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伤势好了以后，到重庆去工作了几个月，看看到了六月底，又因为有一项特殊任务，要回延安走一趟。在这几个月当中，时局非常动**，到底是和是战，谁也说不清楚。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面，周炳心中非常烦恼。重庆的人们都跟周炳一样，陷入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里面。你说它和，它又像战；你说它战，它又像和。仿佛和中有战，战中有和，正所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局面，实在难以捉摸。三月间，国民党开了二中全会，蒋介石公开号召破坏政协的决议，这样一来，似乎要打仗了。可是三月底，蒋介石又签订了东北停战协议，这一来，似乎又要和平了。可惜，东北停战协议签订不到三天，国民党就破坏了这个协议，调集军队，向东北的营口、本溪、长春、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同时，蒋介石发表了反动演说，公开推翻了东北停战协议。在四月间，国民党还逮捕了北平中国共产党主办的《解放报》的负责人员。到了五月，它甚至把《解放报》根本封闭了，同时还封闭了北平其他的报、刊、通讯社，一共有七十多家。这样看起来，蒋介石口头上说要和，实际上是要战。中国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谁知道蒋介石心里面怎么想呢？真是俗话所说的“天晓得”！启程的前一天，周炳心中闷闷不乐，就独自信步走到江边，乘轮渡到了海棠溪，准备找他的亲人们聊聊天，散散闷。他在他姐姐周泉的客厅里一坐定，陈文英、陈文娣、陈文婕三位主妇都跑过来了，只有李民天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不愿意参加他们的倾谈。陈文婕如今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那天穿着一件黑色绸子，原色滚边的旗袍，情绪看起来非常饱满。她一坐下，连茶都没有喝，就对周炳说道：“哎哟，真是难得看见贵人一面。你为什么不常来坐一坐呢？我们这里对时局看过来不准确，看过去也不准确，把所有的人都急死了。你怎么不来向我们大家宣传一下呢？你们经常听政治报告，时事报告，知道得比我们多，更比我们快。”周泉如今已经是四十三岁的人了，看起来只有三十来岁的样子，那天穿着一件白色绸子，也是原色滚边的旗袍，更加显得清静优美。她还没有坐下，只顾给大家张罗茶水，听见陈文婕这么说，就附和着说道：“是呀，阿炳，你没事儿也应该常来走动走动，也来给我们做做政治报告才好。”周炳听见他姐姐这么说，心里面也着实欢喜。在从前，周泉照例不会说出这样开朗的话来的。她变了，的的确确是变了。在周炳看来，这种变化对他姐姐是大有好处的。陈文娣如今四十二岁，穿着一件紫色滚边的黑纱旗袍。她的身体虚泡，精神又是那样的萎靡不振，只见她坐在一旁，沉默不语。陈文英如今不过四十八岁，可是看来像五十开外的人，头发都白得不少了。她那天穿着一身湖水绉纱的广东装，就是大襟衫、长裤子那种清闲自在的装束。她用一个虔诚、慈善的教徒的口吻执拗地开言道：
“我不管你们站在哪一边，也不管你们有多少大道理，我是顽固派，更不管你们是统治者还是什么广大人民，反正我自始至终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凡是和平的号召，我就响应；凡是战争的号召，我就反对。我的态度十分明确，不是么？”
周泉沉着冷静地接着说道：“在这一点上，我跟大表姐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我总是想，老百姓经过了八年的抗战，已经够辛苦，够悲惨的了，谁还要在这个时候把战祸加在他们头上，谁恐怕就要失去民心。”她说得这么井井有条，十分像一个进步民主人士的样子。
陈文婕又有她自己的立场，侃侃而谈道：“这个时候还不团结起来，什么时候才能够团结呢？国共合作第一次搞不好，这第二次就搞得不错，终于把日本人打败了。现在就是应该休养生息，团结起来，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好。如果不是这样子，任何一方面要想多占利益，要凭恃武力，想压倒对方，那我看都是不幸的。那样的结果，根显然只有两败俱伤。”看她说话的神气，她无疑是一个熟练大方的政治家的风度。
陈文娣在座位里转动了一下身躯，有气无力地说道：“你们这个要和平，那个要团结，我看你们这都是空想。我也不是不主张和平，但和平绝非单凭主张就能实现的！现在，国民党说它要统一国家，共产党说它抗战有功，要占据一些地方，这样子两个主张，两股势力，怎么能够团结在一起呢？因此我想，还是打一下好。打一下以后，谁胜谁败就看得清清楚楚。胜者为王，没有话说。也免得多费那么些唇舌，多发那么些空论。”
周炳听见她们四个人各自都有各自的见解，就缓缓地说道：“和平，我们是竭诚拥护的。个人专制，我们是彻底反对的。我们主张对人民开放政权，让人民起来说话，起来管理国家。各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政纲，到底哪一个政党的主张对人民有好处，人民可以加以选择，选择好了，才加以接受。这就是所谓和平竞赛。和平竞赛是好的，可以办得到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要这样做，必须得到一个保证：政治上实行民主。有民主才能够有和平竞赛。在政治上独裁专制，有什么和平竞赛可言呢？没有和平竞赛，和平又怎么能够保持得住呢？这是客观的真理！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不管我们有这种主张还是那种主张，不管我们说过这样的话还是那样的话，都不可能加以改变。”
陈文娣在座位上极力振作了一下，接着冷笑了两声，说道：
“这就看出你们共产党的用心了。民主这个名词当然好听，我们在‘五四’的时候就是讲民主的，谁也不能够反对。可是你也要看看实际的情况：他蒋介石肯跟你讲民主么？他抓了那么大的兵权、党权和政权，当了委员长，还想当大总统，会跟你讲民主么？如果讲了民主，你不让他当大总统，那怎么办呢？难道他能够下台么？所以说来说去，民主是一句空话，是不能够实现的。既然是空话，是不能够实现的，我想我就应该反对。”
陈文英也随声附和道：“我劝你们这些共产党，这些民主党派还是赶快把民主的口号收起来吧！大家想想看：你们一定要民主，蒋介石一定不让民主，结果不是又要冲突起来么？战争不是又要打起来么？你们不要民主，大家相安无事，当然冲突就不会有了，仗也不会再打起来了。从一九二六年北伐一直打到现在，中国人民已经足足打了二十年仗，两党也打得差不多了。还要怎么样呢？难道还要再打二十么？我的上帝呀，拯救拯救他们吧！”
陈文婕爽朗地大笑起来道：“大姐总是那么一副好心肠，可敬，可佩！可惜老百姓为争自己的权利，不可能体贴你这番苦心。他们宁愿冒战争的危险，还是要求民主，要求开放攻权，这也无可奈何。”
周泉也点点头，微笑着表示支持周炳道：“我赞成阿炳的意见。要和平竞赛，必须民主；如果不民主；也就无所谓和平竞赛。这是再浅显也没有的道理。”
陈文娣责备周泉道：“你要帮好兄弟，就在咱地理帮好了，何必帮得这么露骨呢？”说完以后，大家又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落下以后，陈文英用有一种善意祈求的心情说道：“唉，如果整个国家像咱们家庭这样子有说有笑，那么这个国家就好治。”周炳笑道：“才不呢，才不见得呢。你想想看，咱们这里一共五个人，可你们姑嫂四个人就分成了三派。大表姐是主和派，二表姐是主战派，三表姐跟我姐姐是民主派，看——人数不多，派别不少。如果这是一个国家，那又该怎么治理呢？”
陈文婕不假思索地说道：“这有什么难治理呢？这很好治理嘛，少数服从多数就行了。说来说去还离不开民主。正因为四个人分成了三派，所以更要实行民主。多数认为应该走民主的道路，那么，其他的人就应该服从嘛。”
周泉也直截了当地说道：“一定要实行民主。大表姐跟二表姐不服从多数，还要坚持己见，咱们家庭里面就打内战。大表姐跟二表姐能接受民意，开放政权，让大家说话，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这个家庭就治理好了，内战也就打不起来了。事情不是很明显了么？”
陈文英低着头，没有再说话，只顾在嘴里喃喃自语，像是祷告上帝一样。大家听不清她说什么，也就没有再追问她。陈文娣憋着一肚子的气，闭着嘴巴坐在一边，似笑非笑，似恼非恼地闷声不语。周炳挑逗她道：“二表姐，怎么听不见你这个主战派的大炮声音了？”陈文娣苦笑着回答道：“你们人多、我们人少，你们又有民主的法宝，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说了也是白搭，枉费气力。倒不如搁下这些，痛痛快快地喝酒、打牌，打牌、喝酒去。”几天以后，周炳回到了延安。他很快办完了所有要办的重要事情，只留下一个尾巴。原来重庆要调集一批干部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展工作，他已经向有关方面提出来了，只等着约好时间去组部商量、催问。他开头以为这一个任务最难完成，最迁延时日，没有想到一个星期以后，组织部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决定马上把胡杏、区卓、江炳、杨承荣、张纪贞、李为淑、何守礼、张纪文八个人集中到延安地委，整装待命，准备南下。
那天下午，周炳来到胡杏的窑里，和她隔着炕几面对面坐着闲谈。不一会儿，首先看见区卓跟江炳两个人背着背包走进来。胡杏要他们把背包放在地上，上炕来坐，他们两个人只在鼻孔里轻轻地应了一声，没有什么更多的表示，好像不太开心。坐上炕以后，区卓就噘着嘴说：“我人儿是来了，我的魂儿还留在被服厂，没有带来。”江炳接着说：“这个时候南下工作，我没有什么兴趣。组织叫去就去，总得服从。”胡杏接着也说：“是呀。从解放区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有什么意思呢？那种生活还没过够哇！如果从延安调到另外一个解放区去就好了。”周炳听见他们这样说，知道们情绪都不很高，就微微地笑着，没有做声。不久，杨承荣也背着背包，满头大汗地走进来，看见他们四个人整整齐齐地坐在炕上，就笑着说：“你们倒心齐，打早就来了。”周炳问他：“杨承荣，你怎么样？你对于这一次南下工作高兴呢还是不高兴？”杨承荣耸耸肩膀，摊开两手，无可无不可地回答道：“这是组织调动，有什么高兴不高兴呢？我根本无所谓。在边区我给人治病，在重庆，在广州我也是给人治病，一个样儿。”第三批是何守礼跟李为淑两个人；她们把背包放在地上，跟别的背包金在一起，也上炕去坐。她们两个人跟区卓、江炳、胡杏在情绪上有很大的差异，看起来非常高兴。特别是何守礼，简直到了眉飞色舞的程度，好像她盼望这一天朌望了很久，如今果然来到了。她不停地举起手，三番五次地说道：“公开工作，公开工作！合法斗争，合法斗争！”江炳冷冷地说：“真没想到你对于合法斗争这样有兴趣。”杨承荣却支持她道：“不，不，阿礼说得对。合法斗争是很必要的，你要在和平环境里面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除了合法斗争，没有别的道路。”最后到的一批是张纪文、张纪贞两兄妹，他们路远来迟了。看见大家坐在炕上，已经坐得满满的，他们就把背包放在地上，自己在背包上坐着歇脚。看来，他们两兄妹的情绪也非常高昂。张纪文频频举起一只手，高声嚷着：“民主斗争！用民主的方法进行斗争，在斗争当中创造民主。多么使人高兴，多么令人振奋！”张纪贞接着说不管什么斗争，只要咱们大家在一起工作，那就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大家记得：咱们到延安已经八年长了，还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呢。”她这番话可算深得人心，大家都用喧哗的笑语来表示赞同。
胡杏跳下炕，先把区卓、江炳、杨承荣、张纪文四个人引到他们所住的另外一个窑洞去。等把他们安顿好了，然后走回来，对何守礼、李为淑、张纪贞三个人说，我们四个人就住在我这个窑洞里，我们同一炕睡。”何守礼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李为淑跟张纪贞都跑上前去，一把抱着胡杏，摇动着她时身躯，高声喊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们住在一起吧。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吧。这次你应该教会我们编织的手艺儿了。你非把技术公开不可了。”四个男子把铺盖在炕上铺以后，又过到这边的窑洞来聊天。大家上炕坐定，杨承荣就以一个滑稽演员的身份开口道：“平常你们笑我骑墙派也笑得够多的了。有没有比骑墙更糟的事儿？我看有的是！比方说，今天有些人心里不舒畅，这怎么行呢？一面要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面心里又不舒畅，这叫什么派呵？赫，这肯定不叫骑墙派，这兴许叫矛盾派。”
胡杏坐在人群当中，正在用手一圈一圈地卷起她那件单灰土布军装的袖子，好像她正准备跟别人打架。大家围着她，和她一样穿着单灰土布军装，用眼睛盯着她，看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见她笑眯眯地、郑重其事地回答道：“不错，咱们这回是要南下工作了，要去进行合法斗争了。我很高兴，至少高高兴兴地服从组织安排。说实在话：我的思想里面总有一种东西丢不下。我设想咱们如果能够好好地打一仗，把国民党打败了，那么，咱们的新民主主义固然不必说，就是下一步的社会主义也就更容易实现了！如果不打这一仗，那恐怕将来要走很长、很长的弯路。”何守礼大声惊叫道：“唷！社会主义——多好听的名词，多美丽的幻想！多迷人……”区卓接着说道：“可不是么，蒋介石绝不允许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你跟他讲道理也没有用。你不打败他，他一定会破坏新民主主义的实现，更不要说社会主义的实现了。”江炳也接着说：“对，就是这个意思。打仗总是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咱们打胜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保证。如果不打，那么磨磨蹭蹭，拖拖沓沓的，叫人难受死了。即使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我总不相信靠议会选举、合法斗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何守礼很不以为然地驳斥他们道：“新民主主义还不曾看见影子，就幻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照你们这样说，合法斗争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咱们也用不着南下了。不过你们要知道，说到打，那么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要打，老百姓不愿意打，你怎么办？第二个是人家的武力强，咱们的武力弱，你打起来不一定占便宜，那又怎么办？这样想起来，不是合法斗争更有把握么？不管怎么说，我主张合法斗争。不单中国的情况是如此，全世界各国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只有苏联是一个例外罢了。”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都附和何守礼的意见，主张合法斗争。杨承荣看见这种情形，照样把肩膀一耸，摊开两手说道：“你们看，这叫我怎么办呢？真是左右做人难呵。”
周炳斩钉截铁地，非常自信地说道：“做人有这样难的么？咱们自然要努力争取和平，但是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这次咱们南下工作，就是争取和平，却并不等于咱们就不主张打仗。事实上，国民党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打仗。它要不要扩大战争，挑起全面的内战呢？咱们当然要警惕这一点，要提防着它来这一手，应该准备另外一手来对付它。这样子，不是两全其美了么？”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仔细忖度周炳的说法，觉着他也有一点道理。谁知后来不久，大家又忽然大声哗笑起来，议论纷纷。和他同名字的江炳首先提出疑问道：“阿炳，你这样说，不是有些和平幻想么？我看，事实正是这样。你存在着一种很危险的和平幻想，认为咱们这回到南方去，可以争取到和平。”胡杏、区卓都说：“不错，不错。是有和平幻想，把和平看得太容易了太美妙了。”何守礼也拍着大腿大笑着，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炳哥，你这种想法我看有点儿好战的味道，很危睑。你要跟人家合作，可你又整天警惕着，要跟人打仗，这样子，能合作得好么？推敲起来，你这种看法实际上不是在鼓吹和平，而是在鼓吹战争。你把合法斗争、和平竞赛看作是可有可无，而认为战争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难道不是这样的么？”李为淑胆小，又拿不定主意，没有开腔。张纪文跟张纪贞起来附和何守礼的意见道：“表舅只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民主斗争的经验。这也许可以叫做延安的狭隘经验主义。”周炳反驳他们道：“什么表舅、表叔的，在革命阵营里面，都应该称呼同志。要不，就叫名字。你们说我没有民主斗争的经验，可是我告诉你们，我民主斗争的经验可以说多得很。我跟三家巷陈家、何家，跟你们张家、李家不都是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么？这不叫民主斗争么？我恰恰是这方面的经验太多了！太悲惨了！我从事民主斗争的结果是换来了他们对我的武装斗争。他们对手无寸铁的我这样一个人一点也不客气，动用了专政的工具。他们按照他们的法律是合法的。到了宪兵司令部里，你跟他们去做民主斗争吧。”胡杏、区卓、江炳都异口同声地说：“可不是么！可不是么！周炳同志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最雄辩的历史证明。”区卓甚至加重语气，单独说道：“什么合法斗争，见他妈的鬼去吧！”
杨承荣听见大家吵得这么热闹，一个人不停地摇着头，不停地耸着肩膀，长时间地摊开两手，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到了人声稍为稀疏的时候，他才用他那充满讽刺意味儿的清亮嗓子高声说道：“想不到我多了一个同志，咱们队伍里又出了一个新骑墙派。”张纪文大声吆喝道：“谁是新骑墙派？你说，你对大家亲口说出来！”可是，杨承荣只嘻哈大笑着，拒绝指名道姓地点那个人的名字。何守礼伸出一只手，好像她要阻拦张纪文的样子，说道：“你还逼他干什么呢？他那句话谁还不懂呢？画小人儿还要画出肠子来么？”大家哗笑起来，周炳也高兴地跟大家一齐笑。后来，他用那种深沉的演员嗓子自嘲道：
“我今天才知道，我也成了一个骑墙派。可见一个人要当蝙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呵！我还得好好地磨炼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