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旬，天气慢慢变得更加寒冷。天空老是灰灰暗暗的，仿佛随时都会下雪的样子。工作组一连开了几次会，研究怎样组织王庄贫农团的问题。按照县委的指示，他们抛弃了过去那种办法，不再召开全村居民大会，开始执行依靠雇农、佃农和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和地主的一套新办法。他们必须先把村子里大贫大苦，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的雇农、佃农、贫农首先组织起来，成立贫农团，做为土地改革运动的依靠力量，也做为带动全村人民的核心力量。
大家对于这一套新的办法，都一致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群众当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才能够带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把农村里面的封建势力彻底扫清。区卓提出一个问题：对中农应该怎么团结？特别对中农里面那一部分下中农，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把他们同时吸收进贫农团？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对于下中农，暂时还不忙吸收，看看他们的表现怎样再说。江炳接着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农既然要团结，是不是应该同时着手？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力，另外给中农们召开一个会议，这样，他们就不会感觉到自己受冷落了。大家又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这样的会议也不忙召开，先让中农在外面观望一下也无妨。等贫雇农的势力组成了，威信提高了，那个时候再团结中农，就比较容易，比较好办了。
方针一经决定，大家就回到各自的村子，分头行动。各个分组都先找那些大贫大苦，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的庄户联系，商量成立贫农团。群众听见工作组提出这种新办法，都十分高兴，十分踊跃。张纪文刚刚向王大成跟王七婶两个人一提，他们立刻跳起三丈高，连连拍着胸膛说：“好极了，好极了！马上成立贫农团，马上成立贫农团！这件事你不用操心，包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包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以后几天里，他们果然从早到黑，整天在大王庄、北王庄、南王庄穿梭奔走。不消三天工夫，他们就把村子里的雇农、佃农、贫农各户人家都找遍了。
贫农团开第一次会议那一天，王大成、王七婶不消说到得最早，佃户王洛正、王玉成、郑得望、赵国华，贫农王祖业等等，大约二十五户人家，都到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户缺席，也没有一户迟到。张纪贞悄悄地对李为淑说道：“你瞧，贫农团真不愧为贫农团！平时开会，你催也罢，请也罢，就是不来。贫农团一声号令，全都来了李为淑说：“现在正好农闲，又是白天开会，当然到得齐一些。”张纪贞不同意她的意见道：“不对。这不是农闲不农闲的问题，不是白天或者晚上开会的问题，这是贫农团威信的问题。”李为淑也点头同意道：“不错，不错。看起来，这个贫农团就是有威信，就是威信高。”
一点不错，贫农团的威信果然很高。全村的群众，听说一部分人成立了贫农团，准备重新划阶级，将各户的成分重新讨论，就纷纷到工作组来打听虚实。他们问工作组，原来划定的中农成分，下中农成分，还算不算。那批下中农都声称自己原来也是贫苦人家，问什么时候才可以参加贫农团，没有参加贫农团的人是否分不到土地，如此等等。吴生海、周炳、胡杏、张纪文几个人，叫他们缠得晕头转向，嘴苦唇焦。吴生海得意洋洋地说道：“好了，现在事情办通了。不用三催四请，也不用登记罚款，他们一个一个地自动前来，要求参加会议了。”胡杏也说道：“现在看得很清楚，党的政策胜利了。”
在贫农团里面，王大成、王七婶都非常活跃。他们说的话，比吴生海、张纪文说的话还要多。有一天，贫农团选举主席、副主席，提到人选，大家都不吭声。张纪文介绍了王大成、王七婶两个人，问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见工作组已经开了口，王大成、王七婶在工作组跟前又是能说话的人，就都同意把王大成选做主席，把王七婶选做副主席。
外面刮着北风，贫农团天天在村公所里开会，准备把全村的成分重新划定。首先提出来研究的，仍然是王大善这一户。大家听见王大善的名字，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许久没有人说话。王大成咤呼道：“说吧，说吧，有话就尽量说吧！光当哑巴怎么成？现在工作组都在场，说错了没有关系。他们会给我们指示。现在，我们负起重大的责任了，要说话了，要对全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责，不是一块木头了！”王七婶也跟着咤呼道：“说吧，说吧！说错了不罚钱。大家尽管放胆说话好了，没有人堵住你们的嘴巴。你们不吭声，等什么？”大家仍然不做声。王大成就说道：“大家不说，我来说两句。我觉着，我们从前给王大善划的那个阶级，并没有错。他自然是个地主，可土地很少，只有那么三十多亩，不管怎么算法，也只能算个小地主。大家看看，合适不合适？”等了一会儿，没有别人开腔，王大成的意见就算通过了：王大善的成分仍然是小地主。
周炳坐在一边，瞅者这种场面，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他不满意把王大善划做小地主。他自己有许多怀疑，却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不好开口说话。其次，他也不满意这种咤呼式的讨论。什么事情都由一两个人，在那里咤咤呼呼地说几句话，就算通过。大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从容讨论的机会。
接着，王大成又提出另外一户人来，要大家讨论。这户人家就是王先贵。他家里三口人，有土地二十四亩，原先把他划成中农成分的。有人给他算土地账，说全村平均每人只有两亩六分七，他家里平均土地每人就有八亩；有人给他算耕牛农具账，说他家里有一头耕牛，有一挂大车，还有其他许多大农具；有人给他算剥削账，说他家里虽然没有雇长工，可是，他拿牛工换别人的人工不算，光说他雇的短工，一年也不在少数。话说得不少，却没有一个人提：王先贵这一家究竟应该划做什么成分。
王大成在这个时候又咤呼起来道：“大家有眼睛看嘛！那么些土地，还有剥削！农具是整套整套的，耕牛又有整整一头，别人连一条腿也捞不着呢！这还有什么问题？不是富农是什么？”王七婶也跟着咤呼道：“是富农，是富农！我看一点不假，准是富农！”大家接着哈哈大笑一阵，事情就算决定了：王先贵的成分就划成富农。周炳仍然坐在一旁，憋着一肚子闷气。他总觉着，这样划阶级，定成分，实在是太轻率了，太儿戏了。这又该怎么办？这是贫农团的正式会议。通过的事项又经过大家同意。工作组别的同志都没有做声，他自己也不好说话。
第二天，贫农团照样开会。他们又把朱启昌、焦遇春两户人家，用同样的方法划成了富农。朱启昌全家四口人，有土地三十亩，平均每人七亩半；没有雇过长工，农忙的时候雇过很多短工。焦遇春也是全家四口人，有土地二十八亩，平均每人七亩，没有雇过长工，也是在农忙的时候雇过很多短工。周炳瞧着实在太不像话，这样划下去要划出大问题来，就十分和气地对大家说道：
“老乡们，大家划阶级的时候，要注意掌握中央的政策。富农跟富裕中农的界限要严格区别。不能光看他土地多少，耕牛、农具多少，还要看他有没有剥削。如果有剥削，就要看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是不是依靠剥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要算细账才能看得清楚的。”
王大成跟王七婶都异口同声地说道：“不用算了，不用算了。他们哪一家的光景，我们都非常了解。他们哪一家雇过多少短工，我们肚子里都有数。不论哪一家，他们所雇的短工加起来，都要比雇两个长工剥削得更多！”贫农团的人听了他们两方面所说的话，只顾唧唧哝哝地议论。工作组的同志依然没有做声。周炳看见自己孤掌难鸣，也就暂时作罢了。
往后，贫农团在王大成、王七婶率领之下，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进行划阶级。不过七天的工夫，在全村子里，划出了一户小地主，十户富农。消息传了出去，全村子的人都感到非常震动，议论纷纷。周炳更加寝食不安。胡杏为这件事，访问了五六户中农，十来户雇农、佃农和贫农。大家都反映：这样划阶级实在没有道理，要求工作组重新考虑。有些贫农团的成员，甚至公开对胡杏说，王大成跟王七婶两个人都不行，应该赶快把他们撤下来。胡杏听了，一时也没有了主意。她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一味子在心里觉着难过，觉着焦急。
那天早上，周炳从炕上爬起来，就觉着样样事情都不称心：他首先拿起棉袄来穿，但是扣子无论如何也扣不正，扣好了以后，一边长，一边短，又得重扣。平时叠被子，随手一叠就整整齐齐的，今天拥来覆去地叠了三次，都叠不四正。下炕穿鞋，只顾用脚趾往鞋后跟里捅，捅来捅去都捅不进去。他走到水桶旁边，打算舀水洗脸，桶里面已经没有水了。他挑着一对水桶上井台去打水，可是井里也没有水了。他碰见许多老乡，都跟他笑着打招呼，他也觉着很不顺眼，觉着他们的笑容里面，包含着一种很不恭敬的，讽刺的味道。总之，他今天觉着样样事情都非常倒霉，就连天气也很不像话。既不下雪，又不放晴，老是整天灰灰暗暗的，不晓得要干些什么。
周炳到他派饭的一户贫农家里，吃了两根大葱，三块煎饼，就到胡杏的住所去。他一见胡杏，也顾不得坐下，就站在房间当中，对胡杏说道：
“小杏子，我心里面烦闷极了！真是说也说不出来，有多么烦闷！我经历过快乐和幸福，也经历过悲哀和痛苦，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烦闷。每逢烦闷到了极点的时候，我真想把心肝都挖出来，扯个粉碎才痛快。我很想找人说一说，这样也许能减轻我的烦闷。小杏子，你愿意听我说么？你愿意听一听——减轻我的烦闷么？”
胡杏知道他对斗争干部和党员，对组织贫农团，对重新划阶级，都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她不谈这些，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一些过去的历史问题，问周炳道：
“炳哥，二七年的冬天，广州暴动失败的时候，整个革命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挫折，没有听你说过心烦；三一年的夏天，震南村的革命势力，遭到国民党军队彻底摧毁的时候，也没有听你说过心烦；三二年的春天，你在宪兵司令部受苦受难，折磨得遍体鱗伤的时候，也没有听你说过心烦。现在，上有中央的领导，下有群众的拥护，你跟大家一起，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你怎么会忽然心烦起来了？”
周炳拍掌笑道：“对，对。你讲这番话正合我的心意。正是想起了党中央，这才来找你商量。我以为，党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确，不同咱们王庄这一套。我甚至想，县委的意图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咱们王庄可能把什么东西搞拐了。我打算向县委提出意见，把这里的毛病一五一十地向县委说清楚，请他们考虑。最好能够由县委派人到这里来，调査研究一番，再做处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让县委，了解咱们这里的真相。”
听到这里，胡杏着实踌躇起来了。她把鬂边的头发，绕在自己的手指上，缠了又放，放了又缠，脑袋不住地轻轻摇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低声说道：
“这样做恐怕也不太好。应该十分谨慎才是。从前你反对依靠干部，现在你又反对搬开干部；从前你反对把中农划得太多，富农没有划出来，现在你又反对把富农划得太多。这样子，人家会怎么看你呢？县委对你的印象会怎么样呢？当然，你的担心我是十分了解，也十分同感的，可是我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总之，对这件事情要十分谨慎，十分谨慎。还不如再等几天，看看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做打算。”
周炳咬着嘴唇，苦苦思量，竟然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来。他用手捶着自己的前额，骂自己道：“好笨哪，你好笨哪，你这个东西多么不中用呀！”骂完就摊开两手，无可奈何地对胡杏说道：
“难道天下事会是这样的么？难道要么就完全相信干部，要么就把干部和党员完全撤开，二者必居其一么？要么就只划中农，不划富农，要么就多划富农，二者也必居其一么？难道天下有这样绝对的事情么？我就不相信，完全不相信。”话虽如此，可是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到底也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来。
从胡杏那里出来，周炳决心去找吴生海，推心置腹地深谈一次，把所有的疙瘩谈通谈透。他心里面反复琢磨：第一件，他应该说明自己的态度，他不赞成完全依靠干部，但是也不赞成把千部和党员一脚踢开；第二件，他不赞成将王大成和王七婶两个人选成贫农团的主席跟副主席，因为他们两个人不是老老实实的劳动人民；第三件，他不赞成完全不划富农，但是也不赞成把这么许多户人家都划成富农。富农确实是有的，但是不可能这么多，这个界限必须严格划分清楚。他一面走，一面想，不知不觉走过了头，忘记转进那条小巷子，差不多走到南王庄去了。
周炳看见自己这样懵懂，心里面也觉着好笑，连忙往回走。他仍然一面走，一面想，觉着三个问题一道提出来还是不妥当：这搬石头、揭盖子的新精神，正是县委提出来的，自己在这上面有意见，恐怕不太好。那么，就提两个问题，提贫农团主席的人选，跟划富农两个问题吧，其他的暂时不提也好。他只顾走，只顾想，不留神又走过了头，照样忘记转进那条小巷子，竟走到那个荒凉的坟场，和那个干涸了的大水凼当中去了。
他轻轻骂了一声“傻子”，又重新往回走。这回心里面想，不如把前两个问题撇开不提，光提第三个问题吧。人家张纪文“组阁”以来，把王大成跟王七婶挑出来当家，是他的得意之笔，要随便提出怀疑，怕不太容易有效。至于把富农划得太滥，事关重要，倒非提不可。那是有关别人身家性命的问题，如果错划了一户，后患也就不堪想。他想着、想着，幸好这回没有走过头，准确地转进了那条小巷子，来到了吴生海的门口。他站在那儿，踌躇了好一阵子，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
最后，他想起了胡杏劝他的话，就拿眼睛瞅着自己的鼻子尖儿，自己对自己嘀咕道：“不错，你过去反对依靠干部，现在又反对搬开干部；你过去反对不划富农，现在又反对多划富农。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到底犯了什么毛病？人家会怎么说你？唉，算了吧，算了吧。明知没用，不谈也罢。”想到这里，他就懒洋洋地从那条小巷子退了出来，往北面退，一直退到胡杏的住处。
周炳把自己这次想找吴生海深谈，终于没有找成，那种种犹疑可笑的举动，对胡杏说了一遍。胡杏却对他的这种克制大加赞赏。据胡杏的看法，他这个时候去找吴生海谈话，完全不能解决问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他们两个人谈不拢，争吵起来，冲突起来，那就只能使事情变得更难解决，只能使矛盾越发加深，除了把事情弄僵以外，不会有任何一点好处。周炳把自己那只僵直的右臂平举起来，抓住胡杏的肩膀，不住地摇动着，恳求道：
“小杏子，小杏子，你一定给我找出一个合适的人来，找出另外一个能和吴生海说话的人来。我可以不说，但是，错划富农——事情本身不能够不管！”
他们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还决不定让什么人来提这个问题更好。要在工作组里面找人吧，恐怕不容易，并且也不会见效。最好找工作组以外的人，找既非干部，又非党员的一般群众。他们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到王洛正的身上。他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却是一个连一寸土地也没有的悃户，如果肯出来说话，是再好不过的了。
两个人都有一种说干就干的劲头，当下立即到大王庄，把王洛正找来。三个人详详细细地研究了搬石头、揭盖子的问题、王大成跟王七婶领导贫农团的问题，特别着重研究了王庄全村划出十户富农的问题，劝他站出来说说话。周炳十分恳切地说道：
“洛正，现在郑得志、王福嫂、蒋忠顺都参加了学习，隔离起来了，不能够讲话了。还能够讲几句话的，只剩下你一个人。你不出来讲讲话，怎么行呢？”
王洛正迟疑了一袋烟工夫，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干部里面有坏的，党员里面也有坏的，但是不能好坏一锅端；大成跟七婶两个人领导贫农团，不得人心；咱村子有富农；保不住有两三户，没有十户这么多。这些事情我全知道，可我哪里敢说！这回风暴来得太猛了，只怕我一个人招架不住！”周炳跟胡杏听了，不住地点头，表示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