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马楠的关系，我认识了她哥马涛，也是郭又军的老相识。他们两位在下乡前算是学生组织的同一派，有点战友交情。马涛的父亲被抓走和批斗，是军哥带着介绍信去交涉，把老人家要回来的。马涛说妹妹有关节炎，不合适下水田，也是军哥去公社和县里跑手续，把马楠从外县迁来白马湖茶场。
与妹妹不同，马涛倒是特别能言善辩。据说，当年在学校就是王牌辩手，只要他一出马，要格言有格言，要论据有论据，要讽刺有讽刺，要诗情有诗情，口水总是淹得对方招架不住。同学们一高兴，齐声欢呼“马克涛”，就是马克思第二的意思。
他曾来白马湖看望过妹妹。正值抢收早稻的季节，我们没法请假陪他，他便同我们一起出工，干得浑身泥水，在烈日下烤出一脸黑，腿上也有好几处蚂蟥叮出的血痕。军哥在扳手腕时赢了他，让他不服气，于是提议比酒量，把村里款待支援者的谷酒一口气连喝五大碗，喝得军哥自愧不如。接下来又提议比挑担，他挑起满满四箩水淋淋的稻谷，踉踉跄跄，东偏西倒，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一口气挑到晒谷场，吓得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气。二比一，涛哥脸上这才有了笑容。
但他在象棋盘上很少赢过又军，下不了军哥擅长的盲棋，去湖边洗澡和跳水，二比一的记录更出现动摇。
来一个吧？怎么样？飞燕式还是鱼跃式？要不来个最简单的，倒插一根“冰棍”总可以吧？军哥冲着他一脸笑里藏刀。
马涛笑一笑，搓洗自己的衣，算是支吾过去了。但这天夜里，他忍不了老相识的笑脸，既不歇凉，也不早睡，一个人再次去了湖边堤坝，在那里发出嗵一下又嗵一下的入水声音，显然是非要练出点什么不可。直到子夜，北斗已偏转，我们聊过了大蜂窝，聊过了岔路鬼，聊过二次大战时美国最好的步枪“大八粒”……不知何时，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细想一下，原来堤坝那边太安静了。
我们没见马涛回来，忙去堤坝边寻找，用手电一照，不禁失声惊呼——他躺在岸边，半身还在水里，一手捂住额头，从指缝中流出的血盖满全脸，只有两只眼睛偶尔翻一下，显示出那还是一个活物。
天啦！
你受伤了？
快来人呵——
他已无力回应我们的任何问话。后来才知道，堤坝两端有涵管，还有堵漏的一些木桩。他不熟悉这里的水情，选择落差最大的地段跳水，没料到一头扎下去，砸中了隐伏水中一根木桩，顿时失去了知觉，所幸最后得以苏醒，坚持游回了岸边。
第二天，他头上缠着白纱布离开茶场，登车时突然想起什么，交代送行的马楠，“你们去告诉又军，我的难度系数肯定超过了他。”
他说什么呢？什么叫难度系数？马楠愣了一下，好一阵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惦记跳水，原来他刚才应酬一些送行者，实际上一直心不在焉，脑子里只有二比一。
他额上的那块伤疤，好几年才慢慢平复。他后来一旦摸不到这个疤，就完全忘了那一段，从不记得什么跳水，更不相信他脑袋差点开瓢一类无稽之谈。相比之下，他只记得胜利，更乐意谈一谈打水漂、扎飞镖、乒乓球、下围棋、打桥牌、解数学题、哲学中的这一派那一派……他在那些事情上何时屈居人后？说俗事当然也无妨，连洗衣做饭也可以谈——只是一谈就得谈他洗衣的成就，谈他做饭的示范，谈出深度和高度。别人若跟不上，他便不来电，无精打采，兴味索然，揉一揉指头，走开去捞一张报纸看看。
不能不承认，他走到哪里都是百兽之王，都是镇山之虎，是各种朋友圈的主心骨，永远不乏我这样的崇拜者。特别是在那年代，谁都想当英雄，谁都想追随英雄，如果没遇上战争，那就革命吧。革命就是年轻人尊严、**、崇高、传奇人生的最后机会。这样，知青中也会有这样一些少男少女三五成群，神色凝重，嚼一点炒蚕豆或冷锅巴，一张嘴，一放言，就是面对中国和世界，面对今后三十年乃至一百年。
他们说一说东南亚应该怎么办，说一说欧洲与非洲应该怎样变，说一说领袖们的“重上井冈山”和“一切权利归苏维埃”，说一说第三国际、北约和华约、中国的钢铁产量和军队动向。这种拔剑四顾和栏杆拍遍和的豪情，这种一个个即将成为广场上伟大塑像的劲头，能不让人热血沸腾？
革命是一杯什么人都能醉一把的美酒——不管他们是来自贫困，还是来自失恋，还是来自忤逆，还是来自无聊，还是来自读书后的想入非非。革命的某种形式感，诸如紧紧握手、吟诗赠别、严肃论争、还有在河边或山头的沉思状，已足以让人心醉。何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还是社交的有效通行证，就像马克思说过的，在广阔的大地上，任何人凭借一首《国际歌》，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同志。那么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同志来说，当然还意味着找到一顿充饥的饱饭，几支劣质香烟，一双他人慷慨相赠的旧胶鞋——这些《国际歌》的兑换品和增加值总是一再温暖旅途。
一个人进门时举起右拳：“消灭法西斯！”
其他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
这样一些礼仪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坦白地说，如果没有这种革命，我的青春会苦闷得多，在白马湖根本待不下去。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一旦有了候任铜像或石像的劲头，再苦的日子都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能熠熠生辉——在日后的我看来，宗教其实不也就是这样吗？在宗教退场的地方，商业不也能这样吗？眼下那些娱乐的、体育的、促销的明星，引千万追星族要死要活，闹到自贱、自废、自残的程度，其实也没什么新鲜，不过是人类**一次次失控性的自燃。
我曾重新看待脚上的一道道割痕。作为格瓦拉的崇拜者，我当然不再自怜，倒有一种把伤痕当作勋章的骄傲，走过那些衣冠楚楚的上等人身边，甚至忍不住亮出勋章，让寄生虫们一边去吧。
我也开始重新打量崎岖山道。作为甘地的崇拜者，我当然不再叹息，倒有一种把艰辛当作资历和业绩的兴奋。我相信一个人的体魄和意志，只有在这样的山道上，在汗如雨下两腿哆嗦的长途，才能真正百炼成钢。
我突然觉得都市没什么了不起，城市户口算什么呢？一个乡下人，心里装着马克思和巴黎公社，哪还有工夫自卑？哪还有工夫羡慕和嫉妒？哪还有兴趣婆婆妈妈的上街淘货？眼下的大事都忙不过来呢。想想看，可能有那么一天，反动派拒绝下台。那么，街垒战斗太有可能在这一片城区打响。红旗应该在这幢楼上飘扬，机枪应该在那幢楼上布设，当硝烟和坦克的机废气隐约可闻，起义者就应该在这里阻击，应该从那一条街增援，应该提前割断电话线，应该在百货大楼或南华山建立指挥所，应该有车载高音喇叭随防线推进……这一切岂能不预先有所规划？更重要的，路上一个白发乞丐，应该好好接济。街旁一个病妇，也应该出手搀扶。因为人民大众是革命的坚强后盾，这些大爷和大嫂，说不定就是将来可贵的向导，是最要紧的线人，到时候能助我方突出重围绝处逢生——人民万岁！
突然，一片鞭炮般的炸响，我感到了背部和屁股连遭痛击，整个身体散了架，在空中高高腾飞，又重重砸在地上。我定下神，翻过身来，拍了拍脑袋，看清了天上的星星，看清了路边黑色的树影，伸出两手摸索，才发现自己坐在一条路边的水沟里，并不在货厢里的竹竿上。到这时我才大致明白，一定是拖拉机厢板挂钩在颠簸中脱落，半车竹竿哗啦啦滚下车，躺在上面的我自由落体无法幸免。
“喂，停车——”
我把呼叫抛出去，扔入一大堆钢铁撞击声以及竹竿颠簸声里，连自己也不大能听见。但拖拉机绝尘而去，一晃一晃的尾灯越来越远，最终被无边的黑暗淹没。
“丁师傅——”我几乎欲哭无泪。
车后尾灯更加远了。
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是躺在拖拉机货厢上，怀揣一封来自马涛的信。信中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让我无法入眠，再一次神驰万里。眼望着一座座向车后退去的暗色山峰，听满车竹子颠簸的哗哗声，我根本不知道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荒山野岭杳无人迹，好在还有一条沙石大路。我撅着屁股，以一根树枝为杖，一拐一拐的上路，走到老井坊那里，向路边农户讨了一点草纸，烧成草灰，凑着油灯，给腿上的伤口止血。谢天谢地，我重新上路的时候，总算听到熟悉的声音，看见远处的两道光柱。后来才知道，机手一直把拖拉机开到茶场，发现车上没剩下几根竹子，车上人也无踪影，这才急忙开车回头来找。车上的两个后生是他找来帮忙搬竹子的，不是来参加白马湖革命的。
“你聋了吗？我要你慢点开，慢点开。那个破车厢不散架才怪呢。”我忍不住骂起来。
“这能怪我吗？我要你坐到前面来，你偏要睡在上面，吹你那一身痱子。我又没长后眼睛。”机手也很冒火，压根儿没把我当作未来的起义领袖。
同来的后生也怨我：“李师傅不是为了赶任务吗？你自己没坐稳，怪谁？”
“颠簸得那样厉害，他怎么开车的？草菅人命呵？”
“路不好，你有钱来修？”
我们争着吵着。我觉得他们好无道理，明明知道我破皮流血了，知道我已走得很累，还要我帮忙搬竹子。他们就不知道我的事有多么重要吗？不知道我暂时不能说的事，将要做的事，对国家和人民将何其珍贵？我很想启发一下对方，不要鼠目寸光，不要门缝里看人，不要以为我只是一个撅着屁股的家伙。伏契克说过：人呵，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也许并不需要知道这一点。
直到从机手那里接下两个煮红薯，我才确认远水不解近渴，此时的此时，红薯还是比革命更能消除我眼下的头晕目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