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光、贾宜民、郑得志、王福嫂、蒋忠顺五个党员，集中在大王庄北头一间空房子里学习，已经是第三天了。这间空房子，本来是公家用来装木料柴草、闲散杂物的一个大统间。它门朝东开，深有一丈，宽有两丈，里面没有间隔，没有炕、灶，四面也没有窗户，只在东边墙壁上留着两个长方形的小洞。关上门以后，就全仗这两个小洞，从天井里送进来一些微弱的光线，吹进来一些寒冷的北风。按照工作组的规定，赵国光跟贾宜民不能回家，就居住在这个大统间里。他们用玉米秸铺在地上，打开铺盖，就在那上面睡觉。其他的人可以回家居住，每天早上提着矮凳子来这里集中学习，郑得志跟蒋忠顺两个人，按时给他们两个人送水、送饭。
十二月初，天气已经很冷。这个大统间里既没有生火，又没有阳光，就显得更阴，更冷。赵国光、贾宜民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其他的人坐在自己的矮凳子上，都把背脊靠着墙，将脑袋也挨在墙上，好像他们是趟在墙上睡觉的一般。每个人都穿了棉袄，还觉着冷，只顾把手笼在袖管里不伸出来。这天早上的气氛有些异常，人到齐了，谁也不动，也不说话，就那么靠墙坐着，让时光一刻钟、一刻钟地，白白地流逝。他们好像跟谁赌气似的，既没有学习，也没有讨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一种悻悻然的，怨恨的神气。很显然，他们看见自己忽然在一天之间，变成了石头和盖子，觉着十分不甘心，也十分不痛快。
过了一个时辰，忽然有一声凄厉的长啸，把大家都惊醒了。大家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发出长啸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大善的长工郑得志。蒋忠顺问他为什么高声呻唤，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唉，老子心烦死了！老子一辈子扛活儿，没有做过别的事情。老子参加党是为了革别人的命，想不到今天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来了！”蒋忠顺摇摇头，不大赞成他的意见，也没有心思去跟他理论，就淡淡地说道：“这是要审査你嘛。又不是要革你的命嘛王福嫂也提高嗓门说道：“我孤儿寡妇的，哪阵子不清清白白！有什么好审的？我参加革命，参加党，不过为了给公家多做点事情。这不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么？还有什么……也落到有今天……我当过什么石头？我当过什么盖子？你们说，这不活活冤枉死人么？想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真叫人急得——”说到这里，她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蒋忠顺劝她道：“算了吧，王福嫂，你也别哭了。哭得大家怪心烦意乱的。”
贾宜民露出一副大模大样，满不在乎的神气，对大家慢条斯理地说道：“算了吧，你们别嚷嚷了。只管静悄悄地坐着，等吴生海那家伙来给咱们上课吧。你们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那么了不起，证明你们没有一点儿见识。我可不那样傻。我看这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将咱们做个样子，审査他十天八天，就算了事。末了，还要放咱们出去，还要咱们替他做事情。你们想想看，他们到了咱们这块地面，人生路不熟的，没有了咱们，他们行么？我看是不行的。他们离开了咱们，就寸步都难行。我看他们不能存心将咱们一脚踢开。你们相信么？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赵国光忍不住批评他道：“宜民老弟，你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话呢？你这些话不是挑拨大家对党的感情么？不是起挑拨离间的作用么？你年纪轻轻的，不要只顾说怪话，那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两面三刀，我看确实有那么一点儿。照我看起来，你还不只两面三刀，你简直是阴一面，阳一面！这样做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你现在应该放规矩些，放老实些，静悄悄地等候组织来审査，这样才对。”
贾宜民笑嘻嘻地说道：“是呀，我是两面三刀。我是阴一面，阳一面！好了、好了，我不说了。”
蒋忠顺拍手笑道：“不错，不错。咱老赵不愧是个党小组长。这才像一个党小组长。”
正说着，吴生海从外面走了进来，大家才肃静了。吴生海拿出一份《中国土地法大纲》，说要给大家逐字逐句地讲解。花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他给大家讲完了第一条，问大家明白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提出来没有。大家都说明白了，没有什么疑问了。他把文件放在一边，向大家提出一个学习文件的态度问题。他自己不说，却让每一个人先说，应该用什么态度学习文件才正确。赵国光、贾宜民、郑得志、王福嫂、蒋忠顺都挨着次序说，态度要端正，就是要对党忠诚老实。大家说完以后，吴生海板起严肃的脸孔，教训大家道：
“不错，大家都说得很对，要忠诚老实。可是，什么叫做忠诚老实，大家未必想得完全一样。有理解得比较深刻的，也有理解得非常粗浅的。至于有些人自己明明想蒙混过关，却在口头上宣称自己忠诚老实。那谁不会呢？不客气，那就是口是心非，错上加错了！真正的忠诚老实，必须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凡是对革命有害，对人民有害，对党有害的，都一件一件地，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至于说出来以后，党对自己会怎样，人民对自己会怎样，都完全不去考虑。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叫做忠诚老实。你们大家都想一想看，你们能做得到么？”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停，等候大家表示态度。看见谁也没有做声，他就继续往下说道：“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自己不说，组织上也无可奈何。这样想就完全不对了。你要知道，除非你不做那件事，既然已经做了，就不会没有别人晓得。你自己尽管不说，你还能让别人都不说么？我可以负责跟大家通通风：大家的材料，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不少。不妨说，组织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你们的事情，你们不说，组织上也已经完全晓得。那么，为什么还要你们自己交代出来呢？一句话：希望你们自动坦白。坦白了，表示愿意悔改了，处理就可以从宽。不坦白，表示顽固抗拒，那么处理就要从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听了他的话，心里面都觉着不是滋味儿。他大概已经把大家都看做犯罪的人。没有例外，不分轻重，都是一律的罪犯。大家思想很不通，情绪也非常抵触。贾宜民理解大家的心情，就挺身而出，对吴生海建议道：
“吴组长，你能不能把那些材料对我们摊出来？我敢保证，凡是有材料的，我一定做深刻的检讨。这样子痛痛快快的，事情很容易了结。免得大家在黑黢黢的地方摸来摸去，你见不着我，我也见不着你。”郑得志、王福搜、蒋忠顺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接着说：“摊出材料好，还是摊出材料好。”只有赵国光明明知道，要组织上摊出材料，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做声。
吴生海笑道：“那可办不到！一摊出材料来，就不算你们自动坦白了，就要从严处理了，对你们可没有好处。”
吴生海上完课走了，大家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说，组织上不会有什么材料，吴生海不过咤呼着吓人罢了；有人说，也可能组织上有一些材料，但愿组织上别完全相信那些材料；有人说，既然有材料，免不了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胡编乱造的，真叫人担心。大家瞎嚷了一阵，弄不出个名堂来，也就不再做声了。
大家各有自己的心事，都两眼发愣，坐着不动。赵国光心里想，他自己做过许多工作，其中难免会有错误。如果把这些错误都加以歪曲，加以夸大，自己怎么受得了？贾宜民心里想，局势未必会那样糟糕。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不留痕迹，不会有什么材料。和他一块儿干的当事人，也未必胆敢将隐情泄露出来。即使有什么材料，他也只好拼上一条老命，死不承认。那些事情能承认么？能坦白么？绝对不能！郑得志心里想，他这一辈子，就只有一个问题，没有对组织说过。那就是他替蒋忠良隐瞒过一些什么。不过这一点不会有别人陡得，除非蒋忠良自己说出来。这样看来，组织上是不会有什么材料的。王福嫂心里也想，她没有任何对不起组织的地方。万一有什么材料，无非也是拿她跟郑得志的来往造谣生事，说她怎么样，郑得志又怎么样。说这种话的人可多了，又算得上什么材料呢？只有蒋忠良想来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对别人隐瞒过，也想不出组织上会有自己的什么材料。他越想越生气，就在心里骂道：“真是胡说八道！”
贾宜民忽然从铺位上跳了起来，眼睛里露出凶光，恶狠狠地对大家恐吓道：“我有一句赤胆忠心的话，要对大家说一说。咱们英雄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自己干过的，你说也好，不说也好，我管不着。我只奉劝大家：谁也别乱扯别人的事情！谁要乱扯别人的事情，免不了要引起祸害。怕的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口供对不上。那个时候，就要闹出人命来，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姓贾的心直口快，把话说在前头：谁要乱嚼舌头，对我姓贾的说短道长，可莫怪我姓贾的无情，莫怪我姓贾的对他不起！”他说完了，大家都面面相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张纪文自从上任以后，就起早贪黑，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拼命地干。他主要的活动是找人谈话。他和工作组里面每个人都谈过话，又和积极分子每个人都谈过话，还找些一般的群众谈话。他在处理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果断，使别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他的身体看来更瘦，他的颧骨看来更高，他的精力却越来越饱满了。他明白他自己的辈分很低，说话的分量很轻，因此他对人特别谦恭有礼。李为淑曾经在私下里对张纪贞表示，她真想不到那文科大学生身体瘦瘦的，会有这样惊人的魄力。
张纪文非常迫切地，想干出几件轰轰烈烈、耸人听闻的大事。他所面对的现实，远远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顺利。他本来以为，干部一经集中学习，就会纷纷交代自己的罪行，提供一些领导上原来没有掌握的材料。事实上，这方面的进展却很不理想。干部虽然集中学习，思想抵触反而更大，显出有顶牛的趋势。群众看见干部隔离检査，也没有提出什么揭发材料。不单书面的揭发没有，连口头的揭发也很少。他经过三番四复地考虑，认为不应该坐着等干部自己检査，也不能坐着等群众自己揭发，应该召开一个斗争会，让干部先跟群众见见面。这样子，不一定能够解决多少问题，至少可以压一压干部的威风，也可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实在是利多弊少。
张纪文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吴生海。吴生海非常支持他。他在工作组的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想不到区卓跟江炳两个人，首先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现在完全没有条件召开群众大会。他们又认为，如果在这个两手空空的时候，召开群众大会，一定得不到好结果。万一干部和群众在会上顶起牛来，反而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何守礼跟杨承荣倒是主张开会，说不管怎么样，至少能够打击一下干部的嚣张气焰，助长群众出来当家做主的威风。会上的意见很不一致，结果就决定向县委请示：县委认为应该开就开，县委认为不应该开就不开。
县委很快就有了回答，说这件事儿应该由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如果开会对发动群众有好处的话，县委同意开会。事情就算这样决定了。接着，工作组又研究主持那个大会的人选。张纪文直截了当地提出王大成或者王七婶，认为他们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他们和群众也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对石头和盖子也有很高的义愤。对于推荐这两个人主持群众大会，李为淑跟张纪贞表示反对。她们认为王大成跟王七婶名声不好，不是正正派派的劳动人民，应该选择大贫大苦而又真正勤劳的人，来主持大会才对。张纪文问她们打算另外推荐什么人，她们都回答不上来。这样议论来、议论去，最后只好决定由张纪文自己来主持那个群众大会。
谈到组织什么人在大会上发言，工作组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事先找好积极分子，跟每一个积极分子商量好发言内容，由他到会上去讲；一派主张完全用不着这一套，这样做的结果，都是死死板板，按一个公式说话，没有生命力，也没有鼓动性的。倒不如让群众自己随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反而又亲切，又动听，又好。多数人同意后一种主张，于是就通过了。
这样子，经过几天的紧张筹备，有一天的下午，工作组召开了王庄居民的群众大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査王庄全村的工作。会场就在大王庄北头的一块空地上。这块空地和干部集中学习的那间空房子非常挨近，就在那间空房子的正对面。天气有点冷，幸好高高的太阳把人们照得非常暖和，一点也感觉不到寒意。时间一到，男、女、老、少就一群、一群，一队、一队地来到了会场。妇女们花花绿绿，涂脂抹粉，好像要去赶庙会的一般。有带矮凳子的，就坐在凳子上；没有辦凳子的，就坐在地上；
大家挨着四边人家的山墙，围成一个很大的鹅蛋形圈子。在鹅蛋形圈子的东头，摆着一张八仙桌子。张纪文站在桌子后面，主持了这个村子的群众大会。
张纪文看见村民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开会，连婆姨娃娃算在内，约莫也有个两百人的光景，工作组的组员在嘈杂的人群当中穿来穿去，喜气洋洋地走动着，不由得心中暗暗欢喜。他拼足全身的力量，用稍为带点陕北口音的普遍话宣布开会。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就是要大家对全村的工作，特别是对土地改革运动，提出批评的意见。他希望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顾虑，不要害怕，不打埋伏，不讲情面，把任何意见都痛痛快快说出来，帮助工作组把全村的工作做好，把全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到底。说完以后，就叫人从那间空房子里，把赵国光、贾宜民、郑得志、王福嫂、蒋忠顺五个人带了出来，在人们围成的椭圆形大圈子的另一头站立着。面对着八仙桌子，面对着全村的群众，他们五个人一字排开，都耷拉着脑袋，不敢望人。这时候，整个会场静了下来，空气十分紧张。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见半空中偶然飞过的乌鸦呱、呱地叫一两声。
赵国光首先做检査。他检査了自己严重丧失立场——没有站在竞的立场、革命的立场，全心全意替大家服务；更没有带领大家去向地主做斗争，把全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搞好。贾宜民接着第二个发言。他检査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他说自己整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却没有把全村的工作做好，也没有为全村人民的利益服务好。对于土地改革运动，他没有虚心听群众的意见，想法子满足群众的要求，只是跟在大家的后面瞎嚷一气，完全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标准。他实在不像一个村长，没有负起一个村长的责任，心里觉着十分难过。
他们讲完了，有十个、八个人开始发言，向他们提意见。这些发言多半针对赵国光，有说他作风非常硬的，有说他主观非常强的；有人说他从来不肯听群众半句话，也有人说他只顾对别人强迫命令，完全不体谅群众的困难；如此等等。说来说去，却没有什么人给贾宜民提意见。张纪文三番五次对群众暗示，要大家不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对其他的人也可以提。他甚至公开说，对贾宜民、郑得志、王福嫂、蒋忠顺也可以提意见，结果仍然没有人响应。
张纪文寻思这个会开得并不精彩：发言不普遍，目标不准确，尽是些鸡毛蒜皮，真没劲儿。他跑过去和吴生海叽咕了几句。吴生海鼓励他坚持下去，耐心启发大家，沙里淘金，说不定有什么惊人的冷门，会从群众当中爆发出来。
不久，果然从人丛中跳出一个矮小肥胖、圆头大脸的妇道：“人家来。大家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远近闻名的王七婶。王七婶叉起腰，走到赵国光面前，对他厉声吆喝道：“你给我站出来！”赵国光离开了行列，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两步。王七婶指着他的鼻子说：“望着我！”国光轻轻抬起头来，眼睛茫然地望着王七婶。王七婶这才发话道：
“姓赵的，你——咱们村子里一个大恶霸！你在王庄当街一跺脚，四个犄角都要落灰尘！是不是这样的？”赵国光低声回答道：“是，是这个样子的。”王七婶又说道：
“那年交公粮，我不过迟交了一个多月。你就罚了我整整一斗玉米。有这么一回事情么？”赵国光同样低声回答道：“有，有这么一回事情。”王七婶把她那已经很高的嗓门突然提得更高，大声质问赵国光道：
“那年大家参军，别的什么人你都不去动员，偏偏动员了我的儿子去。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你都看不中，偏偏看中了我们家的孩子？你不是有意要坑害我们么？你说说看，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赵国光没有立即答话。他用眼睛望着王七婶，望了好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回答道：“是的，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可是——”王七婶没有让他说下去，就对准他的脸颊，噼里啪啦地，一左，一右打了两个大耳光。
看见这种举动，四周的娘儿们跟娃娃们，都尖声惊叫起来。爷儿们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议论不休。这时候，王大成也从人丛中跳了出来，指着贾宜民的鼻子，骂他仗势欺人，专门欺负小商小贩、良民百姓，也在他的脸上打了两个耳光。这样子，那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在散会回家的路上，村民们纷纷评判，都咬定王七婶的打是真打，打得非常狠；王大成的打只打皮，没打肉，不过是假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