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来，胡杏的日子很不好过。她处在两头受气的状态之中，上面跟下面对她的压力都很大。她跟杨生明、任步云、吴生海、刘满浩几个人单独开会，仍然坚持那几个青年人只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至于说到政治问题，她没有任何的材料。大家批评她，说政治方面有没有材料，要看他们本身肯不肯坦白。他们思想觉悟一提高，敢于坦白，材料也就有了。大家认为材料不会是现成的东西，不会是一块肥皂，随时可以拿起来使用。大家都批评她思想右倾，但是，大家对于她又流露出一种依赖的情绪。大家都觉得她情况熟悉，跟那些抢救对象历史关系很深，跟他们的感情也很投契，除了她以外，恐怕没有别的人能够从那些抢救对象的身上找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她跟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张纪文四个人开会，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都说她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一起生活很长，同在一个城市里，同干一种抗日救亡运动。何守礼特别提出来，她跟胡杏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她没有什么胡杏不了解的事情。他们都举了很多广州工人运动跟学生运动的例子，说明自己过去是进步的、革命的人物。何守礼还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对大家说，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她脸上留下的记号，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说来说去，大家都埋怨他们的胡杏姐姐在这一段时间里要抢救他们，要他们赶快坦白，要他们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简直是不近情理，是左到不知什么地步去了。
这样子，一个本来不会忧愁的胡杏倒当真忧愁起来了。她经常满脸堆着和善的微笑，可是那笑容像天上的白云，一刹那就流过去了。她又经常发呆，两只眼睛对着窑洞顶出神。在一起学习文件的时候，她会忽然放下文件，走到门外那种满波斯菊的花圃前面，凝神远望，也不知道她在期待什么东西。虽然如此，她仍然在暗地里博得大家的信任和好感。大家一天比一天更加感觉到，胡杏是他们惟一可以亲近的人。胡杏也可以说是一个证人，可以替他们证明一些什么东西。胡杏还是最得到县委信任的人，如果胡杏同情他们，那对他们这种困宭的处境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这几天来，李为淑首先从胡杏的脸上发现一种罕见的美。她经常从胡杏的莲子脸儿上看到这种非常少有的美丽，带有一点忧郁的色彩，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十分难以捉摸。她把这种发现告诉了张纪贞，后来，张纪贞自己也亲眼证实了。她们两个人又把这种发现悄悄地告诉了何守礼。何守礼显然不愿意承认胡杏有什么美的东西，可是在她两个人一致坚持的情况之下，她也不愿意单独加以否认。胡杏的风姿是这样地吸引着她们，使她们对他更加进一步地信任和亲近。
经过了再三的思索和仔细的谋虑，胡杏去找县委书记郝玉宝和县长茆能文，提出一个新的建议，说他们这个学习组的局面打不开，不从外面增加一些力量来帮助一下不行。她希望郝玉宝跟茆能文能够到地委宣传部去走一趟，请地委宣传部长马振新跟科长麦荣到田家坪去找一找周炳，把延安县学习组的事情跟周炳说一说，要他想法子帮助带动一下。他们接受了她的意见。县委书记郝玉宝到地委宣传部去找到了马振新跟麦荣，把县里的事情谈了一下。他向他们汇报，说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张纪文四个人出身都很不好，本人的表现也不很正常，恐怕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经过一段学习，目前双方正处于一种顶牛的状态，运动毫无进展，希望宣传部长马振新跟科长麦荣去跟周炳说一说，要他到县委来跑一趟。马振新叫麦荣到田家坪找周炳细谈一次。麦荣找着了周炳，把郝玉宝提供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周炳对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张纪文这些人都很熟悉，于是，也不多考虑，就慨然允诺了。
七月二十八日早上，周炳一大早就跑到二十里铺延安县委来。他先找到了郝玉宝跟茆能文，谈论了这里学习组的情况。他建议，不要对这几个人采用一种逼迫的办法，只要对他们多做一点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让他们有问题自动交代就可以了。如果采取硬逼的办法，也许会逼出不好的结果来。郝玉宝跟茆能文两个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当周炳走进郝玉宝那个窑洞跟郝玉宝、茆能文谈话的时候，何守礼偶然站在土坪上发现了周炳。她看见周炳这么早就跑到县委来，又一直走进郝玉宝的窑洞去找他们的书记谈话，就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她认为，周炳最熟悉她，最了解她，对于她的革命活动没有哪一桩不知道，这次他直接来找县委书记谈话，肯定是要来搭救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分子，把自己从危难当中解救出来。她判断事情正是这样的，并且暗暗地祷告：她宁愿将自己的整个命运付托给周炳，让他去跟书记谈判，证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她并且幻想，郝玉宝对于周炳的这种侠义行为一定十分敬仰，十分佩服，同时也一定会答应周炳替她说情的要求。她甚至想到，周炳跟郝玉宝会见以后，一定会上山来找着自己，对自己说，郝玉宝怎样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看法，肯定她何守礼是一个革命青年，不是什么特务分子，他们把她困在学习组里是毫无道理的，等等。后来，她又自己问自己道：
“可是如果郝玉宝不接受周炳的意见，不答应把我从学习组里解放出来，那又该怎么办呢？”她跺了一跺脚，自己回答自己道：“欸，那也无所谓。只要周炳肯上山来，把一切经过对我说清楚；只要周炳肯对我说，你坦白吧，坦白了也没有关系，那么，我就坦白，我就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也没有什么相干。”
她回自己学习的窑洞里等了半天，完全没有周炳找自己的消息。她再跑出窑洞外面，站在山坡上往下眺望，只见周炳从郝玉宝的窑洞里走出来，却走进了组织部胡杏的办公窑洞里。她知道，周炳并没有找自己的意图，却是去找胡杏去了。这样子，她悲哀起来，失望起来，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望着茫茫的大地，感觉到自己十分孤独，十分凄凉。她的脑子里面浮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她此时此刻是被全人类所拋弃了似的。她狠狠地撕碎一朵美丽的波斯菊，把它搓成一粒一粒的，扔在斜坡上，心里面诅咒起一切人来。
张纪文刚好从远处走过来，站到她的面前，对她笑着说道：“怎么了，你也葬起花来了？你看你，只会爱惜你自己，对于大自然的美丽的花朵却一点也不爱惜。”何守礼没有理他这个岔，却把刚才自己所见的事情一桩一桩地告诉了张纪文。她推测，周炳先走进郝玉宝的窑洞，跟他们商量了老半天，然后又走进组织部胡杏他们那个办公的窑洞，一直谈到现在都没有出来，看起来，他们一定是在合伙商议，计划整人。如此说来，张纪文、张纪贞、李为淑和她自己这几个人恐怕都将大难临头，凶多吉少。那文科大学生不胜感慨地说道：“左家的女儿嫁给左家，左是个左了。大不了就是一条命，没有什么可……”说到这里，杨生明忽然从窑洞里走出来，看见他们两个人站在花圃前面窃窃私语，就走过来，批评他们道：“你们怎么不守学习纪律？纪律不是明明白白地规定，两个互助组的成员不能够交谈互助组里面的学习情况么？”何守礼心里有一点发慌，一时答不上话来。张纪文却矢口否认道：“我们什么也没有谈，我们学习得累了，出来吸吸新鲜空气，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杨生明满脸皱纹地笑将起来道：“好哇，好哇，你们光吸空气，没有说话。你们两个人的窑洞离得那么远，各自窑洞前面不是都有不少的新鲜空气么？怎么要跑到一达里来吸呢？”何守礼洗脱自己道：“我不知道，是他跑过来的。我事前一点也不晓得。”杨生明对着张纪文说：“看、看、看，这不是很清楚了么？是你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找她谈话的，你自己说说清楚吧。”张纪文仍然坚持抵赖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跟她说过话。我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是想上厕所去，这有什么奇怪呢？”杨生明说：“好、好、好，你既然没有说话，那么我问你一句，什么叫做大不了一条命？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的，这还不算是说话么？你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辜负了组织对你们一片好心。要靠拢组织，不要存心跟组织疏远，那么你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张纪文没有料到那句话被他亲耳听见，并且听得那么清楚，无言可答。何守礼也埋怨他道：“是嘛、是嘛，我叫你不要走过来乱说话，你偏不听，你偏不听，你这不是作死么？”
在坡脚下县委办公的大院子里，周炳跟胡杏在组织部的办公石窑中单独会了面。胡杏首先问周炳目前时局的情况。周炳告诉她，目前时局正处在十分危险之中。国民党的部队已经把边区严密包围着，咱们自己的部队也严阵以待，在各条战线上跟国民党部队对特着——这样一种军事状态，大有一触即发的神气。他从重庆坐车子回来，沿途所见，也可以证实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胡杏担心周炳的安全，就问他，这样子整天在国民党的军事防区里面穿来穿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周炳说，危险当然是有的，可是不必在意。因为比起在重庆的同志来，比起在重庆的周副主席来，自己的危险还算是轻的。那些同志日日夜夜在国民党的特务跟刺刀当中工作着，确实算得十分危险。他郑重沉思了一会儿，低着头说：
“是呀，叫人多么担心！”
接着，胡杏又把他们上次会面以后，这一个星期以来的事态发展对周炳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一遍。她说，运动越向前发展，双方的矛盾越尖锐。她夹在这种矛盾当中，成了一个磨心人物，简直是两头受气，挣扎不脱，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这样向周炳诉说衷情的时候，显得非常洒脱大方。可是有时候也偶然会脸上一红，露出一脸的孩子气来。周炳两眼直望着她，频频点头，显得十分爱慕，又十分同情的样子。最后，胡杏叹了一口长气，对周炳说道：
“哥，你看我做的是什么事情！我明明知道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张纪文这些人不是特务，可是，我不得不要求他们坦白交代。上面一直逼着要我抢救他们，你看我怎么下手呢？”
周炳很想安慰胡杏几句，又想不出适当的措词来，就直统统地说道：“小杏子，你不要急。在你充分掌握了材料之前，你不要对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张纪文这些人做任何的估计。你可以抢救他们，可以动员他们坦白，但不要用硬梆梆的，强迫的办法。你要多做帮助他们转化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要他们——对，让他们自动坦白交代。因为他们的基本情况，虽然说我们都是了解的，但是也不能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保证全部知道。我们不能平白无辜地怀疑他们，可也不能对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负起完全的责任。这个意见，我刚才已经跟郝玉宝、茆能文两个同志说了，他们看样子也是赞成的。”胡杏红着脸，十分着急地说：“谁说不是这样呢？确实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你要知道，我的心里面火辣辣的——那个着急！那个难过！但愿我能替他们每个人做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来，让他们免受煎熬，免受痛苦！哪怕你叫我短两年命也成！”
时间不早了。他们本来还想仔细地谈谈心，多聊几句，可惜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没有充裕的时间了。他们走出石窑，相跟着爬了一个小坡，走到山上去。杨生明见他们来了，就召集全体互助组的组员到他自己的窑洞里面开会。他们十个人在杨生明的炕上团团坐定以后，杨生明抽起一袋旱烟，对大家宣布：听说周炳在重庆学习的时候检査得很好，因此，今天请周炳来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做为他们这个学习组一种学习的辅导。大家听了，都一下子鼓起掌来，只有何守礼跟张纪文两个人没有鼓掌。他们互相望了一下，微微地动了一动脑袋，好像他们彼此从心底里发出了信号，对于周炳这个报告表示充分的怀疑，不信任，他们对他用不着表示什么欢迎。
其实，任何人都没有料到，周炳并没有做什么报告。他只是在聊天，只是又亲切，又随便地在闲谈。他首先谈他的旅途见闻，这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节目。他描述国民党的士兵怎样严密地封锁了边区的一切通道：“国民党统治底下的老百姓怎样害怕打仗，纷纷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国民党区域的物价怎样突飞猛涨，社会上的秩序怎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可是走进咱们边区一看，那情况就完全两样了。这边的人，该生产的还是照样生产，该学习的还是照样学习，整个社会安定镇静，一点也不惊慌，一点也不忙乱。除了边境检査比较严格以外，其他什么迹象也看不出来。毋庸讳言，这种双方的军事对峙是很紧张的，完全有可能一下子就发生重大的变化，双方的武装一下子就接触起来，变成战争。时间显然是很紧迫的了。他希望大家把学习抓得更紧，最好在敌人进攻以前把自己的问题完全解决清楚。接着，他又谈到重庆的学习情况。他说，那里工作虽然很紧张，大家的警惕性虽然都很高，但学习起来还是十分认真，十分从容的。也许因为有一个凶恶的敌人站在面前，使得大家的团结更加紧密，彼此的互相帮助也更加热情。他们认真地学习了文件；认真地对照文件，检査了自己；认真地做了十分恳切、详尽的检讨。大家都觉着思想上、精神上非常愉快，像是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最后，他又谈到了自己的事情。他说，这次学习，在他本人努力争取进步的条件之下，又得到了同志们热情的帮助，结果，他把自己一生中所犯的错误一古脑儿端了出来，一共做了长达三个钟头的检査发言。他认为，他当时的检讨还仅仅是初步的，既不能让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完全满意，更加不能使自己满意。杨生明忽然插话道：“真不错，周炳同志不愧是咱们的老大哥，立场就是站得稳。”周炳大笑起来道：
“还说站得稳呢，恰恰相反，我的立场就是站不稳。”他只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脸上的笑容忽然完全收敛，他的情绪变得严肃而且紧张——甚至有一点过分地严肃和紧张起来，正像一个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旁边，拿起解剖刀，面对着他的病人的时候一模一样。大家凝着神，屏着气，听着他往下说道：
“我参加革命许久以后，还不明白革命的意义、革命的目的和方法，只是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一心要破坏那个旧社会。只要能把旧社会砸个稀烂，解我个人心头之恨，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这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集体，什么叫做阶级，什么叫做组织。我只是逞个人的英雄，独来独往，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总要出人头地。这种自由散漫的人，岂不是满脑子的个人英雄主义么？很显然，我正是这样一种人，只凭着个人的好恶自由行动，既不知道什么叫做政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策略，更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的纪律，好像我的尊严、我的权利、我的自由、我的兴趣、我的爱好全都是天下间至高无上的东西，别人丝毫不能侵犯。这就造成了我立场不稳、立场模糊、立场动摇，甚至根本丧失立场。……
“说起来叫人痛心，我也不一件一件去细说了。我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十六年前，我给我的表妹陈文婷，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写信的事情。那个时候，蒋介石刚刚背叛了革命，正在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青年，我和我的两个哥哥躲藏在广州芳村一个地方。鬼知道怎么回事一我相信陈文婷是革命的，我相信陈文婷是爱我的，所以我不听别人的劝告，冒着风险给陈文婷写了信，约她会面。谁知这封信泄露了我们居住的地方，被人拿去宪兵司令部告密去了。结果是我的大哥周金——个共产党员因此被捕，后来牺牲了。我怎么能够和大资本家的女儿谈恋爱呢？我又站在什么立场上相信她是革命的呢？我又站在什么立场上相信她是爱我的呢？很明显，这正是完全丧失立场的行为。当然，我并没有去告密我的哥哥。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客观结果却跟我自己去告密差不多没有什么两样。这多么可怕！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几年之后，我自己也被捕了。我被关在宪兵司令部的监牢里，被他们用严刑拷打。只要我一想起给陈文婷写信这件事，我就全身哆嗦。我的心疼比敌人的严刑拷打所造成的肉体上的疼痛要严重得多，要更加痛苦一千倍、一万倍。由于我自己丧失立场，干下了这样可怕的事情，铸成了一生中的大错，起到了和告密的奸细差不多没有区别的作用，使得我自己一辈子都深深地沉在痛苦……和悔恨……之中……”
说到这里，周炳的情绪十分阴郁，语调也慢慢地低沉下来，最后，甚至完全说不出话来，喉咙也哽咽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往下说道：“当然，这件事情也产生了其他的一些作用。比方说，第一，这个事情使我认识了什么叫做敌人。敌人的面貌、性质、特点、做法等等，我都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对于有一些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人，我也大概有一点认识。我也会留心去区分他们当中的微小的差异，而不至于昏头昏脑地毫无警觉，上当受骗。同时，我也认识到，一个人能够使自己成为革命的动力，那是多么可贵的事情；而一份革命的动力在革命阵营当中，又是多么的重要。我愿意洗心革面地努力使自己成为革命的动力，在革命事业当中起着一点推动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作用。如果能够这样，我就满意了。——如果能够把我过去的罪过赎回万分之一的话，我就觉得比较安慰了。”
大家听着，都深深地受了感动，沉默在同情和惋惜之中，默然无语。周炳的情绪由阴郁慢慢地变为昂扬，语调由低沉慢慢地转为振奋，最后，甚至使人感觉到他是那样的雄壮，又是那样的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