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婷长得很漂亮，自己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几乎每天换一套衣，甚至换几套，像个衣架子移来移去，大举收缴客人的目光。她在自家客厅有固定座位，总是侧身若干度，捧一本书造型端坐，配上精心布置的背景和近物，配上最迷人的表情，让客人们能从最佳角度看她，看到侧光或逆光之下脖子、胸脯、腰身的动人线条，上一堂古典艺术欣赏课。
作为马涛的又一个崇拜者，她轻易取代了对方的前妻，成为丈夫的联络主管，长袖善舞地出入沙龙和交际各方，特别是那些洋面孔。据说每次都谈得超精彩，但外人总是不得其祥，只能隔墙猜花。
“哎呀，都是最前卫的学术思想，都是非常非常……”她摇一摇小手，“用中文没法谈，中文太糙了。”
临末还时常对客人交代一句：“这些事你不要说出去。”
问题是，她说出过什么吗？
她说过某作家的婚变，但掐掉了后半截。她说过某哲学家的官司，但掐得只剩一个话头。她说过某位气功大师不久前的来访，又掐掉了对方进门后最要紧的情节。总之，她是一切名人的朋友，对高端社会无情不知，无密不晓，但她既然身负密友们的深深信任，就不能不闪烁其辞，欲言又止，相当于一个保密局。
几年后，他们去了国外，留下了肖婷的一个继女，马涛前一次婚姻的结果。这几乎在朋友们的意料之中。
我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直到后来陆续遇见一些国外来人，才知那边情况并非肖婷以前描述的那般顺利。据说两口子抵达那里时，发现机场里没有红地毯，也无媒体记者迎候，更没有议员或部长，这已令他们迷惑与失望。更实际的是，马涛名气这么大，但各方的招待也只是两顿三餐，管不了日常的营养。肖婷的父亲，一位大学校长，在那里有不少故旧，但他们的资助能力也有限。几个月下来，积蓄迅速流失，两口子不得不开始注意超市的特价食品，还有穷人的食品券。
靠一些留学生指点，他们有时也去教堂混上一两顿，再不济就去大学校园里，寻找一些研讨会的茶歇场合，冒充与会者，嚼上一些饼干，运气好的话还能喝到葡萄酒。
他们倒是得到了政府救济的一间住房，但与邻居一比，也让人生气。那个小胖子资历平平，住的房子却大许多，还有个不错的阳台。凭什么？就凭他以前那顶日报总编的乌纱帽？中国的势利小人多，老外也势利吗？干部的级别待遇居然在这里也有效？”
当过使馆二秘的尼克，以前就认识的马涛夫妇的，耸了耸肩，“喽，没有级别，这里没有。”
“为什么他房子那么大？”
“你是说高先生？对不起，你来得晚，只有这一间了。”
“我不信。”
“骂套——”尼克把“马涛”发音成这样，又挤了挤眼皮，“小伙子，这不是在中国，你不能在我面前抽烟。”
马涛一时尴尬，掐灭烟头，赔笑点头道歉，心里却暗暗窝火。这家伙，在中国时好歹也吃过他马涛的饭，还不止一次，怎么一转背就当面打脸？即便你讨厌烟，即便制止抽烟是你的权利，怎么说也得“请”字在先吧？也得面带一丝笑容吧？
马涛当然更不相信这家伙的搪塞。鬼佬们——他现在私下里这样称呼他们——给那个胖主编送来聘书，从未送给他；多次请那个胖主编去开会，却很少请他去，不就是势利吗？不就是狗眼看人低？不就是帝国主义的臭德性？
他差一点冒出中学时代的革命腔调。
他也受邀参加过一些会，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不过，自己的英语不灵，参加这些会得非常小心，有时听对方巴拉巴拉一大通，却没抓住几个词，只能胡乱点头。遇到一个热情万丈的女记者，金发碧眼，风姿绰约，据说是有名的专栏作家，他好容易折腾一个电子翻译器，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个开头，但对方突然一脸困惑，“你不是井田先生？天啦，对不起。”然后提上皮包走人。
他这才明白，女作家分不清东方人的面孔，刚才是认错人了。
另一次，也许是主办方粗心，会议的 Schedule上未注明吃饭地点。他一不留神，在室外抽烟的时间稍长，回来时便傻了眼，不知大家去了哪里。他在会议室周围多方打听也无结果，最后只得找个地方，自己买了个汉堡包。
他离开快餐店时，一个黑大汉追出店门，冲着他大喊大叫——原来是他把提包忘了。他接过提包，忙赔笑感谢，但也许是一时激动，也许是近来心里憋了太多恶骂，一出口竟把Thank you（谢谢）口误成Fuck you（操你），一连说了好几遍。他发现对方表情怪异，依稀觉得这种怪异可能与自己有关，但弥补已来不及。对方暴睁双眼，把他当成一个面包上的蛆虫，左瞧右看，斜看正看，最后来一个龇牙咧嘴，手中半瓶啤酒不偏不斜淋在他头上。
还算好，对方的大拳头总算没落下来。
“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他只好直接上普通话，“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感谢你还给我包。你是个大好人。你让我非常感动，非常敬佩！”见对方迷迷惑惑，又把说过的话比划了一番。
“先生，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他当然可以走了，只是更糟心的事，是接下来的大会发言。辛格教授列举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只把他排在第十一位，仅在“等等”之前，差一点就要“等”掉了。这不是欺侮人吗？如此排序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必是要黑掉他最近可能获得的一个奖，也威胁到他的职位申请，太岂有此理。他本想当场反驳，但一听别人嘴里的滔滔英语又有些怯，最终没把手举起来。
他黑着一张脸回到家，一股邪火撒在肖婷身上。“你怎么办的事？沟通来，沟通去，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你还说那个辛格真诚，什么博学，什么睿智，我看就是个大骗子，两头吃，欺世盗名的家伙！”
肖婷从医院下班回家，累得伏在餐桌上补睡，被他吓得跳起来，面如纸白，好一阵搓揉胸口。
“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一定同他说清楚……”
“你现在就打！”
老婆连忙走向电话机。
“你告诉他，还不仅仅是一个排名的问题，是历史能否还原真相的问题，是正本清源的大是大非！”
冗长的电话谈判就这样开始。依照丈夫的指示，肖婷与辛格严正交涉，包括再次详述丈夫的业绩，如坐牢十年（她在英语中擅自改回到“六七年”），如秘密建党（她在英语中调整为“筹备结社”，意思比较模糊，便于多种理解），如卓越而独特的理论建树，在中国最早提出民主与法制，有著名的“黑皮笔记”为证，只是该笔记尚未发表……总之，她悄悄修剪了丈夫一时气愤之下的粗鲁，掐掉了一些过头话，但基本上表达了原意。
“教授，我们非常尊重你，但遗憾的是，你身边有些人提供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歪曲事实，误导舆论，影响我家先生的政治前途。依照贵国法律，我们强烈要求这些人道歉，并保留索赔的权利。”
她把板子打在辛格教授身边的小人身上，是碍于对方一直对他们有资助，每月近千元美金，已持续一年多。
“马太太，你们中国人真是很奇怪……”
“为什么是中国人？教授，你不觉得种族是个敏感话题？”
“对不起，我是说马先生很奇怪。”
“不，该奇怪的是我们。”
“是呵，没错，你们是奇怪。”
“我们一点儿都不奇怪。”
“哎，刚才你不正是这样说的？”
这就有点纠缠不清了。
一个又一个电话，交涉持续到深夜，耽误了做饭，只能叫一个外卖了事。肖婷顾不上吃，在丈夫催促下又紧急写信，力图在有关媒体和有关人士那里消毒。丈夫不大满意的遣词造句，她一读再读，一改再改，废纸团扔出了一大堆，顷刻就填满垃圾桶。
这期间，马涛也打出一些电话，向几个华人朋友控诉辛格的无耻，痛快淋漓地用了一把汉语。伪君子、两面派、犹太奸商、到处握手的做秀大师，美国中情局的白手套，说不定还是个两头吃的双料间谍……马涛骂完那家伙，又顺带骂上邻居，比如那位胖主编。那家伙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常去逛红灯区，骗女留学生，嘴里的慷慨激昂，都是骗色骗财的生意。什么人呢？
“那是人家的隐私。”一位华人报纸的女记者提醒他，“马哥，这里是自由世界，你这样说不大合适了吧？”
“既无私德，何有公道？”
“你说话……还真有点像纪委的好同志，你为何不说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对方咯咯咯笑起来。
马涛气红了脸，愣了一下，咔的一声摔掉电话。
“二鬼子！不就是多喝了几年洋水吗？我看就是个婊——”他把后半句掐了，给自己留了一点风度。
几乎可以肯定，他骂来骂去，最后还会骂到马楠和我。事情明摆着的，如果不是当年一把火烧去了那段历史真相，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倒霉。
不过，他相信自己来这里来对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来了，他来了，这个世界不就是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吗？这个世界怎么可以错过他的到来？冥冥中的那个结果已为时不远，也许只是需要一点耐心和坚忍。他终有一天会证明一切，会站在历史的高峰笑到最后，让一切小人们统统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