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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与纳尔逊以及赫尔利的副官马堪上校和秘书史密斯上士，经过一条极为曲折复杂的航线飞行之后，于8月31日在莫斯科郊外的军用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下来。

在机场上迎候他的是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

在由机场到市区的途中，赫尔利一面浏览着莫斯科郊外初秋的景色，一面开门见山地对莫洛托夫说：“我这次代表总统出使中国。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想知道你们对中共所抱的态度。”

莫洛托夫微笑地抖动了一下嘴上的胡子，在此以前他一直在注意赫尔利那一嘴白色而漂亮的胡须，他目光坦然，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便冷漠地回答道：“中国共产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还不能叫作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农民的政党，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农村中的雇农称作半无产阶级，我们认为这是偷换无产阶级这一根本概念的，因为无产阶级只能是大生产的产物，而农村中的雇农这一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问题是中国社会还缺少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能跨越的。”

赫尔利虽然从根本上厌恶这一套社会主义理论，但此时他津津有味地听出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

莫洛托夫说：“我们对他们那一套是不感兴趣的，当然也谈不到什么支持，我们可以保证，克里姆林宫将既不支持延安也不反对国民党政府。我们对美国援华以增强其抗日能力这点是高兴的，我们也希望能与蒋委员长进一步缓和新疆事件以后的紧张关系。”

赫尔利听了莫洛托夫的这些话，高兴地用他那只据说可以空手打死一头骡子的大手拍着莫洛托夫的肩头说：“这就很好，我能够得到你这样的保证，我就完全放心了，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碰到麻烦了。”

到了使馆后，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一再提醒赫尔利，千万不要相信莫洛托夫在汽车里说的那些话，赫尔利根本听不进去，他完全沉漫在俄国人为他华行的伏特加和鱼子酱的宴席上去了。俄国人和他一样对他发好地握手，轻松愉快地微笑，他感到自己在俄国是那么成功、莫斯科大剧院里柴可夫斯基动人的古典普乐、肖斯塔利维奇描写现代苏联生活的那些深远而辽阔的现代音乐都同样使他激动不已。虽然经过战争劫难的莫斯科街头上还遗留着希特勒德国侵略战争的痕迹，但胜利的喜悦每天都在鼓舞着这里的人们。赫尔利对哈里曼的劝告听不进，甚至怀疑哈里曼大使过分小心谨慎，像他这样做大使可能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现在这样的成就。

赫尔利雄心勃勃地在盘算着自己的计划，他是想着在中国突如其来地露一手，把在别人看来似乎那么难以解决的中国问题在他的手里得到解决。可是他自己的悲剧却恰恰在于他对中国的情况基本是不了解的。从这点来讲，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是满意的，因为这种不了解情况的美国人比起像史迪威那样的“中国通”来，就要容易对付得多了。

赫尔利由苏联到达新德里是9月2日，史迪威将军专程由密支那前线赶到这里来迎接他。

赫尔利去年给史迪威留下的顶呱呱的美国人的印象依然存在，当他风度翩翩走下飞机的一刹那，史迪威对自己在中国使命的信心更加增强了。史迪威就喜欢像他这样的痛快人，虽然这位总统特使常常喜欢发表长得有时叫人厌烦的独白，但史迪威将它看成是某些外交官的通病，这种高谈阔论在外交上也许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史迪威把缅北战场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而赫尔利似乎不感兴趣，比起欧洲战场的进展，攻克一个小小的密支那镇，在赫尔利看来是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的。

赫尔利对中国战场一败涂地的局势和蒋介石的态度十分生气，他拍着桌子对史迪威讲：“我这次来，就要教训一下这位蒋委员长，不行，这样不行，我们得给他来硬的。”

他凭什么硬？没有王牌。

史迪威对赫尔利的这种一触即发的脾气是十分欣赏的，马歇尔这种醋里加油的办法太妙，这种美味的法国调料是罗斯福总统端给蒋介石的最后一道晚餐了。

一切准备就绪，史迪威陪同赫尔利和纳尔逊9月5日离开新德里，飞越驼峰到达昆明，9月6日飞抵重庆。

赫尔利一行被安排在军政部两路口招待所的一幢楼房里住下，负责接待他的是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兼国防研究院副主任杜建时。赫尔利把杜建时拉在自己身边坐下，仔细询问了活动安排情况，并告诉杜建时说他想尽快拜望蒋介石。

夜里，宋子文赶到招待所拜望了这位总统特使，并将赫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会见安排在第二天上午的11点钟。

这一夜，赫尔利几乎没有睡什么觉，他独自在房间里反复思索着，他在楼板上踱步发出的响声惹得隔壁房里的纳尔逊嘟嘟囔囔地不高兴。蒋介石特别派来担任警卫的宪兵，通夜里都看见赫尔利高大的身影在窗前来回晃动着。

他在思考什么呢？

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的一切细节他都考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