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洛阳发生地震，平城门外宣德亭倒塌，地上开裂一八十五丈的口子，造成人员伤亡。天象示警，震动朝廷，顺帝召贤人进行策对。此时南郑儒生李固的文章进入皇帝的视线，此人建议顺帝任用贤人，整肃朝纲，罢退宦官，限制外戚过大的权力，免去皇后哥哥梁冀步兵校尉的重任。这些建议切中时弊，因为东汉中期，宦官、外戚轮流专权，朝政日益腐败，顺帝是靠着宦官搞政变，消灭了太后阎氏势力登上帝位的。
顺帝召集宦官，当面告戒，禁止干政。至于梁冀那是梁皇后哥哥不便采取措施。李固被拜为议郎。不久遭遇宦官们诬告谋反下狱，被大将军梁商救出，贬到雒县担任县令。后入大将军府担任属官，深受梁商器重。梁商故去，梁冀继任大将军，此人生得鸢肩豺耳，鹰眼口吃，其貌不扬，把持朝政后，纠集一帮狐群狗党，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梁冀忌惮李固，借口荆州农民暴动，派李固出任荆州刺史。荆州民乱实因官逼民反，李固惩治贪官污吏，安抚造反农民军，荆州乱平。南阳太守高赐贪贿不法，因重金贿赂梁冀，受到梁的庇护。李固不理睬梁的说情，坚持查办高赐，被梁冀调到泰山郡平盗，阴谋借助盗贼之手除掉李固。
李固到达泰山郡任所，一面惩治贪官污吏，一面安抚百姓。不到一年就把泰山郡治理得井井有条。第二年即被召回京城升任大司农。当他看到京城内外不少官员都是攀附外戚和宦官两大势力上台，平日里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他不断上书汉顺帝，撤免了一百多名官员。公元144年，刚满三十岁的顺帝突然得病，不治身亡。年仅两岁的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梁皇后以太后名义垂帘听政，李固为太尉，而实际权力却落在外戚梁冀手中。此刻，那些在反腐运动中被撤职的官员组成统一战线，开始了反击，他们罗织罪名，写奏章诬蔑李固“因公济私”“离间近戚”，请梁冀为他们作主，企图抓捕李固。梁太后深知李固为人，拒绝了梁冀的请求。不到半年两岁的娃娃皇帝刘炳死去。太后请公卿商量立谁为帝？朝议提出两人：一为清河王刘蒜，一为渤海王刘缵。刘蒜年长有德，刘缵才八岁。太尉李固劝梁冀顾全大局，以社稷为重，立年长者为妥。梁冀却瞪着怪眼看着李固，一言不发。当日朝会散后，梁冀进宫去见太后，兄妹俩为了保持两家的势力，认为年幼无知的小皇帝容易驾驭，决定立刘缵为帝，是为汉质帝。
质帝刘缵虽然年少，但很聪明，对梁冀独揽朝政专横跋扈十分看不惯，竟当着朝臣的面，指责他为“跋扈将军”。于是老梁怀恨在心，欲以除去质帝而后快。朝会散后，李固劝小皇帝，说话小心，以免惹出祸乱。小皇帝却愤愤不平地说：“大将军专横跋扈，全不把朕放在眼中，总有一天朕要除掉他。”不久质帝被梁冀毒杀。帝位空缺，再议立主，此刻众大臣在太尉（大司马）李固、大司农杜乔、大司空赵诫以所谓“三公通论”旧典领衔上书，建议公卿聚会，公议策立。
公卿众议的意向非常明白，清河王刘蒜与皇族血缘最近，而且正当盛年，又有德行，是最适合人选。但是颖吾侯刘志已经进京，正准备和梁冀的妹妹成婚。众卿朝议只是幌子，梁冀私心志在刘志继位，继续保持梁家的既得利益不受到损害。众卿心中明白，均不敢出头提议立清河王。还是李固、杜乔首议众卿附议，众口一词算是正式决定立清河王刘蒜为帝。梁冀依然一言不发，只是瞪着怪眼注视着众卿。这时曹操的祖父太监头目曹腾（操父曹嵩是曹腾养子）求见梁冀。
太监头目坐定，劈头就说：“大将军有今日，恐怕就不会有明日了。”
梁冀惊问：“中常侍此话怎讲？”
曹腾道：“你累世有椒房之宠，才有今日显贵，若立清河王，就等于失去这一优势，岂不是有今日没有明日吗？再说大将军久掌朝政，结怨甚多。清河王严明有大志，一旦即位，只怕您的祸事也就不远了。大将军要长保富贵，只有立颖悟侯，现在还来得及。”
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联手，导致了梁冀突然袭击一举改变了朝议定的结果。次日梁冀下令重会公卿，崇德殿周围，兵列戟张，重兵把守，气象森严。三军总司令梁冀带剑入朝，一举推翻等于国务会议的决定，以梁太后的名义宣布：“太后有旨，立颖悟侯，众公卿有何话说。”众公卿早已吓得两股颤栗，唯恐性命难保了。只有杜乔说：“昨日已定清河王……”话音未落，台阶下曹腾领着一帮太监弟兄嚷叫起来：“太后懿旨，谁敢违抗！”众卿面面相觑，只是看着李固不说话。
李固挺身而出，亢声诘问：“宗祀大计，昨日众公卿已经议定，怎能随意更改，当做儿戏？”杜乔大叫：“这是裹胁群臣”
李固挺身上前：“大将军身为国戚，就应扶持王室，光大帝业。一再弃长立幼，弃明立暗，岂不是要颠覆汉家基业吗？”梁冀不予理睬，宣布罢会。历代权贵阶层阴谋得逞，借助于军事裹挟根本就不顾及所谓程序性的议事规则。后面的结果就是罗织罪名残酷打击迫害政治反对派，梁冀首先用谋反之罪杀害了文官集团拥立的旗帜清河王刘蒜，以绝后患。其次罢免清流领袖李固和杜乔，最终以清河王谋反同谋之罪抓捕李固、杜乔。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晚上，狱吏奉梁冀密令，在狱中处死李固。夜雨苍茫中，有人唱起了当时流行的一首童谣：“忠臣直如弦哟，凄凉死路边；奸滑屈如钩哟，升官又封侯。”李固死时年仅五十四岁，不久杜乔也暴死狱中。[1]
汉恒帝延熹元年（158年），太史令陈授借日食之变，劾奏梁冀，冀即指使洛阳令将其拷掠致死。桓帝对梁冀专权素有不满，得知陈授死讯大怒；加以梁冀刺杀贵人邓猛姊婿邴尊事发，桓帝遂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密谋诛冀。次年，桓帝令黄门令具瑗和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包围梁冀府第，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梁冀即日与妻自杀，子胤及诸梁宗亲无长少皆弃市，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百姓称庆，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梁冀家财折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2]
恒帝依靠宦官除掉外戚梁冀，接踵而来的却是宦官主持朝政，遭到太学生和朝中鲠直大臣、名士的猛烈抨击，领头人物便是曾经担任度辽将军威震边关的李膺。他当时出任司隶校尉，一批志士仁人云集李膺身边。太监张让的弟弟残杀孕妇躲在张让家里，被李膺强行闯入捕杀。术士张成依靠宦官纵容儿子杀人，被李膺逮捕，朝廷下达赦免，李膺不予理睬，立即诛杀罪犯。宦官上书恒帝污蔑李膺勾结太学生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秩序。恒帝下令全国逮捕“党人”，共逮捕李膺、范滂、陈寔等两百多人，严刑拷问，太尉陈藩上书反对，被罢官。后来瓜蔓抄似的办案方式涉案人员越来越多，直接涉及了不少太监的子弟，太监头子们感到害怕了，此刻皇帝的老岳父窦武出面说情，恒帝下诏赦免党人，遣送回故里，只是名字必须在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登记备案，终身禁锢不用。这批党人一遇风吹草动，就会蠢蠢欲动。恒帝死了，皇后窦妙临朝，其父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迎立刘宏即位是为汉灵帝，开始启用李膺、杜密等党人，密谋铲除宦官集团。然而，事泄，宦官们先动手绑架太后，矫诏抢先铲杀窦武、陈蕃等人，随后掀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党人大狱，先后捕杀李膺、杜密等100多人，妻子儿女发配边疆，逮捕太学生1000多人，酿成第二次党锢之祸。太监张让等12宦官专权十余年，直到184年全国爆发黄巾军大起义，汉灵帝解除党禁，而这时政权濒临瓦解，开始了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
这些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忠君直谏不避生死的大臣，也可堪称汉代儒生的典范。到了王朝没落时期，这些忠贞直谏之士面对的就是生死考验。东汉党锢之祸罹难的李固、李膺、范滂等人惨遭外戚、宦官集团迫害最终都惨死在狱中，汉儒就此成了历代儒生文官的榜样，是士子们坚持气节忠于朝廷舍生取义的象征。[3]
对于以儒家安邦定国理论为基础文官集团的整体迫害几乎成了王朝没落的象征、社会动乱的预兆，汉末预演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暴行，政治日益腐败下去，明末历史似乎又重演了这一幕。这就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内在原因，也即承平日久皇权统治集团耽于安乐，聚敛财富的手段更加严酷，民众苦于暴政苛政久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王朝走向没落。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和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都不约而同地总结了秦代兴盛覆亡的教训。“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势使山东之国，与陈涉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言：“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就是繁华过尽成废墟，直接反映了王朝兴衰的客观规律。
其中潜藏着统治危机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都是围绕帝国家天下的接班人问题，所出现的外戚、宦官集团的轮回干政参政问题，而使王权旁落，遭到了文官集团中清流人士的冒死抗争，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丛生，统治结构分崩离析。这几乎是帝王专制体制难以克服的顽症痼疾，朱元璋汲取了前朝的教训，在解决外戚干政问题上的举措是卓有成效的，终明一世，始终未出现外戚干政导致朝纲紊乱的矛盾，而围绕继统问题及阉党干政问题，在明末却始终难以避免，于是才有了后来东林党人和阉党集团你死我活的争斗，导致内外交困，王朝解体。其中以儒家清流自命的东林党人和后来复社文人都是以董仲舒和后来党锢之祸中罹难的李固、李膺、范滂等汉儒为榜样，不避个人生死，敢于亢言直辨，以维护天道为己任，不惜得罪君主，以死报国，遵循的就是士志于道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大无畏精神。即使亡国也要走田横五百士的道路，义不仕秦，慷慨殉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五十六论党锢之祸时说：
天下有道，君子物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混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以至身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4]
笔者认为司马光这段对于东汉党锢之祸的认知延续到明末党争的评论是客观公允的，时下一些史家将明帝国的覆灭笼统地归结于明末东林党人和阉党集团的党争是片面的，至少抹杀了党争内涵的是非曲直正邪之变。王朝末期礼崩乐坏，统治基础纲常礼教的堕落几乎是王朝盛衰的规律，因此，其和当下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体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司马光所言的清流们所谓的“欲以口舌救之”实在不是治本之道，反而因为呈口舌之快，去撩动虫罴蛇头，踩踏虎狼之尾而招致杀身之祸。当然现代治理体系的建立是有一个缓慢的历史进程的，清流党人的言论只是个体精神觉醒后对于黑暗势力的抗争，只是良法善政体制机制建立的破题而已。
[1] 见《后汉书·卷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三·李杜列传》，线装书局，第1117页。
[2] 见《后汉书·卷六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梁冀传》，线装书局，第1003页。
[3] 见《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李膺、范滂传》，线装书局，第1113—1135页。
[4] 见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第1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