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曾成为神秘的基地之一。离城七八十公里的山坡上，一片树林子里，一座没有挂牌的楼房，架有铁塔天线并有军人守卫，是东南亚某国共产党的一个广播电台——这事多少年后才为公众所知，楼房成了一个游者出入的历史遗迹。来自几个东南亚国家的红色干部子弟，还有些烈士遗孤，安顿在远郊一个学校。我们曾去那里举行过篮球友谊赛，向对方球友赠送像章。我的一位大龄同学，好像姓罗，记不太清楚了，还在那里交上了一位女友，据说是菲共首脑的女儿。那女孩大眼睛，大酒窝，中国话学得很快，最喜欢打乒乓球。
罗同学带这位女孩来到学校，说他不久前偷渡出境，去越南参战抗美，不巧被解放军的空防部队抓住，押解回国，惨透了。不过，他说他还要去的，等到东南亚全解放，哥们可能混成一个旅长或师长，到时候一定邀我去旅游，饱吃那里的香蕉和木瓜。
一位偷渡同行者已死在美国B-52的狂炸之下，也是他说的。
我下乡后还见过这位罗同学。他不知为何没去越南，红色公主似乎也没下文。但他同我说起了马涛，一个他无比崇拜却无缘得见的思想大侠，江湖中名声日盛的影子人物，曾任某派小报的主笔。
“你是说马涛？我认识呵。”
他圆睁双眼，把我当恐龙上下打量，“吹吧，骗谁呢？”
“吹什么？他妹将来说不定还是我的……那口子。”
他差一点眼球掉出了眼眶。
“你看你，至于吗？我有什么必要骗你？”
“你真的……认识他？”
“真的。”
“你是不是耍我？”
“懒得同你说。”
“亲爱的，那你一定要带我去认识一下。”他立刻拍打我身上的灰，买来一支冰棍递给我。
他从抽屉里搬出一本剪报，里面有不少马涛的文章，化名“新共工”“潜伏哨”“小人物”一类，都是当初小报上的时论。他又掏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有各种他抄录和珍藏的格言：
革命就是看似凶手的外科医生。
胜利的最大秘密，在于等待对手犯错。
青春——与年龄无关的热情。
……
你听听，说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也就是一个中学生，你说他脑子是怎么长的？听说他的数学，初中时就自学到高中，觉得物理课本没意思，索性自己重新编写了一套。有这事吗？听说他很多的文章都不用打草稿，直接往蜡纸上刻，有这事吗？……他兴冲冲向我打听各种细节，又翻动纸页，温习下一句格言。
我无法证实传说，也无法确定那些格言出自马涛。我略感吃惊的是，涛哥什么时候已如此深入人心了？也许是时间长了，接触多了，见多不怪，加上马楠这一层关系，我倒也没觉得他神奇到哪里去。他没叼烟斗，没披风衣，没戴花呢贝雷帽，没敲击打字机并且在壁挂地图前踱来踱去，不像个来自巴黎或彼得堡的革命党魁。“托洛次基同志……”他没这样嘟囔过。“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哪里？……”他没这样打过电话。虽说鼻梁高挺，眉骨凌厉，隐有一股英气，但他挑担的气力够大，戳在哪里打铁或夯地也合适，能否彪炳史册，还真不好说。
他在民办中学里高中毕业生——当时很多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只能去那种学校。那种学校隐在小巷里，或旧祠堂里，连操场都不一定有。
他似乎还有一点神经大条，虽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的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虽然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精确无误，但他就是不大记人，是一个“大字先生”——农民们对粗心人的另一种说法。据说他下乡后，总是把村里的姓王的叫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一再搞乱村里人的辈分和姓氏，被旁人纠正了，下次还可能错。
他在301国道边一个知青户住过两天又吃又喝，还借走人家几毛钱去搭乘汽车，但那位债权人日后见到他，他根本不记得，理都没理，只看了一眼，便倒在**读书，把对方气得脸红脖子粗。什么人呢？怎么这样白眼狼？“他去我们那里，谁不是把他当祖宗供着？他担过一次水么？劈过一根柴么？摆过一次筷子么？”
呸，呸呸！
有人把这些悲愤万分的话捎给马涛。马涛很奇怪，“有这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天地良心，他可能真忘了，绝非故意赖账。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哪怕在他家里，他也个瓶倒不扶、水开不灌的主。就是说，在很多时候，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扫帚、饭锅这一类小事。
回城过春节，他与同行的知青想省钱，“打溜票”上火车。碰到乘务员查票，有的人钻厕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车厢下后车厢上，还有的嗷嗷直叫装聋哑人，拿一条围巾蒙面装麻疯病人，或联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计……总之花样百出各显神通，让查票的顾此失彼。结果大家都纷纷过关了，唯有他这位大爷呆呆的坐等奇迹发生，坐等什么人来把事情搞定，最终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没买票，承认自己也没钱买票，对不起，确实是揩国家的油了。
他气得伙伴们一个个痛不欲生。天下还有他这样的猪脑袋？他就不会说车票被小偷偷走了？就不会说车票不小心丢了？就不会说老母病危在床……
“像他这样的木瓜，抓进鬼子的宪兵队，肯定第一个毙了！”有人对他的智商也大生怀疑。
他被乘警带走，供认不讳，自证其罪，据说在终点车站外挂一个“流窜犯”的纸牌，与其他盗贼、骗子什么的一起，面对广场示众三日，算是折抵车资接受惩罚。
几个伙伴去接他回家时，他不知在哪里睡过，与一些什么家伙亲密过，头发结成了块，身上冒出一股浓浓的溲味，脸上好几处红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不大在意，见到伙伴时兴冲中的第一句话却是：“告诉你们，我知道维特根斯坦错在哪里了。”
你说什么？大家如同听到火星语。
“何胖子根本没读懂，他对怀特海的解释也纯属胡扯！”
他是不是被关出病来了？
他把包丢给伙伴，说自己这就去找何胖子。旁人问了半天，才知道他要与那位化工厂的锅炉工就欧洲现代哲学一决胜负，不杀个人仰马翻决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个澡吧？”马楠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么了，一身臭气也不怕熏了别人？”
“我臭吗？”
“你自己就没鼻子？”
“哦，哦……”
他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确实成了一颗毒气弹，便没再说什么，心有不甘的随妹妹回家。
多年后，他已远在太平洋的那一边，音信渺茫，相见时难，但还是不时闯入我的思念。马涛同志，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阴暗的岁月，在我父母倒霉的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开我的那一段，经常与我散步地头，接纳了这位倒霉的妹夫，兄长一样的热情鼓动，填补了我的空虚，给了我温暖。我得感激他引我走上了知识之途——尽管他的不少说法后来也让我生疑，尽管他后来对我耐心渐少，刻薄之语让人受不了，动不动就疾言厉色，恨不能朝我屁股上猛踢一脚。“你猪脑子呵？”“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还不去一头撞死？……但我还得承认，他是第一个划火柴的人，即便是一个冷血教官，也点燃了茫茫暗夜的一盏灯，照亮了我的整个青春。
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他就有了充实感，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
这样，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汉吉拉斯，我就是在马涛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过来了。借来的、抄来的、偷来的书塞了满脑子以后，我甚至像圈子里的各位学长，差不多长出了一张马涛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鲁迅常用语），动不动就蹦一个“逻各斯”或摔一个“布尔乔亚”（“逻辑”或“资产阶级”的旧译），说话口气回到手摇留声机时代，回到繁体字和长布衫的时代，暗示自己的学养根底非常了得。
不好意思的那一次，就像大家嘲笑过的，一听到马涛推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甚至立刻跑到书店，一进门就大喊：“买一本幼稚病”——显然是自己未能记住长长的书名。
一位营业员愣了，“你看病？走错门了吧？”
“不，我是要买书。”
“那你上二楼看看，治病的书在那里。”
“幼稚病不是病，是左派。”
“左派？我们都是左派，革命左派。你从哪个螺蛳壳里拱出来，敢说我们……有病？”
我可能真是记错了。那么到底是左派的幼稚病，还是幼稚的左派病？是青年近卫军的幼稚病，还是铁道游击队的左派病？……我把读过的几本小说里扑腾好一阵，却越想越乱。书店老头取来的几本幼儿书，当然也是离题万里。我只得红着脸悻悻地离去，让几位营业员在我身后面面相觑。
出门后居然遇到小安子。她是来买手风琴教材的，听我说完忍不住大笑，伸出一个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几个指头？”
“一个么。”
她加上一个指头，“这是几？”
“你什么意思？”
“我要看你是不是脑膜炎。”
“你才脑膜炎呢。”
“你不会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小菜瓜，告诉你，有些狂人就是飞蛾扑火，充其量是一点飞蛾之志。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她翻一个白眼，扬长而去。看来她是知道一点我们读书小组情况的，也略知来来往往的马涛是谁。但像大多数朋友一样，她对此不以为然，而且嗅出了某种不祥。不幸的是，他们的嗅觉其实很准，很快就得到了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