扩张始于1211年，当时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将布尔岑兰（Burzenland）地区交给了这个骑士团组织，布尔岑兰坐落于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直面异教徒库曼人（Cumans）。条顿骑士团不断壮大，其势力范围堪比“圣地”的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相较于这两个久享盛誉的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的控制范围似乎更大。然而，安德鲁二世却在1225年将条顿骑士团驱逐出境，这显然是因为骑士团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受这位匈牙利国王的控制了。而大约在同一时期，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迫于普鲁士人的压力，将库尔莫兰（Culmerland）地区交给了条顿骑士团。之后的谈判（皇帝腓特烈二世也参与其中）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建立其坚实且独立的立足之地铺平了道路。在1230年左右，条顿骑士团开始参与抵抗普鲁士人的运动，并在此后的10年中同宝剑骑士团联合，它的势力还扩展到了利沃尼亚，但显然不如其在普鲁士那么深入。

在欧洲大陆，虽然条顿骑士团似乎以这样的方式成为唯一在前线征战的骑士团，但依然有一个地方为其他组织提供了机会。由于条顿骑士团已经被匈牙利驱逐，并在普鲁士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匈牙利与波兰的统治者不得不向别处寻求军事支持。1237年，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曾试图在位于布格河（Bug）流域的德罗希钦城堡（Drohiczyn）重建多布任骑士团，但并未成功。到13世纪50年代，条顿骑士团的势力已蔓延到波兰东部边境城镇武库夫（Luk?w），但它似乎没有在这里长久驻扎的打算。1247年，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ela IV）将瑟韦林（Severin）地区交给医院骑士团管理，这片区域从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医院骑士团同样没有选择长期驻守在这里。

贝拉四世希望医院骑士团不仅仅是与异教徒进行对抗，他还期望他们能够抵抗教派分裂分子的势力。虽然这类军事援助并非随要随到，但在更加靠南的地区，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的确为抵抗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做出了不少贡献。这发生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随着13世纪针对基督教反对派的十字军运动日益高涨，将抵抗希腊人视作骑士团的主要功能也就不那么稀奇了。13世纪，骑士团的军事功能在不断扩大，既可以用来抵抗异教徒与教会的敌人，还可以平息那些扰乱西方基督教世界和平的破坏者。教皇曾多次敦促骑士团前去干涉塞浦路斯与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纷争，1267年，克雷芒四世（Clement IV）则希望医院骑士团能够援助安茹的查理，以抵抗意大利南部最后一位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继任者。为了同异教徒作战，人们也曾试图在法国南部建立新的骑士团。然而，这些尝试都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只有意大利的仁慈圣母马利亚修会（Order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的历史相对较长。这支修会成立于1261年，其建立之初，旨在维护基督教的信仰与自由，并平息内部的纷争。但像这样的功能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在整个12世纪与13世纪，骑士团的主要作用是与非基督徒作战，其主战场多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边境地区。

军事作用

在几大骑士团当中，执行军事任务的主要是骑士与武装军士。在军事事务上，两者的区分并非体现在各自所从事事务的种类上，更多的是在程度上。相较于军士，骑士的盔甲更加精良，每人允许享有三至四匹坐骑，而军士则只能有一匹。虽然武装军士常常被当作步兵使用，但他们与骑士的武器装备却非常相似——他们从不会像在某些穆斯林军队里那样被视为轻骑兵。这些人构成一个骑士团的常备军，然而他们有时也需要一些非常备军的援助，这类非常备军或为骑士团提供军事服务，或为他们处理个人的日常生活事务，他们只在某个特别时段为骑士团服役；在“圣地”，充当类似角色的人想必是从西方过来的十字军成员。在圣殿骑士团的内部制度中，只有三条会对这些人形成制约，而此类军事援助一直持续到13世纪。之后，骑士团仍然需要下属提供相应的军事援助，但在某些区域，他们则不得不雇用雇佣兵。在“圣地”有许多收取报酬的军队组织，其中就包括“图尔科波利斯”（turcopoles）。这是一支从当地人中征召选拔出来的军队，在个别情况下，会为他们配备坐骑和弓箭。

其实在所有的战争前线，骑士团的分遣队只是众多基督教势力中的一个元素而已，相较于在西班牙，他们在叙利亚与波罗的海地区能够享有更加独立的地位。就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而言，其领导权掌握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统治者手中，他们力图对一切军事事务施行严格管控。西班牙出台了许多针对骑士团的法令，其中申明骑士团是否动用武力，其决定权掌握在国王的手中，虽然这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但骑士团基本上还是遵循这一管理模式。西班牙的国王们这么做并不是要阻止所有的军事倡议，而骑士团也的确自行发起过远征运动——例如，根据史料记载，圣地亚哥骑士团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曾在13世纪20年代晚期到30年代早期攻占了许多穆斯林城堡，但这些活动必须遵守皇家的政策。在东方，情况却恰恰相反。1168年，安条克的博希蒙德三世（Bohemond III）任由医院骑士团发动战争，之后又同敌方商讨停战协议，博希蒙德三世甚至还保证会遵守双方签署的停战条件。亚美尼亚的利奥二世在1210年也曾向骑士团许下过类似的承诺。像这样的让步行为，我们在12世纪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资料中是根本找不到的，但君主的权威却在不断滑落，这使得骑士团在13世纪找到了壮大自身的政治机会，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尤为突出。在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在北方采取了极具侵略性的政策，这使他们从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手中收取到大量贡金。在南方，他们的势力延伸至埃及与大马士革，到了世纪末，当埃及马穆鲁克的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他们又与入侵者就停战事宜进行协商。而在波罗的海地区，骑士团的行动也越来越不受限制，他们在那里能够享受到最大的自由。在普鲁士，没有任何更强大的力量能够对条顿骑士团形成制约，而在利沃尼亚，虽然宝剑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在理论上并不拥有完全独立的状态，但在战场上，还没有哪股力量能够超越他们的威力。在描述13世纪早期的宝剑骑士团团长的时候，利沃尼亚的亨利（Henry of Livonia）曾写道：“他为吾主而战，在每一场战役中，他所带领并指挥的军队都是上帝的军队，无论（里加）主教是否在场。”

骑士团在多个战场前线奋勇杀敌，而这些战役的目的与战术也都各不相同。叙利亚与西班牙的保卫战，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土地的自治权，而非迫使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征服波罗的海地区则是为了净化异教徒。在战术方面，波罗的海地区的运动也与其他战役非常不同——通常要等到冬天才能开战。因为到那个时候，沼泽与河流都已结冰，战士行动会更加方便。在所有的战争前线，骑士团都将火力集中在陆地战场上，即便是西班牙的圣马利亚修会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海战之中；直到13世纪晚期，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才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发展起自己强大的海军舰队。

在陆地战中，骑士团的任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保卫堡垒，另一方面是在战场上作战。在12世纪，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许多城堡被交托到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手中，有的是赠予的，有的是卖给骑士团的。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统治者与贵族们缺乏足够的人力与资源来守卫这些城堡。1180年，在东方估计有25座城堡是由医院骑士团负责防卫的。在1150年以前，医院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就已经分别控制了位于耶路撒冷王国南部边境附近的贝特·吉布林与加沙，而在他们所掌握的小型防御工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堡垒，它们位于朝圣之路的沿途地区，为那些前往耶路撒冷与约旦地区的朝圣者提供庇护。在12世纪，与耶路撒冷王国相比，这两个骑士团在叙利亚北部所拥有的城堡要更多。1144年，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二世（Raymond II）将几座堡垒托付给医院骑士团，其中就包括骑士堡（位于雷蒙德二世所统治的伯国的东部边境）。在安条克公国北部，圣殿骑士团则负责守卫马努斯山脉的边境地区，公国范围内所有属于医院骑士团的城堡中，最为重要的一座当数马尔加特堡。这座城堡是在1186年由它的前领主亲手交给骑士团的，这位领主当时“意识到，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他自己不能再继续控制这座城堡了，一方面是因为维持城堡所需要的开销过于庞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与异教徒之间的距离太近了”。哈丁战役之后，这些城堡大多数被攻陷，然而在这之后，其中的一些又被基督徒收复。在13世纪，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新获得了一些堡垒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则主要承担起了城堡的驻守任务，尤其是在阿卡腹地。防守城堡的重担正源源不断地压在骑士团肩上。

骑士团的职责不单单是为保卫城堡出人出力，他们还要负责修建新的堡垒，以及修缮与扩建旧的堡垒。圣殿骑士团开展的工程包括佩勒兰堡与萨法德地区的堡垒建筑，前者在1217年或1218年建于沿海地区，而后者则重建于从穆斯林手中收复此地（1240年）之后。除了新建城堡（如贝尔沃城堡），医院骑士团还扩建了骑士堡，他们在12世纪与13世纪为城堡加盖了外围的城郭。

在西班牙，对于此类建设工程的细节，我们虽然知道得很少，但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边境的大量城堡显然是在骑士团的指挥下修建完成的。在12世纪，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都非常依赖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保护，阿方索二世曾企图强化蒙特高迪奥骑士团在阿拉贡南部的影响力，但以失败告终。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James I）在13世纪中期夺取了巴伦西亚王国的南部地区，这位国王更加偏爱圣地亚哥骑士团。在半岛的另一边，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况。在12世纪，葡萄牙的统治者们虽然会利用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势力，但到了13世纪，西班牙的骑士团却更受偏爱，尤其是阿维什骑士团与圣地亚哥骑士团。在半岛中部，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一直都依赖西班牙的骑士团——尤其是卡拉特拉瓦骑士团与圣地亚哥骑士团，在城堡前线为王国提供保护。

在波罗的海地区，随着土地被不断征服，骑士团的建设工程也在陆续展开。例如，当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沿着维斯瓦河（Vistula）与弗里舍湖（Frisches Haff）向前挺进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而在利沃尼亚，骑士团同样为城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两个地区，异教徒原来的木质建筑大部分被烧毁，骑士团建设了防御工事作为替换。虽然大多也不过是木质或土质建筑，但工艺更加先进，结构规范，砖块的使用也开始变得日益广泛。

我们不能轻易推断，骑士团所建设的城堡都是由大批的守备部队守卫。1255年，医院骑士团曾声称，他们要在骑士堡安插60名骑士，也有史料记载，要想驻守萨法德，起码要动用80名圣殿骑士团成员。然而在具备可信性的证据中，这两个数据的说法是相对较多的。实际驻防在城堡中的骑士团成员人数并不多，尤其是在西班牙与波罗的海地区。一位编年史学者曾写道，1231年，在条顿骑士团完成了索伦（Thorn，位于维斯瓦河地区）的防御工事之后，只有7位成员留守在那里。而在一些小型城堡中，甚至都没有长期的守备军。

保卫城堡的骑士团成员常常需要辅助军队援助，其中就包括周围地区的附庸。不过，若想获得当地臣民的援助，西方人首先要在这里定居，这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一些边境地区，基督徒若想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当地定居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虽然在叙利亚，骑士团定居在自己领土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西班牙，骑士团通常会将当地的定居者吸引到他们的领地，使之成为附庸。骑士团会为附庸发布定居特许状，这有大量相关史料保存至今。然而，对于那些始终处于废弃状态或是市场受到战争威胁的土地，想要吸引人们来此定居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这个过程在西班牙就非常缓慢。在普鲁士也一样，直到13世纪的最后几年，即普鲁士人终于被征服的时候，才开始有西方的农民在这里定居。在利沃尼亚，西方农民在这里的定居点从未形成较大的规模。

骑士团之所以广受赞誉，是因为他们为保卫城堡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抵抗是顽强且坚决的。在哈丁战役之后，医院骑士团还在贝尔沃城堡坚持防守了一年多时间，而萨拉丁却不得不放弃骑士堡与马尔加特堡。1211年，在遭到阿尔摩哈德帝国（Almohad）哈里发的袭击时，卡拉特拉瓦骑士团也在位于卡斯蒂利亚的萨尔瓦铁拉城堡（Salvatierra）坚持抵抗，为此经历了漫长而不懈的奋战。但是，也有城堡立刻被攻陷的情况发生。在哈丁战役之后，加沙城堡中的圣殿骑士团未进行任何抵抗就投降了；在1195年的阿拉尔克斯（Alarcos）战役中，当基督徒战败以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在西班牙的几座堡垒都宣告沦陷。还有一些特殊因素对于保卫城堡的成败起到了关键作用。圣殿骑士团之所以会在加沙投降，是因为他们要保住被敌人俘获的骑士团团长，但是根据穆斯林的史料记载，在哈丁战役之后，骑士团损失了加沙城堡，却保住了马尔加特堡，原因是后者更具重要性，实力也更强。不过在那些决定城堡命运的因素中，这些较为特殊的因素还是相对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军事与政治局势。在几次战役都经历了失败——如哈丁战役与阿拉尔克斯战役——之后，骑士团成员很难继续维持城堡安全，尤其是在城堡的守备部队被缩减编制或是直接被调到战场上支援军队作战的时候。而在13世纪晚期，马穆鲁克人北上并不断扩大在叙利亚的势力，当与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骑士团也指望不上后援部队的帮助，因此，城堡的守备部队的防御工作也坚持不了多久。有时人们甚至觉得，与其奋力抵抗，还不如趁早投降，对于被围困的一方而言，这起码还能换来安全的通行许可，而非战败的苦果。13世纪60年代，在普鲁士的许多条顿骑士团城堡中都有叛乱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漫长的抵抗耗尽了城堡内的物资，而上级又不允许战士投降。骑士团守卫堡垒的任务，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轻易完成的。

由于骑士团通常没有指派固定人数上战场的义务，想要估算前线的分遣队规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学者们认为，哪怕是以中世纪的作战标准，骑士团的参战人数也是相对较少的。在1187年，有一位来自“圣地”的圣殿骑士团成员在信中写道，那年5月，骑士团在克雷森（Cresson）折损了60名兄弟，而在之后的哈丁战役中有230人被杀，城中的修道院“几乎被夷为平地”。还有一封信写于1244年，信中提到，拉佛比战役落败之后，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死亡人数均为300多人，但在战役中活下来的人当中，圣殿骑士团只剩33人，医院骑士团则是36人。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在耶路撒冷王国，一个骑士团投入战场作战的成员人数大概为300人。按照这个估算，两个骑士团分遣队加在一起的人数，相当于12世纪后半叶领主通过征募新兵所能达到的规模，而这个数字到了13世纪理应更大。

在伊比利亚半岛，骑士团的人数则更少。在1280年的莫克林（Moclín）战役中，圣地亚哥骑士团失去了自己的团长与55位兄弟，这个损失严重到足以导致他们不得不同西班牙的圣马利亚修会联盟。虽然圣殿骑士团是阿拉贡王国最主要的骑士团，但在1229年攻打马略卡岛的时候，他们的分遣队却只占整个军队人数的二十五分之一。不过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若是召集由在俗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军队，那么相较于叙利亚的基督教统治者，西班牙的国王们能够召集人数更为庞大的分遣队，因为在半岛上的几个王国中，西方基督徒的人口比例要比其他十字军国家高得多。西班牙的统治者不仅会敦促人们履行服兵役的义务，还会要求贵族们去组织分遣队。

一些记录波罗的海地区战役的编年史作品对此也有描述，即与在本土召集的队伍相比，骑士团成员的人数要少得多。例如，根据《利沃尼亚编年史》（Livonian Rhymed Chronicle）的记载，在1268年，利沃尼亚的条顿骑士团团长将手下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召集在一起也只有180人，而当时所有军队的总人数是18,000人。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地方势力的增长主要依靠十字军的援助。如1255年攻占东普鲁士萨姆兰（Samland）的时候，当地军队是在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Ottokar II）、勃兰登堡侯爵以及大量十字军的援助下，才获得胜利的。

虽然在人数上非常有限，但至少在东方，骑士团的勇敢与坚毅是非常受他们的对手敬重的。例如，编年史学者伊本·阿尔-艾西尔曾将骑士堡（属于医院骑士团）的城堡主描述为“一根卡在穆斯林喉咙里的骨头”。比起世俗的军事力量，骑士团成员具备更加严格的纪律性。在圣殿骑士团的军规中就包含许多严厉的要求，其中甚至涉及成员在营地与行军过程中的言行。当然，不论哪个骑士团，成员都要发誓服从上级的命令，如果他们在战场上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面对这样的威胁，骑士团成员不会轻易违抗上级的命令。几个首要的骑士团规定，如果从战场上逃走，便会被驱逐出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成员曾未经上级许可便发动进攻，正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个惩罚的传统曾一度遭到废弃。惩罚带来的威胁虽然并不能摒除战场上的违抗行为，但一些远征理论家还是同意圣殿骑士团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g）的说法——正是因为他们发誓要服从命令，骑士团成员才比其他军队更胜一筹。还有一些学者看到了叙利亚的骑士团所具有的优势，即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例如在东方的圣殿骑士团中，虽然普通的骑士通常都是刚刚被招募进队伍不久的成员（在意气风发的年轻岁月，他们在“圣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服役经历），但骑士团中具有官衔的成员肯定都有过长期的服役经历。然而，丰富的经验并不总能保证他们在战场上做出正确的决定。例如在1187年的克雷森，圣殿骑士团就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当时团长里德福特的杰拉尔德（Gerard of Ridefort）拒绝接受任何意见，坚持要与势力更为强大的穆斯林军队进行正面交战。通常情况下，前线的骑士团军官所给出的意见是对当下政治与军事局势的现实评估，并常常倾向于谨慎行事。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曾反对围攻耶路撒冷，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围攻期间有可能会暴露在萨拉丁的势力范围内；同样，在攻占马略卡岛期间，医院骑士团的首领曾劝告阿拉贡国王，不要攻打那些藏于印加（Inca）后方山林中的穆斯林，因为这么做的风险太大。总之，在前线作战的骑士团成员并不是极端分子，若出于军事需要，他们随时可以同非基督徒的军队并肩作战。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由于丰富的战争经验与军事知识，骑士团常常被用来充当十字军中的先头部队或后卫部队，例如，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与路易九世的埃及远征。在西班牙，他们并没有履行类似的职责，因为世俗军队的成员大多是西班牙人，不过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是运动的核心力量，因为想要让世俗的分遣队立即投入战斗是比较困难的。世俗军队时常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但对于骑士团而言却不成问题。在所有的战争前线，十字军一般只服役一段时间，而在西班牙，普通臣民服役也是有明确期限的，因此在1233年的乌韦达（Ubeda）围城战中，一些卡斯蒂利亚城镇的民兵组织放弃了这场战争，因为服役期已满。

在具体实践层面，骑士团也并不总是抵抗异教徒的，有的时候，为了维护或追求骑士团的自身利益，他们反而会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基督教兄弟。这样的例子几乎在所有战争前线都能找到。1233年，在利沃尼亚，宝剑骑士团同教廷使节阿尔纳的鲍德温（Baldwin of Alna）的支持者们发生了冲突。而在东方，骑士团卷入内部政治纷争已经成为13世纪的典型特征，例如圣萨巴斯战争，以及其他一些私人口角。在13世纪晚期，卡斯蒂利亚王国也受到政治局势动**的困扰，因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这里。这些问题耗尽了各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本来是该用于针对穆斯林或者异教徒的。在叙利亚，骑士团所享有的独立性意味着他们可以拒绝服役的请求。相较而言，骑士团在西班牙的自由度要小很多，不过在13世纪后半叶，他们拒接服役的势头也在不断增长。阿拉贡国王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如果是骑士团首次拒绝服役，那么国王会向他们反复发出传票，并且还会以违抗皇家命令为依据，威胁骑士团的财产安全。然而在东方与波罗的海地区，骑士团即便时常拒绝参战，但仍在抵抗异教徒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驻守堡垒的时候，他们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12世纪中期，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利克一世就曾对法国国王说：“如果我们做成了什么，那也都是通过他们才达成的。”

其他活动

在战场上，医院骑士团与西班牙的一些骑士团似乎也承担起了照料伤员的任务。慈善活动是骑士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慈善活动往往是在战场以外进行的。1188年与圣救世主医院合并后，蒙特高迪奥骑士团就开始从事赎回基督徒虏获的工作，而圣地亚哥骑士团也将夺得的战利品用于类似的目的。事实上，圣地亚哥骑士团几乎掌控了伊比利亚半岛所有的救济医院。圣约翰医院与条顿骑士团在成立之初都是为了向穷人与病人提供援助，在它们逐渐向军事机构转变的时候，并没有放弃继续承担这些任务。虽然在12世纪晚期，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对医院骑士团表示担忧，认为军事功能影响了它的慈善任务，但在朝圣者维尔茨堡的约翰（John of W?rzburg）的描述中，情况却并非如此。约翰在12世纪60年代前往耶路撒冷，他曾写道：“大量的病人，不论男女，聚集在各个楼里。他们日益恢复健康。我从那里的男仆口中得知，病人总数多达2000人。”正如在审讯时所揭露的那样，圣殿骑士团没有向穷苦百姓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虽然如此，但同其他骑士团一样，它会定期向人们分发救济金。这项职责部分是通过分发面包的形式实现的，他们会从圣殿骑士团修道院的面包中抽出十分之一来分发给穷人。

在所有骑士团中，都会有从事地产管理工作的成员，条顿骑士团则几乎承担了整个普鲁士的征服行政职责，而在“圣地”，几个主要的骑士团也会行使一些政治权利。还有一些骑士团，尤其是圣殿骑士团，还会从事储蓄与借贷业务。骑士团修道院通常被当作存储钱财、珠宝与文件的场所。虽然我们不能假定所有远离战场的修道院都位于防御工事坚固的堡垒中，但有一点不得不强调，正是骑士团所扮演的军事与宗教角色，使他们的修道院特别适合承担这项任务。除了储存财物，骑士团还负责将其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的工作。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几个主要骑士团中，它们下属的修道院彼此间已经连成网络，因此，这样的转移工作可以很顺利地完成。许多存储行为虽然是临时性的，但许多人都在圣殿骑士团那里办理活期账户，圣殿骑士团定期从客户那里获取收益，并代表客户本人扣除收益的款项。几乎在整个13世纪，巴黎的圣殿骑士团就相当于法国国王的财务部。很多贵族都在圣殿骑士团那里开设账户，其中包括路易九世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