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学研究，我渐渐给我的幻觉和无意识内容找到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文字和纸张在我看来仍不够真实，我还需要有某样东西来增加真实感。我要为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我所掌握的知识找到坚如磐石的象征。或者换句话说，我要以实实在在的方式来**我的信念。这就是“塔楼”的起源，也就是我在柏林根为自己建造的房屋。
最初便已确定，我的塔楼要临水而筑。我一直莫名地为苏黎世湖上游湖地区的优美景致所吸引，于是在1902年，我便在柏林根买了块土地。这块地坐落在圣梅恩拉德地区，是一所老教堂的地产，早先属于圣加仑修道院。
一开始，我并没有计划要盖一栋严格意义上的房屋，只不过想建造一个原始的单层居所罢了。它应该是一个圆形结构，中央有一个火炉，沿墙有长凳环绕。这是我心中或多或少设想过的一种非洲小屋，屋子正中央有几块石头围成一圈，火在中间燃烧着，全家人便围绕这个中心过日子。原始的小屋把一种整体观念——家庭完整性的观念具象化了，就连各种驯养的小动物也参与其中。不过，在修建小屋的最初阶段，我更改了这个计划，因为我觉得这太原始了。我想它应该是一栋两层的正规房屋，而不应只是一个低矮的趴在地上的小屋。于是，1923年，第一座圆形房屋建起来了，竣工之时，它已成为很合我胃口的塔楼式住宅。
这个塔楼给我一种宁静和新生的感觉，自始至终十分强烈。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母性的温暖。但是我渐渐发觉，我想说的东西，它并未完全表达出来，仍少了点儿什么。所以，在四年后的1927年，我又增加了一个中心建筑物，连着一个塔式的配楼。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四年——我又有了一种不完整的感觉。我还是觉得这栋建筑太原始了，所以在1931年，我扩建了这栋塔式配楼。我想在塔楼中隔出一间为我专有的房间用于独处。我记得，在印度的房屋中，总是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尽管可能只是房间的一个角落，用帘子隔开——供居住者在此隐退。他们会在里面做一刻钟到半小时的冥想或瑜伽练习。在居住环境非常拥挤的印度，这样的隐退之所非常重要。
我独自待在隐室之中。我随身携带房间的钥匙，未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我在隐室墙壁作画，岁月流转，是画中的内容将我隔离在时间之外，脱离了现在，从而进入永恒。这第二栋塔楼，成了能让我精神专注的地方。
1935年，我开始想要一片篱笆围起的庭院。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能够敞纳天空，连通自然。于是——另一个四年之后——我加盖了庭院和一间湖边凉亭，它们构成了建筑群的第四部分，独立于其他三部分构成的建筑主体。于是，一个四位一体的建筑群就建成了，前后共用了12年的时间。
1955年，我的妻子去世之后，我感到一种内在的义务，要我成为我原本的样子。这一义务从柏林根的房屋上体现了出来，我突然发觉，房屋的中心部分小而低矮，被两栋塔楼遮掩，它正代表了我自己！我不能继续藏在“母性之塔”和“精神之塔”的背后了。所以，我给这个部分加了一层，它代表着我，也代表着我的自我人格。早些时候，我肯定不会这么做，我会把这当作对自我的肆意强调。现在，它则成了晚年阶段意识的延伸。至此，整个建筑便竣工了。第一层塔楼是在1923年破土动工的，那时我母亲刚去世两个月。这两个日期意味深长，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塔楼一直与死者有着某种联系。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塔楼在某种角度上是一个成熟的场所——像是母体子宫或一个母性形象，我在其中能够变成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自己。它让我觉得仿佛在石头中获得了再生。因此，它让自性化的过程具象化了，一种比青铜更恒久的记忆。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从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我根据各个时刻的具体需求，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建起了这栋房屋。甚至可以说，我在建造它的时候，恍惚如在梦中。事后我才看出，房屋的每个部分相辅相成，构成了含义丰富的形态，成了心灵完整性的象征。
在柏林根，我过着真实的生活，成了最本质的自己。在这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母亲的年老儿子”。这是炼金术里一个睿智的说法，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老人”，是“古人”，其实是指我的第二人格自始至终一直存在着。他存在于时间之外，是无意识这个母亲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他以腓利门的形象存在，而在柏林根，他又再度恢复了生机。
有时，我感到自己仿佛融入了周围的景色和万事万物之中，我活在每一棵树里，在澎湃的波涛里，在白云里，在来来去去的动物里，也在季节的轮转里。几十年过去了，塔楼里所有东西都生长成了它们自己的模样，亦无一物不与我相关。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也记录了我的过往。这个空间留给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腹地，那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王国。
我没有引来电力，亲自照管壁炉和火炉。每到黄昏，我会点燃老式油灯。这里没有自来水，我就从井中汲水。我还劈柴、烧饭。这些简朴的行为使人变得淳朴。淳朴是多么困难呀！
在柏林根，环境极其静谧，最微小的声音也清晰可闻。我则活得“体露金风”[1]。各种思想浮上表面，有的回溯到千百年前，也有的遥遥望去千百年后。在这里，创造的痛苦得到了缓解。创造和游戏变得很接近了。
1950年，我用石头刻了一座纪念碑，以表达塔楼对我的意义。我找到这块石头的经历也算是件趣闻。我需要些石头修建院子的围墙，于是便从柏林根附近的采石场订购了石料。石工当着我的面把需要的尺寸转达给采石场主，采石场主把它们逐一记在了笔记本上。而当船把石料运来并卸到岸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拐角处要用的那块石料尺寸不对：本应是三角形底面的石料，可送来的却是方形的。这是一个完美的立方体，比订购的大了许多，厚度约为20英寸。那石工火冒三丈，要船上的人立刻把它运回去。
但是我一看见这石头便说道：“不，这块石头我要了。我要定它了！”因为我一眼便看出，这石头很合我的心意，我想用它做点儿什么。只是我还不知道具体要将其做成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炼金术士阿诺德·维拉诺瓦（Arnaldusde Villanova，死于1313年）的一首拉丁文诗。我将之镌刻在这块石头上。诗文翻译过来便是：
这是一块卑微的丑石，
论价钱实在便宜至极！
傻瓜们越是轻视它，
智者们就越是对它喜爱有加。
这首诗指的就是炼金术士的哲人石，即青金石，其为普通人所轻视和排斥。
很快，又有内容浮现出来。我在石头正面的自然结构里看见了一个小圆圈，像一只眼睛一样望着我。我把它在石头上刻了出来，又在中间刻了一个小矮人。这便是“瞳孔里的小玩偶”——是你自己——在别人的瞳孔里映出的影子。就像是迦比尔或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特勒思弗洛斯[2]一样。在古代的雕像中，他身穿有帽斗篷、手持一盏提灯。他同时还是一个指路人。在雕刻的过程中，我想到了几句给他的献词，便也刻在上面。铭文用的是希腊文，译文如下：
时间是个顽童——一切皆儿戏——人生如棋盘——而他王权在握。这是特勒思弗洛斯，他游**在宇宙中最暗淡无光的地方，像一颗星照亮了深浓的黑暗。他指出来一条路，通向太阳之门，通向梦的国土。[3]
在我凿刻石头的时候，这些话逐字逐句地流过我的脑海。
石头的第三面朝向苏黎世湖，我悉听它的话语，用拉丁文刻在上面。这些话多少引自炼金术的文本，翻译过来是这样：
我是孤儿，独自一人，但又处处可见。我是一个整体，但又自我对立。我既年轻又衰老。我不知有父母，因为我像鱼，是被人从深水中捞起的；或像一枚白色的陨石，是从天而降的。我游**在山川之中，也藏在灵魂的最深处。每一个人都曾看到我死去，然而我却不曾进入无尽的轮回。
最后，在阿诺德·维拉诺瓦那首诗的下方，我用拉丁文刻上了这样的文字：“值75岁寿辰，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特立此碑，谨表感恩，于1950年。”
石头雕琢完毕之后，我对它看了又看，充满了好奇，我在心里问自己，是出于何种动机才刻了这块石头。
这石刻立在塔楼的外面，就像是对塔楼的说明。它是居住者心态的表露，但对外人来说很难理解。你可知道我想在石头背面刻上什么吗？“墨林[4]的哭喊！”因为这块石头上的话使我想起了墨林，他从世界上消失后，在森林里度过了余生。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叫喊声，于是传说还在延续，但人们却不能理解或解释他在喊什么。
墨林所代表的，是中世纪的无意识尝试创造一个与帕西法尔类似的人物的意图。帕西法尔是基督教中的英雄，而墨林是恶魔与贞洁处女所生的儿子，是帕西法尔阴暗的兄弟。12世纪，这个传说刚刚产生，人们尚不具备理解墨林的本质意义的前提条件。因此，他的故事便以流放告终，在他死后，森林里才会传出“墨林的哭喊”。没有人能听懂他在喊什么，这意味着他仍没有获得救赎。他的故事到此没有结束，仍然被人们广泛传诵着。可以这样说，墨林的秘密借助于墨丘利这个人物，依靠炼金术而流传了下来。现在，墨林再度被我的无意识心理学提起——还是不能被世人理解！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还不能把握无意识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我一再了解到，要做到这一点对人们来说是多么困难。
第一座塔式建筑即将建好时我住在柏林根。那是1923年年末与1924年年初的冬天。我依稀记得，当时地面上没有积雪，也许已到了早春时节。我只身独处了大概一个星期，或许更长些。空气中有一种无法言传的沉寂。
一天黄昏——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正坐在壁炉前，把一只大水壶放在火上，将水烧热用于洗漱。水开始沸腾，水壶便开始唱歌。那声音听起来非常繁复，像弦乐，甚至像一整个管弦乐队所发出的声音。它就像一曲多声部的音乐，我平时并不欣赏，但是此时此刻，我却觉得它特别有趣。好像塔楼里有一支管弦乐队，塔楼外也有一支。一会儿这个声音占了主导地位，一会儿那一个又盖过了这一个，仿佛是一呼一应，一唱一和。
我坐在那里听得沉醉。我听着这音乐会，听着自然的旋律，听了远不止一个小时。这轻柔的音乐也掺杂着大自然中不协调的声音。这很正常，自然也不总是和谐的，她也有着糟糕的矛盾和混乱。这音乐也有同种情形：声音倾泻而出，恰似行云流水——奇妙如此，难以言喻。
另一天晚上，也是这样万籁俱静，我一个人独眠于柏林根（时值1924年冬末春初），却被一阵绕塔楼轻轻走动的脚步声惊醒了。远处传来了音乐声，声音越来越近，然后我便听到了笑声和谈话声。我心想：“是谁潜行于此？用意何在？沿湖只有一条小路，可是几乎不曾有人走过！”想到这些，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起身走向窗边。我把窗户打开——一切又恢复了寂静。外面没有人也没有声音，甚至没有风，外面空无一物，毫无特别之处。
“真奇怪。”我想。我敢肯定，脚步声、笑声和谈话声是确有其事。但是很显然，刚才只是南柯一梦罢了。我躺回**，琢磨我们终究有无办法自欺欺人，琢磨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梦。想着想着，我又沉沉睡去——而同样的梦片刻又出现了：我再次听到了脚步声、谈话声、笑声和音乐声。同时，我还看到了几百个黑衣人，可能是穿着礼拜服装的农民家的男孩们。他们从山上来，蜂拥至塔楼，将塔楼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拼命地跺脚、大笑、歌唱，还拉起了手风琴。我十分恼火，心里想道：“岂有此理！我本以为是做梦，这下可好，倒是变成真的了！”就在这时，我又醒了。我再次从**跳下来，打开窗户和挡板，结果发现一切还跟刚才一模一样：月光如水，万籁俱静。然后我想：“啊呀，这真是见鬼了！”
自然而然，我这样问自己，当一个梦如此逼真，同时一定要把我弄醒，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我们只有遇见鬼的时候才会这样。清醒状态意味着感受到的是现实。因此，这个梦便表现了一种与现实等同的情境，它让我处于一种清醒的状态。这种梦与一般的梦正好相反，无意识在其中似乎有意要传达给做梦者一种异常真实的印象，并通过重复来加强这种印象。这种真实性一方面来自身体的感官，另一方面则来自原型人物。
那一个晚上，一切都如此真实，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以至我几乎无法区分现实与梦境。从梦本身，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鱼贯而出的农民家的男孩们演奏着音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奇，想参观一下这栋塔楼。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或梦到过这种事情了，我也不记得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又过了很久，我才找到了一个解释。我在翻阅伦瓦德·塞萨特（Rennward Cysat）写的17世纪卢塞恩编年史（Lucerne chronicle）时，无意中看到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皮拉图斯山的一个高山牧场一向以有幽灵出没而闻名——传说沃坦（Wotan）迄今还在那里大施魔法——塞萨特来山中游玩，有一天晚上，一长队人马接踵而至，分两队从他的临时小屋两侧一边走过，一边吹拉弹唱，把他搅醒了——这和我在塔楼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
第二天一早，他向一起过夜的牧羊人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牧羊人倒有一个现成的解释：这些人一定是那些死去的老乡，用瑞士方言说，即Salig Lut。这个词也指受到保佑的死者——由死者的灵魂组成的沃坦的军队。他说，这些人喜欢到处走动，展示自己。
这可能意味着一种独居时会遇到的现象，外界的冷清和寂静被人群的意象补偿。隐士所看见的幻象也是同一类的，也同样具有补偿性。然而，这样的故事建立于怎样的真实性之上呢？也有可能，是我因隐居而变得敏感，才能够觉察到一大队路过的“死去的老乡”。
仅仅把这种体验解释为心理补偿不能让我完全满意，若说它是幻象，我又觉得像是在逃避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到确有其事，特别是在我无意中看到了这篇17世纪的记载时。
这看上去最有可能是一个共时性现象。这种现象表明，预感和视象常常与外部现实具有一致性。而我亦发现，真的存在与我的经历相似的故事。在中世纪，就曾有过这样年轻人的聚会。他们是雇佣兵，通常在春季时被召集，从瑞士中部行军到洛迦诺，在米努西奥（Minusio）的卡萨帝菲罗（Casa di Ferro）集合，再一同行进到米兰。他们在意大利当兵服役，为外国的王室作战。这样一来，我的视象很可能正是这样一次每年春季例行的召集，年轻人们唱着歌，愉快地与家乡告别。
1923年，柏林根的建筑工作方才开始，我的大女儿前来看望，她惊叫道：“什么！您把房子建在这儿了？这里到处是尸体啊！”我并未在意，心想：“胡说八道！哪有这回事！”但是四年后，我们开始修建配楼的时候，确实挖到了一具骷髅。它埋在地下七英尺处。肘骨处仍嵌有一颗旧式来复枪的子弹。从各种迹象来看，尸体应当是在开始腐烂时才被扔进坟墓的。它大约是1799年在林特河（Linth）淹死的数十名法国士兵之一，后来被冲到苏黎世湖上游湖地区的岸上。当时法国士兵向格里瑙桥（Grynau）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奥地利士兵便炸掉了桥，这些士兵就是当时溺水淹死的。我给挖开的坟墓和骷髅拍了照片，标注了发现它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并把照片保存在了塔楼里。
我在院子里举行了一次正规的安葬仪式，并在这位士兵的墓旁鸣枪三响。然后，我还为他立了墓碑，写上了碑文。我的大女儿曾感觉到尸骨的存在。她对这类事情的感觉，是从我的外祖母那里继承来的。
1955年到1956年的冬季，我把父系的家谱刻在了三块石板上，把它们立在塔楼的庭院里。我还在天花板上画了我、妻子和女婿们的家纹图案。荣格家族原本用凤凰作为家纹，这种鸟与“年轻”“青春”“返老还童”有明显的联系。我的祖父改变了家纹的元素，或许是出于他对他父亲的反抗精神。他是一个狂热的共济会会员，又是共济会瑞士集会处的负责人。这跟他对纹章进行修改有很大的关系。这件事本身无足轻重，我提及此事，是因为它与我的思想和生活有着渊源。
为了保留我祖父所做的改动，我的家纹不再使用早先凤凰的图案了。新的家纹，盾形右上方有一个蓝色十字，盾形左下方是一串蓝色葡萄，印在金色的背景上。把二者隔开的，是一条天蓝色的盾形纹章中带，中心有一颗金色的星星。[5]这枚家纹象征着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就像十字与玫瑰代表玫瑰十字会对立的问题（“十字对玫瑰”）一样，基督教元素与酒神元素之间也存在着对立，所以，十字和葡萄分别象征着光明神圣的精神和阴暗神秘的精神。金星则是联合的象征，是哲人之金。
玫瑰十字会衍生自秘传哲理（Hermetic philosophy）或炼金术哲学。其创立者之一是迈克尔·梅厄（Michael Maier，1568——1622），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他与杰拉德斯·多尼乌斯（Gerardus Dorneus，16 世纪末）是同时代的人，但较为年轻。后者相对名气较小，但更为重要，他的论文载于1602年的《炼金术大全》（The airum Chemicum）第一卷。两人都住在法兰克福，其好像是当时的炼金术哲学的中心。不管怎样，迈克尔·梅厄既是德国的王权公爵，又是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医生，在当地也多少算个名人了。那时，在附近的美因茨居住着医学博士兼法学博士卡尔·荣格（卒于1645年），关于他的其余信息则不得而知。家谱到我的高曾祖父便断了，他生活在18世纪初。他便是西格蒙德·荣格，出生于美因茨，是美因茨的居民。家谱之所以中断，是因为美因茨的市政档案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一次围城战中被焚毁了。有理由推测，博学广闻的卡尔·荣格博士一定熟悉上述两位炼金术士的著作，因为当时的药理学仍受帕拉塞尔苏斯的影响。多尼乌斯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帕拉塞尔苏斯的追随者，还就帕拉塞尔苏斯的论文《长生》写过一本厚厚的评论集。比起其他炼金术士来说，他对自性化的过程研究得更多。考虑到我所有工作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围绕对立问题开展的，特别是对立在炼金术中的象征意义，所以这些令我颇感兴趣。
当我在石板上刻家谱时，我感觉我与我的祖先们有一种宿命的联系。我强烈地体会到自己受到了一种影响，那便是我的父母、祖父母与列祖列宗留下的未完成的、未回答的事情和问题。好像一个家族内部往往有一种客观的因缘代代相传。我一直觉得，我必须回答命运施与我祖先的问题，它们尚未得到解决。或者，我好像必须去完成或继续之前的时代所留下的未完成的事情。很难确定这些问题的本质是更个人一些，还是更一般（集体）一些。依我看是后者。一个集体的问题，如果未被认为是集体的，便会显得像个人的问题，在个体的案例中，个体往往会觉得个人的精神领域有些错乱。个人的领域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这样的扰乱并不要紧；它可能是次要的，只是因为社会氛围发生了难以承受的变化。所以，导致扰乱的原因不一定要在个人层面去寻找，而应当在集体的层面寻找。迄今为止，心理治疗仍然远未充分地考虑到此事。
就像任何具有内省力的人一样，我早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人格分裂纯属私事，当由我自己全权负责。浮士德的告白，“欸，有两个灵魂在我胸中”无疑使我松了一口气。但是，关于这一分裂的原因，他并未给出任何线索。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洞见似乎直指人心。在我第一次读《浮士德》的时候，我远未能估计在多大程度上，歌德这个奇幻的英雄神话是一种集体经验，甚至它还预言了德国人的命运。因此，我感到个人与它密切关联，当浮士德由于狂妄和自命不凡而害死了费莱蒙的鲍西丝的时候，我便感到内疚，就像我过去曾帮他谋杀了这两位老人似的。这种奇怪的想法把我吓了一跳，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抵偿这一罪行，还要防止它重演。这个错误的结论，甚至进一步支持了我早年听来的一个小道消息。我听说，我的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件事曾传得沸沸扬扬。这个恼人的故事一下子让我觉得，难怪自己对《浮士德》感到好奇，原因就在于此。实话说，我不相信有轮回这回事，但我却本能地对印度人的业力（Karma）概念感到似曾相识。当年我对无意识的存在毫无概念，不可能从心理学方面去理解自己的反应。我当时也不知道——甚至今天，我也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未来早就酝酿于无意识之中，而能够被有洞察力的人推测出来。因此，德皇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的消息传出后，雅各布·伯克哈特便惊叹道：“德国的末日到了！”瓦格纳的原型已经呼之欲出，随之而来的还有尼采酒神式的体验——这种体验，多半源自狂欢之神沃坦。威廉时代的傲慢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敌意，为1914年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年少时（1890年前后），我不知不觉地成了这种时代精神的俘虏，一时也找不到方法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浮士德》拨动了我的心弦，以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心中的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等对立问题。浮士德是一个愚钝无能的哲学家，他遇到了他生命的阴暗面，即靡非斯特，靡非斯特尽管是反派角色，却代表了生命真正的精神，与浮士德这个徘徊在自杀边缘的沉闷学者形成了对比。在这里，我自己的内心冲突被戏剧化地呈现了出来。歌德所写的几乎是我的个人冲突与解决的基本大纲和范式。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对立都综合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我。换句话说，我深受震撼，认识到那正是我的命运。因此，剧中的一切呐喊都切实地感动了我。我时而热烈地赞同，时而又奋起反对。没有一处解答是事不关己的。后来，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与浮士德所忽略的事情联系起来：尊重永恒的人权，对“祖先”予以认同，认识到思想文化史的连续性。[6]
我们的灵魂与肉体，都由独立的元素组成，这些元素亦悉数出现在了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身上。个体心灵中的“新颖”只不过是古老元素无尽的排列组合。从这一角度来看，肉体与灵魂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在新异的、刚刚出现的事物中便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祖先的成分只能部分融入新兴事物之中。我们的当代精神假装已经与中世纪、古典时代和原始性质断绝了关系，但实际上远非如此。不过，我们已然纵身跳入了前进的湍流里，其裹挟着我们冲向了未来，这洪流越是猛烈，我们离根就越远。一旦与过去断开联系，过去便会被洪流淹没，剩下的只是无休止的前进运动。恰是由于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根，我们才对文明有诸多“不满”，才会如此惶惑不安、步履匆匆，甚至更倾向于生活在未来，生活在那黄金时代的虚妄诺言里，而不是活在当下，然而即使是当下，我们的整个进化背景亦未能跟上其步伐。日盛一日的物质不足、精神不满和坐立不安，驱使着我们急躁地标新立异。我们不再脚踏实地地过日子，而是指望着未来；我们不再生活在光明的当下，而是寄居在黑暗的未来，期待这黑暗最终会带来充满希望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更好的东西总以更坏的结果作为代价。比如，我们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却换来了国家更多的奴役，更不用提那些最聪明的科学发现反过来将我们置于可怕的风险之下。我们越是不了解父辈与祖先的追求，对自己的了解便也越少。于是，我们竭尽心智剥夺了个体的根和引导性的本能，让个体变成人群中微不足道的一粒，为尼采口中的重力精神所左右。
改良式的改革，即通过新的方法或小把戏来促成的改革，最初固然使人耳目一新，但却没有长远的把握，终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些改革根本不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糖衣炮弹，就像提速后的交通、通信设备，令人不愉快地加快了生活的节奏，让我们花的时间比从前更少了。就像古代大师们常说的那样，匆忙即是魔鬼。
另一方面，通过倒退而促成的改革一般来说代价较低，效果也更长久，因为它们回归到了更简单的、尝试过和考验过的老路上去，最小化地使用报纸、广播、电视和一切理应会节省时间的新发明。
在这本书里，我用了很大篇幅描写我对世界的主观见解，而并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它更像是一种想象，就像一个人故意半闭眼睛、半堵耳朵去体察生命的形式与声音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印象过于清晰，便会局限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而无从体会我们祖先的心灵是怎样聆听和理解当下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无意识对当下所做出的反应。这样一来，我们便不会知道，我们祖先的成分是觉得我们的生活基本令人满意，抑或觉得厌恶。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继承的家族历史，是否能与当下短暂的情境相协调。
住在柏林根的塔楼里，就像同时生活在许多个世纪。这个地方的寿命将比我的长久，而它的地点和风格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物。塔楼内外几乎没有什么指示着当下。要是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人搬进这座房子，恐怕只有煤油灯和火柴会让他觉得新奇。除此之外，他会过得如鱼得水。没有任何东西会惊扰死者，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此外，我的祖先的灵魂在这栋房子里也得到了保存，他们关于生活的遗留问题，我为他们做了解答。我尽我所能凿出了粗略的答案，甚至还把它们画在了墙上。好像一个安静、庞大的家族，传承了多个世纪，正在这所房屋里聚族而居。在这里，我活在我的第二人格里，全面地观察着生活，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三颗钻专家伴读】
第九章 旅行
李孟潮
旅行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疗愈活动，可以疗愈禁闭感、抑郁感，润滑夫妻关系，还可对抗衰老感。在荣格自传中，有关旅行的篇章有以下特点：
其一，他的旅行全部都是个人的，他没有提及自己旅行之时，全家老少都在干什么。所以，他大概是通过旅行远离家庭，回归内心。
其二，他的所有旅行都在海外。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作《生活在别处》，就是描述这种无根心态。生活在别处的心态总是容易把“他乡”投射为“美”国，把故乡投射为“丑”国。荣格自我分析了旅行这种活动中的分裂和阴影投射。尤其是海外旅行，在吸收同化其他民族集体心灵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不兼容的东西，包括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质。所有激怒我们的东西，都使我们更为了解自己。
北非之旅让荣格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危机，要警惕“过度泛滥的文明掩盖的生命潜力”，这种生命潜力便是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超越愉悦原则》中讨论的生本能和死本能。过度泛滥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人矿，变成了供应链上的一颗螺丝钉，但是人的生本能和死本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美国印第安之旅让荣格领悟到，原来除了欧洲的用脑的心理学，还有用心的心理学。申荷永教授对此进行发挥，提出西方的学院心理学实质是“脑理学”，我们还需要用心的“心理学”，也就是使用直觉、情感来领悟的心理学。脑理学，当然也和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有关，它的基底是经济理性。
肯尼亚与乌干达之旅带给荣格的领悟在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认同具有虚幻性。把人分为白人和黑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等都是近代民族主义扩张的结果，划分就必然有分裂。
至于印度，荣格6岁时就对印度书籍感兴趣，39岁时意象袭来开始练习瑜伽，50岁时遇到印度学者，确认腓利门是自己的上师。但是一直到1938年，63岁的荣格才真正来到印度。当时大家都以为他会去拜访印度教上师，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发生。相反，无论在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他都保持了对印度宗教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在无意识层面，他做了“圣杯梦”，这个梦象征他认同了圣杯骑士（英雄─父亲原型），并且敢于孤身上路，一个人走上了自性化之路。在意识层面，他使用自性原型分析释迦牟尼，他认为自性突破了释迦牟尼的无意识，而成为释迦牟尼意识自我的主要占据者。换句话说，释迦牟尼已经没有小我，而化身为远离二元对立的状态，或者说无我之大我。
最后，荣格记录了拉韦纳和罗马之旅。拉韦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荣格在那里领悟到了原型投射可以产生共时性现象。也就是心里想什么，外在的物理世界中就会同时出现什么，他心里在想镶嵌画，结果就在外界看到了镶嵌画，而且别人也看到了。罗马之旅的意义也和拉韦纳一样，1912年荣格去罗马的时候，产生大量似曾相识感，然后他迎来了与无意识的面质。1949年他想要再去罗马，结果昏倒，然后他的学说更上一层楼，他提出了共时性原则。
[1] “体露金风”原文为“in modest harmony with nature”，是一幅中国古代木版画的标题，画中一位老者站在壮美的风景中。——原注
[2] 迦比尔（Kabir，1398—1518），伟大的古代印度诗人和古鲁，印度最有名的圣者之一，也是伊斯兰教的先知。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阿波罗的儿子，罗马的医术之神。特勒思弗洛斯（Telesphoros），康复之神，是“完成者”，常与阿斯克勒庇俄斯相联系。——译者注
[3] 第一句取自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片段，第二句暗指密特拉神的祷告文，最后一句则指荷马的作品（《奥德赛》，第24篇第12首）。——原注
[4] 墨林（Merlin），亚瑟王传奇中的巫师和贤人。传说墨林爱上了一位湖之仙女，在其引导下立誓不得对自己使用法术。在此后的共同途行中，仙女想方设法摆脱墨林，骗他表演穿石术，趁他进入石头时将石头封印。因不得对自己使用法术的誓言，墨林永远被困在了石头中。——编者注
[5] 将纹章的学术语翻译过来便是：右上方有一个蓝色十字，左下方有一串蓝色葡萄；背景金色，一条蓝带，上有金星。——原注
[6] 荣格的这种态度，可以从塔楼大门上的题词中看出来：腓利门的神殿——浮士德的忏悔。当这个门被新建的墙堵住后，他又在第二座塔式建筑的入口处写了同样的话。——原注，安妮拉·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