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心中颇为忐忑不安。说是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也毫不为过。我感觉仿佛整个人都浮在空中，因为我尚未找到自己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发展一种对待病人的新态度。我决定暂时不把任何理论前提强加给他们，而是等待并观察他们会自愿说些什么。我的目标是顺其自然。结果，病人便自发地向我报告他们的梦和幻想，而我则只需要问：“那么您能想到什么有关的事吗？”或者，“您具体指的是什么，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而您对此还有什么想法？”分析似乎跟着他们的步调，从病人的回答和联想中出来了。我摒弃了所有的理论观点，只是协助病人自己去理解梦中意象，不运用任何规则和理论。
我很快便意识到，用这种方法对待梦，并将之作为分析的基础是正确的，因为这正是梦的意图。我们必须从梦的事实出发。当然，这一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多种多样，对分类标准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几乎可以说，需要某种初始的定位。
大约这个时候，我经历了一段头脑异常清晰的时期，回顾了我此前走过的路。我心想：“现在你已掌握了打开神话大门的钥匙，还可以随时打开无意识心灵的所有大门。”但是这时，有个声音在我耳畔轻语：“为什么要把全部的门都打开呢？”旋即产生了一个问题：我究竟取得了什么成绩？我解释了过去人们的神话，我写出了一本关于英雄和人们曾生活在其中的神话的书。但是今天，人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呢？答案或许是，在基督教的神话里。“你也身在其间吗？”我问自己。老实说，答案是否定的。对我来说，那并不是我生活的依托。“那么，我们不再有神话了吗？”“是的，显然我们不再有神话了。”“但这样的话，你的神话——你生活在其中的神话——又是什么呢？”此时，我与自己的谈话开始变得令人不安，我便不再去想。我钻进了一条死胡同。
随后，在1912 年的圣诞节前后，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华美的意大利凉廊里。凉廊由廊柱支撑，地面铺着大理石，还有大理石栏杆。我正坐在一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金色扶手椅上，我的面前是一张美丽无双的桌子。桌子用绿色的石头制成，像是翡翠。我坐在那儿，向远处眺望，因为凉廊高筑于城堡的塔楼之上。我的孩子们也围桌而坐。
忽然，一只白色的鸟落了下来，是一只小海鸥或者鸽子。它优雅地停在桌面上休息，我示意孩子们坐着别动，免得吓跑这只美丽的白色小鸟。一眨眼的工夫，这只鸽子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年纪大约八岁，长着满头金发。她和孩子们一起跑开了，在城堡的廊柱之间嬉戏起来。
我陷入了沉思之中，琢磨我刚才经历的是什么事。那个小女孩回来了，温柔地用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然后她突然消失了。此时鸽子再度出现，用人的声音向我缓缓说道：“只有夜幕刚刚降临的几个小时里，我才能化为人形，因为那个时候雄鸽子正忙着埋葬那十二位死者。”然后她便飞走了，消失无踪，我醒了过来。
这个梦令我极感兴趣。一只雄鸽子和十二位死者有什么关系呢？由那张翡翠桌子，我联想到了翡翠板[1]的故事，想起了炼金术传说中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2]的翡翠板。传说他死后留下了一张石板，上面用希腊文刻着炼金术智慧基本宗旨。
我还想到了十二门徒，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黄道十二宫，等等。但我参不破这个谜题。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我只能肯定这个梦表现了无意识的一种不寻常的活动。但是我却找不到一种技术能让我触及内心过程的核心，所以我什么都不能做，只好等待，继续我的生活，密切注意着我的幻想。
有一个幻象不断地重复着：当下有某种东西死去了，而它又活着。比如说，尸体放进了焚化炉，但随后却发现人还活着。这些幻象重复到了顶点后，又融入了另一个梦。
我在一个貌似阿尔勒（Arles）附近的阿利斯堪普斯（Alyscamps）地区。那里有一条源自墨洛温王朝时代[3]的石棺巷道。在梦中，我从城里出来，看见眼前有一条类似的巷道，沿街有一长列坟墓。这些坟墓的基座上铺有石板，死者就躺在石板上。这使我想起了古老教堂里的穹形墓穴，身披盔甲的骑士们伸手伸脚地躺在里面。我梦里的死者就这样躺着，穿着古代的服饰，双手合十，区别在于他们不是用石头凿成的，而是用某种古怪的工艺木乃伊化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第一个坟前，看着死者，一个18世纪30年代的人。我颇感兴趣地观察着他的着装，这时他却突然动了一下，苏醒过来。他松开了双手，这只是我在看他的缘故。我感到十分不快，于是便继续向前走，来到了另一具尸体的旁边。他也属于18世纪。同样的事再度发生了：当我看着他时，他醒了过来，动了动他的手。我沿着整排尸体继续走，直到12世纪，也就是说，我来到了一名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战士的尸体面前，他也双手合十地躺在那里。他的形体就像是木头雕刻的一样。我看了他好久，心想他确实是死了的。但是突然间，我看到他左手的一只手指开始轻轻地动起来。
诚然，我最初亦持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旧日经历的遗迹存在于无意识中。[4] 但是这样的梦，和我对无意识的真实体验却告诉我，这些内容的形式并不呆板或过时，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我的工作已证实了这一假设，并在之后数年发展出了原型理论。
然而，这些梦未能助我克服没有方向的感觉。相反，我仿佛生活在持续的内在压力之下。这种感觉时而变得强烈，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得了某种精神疾病。因此，我两次细数了自己人生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注意童年的记忆。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原本没有看到的，成了我精神障碍的诱因。但这种回顾除了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无知外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我一无所知，那我就干脆从心所欲吧。”这样，我便有意识地使自己服从于无意识的冲动。
第一件浮上心头的事是一段童年记忆，大约是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那时，我有一阵子喜欢玩积木。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如何用积木搭小房子和城堡，又用瓶子构成门的两侧和拱顶的。稍后，我还用过普通的石头，并用泥巴做黏合物。这样的东西让我着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令我惊异的是，这一记忆同时伴有强烈的情感。“啊哈，”我自言自语道，“这些东西仍然具有生命力呢。那个小男孩仍在我左右，过着我所缺乏的富于创造力的生活。不过，我该怎样才能通向这种创造力呢？”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似乎不可能缩短当下和11岁之间的距离。然而，如果我想与那个时期重建联系，那我只好回归那个时期，再一次拾起童年的生活，以及童年那幼稚的游戏。这一刻是我命运的转折点，不过我经历了不断的抵抗，怀着一种屈从感，才做出了最后的让步。因为意识到除了玩幼稚的游戏我别无选择，实在是一种痛苦而羞耻的体验。
不管怎样，我开始搜集一些合适的石头，有的是从湖边捡来的，有的则是从水中拾上来的。然后，我开始建造别墅、城堡、一整个村庄。这中间仍缺少一座教堂，于是我做了一个方形的建筑物，顶部是一个六角形的鼓形座，覆盖有圆顶。教堂还需要有祭坛，但我却不想去建它。
就在我思忖如何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沿着湖边散步，并在岸边的沙砾中捡石头。突然，我瞥见了一块红色的石头，呈四棱锥形，高约一英寸半。它是一块石头碎片，被湖水冲刷打磨成了这番模样——纯属是偶然的产物。我立刻明白过来：这就是祭坛！我把它放在石头建筑物圆顶的正下方，在我这样做时，我想起了我童年梦中地下室里的阴茎。这种联想使我感到心满意足。
只要天气允许，我每天午饭后都会继续进行我的建筑游戏。一吃完午饭，我便开始玩，一直到有病人来访。要是傍晚时门诊工作结束得早，我亦会回去继续建筑工作。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变得澄明，能够抓住那些模模糊糊地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幻象了。
我自然会思考我的行为有何意义，我问自己：“现在，说实在的，你在做什么呢？你建起一座小镇，做这件事的方式就像在举行仪式一般！”我对此不置可否，但内心坚信，我正走在探索我自己的神话的路上。建筑游戏只是一个开始。它引发了一连串的幻想，都被我稍后仔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类事情很合我的品性，在我晚年的任何时期，每逢我遇到毫无进展的情况，我便会画一幅画，或去雕刻石头。每一次这样的体验都被证明是对紧随其后的想法和工作的“进入仪式”（rite d’entree）。今年[5]和去年我写的全部文章，如《未发现的自性》《飞碟：现代神话》《心理学的良知观》，都源自我妻子去世[6]后我的石刻作品。她生命的终结、死亡和使我认识到的激烈痛苦让我身心分离。我费了很大力气才重新站了起来，而与石头的接触则对我大有裨益。
1913年秋季临近的时候，我感到我体内的压力似乎正在外移，好像有什么东西悬而未决。社会氛围在我看来也确实比从前阴郁。仿佛这种压抑感不再是排他地源自心灵状态，而是来自具体的现实。这种感觉越来越真切。
10月，我独自一人在旅途中，突然一种强烈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视象扑面而来：我看见一场大洪水淹没了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整个北部和低洼地。当洪水冲到瑞士时，我看到群山越长越高，保护着我们的国家。我意识到，一场恐怖的灾难就要降临。我看见滔天的黄色巨浪，文明的碎片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淹死的尸体不计其数。然后，整个海洋变成了血色。这个视象持续了大约一小时。我对此困惑不解，觉得很是恶心，同时又为自己的脆弱感到惭愧。
两个星期安然无恙地过去了。然后，在同样的情形下，这一视象再度出现，甚至比之前更加逼真，并且血海显得尤为突出。我内心的声音说：“好好看着吧，这是完全真实的，很快就会发生了，对此你不必怀疑。”那年冬天，有人问我对不久的将来的世界政治形势有何看法。我答道：“我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看见了血流成河的幻景。”
我问自己，这些视象是否表明一场革命即将爆发，但我真的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于是，我便得出了结论，这只与我本人有关，并确定自己有得精神病的征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过战争。
紧接着，在1914年的春夏之交，我一连三次做了同样的梦，梦里时值仲暑，来自北极的寒潮来袭，大地冻结成冰。我看见整个洛林（Lorraine）及其运河都结了冰，整个地区都被人类遗弃了。严寒杀死了一切绿色植物。这个梦是在1914年的四五月做的，最后一次做梦则发生在6月。
这个梦第三次出现的时候，令人畏惧的严寒又一次从天而降。然而，这个梦有一个颇为出人意料的结尾。梦里出现了一棵只长叶子却不结果实的树（我想，它就是我的生命之树），树上的叶子由于严寒的作用，化作了甘甜的葡萄，饱含着治愈的汁水。我摘下葡萄，把它们分给一大群昂首等待的人。
1914年7月底，英国医学协会邀请我在阿伯丁（Aberdeen）的会议上做题为《无意识在心理病理学中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我做好了要出事的准备，因为这些视象和梦境都是灾难性的。就在当时那种精神状态下，伴着摆脱不掉的恐惧感，我觉得这是命运，他们竟让我在这个关头去报告无意识的重要性！
8月1日，世界大战爆发了。现在我的任务明确了：我得尝试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我个人的体验与人类总体的体验具有一致性。因此，我首要的任务便是探测我自己心灵的深度。首先，我写下了在我做建筑游戏期间出现的幻象。这一工作比其他工作更重要。
一连串幻象接踵而至，我尽量保持冷静，并尽力寻找理解这些奇怪幻觉的方法。我无助地站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前，一切都显得艰涩难懂。我生活在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下，常感觉好像有巨大的石堆正向着我坍塌下来。暴风雨下个不停。我忍耐这些暴风雨全凭蛮力。有人曾被暴风雨击倒——尼采、荷尔德林，还有许多其他人。但我身上却有着恶魔般的力量，让我从一开始便坚信，我必须发现自己从这些幻象中体验的意义。当我承受着无意识的冲击之时，我毫不动摇地相信，我正臣服于一种更高的意志，而这种感觉一直支撑着我，直到我完成这个任务。
我常感焦虑，不得不做瑜伽练习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既然我的目的是想要知道我心中的动静，我就仅练习瑜伽直到自己足够平静，能够继续进行无意识的工作。一旦我感觉自己平静了下来，我便会放开对情感的束缚，允许各种意象和内心的声音重新开始说话。与此相反，印度人练习瑜伽是为了完全消灭大量的心灵内容和意象。
只要我把各种情绪变成意象——找到了隐藏在情绪之中的意象后——我便会心平气和，再次放下心来。倘若让这些意象继续藏在情绪背后，我可能已经被它们撕碎了。我本有机会成功地将它们扔在一旁，但如果那样的话，我便会不可阻挡地陷入神经症之中，最终被它们彻底毁灭。我从实验结果中得知，从治疗的角度来看，找到情绪背后的特定意象是极其有益的。
我尽可能详尽地记下幻象，认真地分析它们产生时的心灵状态。但我只能用笨拙的语言来写。最初，我常常以“夸张的语言”，按照我的观察来还原它们，因为这样较为符合原型的风格。原型的语言具有高度的修辞性，甚至很是夸张。这种风格使我局促不安，它刺激着我的神经，就像有人在用指甲刮石灰墙，或有人在粗粝的石板上磨刀一样。既然我不知道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除了用无意识选中的风格把什么都写下来，我别无选择。有时候，我仿佛是用耳朵听到了它，有时候又用口感受到了它，好像我的舌头正在遣词造句，偶尔，我听到自己的低语。在意识的阈值以下，一切都涌动着生命力。
从一开始，我便把我自愿与无意识对质设想为一种科学实验，而我则是这一实验的施行者，并对结果怀有极大的兴趣。现在，我同样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我身上进行的实验。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对付我的消极情感。我那时正主动地让自己服从于我并不真正认同的情感，而我所写下的幻象，常常让我觉得毫无意义，我对它们很是抵触。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其意义，这样的幻象便是崇高与荒诞的邪气的混合物。我好不容易承受了这些，但是我还是受到了命运的挑战。我做出了非凡的努力，最终得以逃出迷宫。
为了抓住那些“隐秘地”活跃在我心中的幻觉，我知道自己必须潜入其中。对此，我不但极为抵触，还感到明显的恐惧。因为我担心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被幻想俘虏——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我对其中的意味再清楚不过了。然而，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发现并没有其他办法。我必须承担风险，也必须设法获取力量来驾驭它们。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这样做，就得冒着被它们控制的危险了。我做出这种尝试的一个有力的动机是，对于我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我不能对我的病人有所期望。帮助者应当站在病患身边的借口是不合理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所谓的帮助者——我自己——是无法帮助病患的，除非我能从自己直接的经验中理解病患幻觉中的素材，而且目前，我所知道的一切只不过是价值可疑的理论偏见而已。正是这一观念——我不但为了自己，而且还为了病患的利益而承担起一个危险的责任——帮我渡过几个关键期。
1913年降临节期间——准确地说，是12月12日——我决心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又一次坐在桌前，细想我的恐惧。然后，我让自己放松。刹那间，我脚下的地面仿佛裂开了，我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恐慌。突然，在不太深的位置，我的脚落在了一堆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上。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我还是大松一口气。片刻之后，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这很像是深沉的暮色。我面前是一个黑魆魆的洞穴的入口，一个侏儒站在那里，皮肤坚韧如皮革，好像他被做成了木乃伊一样。我从他身边挤进了狭窄的入口，在没膝深的冰水中跋涉前行，来到了洞穴的另一头，我看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面有一枚闪闪发光的红宝石。我抓住这块岩石把它抬了起来，发现下面是个洞。起初，我什么也看不清，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出洞里是流动的水。一具尸体随着水流漂过来，这是一个金发的年轻人，头上有一个伤口。随后漂来了一只硕大无比的黑色圣甲虫[7]，然后是一轮红彤彤的初升的太阳，从水的深处冉冉升起。阳光令我头晕目眩，便想把石头放回去，堵住这个洞，但这时，一股**涌了出来。是血。浓稠的血水喷涌而出，让我直想吐。血水持续喷涌，时间之长让我几乎无法忍受。最后，它终于停止了，而这一视象也到此而止。
我为这一视象深感震撼。我当然明白，这是一个英雄和太阳的神话，一出死亡与新生的戏码，那只埃及圣甲虫则象征着再生。在最后，紧接着的本应是新一天的黎明，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血液喷涌却取而代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正常的现象。然后我回想起了同年秋天我经历过的洪水的视象，于是便放弃了进一步理解这个梦的尝试。
6天后（1913年12月18日），我做了下面这个梦。我同一个陌生的、棕色皮肤的野蛮人同在一个人迹罕至、多岩石的山中。此时黎明未至，但东方已泛起了鱼肚白，群星渐隐。这时，我听到了西格弗里德[8]的号角声在群山中回**，我知道我们必须杀死他。我们装备有来复枪，埋伏在岩石后面的一条狭窄的小径上等着他。
西格弗里德出现在高高的山巅之间，沐浴在朝阳的第一缕金光里。他驾着一辆用死人骨头制成的二轮战车，飞速驶下陡峭的山坡。在他转弯的时候，我们开枪向他射击，他被击中后应声倒下，死去了。
由于摧毁了如此伟大美妙的事物，我心中充满了憎恶和懊悔，加上害怕这一谋杀会被发现，我于是转身就跑。但是突然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知道这将冲洗干净死者的一切痕迹。我已不再有被发现的危险。生活会继续，但是无法承受的罪恶感却挥之不去。
梦醒之后，我在心里反复地琢磨这个梦，却不能理解它的意图。于是，我便试着再次入睡，但我心里的一个声音却说道：“你必须理解这个梦，而且必须立刻去做！”内心的催促越来越紧，最后，可怕的一刻来了，这声音说：“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梦，你就得开枪自杀！”我床头柜的抽屉里就有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我被吓坏了。于是我再次开始沉思，突然就明白了这个梦的意思。“啊呀，这不正是世界正上演的问题吗？”我想，西格弗里德代表的是德国人所希望实现的目标，能如英雄般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不受外界限制。“有志者，事竟成！”我也曾有同样的愿望。但是现在，那却是不可能的了。这个梦表明，这种通过英雄西格弗里德所呈现的态度不再适合我了。所以，在梦中他被杀死了。
在此之后，我感到一种压倒性的怜悯之情，就像我本人被射死了一样：这一迹象表明，我暗中把自己等同为西格弗里德了，还掺杂着一个人被迫牺牲其理想和意识态度时所感到的那种悲伤。这种认同和我的英雄理想主义必须被抛弃，因为在自我意志之外还有更高的存在，一个人必须为之折腰。
这些想法满足了当下的需要，我便再次睡去了。
陪着我的那个身材矮小、棕色皮肤的野蛮人主动参与了杀人，他其实是原始阴影的化身。那场雨表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得到了化解。尽管当时我不能够理解梦的意义，只知道这几点线索，然而我身上却释放出了新的力量，帮助我继续进行无意识实验，向结论迈进。
为了能够把握幻觉，我常常想象急剧的坠落，甚至还有几次，我试图落到最底部去。比如说，第一次我到达了约一千英尺的深度；第二次，我却发现自己身处无尽深渊的边缘。就像去月球旅行，或是跌入空无一物的空间。最初出现的意象是一个火山口，我觉得自己身处阴曹地府，周遭气氛都是阴间的。在一处岩石陡坡附近，我看见了两个人，一个是一位白胡子老人，另一个则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姑娘。我鼓起勇气走近他们，仿佛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一样，专心致志地倾听他们要对我说的话。那位老者解释说，他就是伊利亚[9]，这使我大吃一惊。而那位姑娘令我更加震惊，因为她竟自称是莎乐美[10]，她是个盲人。多么奇怪的一对搭档：莎乐美和伊利亚。但是，伊利亚向我保证，他和莎乐美永远都属于彼此，这让我完全惊骇了……他们有一条黑色大蛇，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它看起来无疑非常喜欢我。我紧紧挨着伊利亚，因为他看起来是这三者中最通情达理的一个，并具有无上的智慧。对于莎乐美，我显然心存怀疑。伊利亚与我进行了一番长谈，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很自然，我试图为我幻觉中出现的《圣经》人物找寻一种合理的解释，我提醒自己，我的父亲本是一个牧师。但这根本不能解释什么。那位老者意味着什么吗？莎乐美又意味着什么吗？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直到多年以后，我知道了许多当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老者与年轻姑娘之间的联系才变得非常自然了。
在此般梦的胡言乱语中，人们常常碰到有年轻姑娘相伴的老者，老夫少妻的例子可以在许多神话故事里找到。于是，根据诺斯替教派的传说，行邪术的西门[11]行走之处，皆会带着他在妓院里结识的一位年轻姑娘。那姑娘名叫海伦，被认为是特洛伊的海伦[12]的转世。克林索尔与昆德丽（Klingsor and Kundry）[13]、老子与舞女（Lao-tzu and the dancing girl）等都是这一类的故事。
我提到过，我的幻觉里除了伊利亚和莎乐美还有第三个形象：黑色的大蛇。在各种神话中，蛇往往是与英雄相匹配的。很多故事都提到了他们的亲密。例如，英雄有着蛇一般的眼睛，或者英雄死后变成了蛇仍受到人们的敬重，又或者蛇是他的母亲，等等。所以，在我的幻觉中，蛇的出现意味着这是一个英雄的神话。
莎乐美是一个阿尼玛的形象。她目盲是因为她看不到事物的意义。伊利亚是智慧而年老的先知形象，代表了智慧与知识，而莎乐美则代表了情欲。可以说，这两个形象是逻各斯和厄洛斯人格化的体现。但是这样的定义就太过理性化了。让这两个形象保持当时如我所见的那样，反而更有意义——它们本来是事件和经历。
这一幻觉出现后不久，另一个形象又从无意识中出现了。他是从伊利亚的形象发展起来的。我称他为腓利门（Philemon）。腓利门是异教徒，他带来一种埃及与希腊混合的气氛，渲染以诺斯替教的色彩。他的形象最初出现在如下所述的梦中。
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大海一般，天上飘浮着的不是云彩，而是扁平的棕色土块。土块似乎正在裂开，在碎片之中可以看见蔚蓝的海水。海水便是蓝天。突然，右边出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生灵，横穿天空。我认出来这是一位老者，头上长着牛角。他手持一串四把钥匙，捏着其中一把，仿佛正要打开一把锁。他长着一双翠鸟的翅膀，有着翠鸟标志性的颜色。
我不明白这一梦中意象，便把它画了下来，以便让它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忙着画这幅画的那几天里，我竟在湖畔花园中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翠鸟！我顿感晴天霹雳，因为在苏黎世这一带，翠鸟极为罕见，此后我再也没有在此地发现过死去的翠鸟。这只翠鸟刚死不久——最多两三天——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外伤。
腓利门和我幻觉中的其他形象使我有了一个深刻的洞见，心灵中存在着的一些事物，并非由我制造出来，而是自发出现，拥有它们自己的生命。腓利门代表了一种不属于我的力量。我幻想与他交谈，他所说的事情，是我未曾有意识地思考过的。我清楚地看到，说话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他说，我对待思想的态度好像是我自己创造了它们一样，但在他看来，思想就像森林里的动物，或像一个屋子里的人，或像天空中翱翔的鸟儿。他又补充道：“如果你看到房间里有人，你不会认为这些人是你造就的，也不会认为你对他们负有责任。”他教给了我心灵的客观性，即心灵的真实性。在他的帮助下，我自身与我的思考对象之间划清了界限。他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出现在我面前，这让我明白，我体内的某种东西，会说出我所不知道的或不打算说的事情，甚至说出反对我的话语。
从心理上说，腓利门代表了更卓越的洞察力。他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形象。有时，他显得很真实，仿佛他是个有生命的人。我与他在花园里散步，他就像所谓的印度古鲁[14]。
每当一种新的人格化身出现的时候，我都觉得似乎是一次我个人的失败。它意味着：“这又是一样你至今没有搞懂的事物！”一连串这样的化身没完没了，而我可能会迷失在无知的无底深渊之中。恐惧感爬上了我的心头，我感到自我的贬值——尽管我在世俗中取得的成就可能会打消我的疑虑。在我的黑暗时期[15]，我真心希望能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古鲁，一个拥有出众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替我解决我想象中无意识的产物。这一任务由腓利门这一形象承担了下来，在这方面，我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他是我的精神引导者。而实际上，他传达给我许多有启发性的想法。
15年后，一位有很高修养的印度老者探访了我，他是甘地的朋友，我们谈到了印度的教育——特别是古鲁与其门徒的关系。我略带迟疑地问他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他自己的古鲁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性格。对此他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气答道：“啊，是的，他就是商羯罗查尔雅[16]。”
“您不会是指那位对《吠陀经》[17]进行评注的已经死了几个世纪的商羯罗查尔雅吧？”我问。
“对，我说的就是他。”他出乎我意料地答道。
“那您指的是一种精神？”我又问。
“当然是他的精神。”他肯定道。
这时候，我想到了腓利门。
“也有幽灵般的古鲁呢，”他补充道，“大多数人有活着的古鲁，但总是有人以精神为师。”
这一消息对我既有启发，又消除了我的疑虑。很显然，我并未脱离尘世，而只是体验到了那种他人经过相同努力也能获得的经验而已。
后来，伴随着另一个形象的出现，腓利门变得不那么独一无二了，我称另一个形象为“护卫灵”[18]。在古埃及，“国王的护卫灵”就是他尘世的形体，具象化的灵魂。在我的幻觉里，护卫灵从下方而来，在地球之外的某处，似乎来自一个深深的隧道。我画下了他的画像，描绘了他在尘世的样子，把他画成了一个以石头为座基而上部是青铜的半身像。画面的最顶端出现了一只翠鸟的羽翼，羽翼与护卫灵的头顶中间浮着一团圆的、发光的星云。护卫灵的表情有几分邪恶——可以说是恶魔靡非斯特式的表情。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形似有色浮屠或圣骨匣的东西，另一只手则执一支铁笔，正用它在圣骨匣上刻画着。他说：“是我埋诸神于黄金和宝石。”
腓利门跛了一只脚，却是个有翼的精灵，护卫灵则代表了土之恶魔或铁之恶魔。腓利门是精神层面的，是“意义”。而另一方面，护卫灵是自然之魂，像希腊炼金术中的安索波瑞恩[19]一样——当时我仍对炼金术没什么了解。护卫灵使一切变得真实，但他也模糊了翠鸟的精神，“意义”或用美这一“永恒的倒影”将其取代。
通过对炼金术的研究，我及时地把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了一起。
在我写下这些幻觉时，我再次自问道：“我到底在干什么呢？这肯定与科学无关。那么，这算什么呢？”这时，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说：“这就是艺术。”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正在写的东西会与艺术有关。然后，我想：“也许我的无意识塑造了一个人格，它不是我，但他坚持要现身来发表意见。”我很确定，这个声音来自一个女人。我听出这是一位女病患的声音，一个很有才华并曾热烈地移情于我的精神病患者。她已经内化为我心中的一个有生命的形象了。
显然，我做的事情不是科学。那么除了艺术，它还可能是什么呢？这仿佛是世上唯一的替代选择了。那是女人的头脑的运作方式。
我对这个声音强调说，我的幻觉与艺术无关，我感到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感。然而没有声音再次传来，于是我继续写作。随后，第二次攻击开始了，同样的断言再度出现：“那就是艺术。”这一次，我揪住她说：“不，这不是艺术！相反，它是自然。”并准备好了跟她大吵一架。但是事不遂人愿，我想起“我内心的女人”并没有我所拥有的语言中枢。于是我便提议她用我的。她照办了，并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
一个女人竟从内心来干涉我，这一事实让我着迷。我的结论是，她一定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我还开始思索：为什么要给这一灵魂赋予“阿尼玛”这个名字呢？为什么把这灵魂设想为女性？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内在的女性形象在男性的无意识中有一种典型的或原型性的作用，所以我称她为“阿尼玛”。女性无意识中对应的形象则被我称为“阿尼姆斯”。
最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尼玛的消极层面。我感到有些敬畏她。感觉就像房间里有一个无形的存在一样。后来，我冒出了一个新念头：在写下所有供分析的材料时，我实际上是在给阿尼玛写信，也就是说，她是我的一部分，却与我的意识部分持不同观点。我得到的评论来自一个非同寻常而出乎意料的人。我就像一位病人，在接受一个幽灵和一个女人的分析！每天晚上，我专心致志地写着，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写，阿尼玛便没有办法得知我的幻觉了。还有，通过把它们写出来，我便剥夺了她将它们歪曲成阴谋的机会。想倾诉某件事和真正的倾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为了尽可能对自己保持诚实，我尽量诚实地写下了一切，遵循着一句古希腊箴言：“舍汝所有，方能得到。”
我写着写着，常常会产生奇怪的联想，这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慢慢地，我才学会将我自己与这种干扰隔离开来。当一些扰乱心绪的庸人琐事涌上心头的时候，我便告诉自己：“我的确曾在某些时刻这般思考或感受过，但是现在我却不必这样做了。我不需要永远承受我的陈腐和平庸，那是不必要的耻辱。”
关键在于将这些无意识内容人格化，以把自己和它们区分开来，并使它们与意识建立联系。这一方法可以剥夺它们的力量。把它们人格化并不太难，因为它们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有它们单独的身份。它们的自主性是最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让人难以适应，不过，正是无意识呈现自己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得到了操纵它的最佳手段。
阿尼玛所说的话在我看来很狡猾。倘若我把无意识的这些幻觉当作艺术，那么它们除了视知觉便没有更多的可信性，如同看了一部电影。我还会觉得对它们不负道德责任。那时，阿尼玛可能会轻易地诱使我相信，我是一位不被世人理解的艺术家，而我那所谓的艺术本性则给了我忽视现实的权利。要是我听了她的话，她十有八九会在某一天对我说：“你以为你在搞真正的艺术吗？根本就不是。”如此，这位无意识的代言人，阿尼玛，迂回地介入，能把一个男人彻底毁灭。归根结底，意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能够理解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并采取某种态度来对待它们。
现在，我不需要再与阿尼玛这样交谈了，因为我不再有激烈的情感。但是，如果我仍有那样的情感，我还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它们。如今我直接意识到了阿尼玛的想法，因为我已学会接收无意识的内容，以及理解它们。我已知道该如何对待内在的意象。我能够从我的梦里直接读出它们的含义，所以不再需要一个中介者来传达它们了。
我先把这些幻觉写在了《黑书》里，稍后，我又把它们转记在了《红书》里，还给它们添上了插图[20]。其中包括了我的大部分曼荼罗（mandala）画作。在《红书》中，我尝试从审美的角度来雕琢我的幻觉，然而却不能完成。我发觉，我仍未找到合适的语言，只能把它们翻译为其他东西。因此我便及时放弃了这种唯美倾向，转而赞同一种严谨的理解过程。我知道，如此之多的幻觉需要脚下有坚实的土壤，而我必须首先完全返回现实中去。对我来说，现实即科学的领悟。我必须从无意识给予我的洞见中得出具体的结论——这一任务成了我终生的工作。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我，很讽刺地几乎在实验的每一步中，都遇到一样的精神材料，或是神经病的特质，或是疯子身上的症状。这是无意识意象的储备，它们让精神病患者毁灭性地神志不清了。然而它又是神话时代想象力的基石，其已从我们的理性时代中消失了。尽管这种想象力无处不在，却成了禁忌，为人们所惧怕，以至将自己托付给通向无意识深处的无常之路，也显得像一个危险的实验，或一种不靠谱的冒险。人们认为这是一条错误之路，前途未卜，充满争议。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英勇撞开那人人甘愿匍匐而过的大门吧。”[21]《浮士德》的第二部也远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是“金链”[22]中的一环，其从最初的哲学炼金术和诺斯替教一直延续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种想象力难得人心、模糊不清而又危险，却是探索世界另一极的一段航程。
尤其是在我从事幻象分析的时候，我格外需要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个支撑点，而我可以说，我的家庭和职业工作便是我的支撑点。在现实世界中拥有一份正常生活，以与奇异的内心世界抗衡，这对我来说极为重要。我的家人和我的职业是我随时可以回归的根基，确保我是一种实际的存在，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意识的内容本会让我失去理智。但是我的家庭，以及如下认识——我有一个瑞士某大学颁发的医学文凭，我必须帮助病患，我有妻子和5个孩子，我住在库斯纳赫特市西斯特拉斯街228号——这些现实向我提出了要求，并且再三向我证实，我真的存在，我不像尼采那样如同一张白纸，随精神之风而翻飞。尼采失去了他脚下的根基，因为他除了思想的内心世界一无所有——他的思想反而顺手控制了他，比他控制它更甚。他断了根，徘徊在大地之上，因此他屈从于夸张和虚幻。对我来说，这种虚幻是恐怖的精髓，毕竟我针对的是现世今生。无论我是如何全神贯注或漫不经心，我始终知道，我所体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要为我的现实生活所用的。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义务，实现生活的意义。我的口号是：“这里就是罗斯托，就在这里跳吧！”[23]
时日流转，我内心转变的轮廓开始逐渐显现。1916年，我感觉到了要使某种东西具象化的迫切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内心冲动迫使我起草表达那些或许是腓利门所说的话。这样就有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24]及其奇怪的语言风格。
这次布道是伴着不安开始的，但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要我做什么。我周身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就像空气里充满了鬼魂的实体。然后我的房屋好像开始闹鬼了。我的大女儿看见一个白色的身影穿过了房间；我的二女儿（并非受到了姐姐的影响）却向我讲，夜里她的毯子有两次被无缘无故地扯掉了；同一天晚上，我9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焦虑的梦。第二天一早，他就问他妈妈要蜡笔，平常从来不画画的他，这时却画了一幅有关他的梦的画。他把此画命名为“渔夫之画”。一条河从画的中央流过，手执钓竿的渔夫站在河畔，他钓到了一条鱼。渔夫的头上是一个烟囱，猎猎的火苗和浓烟从中喷出。河的彼岸，魔鬼正从天空中飞来。他正因自己的鱼被人偷走而诅咒着。不过，在渔夫的上方盘旋着的天使说：“你不能动他一根毫毛，他只钓那些坏的鱼！”我儿子画这幅画的日子是一个星期六。
星期天下午5点钟左右，大门的门铃发疯似的响了起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两个女佣都在厨房里，从那里可以看到大门外的空旷广场。大家立刻起身去看谁在门外，但是却连个人影也没看到。我正坐在门铃旁边，不但听到了铃声，还看到门铃在振动，我们只好大眼瞪小眼。周遭的空气变得十分凝重，真是这样！我意识到有事要发生了，整个屋子仿佛进来了一大群人似的，被塞得满满的，挤满了鬼魂。它们一个挨一个，一直排到门口，空气厚重得让人无法呼吸。至于我自己，则是胆战心惊地问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齐声喊道：“我们自耶路撒冷归来，我们想要的在那儿未能如愿以偿。”这便是《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的开头。
之后，其余的文字从我笔下顺畅地流出，经过了三个晚上，这篇东西便写成了。我一拿起笔来，所有聚集的鬼魂便立即烟消云散，房间安静了下来，空气也清爽了。闹鬼事件至此结束。
这段经历必须被当作其本身或其表面上的样子来看待。毫无疑问，它与我当时的情感状态有关，我那时倾向于接受超心理学的现象。它是一个无意识的集群，其怪僻的气氛被我视作原型的内在力量。“它来回游**，飘浮在空气之中！”[25]逻辑思维自然会谎称自己对这件事拥有一些科学的、物理的认识，或者宁可把整件事情一笔勾销，称之违反了规则。但是，若不是这些法则时有被违反的情形，这个世界该是多么枯燥啊！
从那时候起，死者作为一种未被回答、未被解决和未获救赎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是因为，我的命运要求我回应的这些问题和要求，既然并非来自外界，那便必然来自我的内心世界。与死者的谈话形成了一种序言，引出了我不得不就无意识向世人传达的内容：关于无意识的普遍内容的规则范式与解释。
今天，当我再度回首，重新思考研究幻觉的那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其情形如同一种信息势不可当地向我扑来。意象中的一些事物不但与我有关，也涉及许多其他人。正是在那时，我不再只属于自己了，我不再有权利这样想。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便属于大多数了。我关心并正在找寻的知识，仍不能在当时的科学里找到。我必须亲身承受那些原初的体验，此外，还要试着把我从体验中得出的结果播种在现实的土壤里，否则它们就是主观假设，毫无可信度。那也是我决定献身为心灵服务的时刻。我对心灵既爱又恨，但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将自己托付给它，这是我既能够承受自己的存在，也能让心灵的存在最为充实的唯一方法。
今天我可以说，我一直没有割断与我最初体验的联系。我所有的著作和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源于最初的幻觉和梦境，从1912年开始，迄今差不多50年了。我晚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均已包含于它们之中，尽管最初我只用到了情感与意象。
科学是我摆脱那一团混沌的唯一手段，不然的话，这些素材可能会像灌木丛一样困住我，把我当作丛林里的爬虫轻易扼死。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弄懂每一个意象的含义，还有我心灵存货清单上的每一项，并按科学的方法将它们分类，尽可能地，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我们允许意象出现，可能会为之感到惊异，然后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从不费心思去理解它们，更不用说从中得出什么伦理结论了。这样的戛然而止会引起无意识的消极作用。
在沉浸于无意识意象中的那段时间，我决定辞掉大学的教职。我曾作为编外讲师在那里授课8年（自1905年始）。我关于无意识的体验和实验，将我的智力活动带入了平台期。写完《无意识的心理学》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进去科学书籍了。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年之久。我觉得自己再也跟不上学术界的步伐，也不能够谈论我正全神贯注在做的事情。无意识公开的素材已然让我哑口无言[26]。我既无法理解这些素材，也不能赋予它们形态。在大学授课时，我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感到为了把课程继续下去，我应当首先发现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向。当我自己的学术状况都还是一团乱麻的时候，教育年少的学生岂不是要误人子弟。
于是，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继续我的教学生涯——一条康庄大道；要么服从我的内在人格，即一种更高的理性的规则，带着我那奇特的任务勇往直前，去做与无意识的面质的实验。但是，在此事完成之前，我是不能公开露面的。
我谨慎地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我感到某种伟大的事即将在我身上发生，而且我相信这种事情，我感到它更为重要亦更为永恒。我知道它将充满我的生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不惜承担一切风险。
说到底，我能不能当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当然为不得不放弃教职而烦恼。在很多方面，我很后悔自己没有局限于人们所普遍理解的材料上。我甚至有时会怒骂命运不公。不过这种情感总是转瞬即逝，不能算数。相反，如果我们留意内在人格的渴望与话语，苦恼便会烟消云散。这是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的，不只是当我放弃教学生涯之时。其实，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时我还是一个孩子。青年时期，我的脾气暴躁，但是每次情绪冲上顶点，它便会突然回转，然后就是一阵广阔无边的沉静。这种时刻，我觉得自己离一切都很远，刹那前还令我激动的事情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我决定辞职，并投入我和别人都不理解的事情之中，这样做的后果便是一种极端的孤独。我四处徘徊，满载着思想，但无人可诉说：他们只会误解我。我体会到了外部世界和作为意象之源的内部世界之间的鸿沟，它以最痛苦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以我目前的理解能力，我尚看不到两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我只看到“内在”与“外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我才逐渐开始走出黑暗。此时有两件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件事，是我与那个坚持要让我相信我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的女人决裂了；第二件是最主要的事，我开始理解曼荼罗的图案了。这事发生在1918—1919年。1916年，我写完《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以后便画了第一幅曼荼罗[27]。当时我当然不能理解它。
1918——1919年，我在瑞士代堡（Chateau d’Oex）担任英属地区内部战争的指挥官。在那里，我每天早上都要在笔记本上画一幅小的圆形图案，也就是曼荼罗，它看似在呼应我当时的内心状态。借助这些图画，我得以日复一日地观察我精神的变化。比如，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位“审美家女士”的信，她在信中固执地坚持，我的无意识中产生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应被看成艺术。这封信令我不安。这封信毫不愚蠢，从而具有危险的说服力。毕竟，当代的艺术家追求从无意识中创造艺术。这一论点背后的功利主义与妄自尊大触动了我内心的疑虑，即我不确定自己的幻觉是否真的是自发以及自然的，而不是我恣意创造的。我从未摆脱过意识上的偏执和傲慢，更倾向于认为那些随时出现的出色灵感都应归功于个人的美德，而不太好的反应则只是出于偶然，甚至是源于异己的原因。由于我内心充满怒气与失衡，我第二天便自然地画出了一幅有所改变的曼荼罗：部分边缘裂开了，图案的对称性被打破。
我渐渐发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曼荼罗：“形成，转化，不灭心灵的永恒游戏。”[28]而这正是自性（the self），是人格的完整性。当一切顺利时，它便是和谐的，但它不能容忍自我欺骗的行为。
我的曼荼罗是关于自性状态的密码，它们每天呈现在我面前时都是崭新的。从中我看到自性——我的整个身心——正活跃地工作着。诚然，一开始我只能模糊地理解它们。但它们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守护着它们，视若明珠。我明确地感到它们是某种核心的东西，并适时地从中获取了关于自性的生动概念。我认为，自性是一个不可分的个体，它就是我，也是我的世界。曼荼罗所表现的正是这一个体，等价于心灵的微观本性。
我不知道这一时期我画了多少幅曼荼罗，实在是数不胜数。当我画它们的时候，我反复地问自己：这个过程将导致什么结果？它的目的何在？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当下绝不可以擅自拟定一个看似可信的目的。事实已向我证明，我必须摒弃将自我视若千金的观念。毕竟，我对它的守护半途而废了。我本想继续对神话进行科学分析，继续我在《转化的象征》中开始的工作。这仍是我的目标——但我却不能再想它了！我被迫经历无意识的历程。我只好让自己随波逐流，根本不知道它将带我走向何处。然而，当我开始画曼荼罗的时候，我看到一切都通向了一个点，不论是我所走的路，还是我所采取的步骤——都通向了中央的一点。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曼荼罗就是这一中心点。它是一切道路的交会处。它通向了中心，通向了自性化（individuation）。
若干年后（1927年），我通过一个梦印证了我对这一中心点和自性的看法。我用一幅曼荼罗描绘出梦的本质，将之命名为“永恒之窗”。这幅画收录在《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29]中。一年后，我画了第二幅画，同样也是曼荼罗[30]，中央是一座金色城堡。画完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具有中国气息？”我对其构图和配色印象深刻，觉得很有中国特色，尽管表面上没有中国元素，但它就是给我这样的印象。此后不久，一个奇怪的巧合发生了，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卫礼贤的信，附有一篇关于道教炼丹术的论文手稿，名为《金花的秘密》，他请我就之写一篇评论。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这篇文章意想不到地确证了我关于曼荼罗和围绕中心的螺旋的想法。这便是第一件打破了我的与世隔绝的事。我感到了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些人和事同舟共济了。
为了纪念这种巧合，这一“共时性事件”，我在这幅具有中国印象的画下面标注道：“1928年，当我画下这幅形似一个戒备森严的金色城堡的画时，远居德国法兰克福的卫礼贤给我寄来一本中国的千年古卷，书中提及了金花，长生不老的根源。”
刚才提及的梦是这样的：我置身于一座被煤烟熏黑了的肮脏城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又冷雨潇潇。这个城市是英国的利物浦。我与一群——六七个——瑞士人一起走过了几条黑洞洞的街。我感觉好像我们刚走出港口，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在高处，位于悬崖之上。我们爬了上去。那里让我想起了巴塞尔，巴塞尔的集市也是在下方，从那儿可以沿“死者之巷”向上走，会抵达上边的一片高地，通往圣彼得广场和圣彼得大教堂。我们到达这片高地后，发现有一个大广场，由昏暗的路灯照明，许多街道在这里会合。这个城市的各个街区呈辐射状排列在广场周边。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水塘，水塘的中间有一座小岛。周围的一切由于雨、雾、烟和昏暗的灯光而显得模糊，唯独这座小岛被阳光照耀得光辉灿烂。岛上独长了一棵树，是一株木兰，树上花团锦簇，满是略带红色的花朵。这棵树既像是矗立在阳光中，又像是光亮的来源。我的同伴抱怨着糟糕的天气，显然没有看见这棵树。他们谈起了住在利物浦的另一个瑞士人，对他定居于此表示惊讶。我被这美不胜收的花树和阳光灿烂的小岛深深地迷住了，心里想道：“他为什么在这里定居，我可是理解得很。”然后我便醒了过来。
这个梦表现了我当时的心境。我仍清楚地记得梦中那件浅灰黄色的雨衣，在雨天的潮湿中闪着光。一切都非常令人不快，到处黑乎乎的，很是沉闷——一如我在那段时期的感受。但是我却有过一次美得超凡脱俗的视象，我凭借它才得以继续生活下去。利物浦（Liverpool）就是“生命之池”。“利物”（liver）一词，根据古老的观点，有“生命的基座”之意——它“使生命成为可能”。
这个梦带给我一种终结之感。在梦里，我看到目的已被揭示出来。我们无法超出这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目的所在，一切都指向这个中心。通过这个梦，我明白了，自性就是方向与意义的原则与原型。这正是这个梦的治愈之处。对我来说，这一洞见便指向了通向中心即达成目标的途径。我的个人神话，也从中第一次冒出了萌芽。
做过这个梦之后，我停止了曼荼罗的绘制。这个梦描述了整个意识发展过程的顶峰。它呈现了我的处境的全貌，让我心满意足。我肯定地知道，我所做的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只不过我对之仍缺乏了解，而且我的同伴中也没有人能够了解它。这个梦所带来的清晰陈述，使我得以客观地看待那些充满了我整个身心的事物。
如果没有这一见解，我可能已经失去了方向，被迫放弃了我的事业。但在这个梦里，意义已被澄清。在我与弗洛伊德决裂的时候，我已知道自己纵身跳进了未知里。毕竟，除弗洛伊德外，我对什么都不甚了了，但我还是毅然踏入了黑暗之地。当这一切发生之时，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梦，让人感到它就像神赐的恩惠。
当时我所体验和写下的事情，我用了整整45年的时间将它们提炼成科学作品。年轻的时候，我的目标是要在我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后来，我偶然触到了这股熔岩流，它火焰的热量重塑了我的人生。那是促使我去开展研究的最初的东西，而我的工作多少成功地把这光芒闪烁的物质并入了当代世界的图景中去。
我从事内在意象研究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一切基本的东西都这样定型了。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素材从无意识中喷薄而出，立刻淹没了我，而后来的细节只不过是这些素材的补充和说明而已。这就是我一生的工作的原始物质[31]。
【三颗钻专家伴读】
第七章 著述
第七章是本书的难点所在，其实只适合三类人阅读：第一类是国际分析心理学学会认证的荣格分析师，他们大多数是博士毕业后从业多年的心理治疗师；第二类是专门研究荣格的大学教授；第三类是天生聪慧的荣格学说骨灰级发烧友，比如荣格及其同事的病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泡利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等人。
因为这一章首先假设读者们已经读过荣格晚年的炼金术心理学著作，又假设读者们对基督教非常熟悉（如《圣经》中《约伯记》的内容），在这一章的最后两段，它还假设读者们能够读懂老年荣格的寂寞和孤独。
那么，荣格为什么要把这种高难度的内容放入他的自传呢？这是因为，他从自己的梦境和视觉意象中获得了心灵超越的秘方。荣格那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超越体验保持沉默。在这种孤独中，他想要了解类似体验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结果他真在炼金术中找到了类似情况。这也是这一章乃至附录赋予卫礼贤如此重要分量的原因。正是卫礼贤带来的中国道教炼金术文本《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让荣格惊奇地发现，与他的自我疗愈过程类似的东西，居然被如此清晰地描述出来，而且变成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观想修炼过程。
但对荣格而言，仍是精神分析发挥了更大的疗愈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于梦境的研究和开发。
下面简要总结这一章提到的三个梦境。
第一个梦名为“困在17世纪”，表明荣格能够和传统文化炼金术建立联结，表明他建立了正性家国情结。
第二个梦名为“配楼乐队梦”。做这个梦的时候荣格已经77岁。这个梦大体的意思是：荣格渴望“灵魂伴侣感”出现在自己的婚姻以及父母的婚姻中。这也是家国情结的特点，它首先体现为我们希望父亲接近于伟大父亲原型，母亲接近于母亲原型，父母的**关系接近于化合原型，逐渐地期望父母能够在夫妻关系中修通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投射。这些原型投射多年后，人们在中年期形成了家国情结。有的人一辈子都无法超越这个情结。荣格在老年时仍然在修通这个情结。
第三个梦名为“父亲圣经梦”，这个梦的意义也非常深刻，除荣格自己的解析外，大概还有如下几点：其一，人在一个方面是超过上帝的，那就是自由；其二，上帝是有暗黑一面的，就像大卫王一样；其三，人性的忠诚和献祭才是最高的存在。
[1] 翡翠板（Tabula Smaragdina），上面记载着炼金术的全部奥秘。——译者注
[2] 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os），翡翠板的主人，《秘义集成》（Corpus Hermeticum）的作者。三倍伟大是指他通晓炼金术、占星术、神通术三种智慧。——译者注
[4] 弗洛伊德曾提过“古代遗迹”。——原注
[5] 1957 年。——原注
[6] 1955年11月27日。——原注
[7] 黑色圣甲虫（black scarab）即蜣螂，在古埃及，圣甲虫被称为khepri，是诞生的意思。因为圣甲虫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无到有，推出了粪球。就如同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一样，从无到有，诞生了另外一个世界。圣甲虫象征着整个宇宙的诞生，因而受到人们的尊崇，被称作圣甲虫。——译者注
[8]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理查德·瓦格纳著名歌剧《西格弗里德》《诸神的黄昏》中的主角。——译者注
[9] 伊利亚（Elijah），《圣经》中的重要先知，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伊利亚意即“耶和华是神”。——译者注
[10] 莎乐美（Salome），《圣经》中的人物，借分封的希律王之手杀死了施洗约翰。——译者注
[11] 行邪术的西门（Simon Magus），《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在撒玛利亚城中行邪术，并企图用钱向使徒收买降圣灵的权柄。——译者注
[12] 特洛伊的海伦（Trojan Helen），希腊古典美的化身，宙斯与勒达之女。她倾国倾城的美丽引发了特洛伊战争。——译者注
[13] 在圣杯故事中，克林索尔建立了一个花园，借此掌控许多美丽的花之少女。其中一位少女昆德丽受命引诱骑士，使之服从克林索尔。——编者注
[14] 古鲁（guru），印度教的宗师或精神领袖。——译者注
[15] “除去我们头脑中可怕的黑暗吧”——《曙光同现》，托马斯·阿基纳斯的一篇有关炼金术的论文。——原注
[16] 商羯罗查尔雅（Shankaracharya，约788—820），印度中世纪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译者注
[17] 《吠陀经》（V eda s），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译者注
[18] 古埃及人认为人都有两重灵魂，一个是护卫灵，代表着人的才能、能量和身份；另一个是灵魂，是有意识的灵魂，通常表现为鸟。——译者注
[19] 安索波瑞恩（Anthroparion）是一种矮人。其曾出现在3世纪重要的炼金术士诺波利斯的佐西莫斯的视象中。包括安索波瑞恩的一群精灵，还包括地精、古典时代的铁精及供炼金术士驱遣的侏儒。作为水银之精，炼金术中的墨丘利也是一位安索波瑞恩。——原注，安妮拉·亚菲
[20] 《黑书》包括六本黑色皮质封面的小笔记本。《红书》则是一本红色皮质封面的对开笔记本，用颇为讲究的文学体裁和语言记载了同样的幻觉，用中世纪手稿常用的哥特式字体书写而成。——原注
[22] 金链（Aurea Catena），在炼金术中，“金链”是指一系列伟大的智者，其中第一位便是联结了人间与天堂的赫尔墨斯。——原注
[23] 原文是拉丁文，取自《伊索寓言》。寓言中，有一个自吹自擂的运动员，吹嘘他曾在罗斯托岛上的一次竞赛中跳出了惊人的距离。一位路人劝他不必找目击者来证实这一点，只需要再跳一次：“这里就是罗斯托，就在这里跳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引用过这句名言。——译者注
[24] 私人出版（未注明出版日期），采用假名，副标题为“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作者为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巴斯里德，此城市位于东西方交界之处。——原注
[25] 见《浮士德》第二部。——原注
[26] 在“休养生息”的阶段，荣格只写了一点儿东西：少量用英文写的论文，以及《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荣格文集》第七卷）英译本第一版出版。1921年《心理类型》（《荣格文集》第六卷）的出版，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原注
[27] 副本作为《原型与集体无意识》（《荣格文集》第九卷上册）的卷首插图。——原注
[28] 《浮士德》第二部。——原注
[29] 见《原型与集体无意识》（《荣格文集》第九卷上册）中《关于曼荼罗象征》一节的图6。——原注
[30] 见《原型与集体无意识》（《荣格文集》第九卷上册）中《关于曼荼罗象征》一节的图36。——原注
[31] 原始物质（Prima Materia），中古欧洲炼金术士认为所有物质具有相同的基本性质，能分解成相同的基本单位，即原始物质，也称为“世界之魂”（World Soul）。炼金术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普通金属分解成原始物质，再重新排列组合以获得黄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