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步入后半生之后，我开始面质无意识的征途。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差不多过了20年，我才对我的幻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首先，我必须找到我的内在体验的历史样本。也就是说，我得问自己：“历史上何时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倘若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我就不可能证实我的想法是有根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接触到炼金术对我而言是决定性的，它给我提供了我当时缺少的历史基础。
分析心理学本质上是一门自然科学，但比起其他科学更易受到观察者个人偏好的影响。因此，心理医生若想排除判断上的误差，至少是最粗糙的那些，他便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依附于历史与文学中类似的案例。从1918年到1926年，我认真研习了一些诺斯替主义[1]作家的作品，他们也曾正视过无意识的原初领域，探讨过它的内容，即那些明显被本能世界污染过的意象。至于他们如何理解这些意象就很难说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并不充足——而且，已有记录大都出自反对他们的教父之手。在我看来，他们不太可能就这些意象形成一种心理学概念。但是诺斯替教教徒们实在离我太远，我无法使我面前的问题与他们建立任何联系。就我所知，能将诺斯替与当代联系起来的传统似乎已被割断了。很长时间以来，想要找到联结诺斯替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2]——与当代社会的桥梁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对炼金术有所了解以后，我发现它就是联结诺斯替主义的历史纽带，而过去与现在之间其实是有连续性的。炼金术根植于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向前联结着过去的诺斯替主义，向后又通向了未来的关于无意识的现代心理学。
这一幕是由弗洛伊德揭开的，他同时还引入了传统诺斯替教派的性欲主题，以及极端的父权。诺斯替教派的耶和华与造物主的主题，在弗洛伊德的原初父亲形象和从中衍生出的阴暗超我的神话中再度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神话里，父权变成了邪恶的事物，创造出了一个充斥着失望、幻觉和苦难的世界。但是，炼金术士专注于物质的奥秘，其中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倾向迷惑了弗洛伊德的双眼，使他没能看到诺斯替教派的另一方面的本质：精神的原始意象。这意象作为另一个更高的神祇，送给人类一只双耳喷口杯（用于混合的容器），一个象征着精神转化的容器。[3]双耳喷口杯是阴性特质（feminine principle）的象征，在弗洛伊德的父权世界里没有容身之地。附带说一句，与他有同样偏见的人不在少数。在天主教思想中，圣母玛利亚与基督的新妇刚被接到神圣的闺房（新房）里，人们犹豫了好多个世纪，才部分接受这两个女性形象[4]。而在新教和犹太教领域，父权继续一如既往地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哲学炼金术中，阴性特质与阳性特质平分秋色。
在找到炼金术之前，我做了一系列同样主题的梦。我的房子旁边增加了一部分，也就是辅楼或者配楼，看来很是眼生。我每次在梦里都很奇怪，为什么这间房子似乎一直都在那里，我却不知道它。终于在一个梦里，我走进了这个配楼。我发现那里有一个极好的图书室，源于16——17世纪。包着猪皮封面的、又大又厚的开本书籍摆满了几面墙。其中有几本书装饰有风格古怪的铜版画，书中插图上画着我前所未见的奇异符号。当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过了很久才认出它们是炼金术的符号。在梦里，我仅觉察到这些符号乃至整间图书室所展现的魅力。这些藏书包括了中世纪的初期刊本[5]和16世纪的出版物。
房屋旁边的未知配楼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方面，它代表着我尚未意识到的某种特质。那栋配楼，特别是图书室指涉的是炼金术——虽然当时我仍对其一无所知，但很快就开始对其加以研究。大约15年后，我收集的藏书已和梦中的图书室相差无几了。
预示着我将遇到炼金术的关键梦境出现在1926年前后：彼时我正在南蒂罗尔（South Tyrol），梦中正值交战之时。我身处意大利战场，乘着一个矮小农民的马拉货车从前线逃离。我们沐浴在枪林弹雨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必须尽快赶路。[6]
我们必须跨过桥梁，再穿过隧道，隧道的拱顶已部分被炮弹炸毁。穿过隧道之后，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我认出这里是维罗纳（Verona）周边的一个地区。举目望去，这座城市正在明亮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我松了一口气，我们继续驱车前行，来到了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伦巴第平原（Lombard Plain）。道路穿过了春意盎然的可爱乡村后，我们看到了广袤的稻田、油橄榄树和葡萄园。然后，在路的斜对面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占地千顷，是庄园主的宅邸，建得就像意大利北部公爵的宫殿。这是一座典型的庄园主宅邸，有许多配楼和附属建筑。就像卢浮宫一样，道路穿过宽阔的前院，经过宫殿旁边。矮小的马车夫驾车带我穿过一道门，从此处透过远处的另一道门，我们再次望见了那片阳光灿烂的地方。我环顾四周：我的右边是这座宅邸的正面，左边则是长长的一排仆人的住处、马厩、谷仓和其他附属建筑物。
我们来到了庭院的中央，正对着宫殿的入口，这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只听一声闷响，道路两端的大门都关上了。那农民跳下了车，嚷道：“这下好了，我们被困在17世纪了。”我无奈地想：“好吧，真被困住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们大概要被关好几年吧。”接着一种安抚性的念头涌上了心头：“再过几年，总有一天我会走出去的。”
做了这个梦之后，我翻阅了卷帙浩繁的世界史、宗教史和哲学史书籍，却没有找到任何有助于解释这个梦的资料。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发觉这个梦与炼金术有关，这门学科恰在17世纪到达了顶峰。可是很奇怪，我完全不记得赫伯特·西尔贝香是怎么写炼金术的了[7]。当时他的书已经出版，而我认为炼金术根本不入流，而且相当愚蠢，尽管我很欣赏西尔贝香的神秘而富有建设性的观点。我曾与他有书信往来，还告诉他我很欣赏他的工作。可是，他那悲剧性的死亡表明，西尔贝香对这个问题虽有发现，却未能有所顿悟[8]。他主要利用的是后期的资料，而我对之不甚了了。炼金术后期的文献充满奇思异想，结构复杂，含义模糊，只有当我们懂得了如何解释它们，才有可能辨认出其中宝藏。
1928年卫礼贤寄给我一本关于中国炼丹术的手稿，即《金花的秘密》，我读过之后，对炼金术的本质了解方始。我被一种欲望激励着，想要进一步熟悉炼金术的文本。于是我委托一位慕尼黑的书商，如果有炼金术方面的书籍落到他手里，就立刻通知我。不久之后，我收到了第一本书，《炼金术卷二》（1593年），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拉丁文论文集，其中有几篇炼金术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被我尘封了近两年。我偶尔翻阅书中的图画，每次都不禁感慨：“天啊，真是胡说八道！这种东西叫人怎么理解！”但是它一直牵引着我的好奇心，我最终决心彻底进行一番研究。次年冬天，我开始了研究，马上便发现这本书着实引人入胜、激动人心。诚然，这些文本在我看来仍然不知所云，但不时会有一些对我颇有意义的段落出现，偶尔甚至能读到一些我能理解的句子。最后，我意识到，原来炼金术士是用象征来说话的——象征可是我的老相识了。“哎呀，这真是不可思议，”我心想，“我一定要破译这些象征。”到此为止，我是完全沉浸其中了，只要一有时间，我便认真钻研那些文本。一天晚上，我正在研究它们，突然回想起我被困于17世纪的那个梦。我终于领略了梦的含义。“原来如此！看来我必须得从基础开始学习炼金术了。”
我在炼金术思想进程的迷宫里摸索了许久才找到出路，因为没有一位阿里阿德涅会跑来塞给我一个线团[9]。在读到16世纪文本《哲学家的玫瑰园》时，我注意到有一些奇怪的表达方式和措辞反复出现，比如“分解与凝结”“神秘鼎炉”“青金石”“原始物质”“水银”等。我发现这些短语反复出现，具有特定的含义，但我无法准确把握这种含义。因此，我决定着手用交叉参照的方式编一本关键词辞典。日复一日，我积累起了几千个关键词和短语，做了好几册读书摘抄。我采用的是语言学的思路，就像试图破解一种未知的语言一样。这样一来，我便逐渐理解了炼金术的表达方式。这项任务，我投身其中有十余年。
没过多久，我便发觉分析心理学以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与炼金术相匹配。在某种意义上，炼金术士的体验就是我的体验，他们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我竟无意中找到了无意识心理学的历史对应物。与炼金术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以及能够追溯到诺斯替主义的连续的金链，它们都给我的心理学带来了实质性的证据。在我细细品读这些古卷的过程中，一切都各归其所：幻觉中的意象，实践中搜集的经验性素材，还有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我开始明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心灵内容意味着什么。我早先通过研究神话来理解这些心灵内容的典型特征，如今这一理解进一步加深了。我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原始意象和原型的本质。我看得很清楚——没有历史就没有心理学，当然也就没有了无意识的心理学。意识的心理学固然可以满足于从个人生活中提取的素材，但是，只要我们想要解释一例神经症的个案，便需要一份比有意识的知识更加深入的既往病史。在治疗的过程中，每当需要做出不寻常的决定时，梦就会出现，欲解释这些梦，就需要超出个人记忆的知识。
我认为，对炼金术的研究标志着我与歌德产生了某种内在联系。歌德的秘密，在他受制于原型转化这一持续了千百年的过程。他把《浮士德》当作自己的主要著作或神圣的工作。他称它为“主线事业”，他的一生都在这部戏剧的框架之中进行。于是，他身上产生了一种有生气的、跳动的生之元素，一种超个人的过程，上演着原型世界的伟大梦境。
我也被同一个梦境攫取了，11岁的时候，我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主线事业”。我的一生只受到一种观念、一个目标驱使和维系：探索人格的奥秘。从这一中心点出发，一切都能得到解释，我毕生的工作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
我真正的科学研究始自1903年的联想测验。我把它当作我在自然科学领域之事业的首个科学成就。完成这篇《词语联想研究》之后，又写了两篇精神病学论文，前文已论述过其渊源：《早发性痴呆心理学》和《精神病的内容》。1912年，《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出版，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就此告终。从那以后，我只好独自前进。
我的切入点，源自我对自己无意识中意象的痴迷。这一时期从1913年持续到1917年。之后，曾经不断涌现的幻觉渐少。直到它们平息下来，我才终于逃出幻觉的魔山，能够客观地看待整个体验，开始对之进行反思。我向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是如何与无意识相处的？”《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10]一文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16年，我在巴黎就这一题目做了演讲[11]。讲座内容在12年后方以德文出版，不过内容多有拓展。我在文中描述了许多无意识的典型内容，表明了有意识头脑所采取的态度，对它们的影响绝非无关痛痒。
与此同时，我还在酝酿着《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一书，其于1921年首次出版。这本书源自我的一种需求，我想要界定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不同。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类型的问题。因为心理类型从一个人出生起，便决定并限制其判断力，所以，我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个人与世界、他人及事物的关系，还论及了意识的多个方面，即有意识头脑看待世界的各种态度，从而构成了一门关于意识的心理学，其视角大约可以称为临床的。我引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施皮特勒的作品尤为重要，特别是《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 [12]。此外，我还讨论了席勒、尼采、古典时代及中世纪的思想史。我甚至冒昧地给施皮特勒寄了一本《心理类型》。他没有回信，但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报告中，他明确地宣称，《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根本没有“特殊含义”，就像唱了几句“春天到了，啦啦啦啦”的小曲一样。
这本关于类型的书，主要表达了个体做出的每一个判断都受限于他的人格类型，个体的每一个观点亦是如此。为了补偿这种多样性，便提出了统一性的问题，我顺其自然地找到了中国的“道”的概念。前文已讲过我的内在发展与卫礼贤寄给我一本道教手稿的共时性事件。1929年，我和他合著了《金花的秘密》。直到我找到了思想和研究的中心点，也就是说触及了自性的时候，我才感觉终于回到了世间。我开始周游四方，做了很多讲座。诸多的论文和讲座是对多年来向内探索的一种补偿。它们亦回答了读者和病患向我提出的问题。[13]
自打《转化的象征》一书问世后，我开始深切关注力比多的理论。我把力比多假设为一种具有物理能量的心灵类似物，多少成了一个量化的概念，因而不能再被定义为定性术语。我的想法是要跳出当时流行的具体化的力比多理论——换言之，我不想再涉及饥饿、攻击和性之类的本能，而是把这些现象全部看作心灵能量的表达。
在物理学中，我们也会讲到能量及其多样化的表现方式，比如电、光、热等。在心理学中也是这样的。我们遇到的主要是能量问题，也就是说，要衡量其强度，比较其数量的多少。能量会伪装成不同面貌出现。若要把力比多比作能量，便可以采取一种综合而统一的观点。至于力比多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定性问题——是性欲、权力欲、食欲或其他——就该退居次席了。我想为心理学找到一种逻辑严密的观点，就像物理科学中的能量理论一样。这就是我在《论心理能量》（On Psychic Energy，1928）中所探讨的内容。我把人类的动机看成能量过程的体现，类似于热能或光能等。现代物理学家不会认为一切形式的力都源于某一种能量，比如说热能。所以，心理学家同样也要警惕，不能把一切本能都归入性欲概念之下。这是弗洛伊德最初的错误，后来他用“自我本能”（ego-instincts）的假说对其加以纠正。之后，他又提出了“超我”的概念，并赋予它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中，我只讲了我如何执着于无意识，并分析了这一执着的本质，却没有更多地提及无意识本身。当我研究自己的幻觉时，我觉得，无意识要么会改变，要么会引起改变。在我熟习了炼金术之后，我才认识到，无意识是一个过程，心灵的转化或发展，都建立在自性与无意识内容的关系之上。在个体之中，这种转化通过梦和幻觉体现出来。而在集体生活之中，这种转化主要存留于各种宗教系统和丰富多变的象征里。我学习了这些集体转化的过程，又了解了炼金术的象征性，由此便得到了我的心理学的中心概念：自性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我的研究工作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它一上来就触及了世界观的问题，以及心理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我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写出了《心理学与宗教》（Psychology and Religion，1938），又从这篇文章中拓展出了《帕拉塞尔斯卡》（Paracelsica，1942）一书。书中第二篇文章“帕拉塞尔苏斯的精神现象”（Paracelsus as a Spiritual Phenomenon）在这一方面是重中之重。帕拉塞尔苏斯[14]的著作饱含着原创性想法，包括对炼金术士所提出的问题的清晰阐述，尽管叙述方式华而不实。通过帕拉塞尔苏斯，我最终得以探讨炼金术与宗教和心理学的本质联系——或者换句话说，炼金术的宗教哲学形式。这即构成了《心理学与炼金术》（Psychology and Alchemy，1944）的内容。通过这本书，我终于为1913——1917年的个人体验找到了根基。我在那段时间里所经历的过程，正对应着该书中涉及的炼金术的转化过程。
自然而然，我始终在考虑无意识的象征与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关系。我不但为基督教的启示开启一扇门，还认为它对西方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人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顺应当代精神的瞬息万变。若不这样做，它就脱离了时代，不能助益人类达成完整性。我在我的著作中竭力强调这一点。我还就三位一体的教条和弥撒的文本做出了心理学的阐释——此外，我还比较了帕诺波利斯的佐西莫斯[15]所描述的视象，他是一位3世纪的炼金术士，兼诺斯替派教徒。[16]我将分析心理学和基督教相联系的尝试，最终导向了基督是不是一个精神（心理）形象的问题。早在1944年，我已在《心理学与炼金术》中论述了基督这一形象和炼金术士的核心概念——青金石或称哲人石——之间的对应关系。
1939年，我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讨论依纳爵·罗耀拉[17]的《精神修炼》。与此同时，我正为著写《心理学与炼金术》而进行着一些研究。一天夜里我醒了过来，看到床脚处出现了十字架上的基督意象，沐浴在明亮的月光之中。它并不是真实大小的，然而却十分真切，我甚至看出他的躯体是由略泛青色的金子塑成的。这一景象有着超凡脱俗的美，我为之深感震撼。像这样的视象我本司空见惯，我时常看到生动逼真的梦的意象。
我那时正在构思一篇《基督的灵魂》，是由《精神修炼》而引申出的思考。这一幻觉的出现似乎在告诉我，我在思考时忽视了什么：基督与炼金术士的非凡之金及生命之缘有着相似性[18]。当我觉察到我的视象指向了炼金术的核心象征，并发现自己产生的基督视象本质上属于炼金术范畴的时候，便感到释然了。
青金代表了生命的特质，炼金术士不只在人身上看到这种特质，在无机的自然界中亦能看到。它体现了生命精神（life-spirit）、世界之魂（anima mundi）或全宇宙之子[19]，即给整个宇宙赋予了生机活力的人类。这一精神渗透了万事万物，包括无机物，甚至存在于金属和石头中。因此，我的视象是基督的意象与他的物质类似物（全宇宙之子）的统一。若非我被那青金强烈震慑，我大概不免会假设，是我的“基督教”观点中缺失了某种本质的东西——或者说，我那一贯的基督的意象仍有某些不足，仍需要补充基督教发展史的知识。然而，对金属的强调却让我一目了然地看到炼金术中基督的概念，这乃是一种精神活跃而肉体已死的统一体。
我再次在《爱翁》[20]一书中探讨基督问题。在这本书里，我讨论的重点不是历史上类似的人，而是基督这一形象与心理学的关系。我没有把基督看作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形象。我更希望揭示出他所代表的宗教内容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亦关心占星术如何能够预言基督的到来，当时的人们是以何种精神来理解基督的，而基督教文明延续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中的基督又该如何被理解。这些是我在书里力图描述的，连同围绕着他积聚了千年的全部注脚。
在钻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耶稣本人是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这一问题意义深远，他所在的时代的集体智力——也可以说是群集而成的原型或人类（Anthropos）的原始意象——集于他一身，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犹太先知。有关人类的原始观念，一方面根植于犹太传说，另一方面则来自埃及荷鲁斯[21]的神话。其从基督纪元之初便为人们所深信，因为它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人类之子，即上帝的儿子，他站在了世界的统治者奥古斯都的对立面。这一观念与犹太人的弥赛亚[22]问题一脉相承，扩大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耶稣本是木匠之子，却广传福音，成了世人的救主，倘若把这一事实归为“纯粹的偶然”便大错特错了。他一定具有非凡的天赋，才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和呈现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期许，纵然这期许是无意识的。没有人能胜任这一送信者的工作，唯有特定的耶稣能够做到。
在罗马帝国那无孔不入且极其强力的统治之下，以神圣的恺撒大帝为代表，其开创出的世界里，无数的个体甚至整个民族，都被剥夺了文化独立与精神自主。今天，个体和文化亦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即淹没于大众之中的威胁。于是，各地涌现了希望基督再次出现的思潮，甚至谣传有些人看见了某些幻象。此皆表达了人们对获得救赎的期望。然而，这一次人们所采取的形式与过去毫无可比性，却只是“技术时代”的典型产物。这就是遍布全球的飞碟（不明飞行物）事件。[23]
我旨在最大限度地证明我的心理学与炼金术的相似之处——或炼金术类似于心理学的地方。在提出上述宗教问题的同时我也想知道，那些心理治疗中的特殊问题，在炼金术著作中是怎么描述的。临**心理治疗的主要问题是移情（transference）。我和弗洛伊德都同意这一点。我可以确定，炼金术中有对应移情的内容——合体（coniunctio）的概念，希尔博赫[24]已指出过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我于《心理学与炼金术》一书中列举了这一对应的证据。两年之后，即1946年，我又在《移情心理学》[25]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些研究最终引出了《神秘合体》[26]。
像我就自身或科学方面关注的其他问题一样，合体的问题也有梦相伴而来，做出预言。在其中一个梦里，这一问题与基督问题一起，凝聚成了一个非凡的意象。
我又梦到我的房屋旁有一座我从未涉足的配楼。我决心要看一看它，便走了进去。我先来到一个双扇大门前面。推开门，便进入了一间装配成实验室模样的房间。窗前的桌子上有许多玻璃试管，还有动物学实验室所需的一切设备。这是我父亲的工作室。不过他现在不在这里。沿墙摆放的架子上，几百个瓶子琳琅满目，里面盛着我能想象到的每一种鱼。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父亲正从事鱼类研究！
我正站在屋里四下张望，发现窗帘总时不时地扬起来，仿佛大风正吹。突然，来自乡下的年轻人汉斯出现了。我叫他去窗帘后看一下，是不是有扇窗没关好。他应声去了，一去就是好长时间。他回来的时候，脸上一副受到惊吓的神情。他只说了一句：“是的，那里有东西。它在那儿游**！”
于是我亲自前去，发现一道门能通到我母亲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人，气氛颇为诡异。这个房间非常宽敞，从天花板上悬下来两排共10个箱子，离地两英尺。它们看起来貌似园亭，面积约6平方英尺，每一个都装有两张床。我的母亲去世已久，我知道这个房间是她回访做客时的居所，她摆上这些床就是给来访的鬼魂睡觉用的。这些鬼魂成双成对，结成了鬼亲，它们来到这里过夜，甚至白天也会来。
在我母亲的房间对面有一扇门。我把门打开，走进了一个大厅。它使我想起了一家大饭店的大堂。大厅置备有安乐椅和小桌子，由柱子支撑，装饰着豪华的幔帐。一个铜管乐队正在演出，声音响亮。我刚才在后面就听到了音乐声，不过不知道它是哪儿传来的。大厅里空无一人，只有铜管乐队大声吹奏舞曲和进行曲。
饭店大堂的铜管乐队意味着铺张的快乐和世俗。而在这吵吵闹闹的表面之后，谁也不会想到竟是阴间，在这同一个屋檐之下。梦中大厅的意象似乎是在嘲讽我温和世俗的欢愉。这只是表面罢了，表面之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东西，在铜管乐队的乐声嘹亮之中毫无痕迹：鱼类实验室和灵魂徘徊之亭阁。这两处都是可敬可畏的地方，笼罩着神秘的寂静。身处其中，我隐约感到这是夜的居所，而大厅则代表着白天的世界，浮华的世间。
这个梦里最重要的意象是“鬼魂接待室”和鱼类实验室。前者以某种荒诞的方式表现了合体，后者则暗示了我对基督的先入之见，即基督本人就是鱼[27]。二者都是我接连研究了十余年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鱼类研究被认为是我父亲所为。在这个梦里，他成了基督圣灵的守护者，因为，依照古代的观点，这些鱼是被西门彼得的网捕捉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同一个梦中，我的母亲是死者鬼魂的守护人。于是，我的双亲便都担负了“灵魂的疗愈”的重责，这在真实生活里则是我的工作。仍有事情未完成，由我的双亲所承载，也就是说，它潜伏于无意识中，留待未来解决。我由此想起，我还没有解决“哲学的”炼金术的核心问题，即化合的问题，也没有回答那青金色的基督圣灵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被我妻子当作毕生的任务——关于圣杯传说的主要工作，当时也尚未完成。[28]我回想起，在《爱翁》中写到耶稣鱼的象征时，我脑海里非常频繁地出现追寻圣杯和渔夫之王[29]的故事。若非我打定主意不去擅闯我妻子的领域，我毫无疑问会把圣杯的传说纳入我对炼金术的研究中。
我印象里的父亲深受安福塔斯[30]式的伤口的折磨，是一位伤口久治不愈的“渔夫之王”——这是一种基督式的苦难，而炼金术士正是为此才寻找灵丹妙药的。我是“无言的”帕西法尔[31]，在整个童年时代目睹了这一疾痛，也像帕西法尔一样，有口难言。我心中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现实中，我父亲从未对兽形的基督象征有过兴趣。但实际上，直到逝世，他一直践行着基督所预示的苦难，不曾意识到这是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的后果。他认为自己的不幸是一种个人的、有药可医的痛苦，他不认为这是众基督徒皆要承受的苦。《新约·加拉太书》（2：20）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从未理解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因为他每每想到宗教问题，便会因恐惧而战栗。他想要止步于信仰的满足，但这信仰却让他失望。智力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往往会带来如此回馈。“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19：11）]盲目地接受不能解决问题，它顶多维持局面不变，让下一代付出惨重的代价。
诸神的兽形属性表明，诸神不只存在于神界，还延伸到了低于人类的领域。动物便是诸神的影子，就像是自然本身与神圣的意象产生联系。“基督之鱼”（pisciculi Christianorum）说明效法基督的那些人本身便也是鱼——这说明，无意识的灵魂需要对灵魂的帮助（cura animarum）。鱼类实验室，其实就是教会的“灵魂的疗愈”的意思。伤者自创其身，治愈者亦需自愈。在这个梦中，最显著的一点即是死去的人为其他死去的人做了一些事，在超出意识之外的世界里，也就是在无意识的领域中。
因此，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我仍未意识到我的责任的本质，所以不能就这个梦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只能感觉到它的价值。我仍需克服强大的内在阻力才能写出《答约伯》。
《答约伯》的内在根源已在《爱翁》中端倪初现。我在《爱翁》里讨论了基督教教义的心理学问题，而约伯则是基督的某种原型。二者的联系就是受苦受难的观念。基督是代上帝受难的仆人，约伯也是一样。对基督而言，世界上的罪恶是苦难之源，所以基督徒承受苦难，这是普遍的回应。这不可避免地导向了这样的问题：谁该为这些罪恶负责呢？归根结底，上帝创造世界，便也创造了世界上的罪恶，他为了承受人类的命运而化身为基督。
《爱翁》里多次提到了这一神圣意象的光明面与阴暗面。我列举了“上帝的愤怒”，敬畏上帝的戒律，以及“指引我们远离**”的祷告。这一矛盾的上帝着重体现在《约伯书》 [32]中。约伯希望，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会站到他这边来反对上帝，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帝那悲剧的矛盾性缩影。这便是《答约伯》的主题。
一些外部力量也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公众和病患的诸多疑问，让我觉得更加有必要澄清我的观点，关于现代人遇到的宗教问题。有好些年，我不愿意做这一工作，因为我充分地认识到，此行必将激起轩然大波。但是后来，我被这一问题紧追不舍，不能脱身，它如此迫切而棘手，我发现不得不做出一番回答了。我回答的方式就如同这问题出现的方式一般，是一种充满了情感的经验。我有意为此，避免给人留下我致力于传达某种永恒真理的印象。我的《答约伯》，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声音，一个人希望且期盼引起公众的一些思考。我无心宣扬什么形而上学的真理。但是神学家们却这般指责我，因为神学思想家们太习惯于永恒的真理，所以不能理解其他的陈述方式。当一位物理学家说，原子的结构是如此这般，并徒手画出一张模型，他着实无意表达什么永恒的真理。但是神学家不理解自然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心理学的素材即其主要事实，以陈述组成——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频繁地以一贯的形式出现的陈述。
约伯的问题及其所有分支，也同样由一个梦所预示。梦的开头，是我前去看望我早已去世的父亲。他住在乡下——具体地点不得而知。我看见一座18世纪风格的房屋，非常大，几栋配楼也很大。我得知，这房子本是建于温泉之上的一间旅舍，似乎许多大人物、名人和皇亲国戚都曾下榻在此。而且，有些人已经死去，石棺就停放在房屋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则是看守人，负责看管这一切。
我旋即发现，他不只是看守人，还是一位著名学者——他生前可不是这样的。我在书房找到了他，很奇怪，Y医生——与我年纪相仿——和他的儿子也在那里，两位都是精神病学家。不知道是不是我提了个问题，抑或我父亲自己想解释某个问题，他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对开大小的《圣经》，沉甸甸的，和我的图书室里那本《马里安圣经》差不多大。我父亲的这本《圣经》有着闪闪发亮的鱼皮封面。他翻到《旧约》的部分——我想他大约翻到了《摩西五经》——开始解释某些片段。他言辞流畅，学识渊博，我都有点儿跟不上了。我注意到，他的言语背后有丰富的知识，我隐约领悟了其中意义，但不能够恰当地给予评价，也不能理解。我看出Y医生根本一窍不通，他的儿子则在发笑。他们觉得我父亲正在大掉书袋，因为上了年纪才这样喋喋不休。不过我却很清楚，这绝非病态的激动，我父亲的话一点儿都不愚蠢。相反，他的论述十分睿智，博大精深，是我们太过愚蠢才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谈到了某些他深陷其中的极为重要的事情，因而他的语气急迫。深刻的见解在他的头脑中激**。我们三个人却犹如白痴一般，他这样对牛弹琴，我真是又恼怒又惋惜。
这两位精神病学家代表了一种有限的医学视角，我作为医生，也受到了这种视角的影响。他们两个代表着我的阴影——父亲和儿子，两种身份的阴影。
然后，景象转变。我和父亲来到一所房子前面，面对着一间棚屋，里面堆放着木材。我们听到棚屋里传来嘈杂的重击声，好像有大块的木板被从高处扔下，或被翻来翻去。我推测，棚屋里至少有两个工人在工作，但我父亲却告诉我，这地方在闹鬼。显然，某种喧闹鬼制造出了这噪声。
我们走进了房子，房子的墙壁厚重。我们顺着逼仄的楼梯上了二楼。一幅奇怪的景象出现了：一间大厅，完全跟印度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的苏丹王阿克巴[33]的私人大厅（议会厅）一模一样。房间很高，呈圆形，沿墙是一道环形廊台，廊台上有四座桥连接着盆状的中心。而那盆坐落在高柱之上，是苏丹王的圆形座椅。参赞们和哲学家们坐在墙边的廊台上，苏丹王便在高处与他们讲话。大厅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曼荼罗，是现实中的私人大厅的完美复制品。
梦里，我偶然瞥见大厅中央有一陡直的楼梯，通向墙上很高的一处——这与现实中不同。楼梯的尽头有一道窄门，我父亲对我说：“现在，我要引你去往最高的所在。”他跪在地上，以额触地。我学着他的样子也跪了下来，心潮澎湃。不知怎的，我的额头碰不到地板——差不多间隔了一毫米。不过我至少模仿了他的大致动作。我一下子便知道了——也许是我父亲先前告诉过我——上方的窄门通往一间隐室，那里住着乌利亚，他曾是大卫王的战士，大卫王为了得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可耻地背叛了他，指派自己的战士在敌军阵前将他遗弃。
既然此举失败，我们便横过街道，到了“另一边”，恶作剧之鬼在那里忙忙碌碌。恶作剧之鬼现象通常发生在青春期之前的少年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尚未成熟且不自知。印度风情代表着“另一边”。我曾到过印度，私人大厅的曼荼罗构型表现了一种与中心点有关的含义，确实让我印象深刻。这个中心点是阿克巴大帝的宝座，他统治着一整个次大陆，像大卫王一样，是“全世界的领主”。但是，在大卫王之上，存在着无辜而忠诚的乌利亚，曾被大卫王陷害并遗弃在敌军阵前。乌利亚是基督的一个原型，作为半神半人，他却被上帝抛弃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更重要的是，大卫王还把乌利亚的妻子占为己有。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个关于乌利亚的暗喻意味着什么：其一，对于《旧约》中上帝意象的两重性，我不得不公之于众，而这会损害我的名誉；其二，死神即将从我手中夺走我的妻子。
这些事情隐藏在无意识中，在未来等着我。我只能屈从于命运，真是应该以额触地，让我的谦恭驯顺达到极致。但是我却做不到，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将我拦在了一毫米之外。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说：“一切完美，但不完全。”我身上有某种肆无忌惮的东西，不愿做一条沉默的鱼。自由的人身上若没有这种东西，《约伯书》就不会出现在基督诞生的几百年之前。人总归在精神上是有所保留的，即使面对着神谕。不然的话，人的自由从何而来？上帝威胁着这自由，若是这自由不能制约上帝，要它又有何用？
因此，乌利亚的居所高于阿克巴。像梦里说的那样，他甚至是“最高的所在”，这通常是用在上帝身上的表述，除非涉及拜占庭主义[34]。我不禁想起了佛祖及其与众神的关系。对虔诚的亚洲人来说，释迦牟尼是众中之尊，是觉行圆满。出于这种原因，小乘佛教一直被怀疑是无神论——这实在是冤枉。凭借诸神的力量，人类得以识破他的造物主。人类甚至有能力从本质方面消灭“造物”，这便是人对世界的知觉。如今，人类能用放射能消灭地球上的一切高等生物。佛教已经暗示了世界断灭论（world annihilation）：通过开悟，便可从因缘（Nadana）——不可避免地带来年老、疾病和死亡之痛苦的有生循环——之中得到解脱。生、老、病、死本是幻觉，于此便结束了。[35]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所预示的问题，如今已迫在眉睫了。我的这个梦揭示了人类早已萌生出的一种思想和预兆：造物凭借一个小而关键的因素超越了造物主。
《爱翁》中涉及的基督问题让我想到了人类（Anthropos）的现象——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即自性——是如何在个人经历中得以体现的。我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写了《意识的根源》（1954年）[39]。在这本书中，我主要关心的是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作用，也探讨了意识如何从无意识中发展出来，以及更强势的人格，即人的内在，对每一个体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此番研究以《神秘合体》告终，在这本书里，我再次讨论了移情的问题，不过仍遵从了原来的意图，将炼金术的全部内容以心理学呈现，或作为精神分析的炼金术基础呈现。通过《神秘合体》，我终于赋予了我的心理学以现实性，还为之找到了历史根基。大功因此告成，我的心理学有了立足点，我便可以功成身退了。一旦找到了这一根基，就相当于抵达了科学理解和先验的极限，还触及了原型的本性，对此已不能给出更多的科学表述了。
我在此介绍了我的著作，当然这很是简略。我理应说得更多些，或干脆沉默。这是一篇即兴的创作，就像上文中提到的一切著作一样。它们都是某一阶段的产物。懂得我的著作的人可能会从本章中获得助益，其他人大概是被迫浏览了一遍我的思想。我的一生都浓缩在我的作品之中，即我的科学著作之中，二者融为一体。这些著作就是我内在发展的表达。投身无意识内容的研究，塑造了我个人，促成了我的转化。我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我人生旅途的车站。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内心强加于我的任务，它们来自一种宿命般的强迫力。我写的内容来自我的内心向我提出的问题。那股精神感动了我，我允许它畅所欲言。我从未指望过我的作品会引起强烈的回响或激昂的共鸣。它们给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补偿，我不得不说出这些没有人愿意听的话。为此，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孤寂无比。我知道我的话很讨人厌，我说意识世界应当有一个抗衡物，令当代的人们难以接受。今天，着实让我吃惊的是，我竟然获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远远超乎我的期盼。我觉得，一切我能做到的事情我都做了。毫无疑问，一个人一生的工作本可以做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完美；但是，我已经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
第八章 塔楼
李孟潮
这一章的主题可以总结为“落地生根、叶落归根”。这是因为：
中年期的主题是整合永恒少年和智慧老人原型，永恒少年想要上天，渴望天空的自由；而智慧老人则是接地气，深入地府。对荣格这种移民来说，就是扎根于他度过一生的城市苏黎世，埋骨此处。
中年期的家国情结，体现为物理上具有稳固的房屋，心理上具有稳定的家国文化认同。这是为什么这一章从讨论塔楼的心理意义，逐渐发展到讨论和祖宗的联结，最后转折到文化的祖先——歌德。
现代人之所以如此需要扎根感是为了对抗“无根感”。为什么会有“无根感”呢？正如荣格所言，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破坏了文明传承，尤其是当时的欧洲人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造成了人类心灵的断裂感、空虚感。这就是传说中的“空心病”，这种现象其实早在荣格时代就被发现了。
为了治疗这种灵魂的空虚，荣格从小到大都在进行一种艺术治疗，他称之为“建筑游戏”。他建造所有建筑的目的，都是重建一个温暖、安全、自由的住宅。
塔楼被称为“立体的《红书》”，但是这一章的论述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讨论塔楼的历史，以下事件按时间发展顺序进行了整理：
1923年的塔楼是最初的版本，这是荣格为了哀悼母亲而准备的，具有母性核心。1927年，修建塔楼配楼；1931年，塔楼具有了一个闭关空间，给家庭文化注入了灵性意义；1935年，荣格心中产生了要有一片围起来的地块的愿望。“我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总是朝天空与大自然洞开着的空间。”这个空间，和儿童荣格内心的母爱空洞对应，但是这一次，荣格不再追求依靠声名、成就、女人、老师、同事来填满这个空洞，而是他找到的所有原型的起源之地——大地母亲和天空父亲。这样，天——地——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
1939年，64岁的荣格又为塔楼添加了一个庭院和一个靠近湖边的凉亭。他说这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情形，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建筑物，而且还是在12年的时间里建成的。12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大便”意象，1912年，他在“白鸽女孩梦”中梦到雄鸽子要埋葬12位死者。现在他通过12年的塔楼建筑疗法重获新生，至此其自性化的历程完成一轮循环。
1950年，他在塔楼制作石碑，雕刻有关孤儿、时间的炼金术诗句，表明整合老年的健康绝望感和被抛弃感。1955年丧妻后，80岁的荣格又给塔楼低矮处加盖了一层，他认为这代表了自己不能继续躺在母性之塔和精神之塔的背后，被加的这一层代表着荣格的自我人格。这一段再次展现出整合老人的心态，形成了成熟的时空生死观，可以拥抱死亡。1955年至1956年冬季，荣格雕刻父系家谱，绘出了家族图纹，完成了心理治疗中所说的“祖先疗愈”。
[1] 诺斯替教或诺斯替主义，来源于希腊语gnostikos，即知识。长期以来用于表示2、3世纪的教父们所批判的基督教异端。到了18—19世纪，诺斯替主义一词涵盖了更大的范围，被认为是希腊化晚期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场大范围的宗教运动。诺斯替指宗教运动中不同团体的统一信念，这一信念有几个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非常流行，甚至延伸到中亚地区。19世纪以前，人们对诺斯替教的认识主要来自诸多基督教著作，目前发现的死海古卷也涉及诺斯替教。——译者注
[2] 新柏拉图主义，是3世纪由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发展出的哲学派别，流行于3—5世纪，该流派主要基于柏拉图的学说，但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新的诠释，是古希腊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其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基督教时期（2—5世纪）的教父思想，由于是根据《圣经》和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建立的，一般被称为“教父哲学”。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属于诺斯替主义的大范畴，但新柏拉图主义与诺斯替派之间存在很多争论。——译者注
[3] 在诺斯替教著作《坡以满德》（Poimandres，意为“Man-Shepherd”，人之牧者）之中，这只双耳喷口杯盛满“精神”，由造物主送至凡尘，为的是让那些追求更高意识的人从中受洗。它是某种精神更新和再生的容器，相当于炼金术中进行物质转化的鼎炉。在荣格心理学中，与此对等的是内在转化的过程，叫作自性化。——原注，安妮拉·亚菲
[4] 此处指比约十二世的教皇诏书《广赐恩宠的天主》（1950年），宣布圣母蒙召升天。这一新教义肯定，玛利亚作为新娘在天上的新房里与圣子结合，又作为索菲亚（智慧女神）与上帝结合。这样，阴性特质便非常趋近于男性的三位一体了。参见荣格的《心理学与宗教：西方和东方》（《荣格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答约伯》一节。——原注，安妮拉·亚菲
[5] 15世纪中叶古登堡印刷术发明起至1501年1月1日前，欧洲所出版的刊物统称初期刊本。——译者注
[6] 从天而降的炮弹，用心理学来阐释，是来自“另一边”的导弹。也就是说，它们是源自无意识，源自精神阴暗面的表象。梦的情节暗示着，若干年前在外部世界发生过的战争并未结束，而是转战到了心灵之中。显而易见，在外部世界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去往心灵之中寻找答案。——原注
[7] 指《神秘主义及其象征的问题》，纽约，1917年；德文版，维也纳，1914年。——原注
[8] 西尔贝香死于自杀。——原注
[10] 收入《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荣格文集》第七卷）。——原注
[11] 题为《无意识的结构》，收入1916年日内瓦版《心理学档案》中。见《荣格文集》第七卷，附录2。——原注
[12] 卡尔·施皮特勒（Carl Spitleler，1845—1924），瑞士作家，他的著名作品除《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外，还包括史诗《奥林匹斯的春天》及心理分析长篇小说《心像》。1919 年，他因《奥林匹斯的春天》获诺贝尔文学奖。——原注
[13] 这些文章散布于《荣格文集》第四、八、十、十六卷。——原注
[14] 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瑞士医学家。帕拉塞尔苏斯是将炼金术运用于医药化学领域的始祖。他认为人体与宇宙或自然相互对应，具有自我治愈的功能。而他的终极目的是创造完整的生命。——译者注
[15] 帕诺波利斯的佐西莫斯（Zosimos of Panopolis），公元300年前后的反基督教作家。——译者注
[16] 两项研究均收入了《心理学与宗教：西方和东方》（《荣格文集》第十一卷）。——原注
[17] 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西班牙人，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也是天主教会圣人之一。他在罗马天主教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译者注
[18] 更为严肃的炼金术士认为，他们工作的目的不是把贱金属变成黄金，而是要生产出“非凡之金”或“哲学之金”。换言之，他们关心的是精神价值和精神转化的问题。——原注
[19] 全宇宙之子（filius macrocosmi）指一种在所有生命和物质中都存在的万物精神或神性，其被看作基督在物质世界的对应物。——译者注
[20] 英文版同名，出版于1959年，《荣格文集》第九卷下册。——原注
[21] 荷鲁斯（Horus），埃及太阳神。——译者注
[22] 弥赛亚（Messiah），意为上帝选中的人，指犹太人宿命性的信念，在民族之中，若干年后会出现一位先知，带领众人脱离困境。——译者注
[23] 参见《飞碟：现代神话》（纽约及伦敦，1959年），收入《过渡时期的文明》（《荣格文集》第十卷）。——原注
[24] 希尔博赫（Silberer，1882—1923），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与弗洛伊德、荣格等共事，代表作《论神秘主义及其象征》。——译者注
[25] 收入《心理治疗实践》（《荣格文集》第十六卷）。——原注
[27] 希腊文的鱼（ichthys）恰好由“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Iesous Christos Theou Yios Soter）这五个象征基督教信仰核心的词语首字母缩略组成。鱼是当时的犹太人常吃的食物，耶稣以一份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译者注
[28] 1955年，荣格夫人去世，之后玛丽·路易斯·冯·弗朗兹博士接手圣杯的研究工作，并于1958年顺利完成。参见艾玛·荣格与弗兰茨合著的《圣杯传说》，安德里亚·戴克斯译，纽约及伦敦，1930年。——原注
[29] 渔夫之王（fisher king），亦称wounded king，受伤的王，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杯持有者，总是因臀部或腿部受伤而不能移动。——译者注
[30] 安福塔斯（Amfortas），圣杯骑士之王，与后文的帕西法尔均为13世纪德国诗人艾申巴赫的史诗《帕西法尔》中的人物，《帕西法尔》1882年被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改编为歌剧。安福塔斯有顽固的伤口不能愈合，必须等待“因同情而获得智慧的纯洁愚者”的出现。帕西法尔称，“此伤唯有伤你的圣矛才能医治”，并用圣矛轻触其伤口，伤口旋即愈合。——译者注
[31] 帕西法尔（Parsifal），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因寻找圣杯而闻名。——译者注
[32] 《约伯书》，《旧约》里的一卷，以诗歌的形式讲述了约伯生活坎坷的故事，他因善于忍耐常被信徒当成榜样。——译者注
[33] 苏丹王阿克巴（Sultan Akbar，1542—1605），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著名的政治家和宗教改革家。——译者注
[34] 拜占庭主义，该主义认为在教会事务中，国家的权力高于教会。——译者注
[35] 佛教中的断灭论亦称断见，认为不必造作业因，人死亡之后就达到灭尽。而此句所形容的状态，其实更接近脱离六道轮回的涅槃。——译者注
[36] 公元前100年至公元2300年是“一神论、灵性和鱼的时代”。双鱼宫的两条鱼代表着灵性与物质的二元分化。——译者注
[37] 白羊时代，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00年是“战争、热情与白羊的时代”。以东亚、波斯、希腊和雅典为代表的帝国出现，并急速扩张。——译者注
[38] 见荣格与泡利合著的《自然与心灵的诠释》（1954年）及《心灵的结构与动力学》（《荣格文集》第八卷）。——原注
[39] 此书中的文章散见于《荣格文集》第八卷、第九卷上册和第十一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