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纬度日出的景象,每天都让我有新的惊叹。日出的壮观不在于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瞬间,而在于升起之后的景象。我习惯于搬着营地小凳,坐在伞形相思树下等候黎明。我面前是一条小山谷的谷底,那儿有一条深绿色的、近乎黑绿色的丛林,山谷对面的高地则拔地而起,与丛林高下呼应。起初,明暗对比非常强烈。随后,物体显出轮廓,沐浴在晨光之中,整个山谷似乎充满了明亮耀眼的光芒。而上方的地平线则发出耀眼的白光。越来越强烈的光线似乎渗入了物体的结构之中,物体开始由内而外发出光芒,直到通体闪耀着光辉,就像有色玻璃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火红的水晶。风铃鸟的歌声从地平线处响起。在这样的时刻,我感觉仿佛置身于寺庙的殿堂之中。这是一天之中最为神圣的一小时。我醉心于这一壮丽景象,这种快乐再多也不够,或者,这是一种永恒的狂喜。
在我的观察点旁边是一个陡峭的岩壁,那里住着大狒狒。它们整天吵吵闹闹地游**在森林里,尖叫或喋喋不休,唯独每天的清晨时分,它们纹丝不动地静坐在悬崖边,面对着太阳。它们似乎像我一样,也在等待着日出。这让我想起埃及阿布辛贝神庙里那些做出顶礼姿势的大狒狒。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自上古始,人类就开始膜拜这位从黑暗中发出万丈光芒,恢复了世界光明的神了。
那个时候我明白了,灵魂从开始出现之时,就一直怀有对光明的渴求,以及一种升出原始黑暗的不可遏制的愿望。深沉的夜降临的时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每一个灵魂都被一种对光明的不可言状的渴望攫获。这种幽闭的感情可以从原始人类的眼睛里看到,也可以从动物的眼睛里看到。动物的眼中有一种悲哀,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悲哀是否与动物的灵魂有关,抑或是一种尖锐伤人的信息,还是无意识的存在在对我们讲话。非洲的情绪也是一样的悲哀,它让人觉得孤寂。这种原始的黑暗,神秘而具有母性色彩。这便是为什么清晨的日出对当地人有如此深远的意义。光明到来的瞬间就是上帝。这个瞬间带来了救赎和慰藉。如果有人说太阳就是上帝,就模糊并遗忘了这个瞬间的原型体验。当地人会说:“我们很高兴,灵魂在外徘徊的夜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这已然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了。实际上,与自然界的黑夜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黑暗仍在大地上游**。它便是心灵原始的黑暗,从古至今从没变过。对光明的渴望就是对意识的渴望。
我们在埃尔贡山的愉快驻扎临近尾声。我们收起帐篷,心情沉重,默念着一定要再来。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这种不期而至的喜悦。在那之后,卡卡梅加斯附近发现了黄金,采矿开始,这些无辜而友善的当地人发动了矛矛起义[1],而我们也从文明的美梦中猛然惊醒。
我们沿着埃尔贡山南线继续徒步旅行。渐渐地,景色的特征变了。平原的边缘耸起了更高的山,覆盖着浓密的热带森林。居民的肤色更黑,身体粗笨而高大,没有马塞人的风韵与优雅。我们进入了布基苏地区,在布南巴利(Bunambale)的休息站停留了片刻。此地海拔很高,我们饱览了宽广的尼罗河谷地美景,接着到了姆巴拉(Mbala),在那里乘坐两辆福特汽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畔的金贾(Jinia)。我们把行李装上一列窄轨火车,这列车每两个星期会去吉奥格湖(Lake Kioga)一趟。到了那里,一艘烧木头的明轮汽船接上了我们,经过几次事故以后,终于抵达了马辛迪港(Masindi Port)。在那里我们改乘卡车,来到了马辛迪镇。该镇坐落在一块平原上,位于吉奥格湖和阿尔伯特尼亚萨湖(Albert Nganza)的中间。
从阿尔伯特尼亚萨湖到苏丹雷贾夫(Reja^f)的路上有一个村子,我们在那儿有一段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当地的地方首领,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带着随从来看望我们。他们是我见过的最黑的黑人。这一伙人有点儿令人捉摸不透。尼姆莱人的长官派了三名当地民兵保护我们,但是我发现,他们和我们的工人相处得并不融洽。毕竟,他们一人才有三发步枪子弹。所以,他们的到来只不过是政府的一种象征性姿态而已。
首领提议由他在晚间跳一个舞,我欣然同意。我希望聚会能够引出他们友好的天性。到了晚上,我们都感到困乏,突然听到鼓号齐鸣。旋即约60个人出现了,全身披挂着闪闪发光的投枪、木棒和刀剑,十分勇武。跟在他们后面不远,依次而来的有妇女和儿童,甚至婴儿也来了,他们由母亲背在背上。显然这是一次盛大的社交集会。虽然酷暑难当,温度在华氏93度[2]上下,他们还是燃起了篝火,妇女和儿童围着火堆站成一圈。男人们在他们的外围又站了一圈,这很像我曾见过的一群紧张的大象的站法。面对这一混乱的场面,我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心。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的小伙子和政府派的民兵——营地里却不见他们的踪影!为表示友善,我把雪茄、火柴和别针分赠众人。男人们开始合唱雄壮有力的战歌,倒也不算不和谐,同时开始踢腿。妇女和儿童围绕着火堆轻快地走动。男人们跳着舞走向火堆,挥动武器,接着后退,接着又向前,伴随着野性的歌声、鼓声和号角声。
这是野性而刺激的场面,沐浴在绚烂的火光和奇幻的月色之中。我的英国朋友和我也迈出步子,混杂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我挥舞起犀牛鞭,这是我仅有的武器,和人们一起跳舞。从他们满面红光的脸上,我看出他们准许我们加入了。他们的热情倍增,男女老幼全都跺着脚,大吼大唱,汗如雨下。舞蹈和鼓点的节奏渐渐加快。
在这种有音乐伴奏的舞蹈中,当地人轻易陷入了一种潜在的着魔状态。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快到深夜11点时,他们兴奋得不行,突然,整个局面变得十分奇特。跳舞的人们变成一群野人,我开始担心该怎么收场。我向首领打手势表示应该结束了,他和他的部落应该回去睡觉。但是他还要“再来一个”。
我想起一位同乡,他是萨拉辛的表哥,曾到西里伯斯岛探险,在这类舞蹈中误被投偏的长矛射中。所以,尽管首领要求延长,我还是把大家招呼到一起,分发雪茄,并做出睡觉的手势。接着,我挥舞犀牛鞭做威胁状,但同时又大笑,还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语言,便使用瑞士德语大声说跳够了,他们现在必须回去睡觉。我的愤怒在当地人看来显然是装出来的,但还是起了作用。人群发出笑声,雀跃着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后来好一会儿,我们还听得见他们在远处兴高采烈的吼声和鼓声。最终,寂静降临,我们筋疲力尽地入睡了。
我们的徒步旅行结束于尼罗河畔的雷贾夫。在这里,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在雷贾夫停泊的明轮汽船,但由于水位太浅,汽船的停泊相当勉强。此时此刻,我感到我的全部经历压上心头。千般思绪在我脑海里翻腾不已,我清醒而痛苦地认识到,我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经快到极限了。当下要做的事,是重温这些观感和体验,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我把值得的记录都写了下来。
整个旅途中,我做的梦都顽固地坚持着忽略非洲的策略。这些梦只呈现出家乡的景色,这样看来,梦似乎想说——姑且把这些无意识过程进行一定的人格化——这次非洲之行不是真实的,而是症状性或者象征性的行为。就连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被严格地排除在我的梦之外。在整个考察的过程中,我只梦见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容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回忆了很长时间,努力想知道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最后终于想起来了,他是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理发师!一个美籍黑人。我梦见他手执一把大得出奇的烧红了的卷发钳放在我头上,要把我的头发烫成卷的,也就是说,黑人的发型。我甚至感到头皮热得发痛,然后我被吓醒了。
我认为这个梦是来自无意识的警告,它提醒我原始事物很危险。但那个时候,我明显接近于“头脑一片空白”。我正患白蛉热,病症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防御能力。为了表现黑人正对我构成威胁,我的无意识触发了12年前的美国黑人理发师的记忆,只是为了防止我想起眼前的黑人们。
我的梦如此神奇,碰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记录的一种现象。战场上的士兵梦见战争比梦见家园少得多。军队里的精神病医师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如果士兵梦见太多的战争场面,就应该将他撤离前线,因为这意味着他不再具有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防御机能。
同样,我身处非洲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我的梦便也成功地保有底线。梦涉及的都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
我亦没有料到,自己会渐渐怀疑此次非洲考察另有隐秘的目的,即避开欧洲和那些关于欧洲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惜冒着被困非洲的风险,这种做法有先例,当下这种人也不少。从这次旅行的结果看来,很难算是一次原始的心理学研究(“布基苏心理考察队”的缩写是B. P. E.,用黑体字印在了杂物箱上!),而是对一个尴尬问题的探讨:在非洲荒原之中,心理学家荣格会怎么样?尽管在理智上意欲研究欧洲人面对原始情境时的反应,我却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我渐渐明白,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客观的科学项目,倒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项目,每一次深入研究的尝试,都触动了我内心的潜在痛点。我必须向自己承认,让我决定旅行的原因绝非温布利博览会,而是欧洲的气氛对我来说太过沉重这个事实。
在这样的思绪中,我沿尼罗河向北顺流而下——向着欧洲,向着未来。航程在喀土穆(Khartoum)结束。再往北就是埃及了。就这样,我实现了我的愿望,践行了我的计划,去接近南方的、尼罗河源头的,而不是西方的、欧洲的和希腊的文化领域。我对埃及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因素不太感兴趣,而对含米特人在其中的贡献则较感兴趣。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也是时间的长河走向,我在这一方面有所体悟。我在其中最大的成绩,是在埃尔贡人的仪式中发现了太阳神荷鲁斯的本质。那整个的过程,全部的含义,在我于埃及南门的阿布辛贝神庙看到犬面狒狒雕像时,又再度戏剧性地浮现在脑海里。
荷鲁斯的神话是一个关于新升的神圣之光的古老故事。这个神话必定是在人类的文化即意识从史前时代的黑暗中把人类解放出来以后才有的。所以,从非洲腹地一直到埃及的旅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出光明诞生的戏剧。这一戏剧与我以及我的心理亲密相连。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又觉得无力以文字将它阐述明白。旅行之前,我不知道非洲会给我何种馈赠。但是它终究给出了令我满意的答案和充实的经历。对我个人而言,这比任何民族学领域的成果,任何武器、陶器或猎物收藏更有价值。我曾想要知道非洲会怎样影响我,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4 印度[3]
1938年的印度之行,并非我主动要去。此行的起因,是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我前去参加加尔各答大学25周年校庆。
在那以前,我读过很多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书,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这些知识对我来说就像蒸馏瓶里的小矮人[4]一样,我必须去旅行,才能得出我自己的结论。印度像一个梦一样影响着我,因为我始终在探索自我,寻求我自己的独特真理。
当时我正热衷于钻研炼金术哲学,这次旅行插在其中正是相得益彰的。我对此项研究极为热爱,所以我带着1602年版的《炼金术大全》同行,书中包含了杰拉德斯·多尼乌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从头到尾研读了这本书。于是,这份属于欧洲思想的基本资料,持续地与我对异域思维与文化的印象形成对比。两者都源于对无意识的原始精神体验,所以产生了相同、相似或至少能进行比较的洞见。
印度让我首次体验到了一种外国的、截然不同的文化。而贯穿我的中非之行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因素,那时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至于北非,我在那儿从未与能够用语言表述他们文化的人谈过话。而在印度,我得以与能够代表印度思想的人物谈话,并把印度的思维方式和欧洲的相比较。我访问过苏班曼亚·伊尔(S. Subramanya Iyer),他是迈索尔(Mysore)大君的古鲁(智慧导师),我当时是大君的客人。我还访问了一些其他的人,可惜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另一方面,我竭力避开所谓的“圣人”。这样做是为了运用我自己的真理,不从他人那里获取那些我无法独自取得的东西。倘若试着从圣人处学习,把他们的真理纳为己用,在我看来无异于盗窃。即使在欧洲,我也不能借用东方学说,而必须依靠自己去塑造我的生活——依靠我内心的声音,或者大自然给予我的东西。
在印度,我最关注的问题是邪恶的心理本质。这一问题参与印度精神生活的方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它。同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交谈的时候,我屡次感觉到,这些人能够在不“丢面子”的前提下整合所谓的“邪恶”。在西方,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对东方人来说,道德似乎并不是首位的,不像欧洲人认为的那样。东方人认为,善与恶包含在自然之中,有着丰富的意义,甚至是同一件东西,只是在程度上不同罢了。
我看到,印度精神包含的恶与善一样多,基督徒追求善而屈服于恶。印度人觉得自己超脱了善与恶,并且想通过冥想或瑜伽来实现这一境界。我的反驳是,以这种态度去看问题,善与恶都没有了真正的界限,这就会导致某种停滞。人们既不真正相信恶,也不真正相信善。那么,善与恶至多被看作我的善或我的恶,即某物对我来说是善的或者恶的——这样便产生了两种矛盾的说法,一是印度精神中没有善恶的概念;二是因为其背负了太多的冲突,才需要无诤,即从二元对立乃至从万物中解脱出来。
印度人的目标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无诤的境界。他们想要超脱于自然之外。为达此目的,他们通过冥想寻求没有意象的虚空境界。相反,我则希望自己处于活跃地思考自然和心灵意象的状态。我既不想脱离人类,也不想脱离我自己和自然,因为这一切都是最伟大的奇迹。自然、心灵与生命对我像是**出神性——既然如此,夫复何求?对我来说,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有,而不在于它的无或者不再。
对我来说,不存在不计代价的自由。我不能够超脱我所不具备、没有完成或体验的一切。我认为,只有当我完成了一切能做的事,完全地投入一项事业中并将它做到极致之后,我方能真正得到解脱。如果我中途撤出,便相当于砍掉了我心灵的相应部分。当然,我或许会有很好的理由为没有某一经历而开脱。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同时也一定会认识到自己可能错过了重要的事情。这样一来,对自己能力的明确认识就会补偿积极行动的缺乏。
一个没有经历过情欲炼狱的人,也从未超越过它。这样,情欲就居住在隔壁,随时都可能有火苗窜出来,殃及这个人自己的房屋。每逢我们过度地放弃、丢下或遗忘,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就会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
在奥里萨邦(Orissa)的科纳拉克市(Konarak),我遇到了一位梵学家,他亲切地提出要陪我去参观太阳神庙和众神像。庙里有一座宝塔,从塔基到塔顶都布满了巧夺天工的**浮雕。对这一离奇的现象我们谈论了很久,他解释说这是达到心灵净化的一种手段。我表示反对——指着一群年轻的农民,他们站在这件作品前张大了嘴巴,称赞它的雄壮——这些青年男子此时此刻未必受到了净化,他们更可能脑中充满了性幻想。他回答道:“但这不是关键。倘若他们不完成他们的业力(因果报应中的因缘),又怎能受到净化呢?这些明明白白的**图像的目的正是唤醒人们对达摩(佛法)的认识,否则,芸芸众生就会把它忘记。”
他还说青年男子可以像非**期的动物一样忘记他们的性欲,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见解。可是,这位贤者却坚持认为,青年男子的性欲像动物一样是无意识的,他们需要受到告诫。他还说,为了这个目的,在他们步入大殿以前,外面的装饰就提醒他们要想着达摩,因为除非他们意识到了达摩,并使之完整,否则他们便不可能分享净化。
我们进入神庙大门时,我的这位同伴指着两名“引诱男人的女性”——两个舞女的雕像,都有着诱人的臀部曲线——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入的人。“你看见这两个舞女了吧?”他说道,“她们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并不适用于你我,因为我们的意识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已经超越了这类事情。但是,对这些农民小伙子来说,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导与训诫。”
我们离开大殿之后,走在一条林伽[5]小路上,他突然说:“你看见这些石头了吗?你明白它们的意义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我感到奇怪,因为我想,小孩都看得出来,这些石雕是阴茎的雕像。但是他非常严肃,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这些石头是男性的隐私部位。”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这些石雕指的是伟大的湿婆神(Shiva)。我错愕地看着他,他傲然地点点头,好像是说:“是啊,就是这样。你们欧洲人这么无知,你肯定想不出这个道理的。”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海因里希·吉穆耳,他高兴地叫道:“我总算听到了有关印度的真事,换了换口味!”
我参观佛陀讲经的桑奇佛塔时,体验到了一阵强烈的情绪,每当我遇到很重要但不知为何重要的事物、人或者思想的时候,便会产生这种情绪。佛塔建在一座小石山上,有一条在绿草地中间的、铺着舒适石阶的小路通向山的顶峰。佛塔、陵墓,或是存放舍利的地方为半球形,根据释迦牟尼自己在《大涅槃经》中所说的那样,像两只碗摞在一起倒扣在地上。英国人怀着最恭敬的心情完成了修复工作。建筑群中最大的一个的围墙上开了四扇极精巧的门。你若走进其中一扇门,便会发现门后小径拐向左边,引你顺时针绕佛塔一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尊佛像。走完一圈之后,便顺势进入更高的一圈。平原的远景,佛塔群,庙宇的废墟,这片圣土的宁静令我着迷。我离开了我的同伴,沉醉在这无法抗拒的气氛之中。
片刻之后,我听到一阵有节奏的锣声由远及近。一批日本朝圣者列队鱼贯而入,每人各敲一面小锣。他们给古老的祷词“唵嘛呢叭咪吽”敲着节奏,锣点正好敲在“吽”上。在佛塔外,他们低低鞠躬,然后进门。进去之后,又在佛像前鞠躬,伴随着赞美诗般的歌。他们走完了两圈过道,在每一尊佛像面前唱一曲颂歌。我注视着他们,我的思维与灵魂与他们同在,我心中有某处在无声地感谢他们,他们帮我抒发了我无以言表的情感,令人惊叹。
我强烈的情绪表明,桑奇山触及了我的某种核心。我在那里看到了佛教的一个崭新的侧面。我把释迦牟尼的一生理解为自性突破并占有个人生活的一个实例。对释迦牟尼来说,自性比诸佛更高,自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代表着人类存在和整个世界的本质。自性包含了两个方面——固有的存在和已知的存在,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世界便不复存在。释迦牟尼看见并掌握了人类意识的无上尊严,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人熄灭了意识的光,世界就会归于虚无。叔本华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也承认这一点,也可以说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这一点。
基督和释迦牟尼一样也是自性的体现,不过意义完全不同。两者都旨在征服世界。释迦牟尼凭借理性的洞见体现自性,基督则化身为宿命的牺牲者。基督教里的苦难更多,而佛教中所见所做的事更多,两种途径都是正确的。释迦牟尼是历史人物,因此更易于被人们理解。而基督同时是历史人物和上帝,所以比较难以理解。
后来,佛教和基督教经历了同样的变迁:释迦牟尼可以说是变成了自性发展的代表——他变成了人们模仿的榜样,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布法,说只要脱离轮回,每个人都可以彻悟,可以变成佛。同样,在基督教中,基督是一个榜样,在每个基督教教徒心中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历史的潮流导向了效法基督,个人并不追求自己的完整之路,而只是力求模仿基督所走的道路。在东方,历史的潮流同样导向对释迦牟尼的虔诚模仿。认为释迦牟尼应成为效仿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他的观念的削弱,正如效法基督预示了基督教思想演变的决定性的停滞一样。释迦牟尼凭借他的洞见,超越了梵天神,而基督也向犹太人呼吁:“你们是神”(《约翰福音》10:34)。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和加尔各答三所大学授予我三个名誉博士头衔——三者分别代表着伊斯兰教、印度教、英属印度的医学和科学界。这有点儿过犹不及,我很想避开。在加尔各答,我终于得了痢疾,住院十天,总算能喘气。在新的印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医院就像一个幸福的岛屿,我找到了立足之地,得以静观万物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
基本恢复健康以后,我返回了旅馆,这时我做了一个十分典型的梦,在此必须讲一下。我和我的一大批苏黎世友人和熟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大概是在英格兰南部的外海上。海岛很小,几乎无人居住。这是一个狭窄的约20英里[6]长的岛屿,南北走向。岛屿南端的岩石海岸上有一座中世纪城堡。我们是一群观光的游客,正站在城堡的庭院里。我们正对着拔地而起的壮观钟楼,透过大门可见宽阔的石砌台阶。我们只能望见石阶向上通往一个圆柱形大厅。大厅内有微弱的烛光照明。我知道这是圣杯城堡,而且当晚正要举行“圣杯庆典”。这一消息似乎是秘密的,因为我们之中的一位酷似老蒙森[7]的德国教授就不知情。我饶有兴致地与他交谈,很欣赏他的学识和闪烁的智慧。但是有一件事令我不安:他经常谈论已不复存在的过去,旁征博引地讲着圣杯传说的英国与法国渊源有什么关系。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传说的意义,也没有意识到它依然存在着,但我却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些。此外,他似乎没有认清我们当下的真实环境,因为他的姿态好像是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我想请他注意环境的特殊性,但纯属徒劳。他没有看见阶梯,也没有看见大厅里绚丽夺目的节日装饰。
我环顾四周,有点儿束手无策,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座高大城堡的墙边。墙角处布满了格子架,不是普通木头的,而是由黑铁铸成,还精巧地铸造了葡萄藤,有叶子、卷须和葡萄串,无一不备。水平距离上每隔6英尺有一个很小的房屋,也是黑铁制成,像鸟笼一样。突然,我看见叶子抖动起来。起初,像是有老鼠走动,但是我旋即清晰地看见一个铁制、戴着兜帽的小地精从一间小屋钻进另一间。“啊,”我大吃一惊,对那位德国教授说,“你看那个,你有没有看见……”
顿时景象中断,梦改变了。我们——原班人马,唯独少了教授——出了城堡,来到一片没有树木、遍地岩石的景色之中。我知道事情未完,因为圣杯不在城堡中,但当晚必须举行庆典。据说圣杯在海岛北端,藏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屋里,那便是唯一的房屋。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把圣杯带回城堡。我们一行六人动身徒步向北走。
长途跋涉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海岛最狭窄的部分,我才发现海岛由一道海湾分成两部分。海峡最窄处,海水只有约100码宽。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我们疲惫不堪,就地宿营。这一地区荒无人烟,一片萧瑟。很大一片区域没有树或灌木,只有荒草和岩石。没有桥,也没有船。天气很冷,我的同伴也纷纷睡去了。我思考着自己能做什么,结论是,我必须一个人游过海峡去取圣杯。于是我脱下衣服。这时候,我从梦中醒来。
当时,我正困在来势汹汹的印度印象中走投无路,突然,这样一个具有欧洲性质的梦出现了。此前约十年,我发现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圣杯的传说依然有很多人知道,尽管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这个传说的学术研究。当我意识到这个诗意的神话,与炼金术中的一个容器、一剂药方和一块青金石的相似之处以后,对它便有了更深刻的印象。白天被遗忘的神话在夜晚继续被传诵,曾被意识贬低成陈词滥调、荒唐浅薄的有力形象,又重新受到了诗人的认可,用预言将其复活。因此,它们也会被有思想的人以“其他形式”辨认出来。曾经的伟大人物并未死去,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改了名字而已。“小而轻,力无穷”,蒙着面纱的印度圣人卡比尔遁入了新屋。
这个梦擅自抹去了我对印度的强烈观感,通过早先寻找圣杯和寻找哲人石的意象,我重新开始关心被忽略已久的西方。梦把我从印度世界中拖出,提醒我印度不是我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一段路——应当承认它是一条必经之路——引导我接近我的目标。这个梦似乎在问我:“你在印度做了什么?你应当为自己和同伴寻求治愈的容器,寻找救世主,这才是你迫切需要的东西。你的状况岌岌可危,稍不留神就有毁灭千百年来的建树的危险。”
锡兰[8]是我旅行的最后一站,它给我的印象和印度不同,锡兰具有某种南太平洋风情,有一点儿人间天堂的意味,让人在此流连忘返。科伦坡是一个繁忙的国际港口,每天五六点钟,万里晴空总要浇下一场暴雨。我们很快离开该城,进入内部的丘陵地带。古老的皇城康堤裹在一层薄雾之中,温热潮湿的气候使草木繁茂。佛牙寺供奉着佛牙舍利(释迦牟尼圆寂后留下的),这里虽然不大,却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我在寺中藏经室徘徊了很久,与僧人谈话,看着刻在银箔上的大藏经文本。
在那里,我目睹了一次难以忘怀的晚祷。青年男女把大捧的茉莉花撒在祭坛前面,同时轻声吟唱。我想他们是在向释迦牟尼祈祷,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释说:“不是的,释迦牟尼已经涅槃,我们不能再向他祈祷。他们唱的是——今生像这些花的美丽一样短暂。愿我的神[9]同我共享这一功德。”
仪式的序幕是个一小时的击鼓表演,在印度寺庙中被称为内殿的地方举行。鼓手共有五位,其中四位分别站在方形大厅的四个角上,第五位是一名青年男子,站在正中间负责独奏,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鼓手。他**上身,古铜色的身躯闪闪发亮,系着红色的腰带,下身穿着白色舒卡(一种长及脚背的裙子),扎着白头巾,双臂上有闪光的镯子。他背着双面鼓,走到金色的佛像前“献乐”。他雄劲有力地舞动着身体和手臂,独自敲鼓,鼓音音调奇特,具有完美的艺术性。我从他的背后看着他,他站在内殿的入口前,那里有很多小的酥油灯。鼓声讲的是腹部与心口的语言:腹部并不“祈祷”,而是产生“有功德的”箴言或深思熟虑的言论。因此,它不是对不存在的释迦牟尼表示崇拜,而是觉醒之人为了自我救赎才践行的行为之一。
初春,我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脑中印象过盛,我实在不想下船去看孟买了,宁愿埋头阅读拉丁文版炼金术著作。不过,印度并非没有在我心中留下一丝痕迹,它引我从一种无限去往另外一种无限。
5 拉韦纳和罗马
早在1913年,我第一次访问拉韦纳的时候,就感到加拉·普拉西狄亚(Galla Placidia)的陵墓似乎对我有某种意义,异常令我着迷。二十年后,第二次参观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踏入加拉·普拉西狄亚的陵墓中,一种异样的情绪再一次涌上心头,我又一次被深深感动了。我是和一位熟人同去的,我们直接从陵墓进入了正教的洗礼堂。
在这里,率先触动人心的是满盈一室的柔和蓝光,不过,我并没有大惊小怪。我不想找到光源所在,所以并不把这种没有明显光源的奇妙光线放在心上。让我惊奇的是,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参观时看到的窗户,现在换成了四幅巨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画,美不胜收。我似乎已完全不记得这里的样子了。我发觉自己的记忆很不可靠,这让我很是气馁。南面窗上的镶嵌画表现的是约旦河的洗礼;第二幅画在北面窗上,是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画面;第三幅画在东面窗上,我看过就忘记了,不过很可能是乃缦在约旦河中治疗麻风病。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梅里安圣经》,书中有一幅插图是同一个主题,和这幅镶嵌画很像。洗礼堂西面窗上的第四幅镶嵌画最为动人。我们最后才欣赏到这一幅画,故事是基督向沉没于波浪之中的彼得伸出一只手。我们伫立在画前至少20分钟,讨论早先的洗礼,特别是它在过去的奇怪概念,它的起源与死亡的危险有关。这种开始常常与死亡的危险有关,用以表示关于死亡与再生的原型观念。洗礼最初是让人真正淹没在水中,并且有淹死的危险。
我对彼得落水的镶嵌画记忆犹新,画中每个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海水是怎样一种蓝色,镶嵌画的每一个碎片,彼得和基督的对话被镌刻在卷轴上——当时我还试着解释这些对话的含义。离开洗礼堂之后,我立即去阿里纳利购买这些镶嵌画的照片,可是没有找到。时间紧迫——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访问——我只好迟些再买照片。我想,我或许可以从苏黎世订购这些照片。
回家之后,我托一位去拉韦纳的熟人代购。他没有找到照片,并发现我所描述的镶嵌画并不存在。
与此同时,我在一次讨论会[10]上谈论了洗礼概念的渊源,并提到了在正教洗礼堂看到的镶嵌画,这些画的记忆仍然鲜活。与我一起去那里的那位女士,怎么也不能相信她“亲眼见过”的东西竟不存在。
我们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可能同时看到了一样的东西,不过相似到什么程度很难确定。不过,在这件事上,我可以保证,至少我们二人看到的画的主要特征是一样的。
在拉韦纳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经历之一。它几乎不能用常理解释。有一个关于加拉·普拉西狄亚皇后(公元450年逝世)的故事,其中一个情节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有一次,她在冬季极恶劣的暴风雪中从拜占庭前往拉韦纳,她发誓,如果能够平安抵达,她就建造一座教堂,在里面呈现海上的惊险场面。她遵守誓言,在拉韦纳建造了圣乔万尼教堂,装饰以镶嵌画。中世纪早期,圣乔万尼教堂和里面的镶嵌画被大火焚毁。但是,在米兰的安布洛其亚教堂仍然可以看到描绘加拉·普拉西狄亚乘舟渡海的图画。
从一开始,我个人就深受加拉·普拉西狄亚这一形象的感染,感叹她这样一位有教养、难以取悦的女性居然生活在一个暴戾的王储身边。她的陵墓,在我看来,是其最后的遗物,我可以从中窥见她的人格。她的命运和她的整个存在在我心中都如此鲜活。从她激烈的性格来看,她就是我的阿尼玛的贴切化身。[11]
男性的阿尼玛具有强烈的历史特性。阿尼玛是无意识的人格化,她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还能体现出过去的内容。她向个体提供了他本应晓得的过去的元素。对这个个体来说,阿尼玛便是他从过去到现在的一切生活。与阿尼玛相比,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野蛮人——像是虚空的产物,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
与阿尼玛的相遇,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我在镶嵌画中看到的危难。我险些溺死。彼得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他曾大声呼救,终被耶稣拯救。法老王的军队命运可能也是我的命运。像彼得,也像乃缦一样,我毫发无伤地渡过了危难,无意识内容的整合在我人格的完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一个人把过去的无意识内容整合到意识之中的时候,他内心的体验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只有经历过才会明白,那是一种主观事件,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是何样的人有独特的感觉,这是事实,不能讨论,也无须讨论。同样,我们向他人表达的也是一种特定的感觉,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据我们所知,并没有更高的权威能够消除这些印象和观点之间的差异。整合是否会带来某种改变,改变又有怎样的性质,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这一事实无疑不能经由科学来检验,所以不能在正统的世界观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它在实际中很重要,会导致很多现实结果。起码现实主义心理治疗师和对心理治疗有兴趣的心理学家都不可忽略这些事实。
经历过拉韦纳洗礼堂的事情之后,我深刻地明白了有些内在的事物看起来似乎是外在的,而某些外在事物也显得像内在的。我的肉眼肯定看见了洗礼堂真正的墙壁,但是它们被某种截然不同的幻象掩蔽了,这一视象和没有变化的洗礼池一样真切。但在那一瞬间,什么才是真实的呢?
我一生中旅行的次数并不多。我一直很想去罗马,但又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座城市将给予我的印象。单单庞贝已是太多,它带给我的感想几乎超出了我的接受能力。1910年到1912年,我研究了古典心理学,并对之有了一番深刻的见解,才计划去庞贝旅游。1912年,我乘船从热那亚前往那不勒斯。船只接近罗马所在的纬度时,我凭栏张望。罗马就在那儿,它仍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仍在发光发热,深陷在基督教和西方中世纪历史的盘根错节之中。在那里,古代的辉煌灿烂和残酷无情依然存在着。
我一向很奇怪,有的人去罗马就好像去巴黎或伦敦一样。当然,罗马也和其他的城市一样,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但是,如果你每走一步,都被那里的精神与积淀触动着生命的内核,如果那里的残垣断壁都让你觉得似曾相识,那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甚至在庞贝,我意外地开启了回顾和展望之门,意识到了出乎意料的事情,问题接踵而至,而我却无力解决。
在古稀之年——1949年——我想要弥补这个缺憾,却在买票时突然昏倒。此后,去罗马旅行的计划便彻底搁浅了。
【三颗钻专家伴读】
第十章 视象
李孟潮
对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要进行一下高能预警。
首先需要测试一下,你是否认为下面三条假设是正确的:
1)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意识是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2)时间和空间是固定不变的。
3)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是错误的。
如果你频频点头,那么说明你的世界观中包括了19世纪的物理学、神经生物学假设,但是这种世界观随着当代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
荣格这两章内容,论述了当代青年——学习过量子力学、时间心理学的人——才可能具有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是可以互换的,生命和死亡也是统一的。这种世界观之所以能够产生,一方面是荣格自己的切身体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提前接触到了量子力学、超心理学的前沿研究。
第十章主要记录了荣格的濒死体验,“黑岩寺”视觉意象及之后的“石榴屋”意象等。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天命观的成熟——他既能够听天由命,又能够逆天改命,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够乐天知命。从此以后,他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老年后期。
不过他在这里用了一个不大自性化的词,叫作“客观性”,客观性和主观性构成了新的二元对立。在下一章,他似乎才彻底摆脱这种二元对立,进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到有处有还无”的自性圆满心态。
[1] 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运动。——编者注
[2] 93华氏度≈33.89摄氏度。——编者注
[3] 从印度返回之后,荣格在《亚洲》杂志(纽约,1939年1月和2月)上撰文两篇:《印度的如梦世界》和《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两文收入《过渡时期的文明》(《荣格文集》第十卷)。——原注,安妮拉·亚菲
[4] 指欧洲的炼金术士创造出的人工生命。——译者注
[5] 林伽(Lingam),男性**的象征,代表着创生和繁衍。——译者注
[6]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7] 老蒙森(Old Mommsen),可能指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及政治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编者注
[8] 当时为英属殖民地,1948年独立为锡兰,1972年更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译者注
[9] 此处的神是指印度佛教中的提婆,一位守护神。——原注
[10] 1932年密宗瑜伽研讨会。——原注
[11] 荣格基于他关于原型起源的思想,把这一视象解释为无意识短暂的创造。他把这一次逼真幻觉归因于他的阿尼玛对加拉·普拉西狄亚的投射。——原注,安妮拉·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