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非常迅速地向前发展。自从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张纪文四个人搬到县委来集中居住，集中学习以后，他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他们全部成员编成一个大组，在大组里面又分成两个互助小组：杨生明、任步云、张纪贞、张纪文在互助一组，吴生侮、刘满浩和胡杏、何守礼、李为淑在互助二组。头两三天，他们分组开会，座谈整风的心得。在这个期间，大家的看法都比较一致，每个人部认为整风运动是革命阵营里面、党里面一次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每个人在运动当中学习文件，拿文件来对照检査自己，都发现了自己有很多的缺点错误。这样一来，大家的心里面都觉着非常轻松愉快，都觉着一巨放下了过去长期背着的种种思想包袱，眼睛明亮了，胸襟开阔了，思想进步了，劲头也就更大了。何守礼恳切地谈到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把自己害得好苦，它使自己跟边区的生活格格不入，它使自己没有法子去接近农民群众，它使自己不能够很好地向农材里面的革命干部学习。甚至张纪文也谈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他自己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危害。他说，因为自己有了这种毛病，所以对于边区的生活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觉着在边区生活很不自由，并且曾经想离开边区，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他说他以前认为在边区的集体生活里面，不讲人情，不尊重人性，也不尊重个人的自由跟权利，其实不过是不尊重他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性格，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他还说经过这次整风学习，认识了自己的毛病以后，他觉着自己很不光彩。杨生明召开了大组会，让何守礼跟张纪文两个人做了典型发言。大家听了都十分高兴，胡杏特别兴高采烈。她跑到何守礼跟前，又跑到张纪文跟前，抓住他们两个人的手，连声赞许道：
“好极好极了，进步很大，进步很大。你们刚到边区来的时候，都是十分赞美边区的，只是后来慢慢地平淡下来了，索性就忘记了。”
后两三天，他们仍然分成两个互助小组进行讨论。他们讨论了怎么样更加进一步站稳立场，端正态度，扩大整风运动的成果。他们又结合了当前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的军事形势和国民党掀起反共**的危险局面，强调时间紧迫，大家必须用尽全力把抢救运动搞好。讨论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一个怎样确定家庭出身的问题。这样一来，两个小组都同时发生了意见分歧。在第一组里面，张纪贞原来在入党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从旧军人改成伪军官，绘过了这次互助组大家的帮助，她又同意了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从伪军官改成反动军官。但是在这一点上，张纪文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在第二组里面，李为淑在入党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从旧职员改成伪官吏，这次经过互助组的帮助，她更进一步，愿意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从伪官吏改成反动政客。在这一点上，何守礼也跟张纪文一样，无论如何不能表示同意。张纪文仍然坚持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伪军官，不能再往上提了。何守礼也只能承认自己的家庭出身是伪官吏，也不能再往土提了。同时，她对于张纪贞跟李为淑两个人把家庭出身这样随意改动表示极大的不满意，认为是一种对于别人的要求的迎合，是投机行为。
到了七月二十五日，杨生明召集了一个大组会议，讨论怎样改定家庭出身的问题。一开始，杨生明对于李为淑跟张纪贞简单说了几句表扬的话，认为她们能够把自己的家庭出身改定成反动政客和反动军官，是科学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这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自觉性，应该肯定是一种进步。其他几个人也讲了一些表扬她们的话，然后由李为淑和张纪贞自己做了怎样改定家庭出身的思想活动的汇报。接着，就讨论何守礼跟张纪文的家庭出身问题，并且对他们两个人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帮助。看见会上这种情况，张纪文知道无法幸免，就气嘟嘟地说道：
“大家都这么讲，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我的亲妹妹、她的家庭出身已经定了一个反动军官，我跟她是同胞兄妹，这还有什么可谈的余地么？难不成我们两兄妹有两个家庭出身！总而言之，有亲妹妹顶证，我是无话可说的了。既然她的家庭出身是反动军官，我的家庭出身也上个反动军官就是了。”何守礼看见整个会场的空气一面倒，连张纪文那个反动军官的出身也承认下来了，自己那一道伪官吏的防线只怕也顶不住，于是也就睹气地高声说道：
“好吧，好吧，既然大家都这么说，我也来改定一下。我取消我过去那个伪官吏的出身，把它改成反动地主的出身吧。这样子，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呀，胡杏同志？”
胡杏听见何守礼要把自己的家庭出身改为反动地主，虽然口气还带点勉强，心里面着实高兴，认为这一下子她到底是把最不愿意承认的事情承认下来了。她后来又听见何守礼提到她的名字，好像要求她进行一些具体的帮助似的，于是她以一种热肠人的神态开口说道：“不错，他们家里的情况我有一些了解。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上他们家里当丫头，前后一共当了五六年之久。不错，他们家里应该说是一个地主的家庭。在广州有许多房屋地产，那就不用说了，就是在我们乡下，也几乎有半条村子是他们何家名下的。就是说，震南村的土地至少有一半是属于她爸爸何五爷的。所以，他们家不单是个地主，还是个大地主。至于要不要加上反动两个字，我看那倒可以斟酌。此外，她爸爸何五爷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是当官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也是当官的，这样看起来，除了他们是大地主之外，至少也应该说同时是一个官僚……”说到这里，胡杏突然中断了。她本来还想往下说“据我所知，何守礼是偏房所生，在何家也不算是很得意的”，但是，她踌躇了一下，觉着这两句话对于家庭出身没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何守礼喜不喜欢这样说，因此就没有把话完全说出来。
谁知何守礼一听她这么说，就气得浑身发抖。她用拳头在桌子上打了一捶，说：“既然这样，我们家里的丫头又是我的表姐，她出来顶证了，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这样好了，干脆叫做官僚大地主好了！我一点也不在乎，完全可以这样定。”
他们开了一个上午的会，虽然不是很顺利，也总算勉勉强强地，陆陆续续地解决了改定家庭出身这个问题。大家对于这一点初步的胜利都感觉到欣然自得，于是就宣布休会，下午继续再开。到了下午，仍然是举行大组讨论，大家都报告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延安的目的和今后的打算。生活经历是每个人都有话可谈的，今后打算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的。可是，来延目的这一项虽然说每个人都应该对大家谈一谈，而其实只有胡杏、李为淑、张纪贞、何守礼、张纪文这几个人适用，其他的人原来就在延安的，就谈不上什么来延的目的了。他们每个人简单地报告了十几、二十分钟以后，大家就跟他们提意见。谈来谈去，大家对于何守礼跟张纪文两个人提的意见特别多，也特别突出。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个人在真正从思想上认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后，还应该认真考虑自己今后打算选择一条什么道路。张纪文一听到选择道路的问题，首先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也顾不得开会所应该遵守的规矩，就大声叫嚷道：
“什么选择道路！这不是明明叫我表示要跟国民党走还是要跟共产党走么？这不太明显了么？这样的问题还要在这个会上提出来么？”
何守礼也非常冲动，声色俱厉地说道：“现在才来选择道路，岂不是太晚了么？我的道路，在我没有来延安以前已经选择好了。怎么可能来延安这么久，到现在才选择道路呢？”
胡杏看见他们发起脾气来，就好心好意地劝解他们。她说，什么时候决定了自己的道路，这个问题可以从长研究。不过一个人如果选定了道路的话，他在实际行动上，在政治立场上，应该都能够表现出来。大家令天提这个问题，意思不过是说他们过去对于道路的问题也许还看得不太清楚，并不是说他们一点都没有经过道路的选择。接着，大家又提出了何守礼乱发牢骚，反对领导，和张纪文对边区不满，把边区认做监牢等等，要他们好好考虑，做出解答。何守礼跟张纪文两个人都拒绝回答，只是宣称自己的人格受了侮辱，自己感觉到周围的环境都是冷冰冰的，毫无温暖，而这次开会正是他们要来专门整外来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李为淑、张纪贞对他们提了意见，胡杏也对他们提了意见。胡杏恳切地解释说，这都党对他们的关怀，同志们对他们的善意帮助，要他们不要误解。但是他们把胡杏的话都当做耳边风，完全听不进去。
互助一组由杨生明和任步云商量决定，让张纪文在自己的窑洞里单独学习文件，把张纪贞叫到杨生明的窑洞里面来，三个人一起慢慢地谈心，帮助张纪贞坦白交代问题。任步云首先板着脸孔问张纪贞，知不知道国民党的部队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务组织叫做军统。他的谈话如此生硬，使得张纪贞一下子就生起气来。她任性地高声回答道：“我知道。军统，谁不知道呢？不过我不了解他们到底都做些什么事情。”任步云进一步问到军统怎么样反对共产党，怎么样破坏革命，问她知道不知道。她一听，更加生气了，说：“我只听别人说过有那么一个军统，至于军统进行一些什么活动，那我就完全不知道了——自己既没有亲眼见过，也没有听任何旁人说过。”任步云又进一步问她，她父亲张子豪既然是一个反动军官，那么，他是不是一个军统分子呢？这一来，更加把张纪贞气坏了。她噘着嘴巴，快嘴说道：“我父亲是我父亲，我自己是我自己。我跟他各有各的活动，各有各的环境。我们一年到头也很难说上三句话。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军统呢？难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他会对我说么？”杨生明看见话谈不拢，就开言说道：“这样吧，你还是首先考虑一下，仔细谈一谈你来延安的目的吧。你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女儿。你们的生活很好，你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你又念书，有文化，有修养，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跑到延安这个穷苦的地方来受罪呢？”张纪贞傲慢地抗声说道：“那很简单，来延安的目的就是要求进步，要求抗战。这不单是我一个人，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要求的。在广州，我是一个进步青年——你知道，所有的进步青年都是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我们不满意国民党一再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一再对老百姓施加压榨，所以我们就要反抗，就要到延安这个地方来。”任步云说，如果她这个讲法是正确的话，她就应该爱边区，爱人民，爱咱们的党；就应该好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接受群众的改造；而不能够那样傲慢，那样任性，什么人都瞧不起，什么地方都看不惯，什么事情都不满意。杨生明对她提出一个质问道：“纪贞，如果你讲的话是真话，那么你对党不是应该完全忠诚的么？你不是也知道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你的进步要求、革命要求、抗战要求才能够得到满足么？”张纪贞又不假思索地，快嘴快舌地回答道：“当然是这样，谁说不是这样呢？我就是这样看的，我就是完全对党忠诚的。难道说我有哪一点对党不忠诚么？”任步云活跃起来道：“哎哟，我的妈呀，你的话恐怕说得太快了吧？你的家庭出身从旧军人改成伪军官，又从伪军官改成反动军官，这还不是大家一次又一次帮助你的结果么？难道说，你一向来都是对党那么忠诚的么？”张纪贞那张瘦削少肉的脸孔登时气得变成紫酱色，好像一挺机关枪突然发生了故障似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过了半天，张纪贞才缓缓地表白自己道：
“我只知道我父亲是一个横蛮残暴的人，至于他是什么样的成份，我实在是不懂得。你们看，不是我一明白就承认了么？我对党有什么不忠诚的地方呢？”杨生明看见她的气焰已经比刚才低下去了，就进一步劝告她道：“对嘛，纪贞，你这样的态度很好嘛。我们大家都有许多事情不明白，不懂得，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听党的话；站在党的立场来判断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不至于犯错误。”任步云也进一步相劝道：“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判断事物的话，那么，你就不会被个人的错误看法所什么一所蒙蔽。比方说，你过去看你的父亲只是横暴残忍的军人，至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特务呢，你不清楚。如果你站在党的立场上一看，就会看得更清楚了。过去你跟你父亲好像只保持一种家庭关系，同样，如果你站在党的立场上仔细看一看，这里面也许就有一种政治关系。此外，你到延安来一一你总是说跟你的家里毫无关系。但是，你再站在党的立场的高度上来想一想，也许你就认识到这里面不是毫无关系，而是有许多的关系了。你的家庭也许跟你采取一种什么联系的办法，使得你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替他们做事情。难道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么？”机关枪完全沉默了，杨生明跟任步云两个人步步进逼，对她说明特务关系不一定都要经过正式的手续。有些父子关系，有些夫妇关系，有些朋友关系，都可以做为特务关系。有些通过书信，有些通过谈话，有些通过别人的传话，都可以做为特务联络的手段。他们要她好好考虑这些问题。张纪贞听了以后，一肚子的气，嘴巴里一声也不吭。
互助二组也由吴生海、刘满浩、胡杏三个人商量决定，完全采取跟第一组同样的部署：先让何守礼在自己的窑洞里好好地学习文件，弄通思想。他们三个人把李为淑找到吴生海的窑洞里来，对她进行个别的帮助，要她赶快坦白交代问题。吴生海首先问李为淑知不知道国民党党务机关里面有了个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李为淑一听，就想起自己的父亲李民魁是在国民党里面干党务的，生怕连累上自己，就不答话，只是摇摇头。刘满浩进一步问她来延安抱着一种什么目的，要她仔细谈一谈。李为淑胆怯地回答道：“我来延安嘛，什么目的，我实在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爸爸并不知道我要来延安，我也没有告诉过他。这一点，你们问胡杏同志，她带我们来延安，这种情形她是完全了解的。”胡杏没有就这个问题表示任何的态度，只是希望李为淑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真正地忠诚坦白。她认为这个问题能够明确认识了，其他的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了。吴生海和刘满浩两个人都同声附和，说赞同胡杏的意见：对党忠诚，这是每一个党员，每一个革命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吴生海还提到她从前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从旧职员改正做伪官吏的问题，说党一旦了解一个人的忠诚，那么党对这个人就是信任的，因此她才会被吸收入党。刘满浩接着也说，这一次整风运动，她又从伪官吏的家庭出身改正成反动政客的家庭出身，这样子一来，更加符会事实，也证明她更加对党忠诚了。不过这同时也证明，她这种对党忠诚的程度不是一开头就百分之百的，而是慢慢地经过同志们的帮助，经过自己的认识才提高的。后来，他们两个人又像第一组杨生明和任步云对待张纪贞一样，也对李为淑提出要从党的立场来判断事物的要求，并且说，只要她一从党的立场来判断事物，那么她就能够做到彻底坦白的地步，就可以把问题交代清楚，就可以得到组织上的更大的信任。
他们两个人这样规劝李为淑的时候，李为淑却是一言不发，只用两只手捂着脸，不断地擦眼泪，把吴生海跟刘满浩弄得一筹莫展。过了一会儿，李为淑提出要求，希望和胡杏单独谈一次话，这才把僵局结束了。吴生海跟刘满浩走出去以后，胡杏就诚恳地对李为淑说道：
“小李，别难过，别委屈。你应该抬起头来，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现实。”她这么说的时候，一只手握着李为淑的手，另外一只手搂着李为淑的肩膀，表示非常亲热的样子。李为淑十分感动，又呜、呜地哭起来了。胡杏连忙安慰她道：“小李，别哭、别哭。我对你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但是说我对你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清楚，那我也不敢说。我刚才要你对党忠诚，这句话最根本。不是强迫你要按我们的意见交代什么问题，才算对党忠诚。你应该坚持这种忠诚的态度，同时要像毛主席所提倡的，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依我这个当姐姐的看来，只有最忠诚的人，才能够最实事求是。你自己好好地想一下，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就说到什么程度，不要勉强，不要做假，这才叫真正的忠诚坦白。你同意我的话么？”李为淑一听，十分感动，扑在胡杏的怀里，呜、呜、呜地又哭将起来，一面哭，一面说道：
“杏姐，我喜欢你。我这哭不是伤心，却是高兴。跟你在一起，我永远都有信心。”
当天晚上，何守礼跟张纪文一起去找县委书记郝玉宝，坚持要跟他做一次单独的谈话。这两个大学生向郝玉宝提了意见，说整风运动成果非常伟大，大家心悦诚服，但是这个抢救运动就有点莫名其妙。他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县委制止杨生明、任步云、吴生海、刘满浩这些人趁这个机会随便胡乱整人。何守礼申辩她自己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也不缺乏进步的历史表现，跟特务这一类的字眼根本连不在一起。张纪文也同样地提出申辩，认为自己的家庭虽然有点问题，自己的认识也不清楚，可要说自己是特务，那么，当特务又何必跑到边区来呢？郝玉宝笑着安慰他们道：
“你们别急。你们都是大学生，有本事，将来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说到目前，你们目前就必须提高认识，鼓足勇气，争取一分钟能解决问题才好。其实，问题也不难解决，确实只要一分钟就够了。至于党的领导跟群众方面都是好心好意的，你们都不用担心。”何守礼说：“有什么担心不担心呢？承认了是特务，一辈子都不得翻身。”张纪文说然是特务，就应该锁在牢房里，有什么担心不担心的问题呢？担心是坐牢，不担心也是坐牢。”郝玉宝翘起嘴唇大笑起来说道：“你们应该绝对相信党的领导和革命群众，他们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