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在明末的重要地位
南京是中国历史上从东吴、东晋到宋、齐、梁、陈在此建都的六朝古都，根据晚明和冯梦龙同时代的文人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载：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候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滨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1]
旖旎之文字写尽了人间酒色之繁华。这里是帝国之祖朱元璋开创大明江山的发祥之地，也是太祖爷和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寝安葬之处，更多地代表着帝国的受命于天的意味。这里又是南直隶应天府的所在地，和北直隶的顺天府同时代表着王朝的天命所系。
南京在明代的历史上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母庸置疑的事实。作为中国东南的第一大都会，既是明太祖打造大明江山的龙兴之地，又是太祖皇帝江山承续转折的靖难之地，以后成祖爷对太祖留给太孙建文旧臣进行了一番血腥杀戮洗劫之后，将都城迁往了北京。
南京依然做为留都保留着与北京相对应的六部衙门和各级政府部门，政治结构形式完全和北京相对应，算是对于太祖爷政治遗产的尊重。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左枕崇岗，右怀长江，以山为廓，以江为池，三面环水，险阻东南，其地势向有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之称，聚王者之气，为帝王之宅。明代的南京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明太祖在此建都三十一年（1368—1398年），接着是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在位四年（1399—1420年），靖难之役后，造反篡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是为明成祖并在此继续当了十八年皇帝（1403—1420年）才将都城远迁到了北京。而这里依然是太祖爷的龙兴之地，在全国的政治棋局中依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南直隶和北直隶，应天府和顺天府南京和北京几乎平分秋色，在经济和文化上甚至还优于北京。
清朝初年，著名小说家《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描写道：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子渐渐好了……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名角灯，一来一往，映着河里，上下明亮。
秦淮河上的畸形繁华景象，是明代南京城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江南城市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产物。
其实南京作为留都更重要的是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作用。作为帝国的税赋产粮产盐重地需要人管理，作为长江天堑和东南沿海江防、海防需要军队驻守。这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至于平时这一切看起来无足轻重，只要按照常规运作总督、巡抚施政，太监监控就行了。因而天高皇帝远官民相安无事，在统治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无为而治，生产力自然得到发展，经济文化趋于高度繁荣，学术空间相对宽松自由，才成就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兴盛，促使了中国近代文明的传承和传播，使得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有了相对的广阔的空间。
由于留都衙门齐全，官员闲散倒是使得一批被贬职或者遣散来的官员有了读书做学问进行学术交流的空间因为身份被主流体制所排斥，因而也具有了司马迁似发愤著书的动力。政治控制的相对宽松，学术自由自然活跃，因而，一时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那些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出版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均在这里风云际会，大显身手。比如李贽、汤显祖、黄宗羲、李时珍、徐霞客、焦竑、张岱等人皆出入六朝古都之间，悠遊山水，出入书肆，光顾青楼，有人在制造风流韵事的同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明末文人余怀（澹心）所著《板桥杂记》记载了六朝古都南京的繁华旖旎为留都的人文风情留下了纤丽香浓的一笔，颇能引人遐想，而他的儿子余宾硕（字鸿客），在余怀迁居去了苏州后，依然留在了南京不复出世为官，甘当明代遗民。他在城南筑圃而居，承续其家学，闭户读书噱古，作《金陵览古》诗凡六十首，在清初勘刻付梓时更由当时文坛的重量级大佬周亮工、尤侗、陈维崧为之作序。序中对其家学渊源、文思才华不吝惜溢美之词，尤侗感叹道：“吾意余子前身，定是王谢子弟，三生再来，流连咏叹”，其在自序中表述道：[2]
金陵自六朝建都，佳丽之称，由来尚矣。其山虽无高岩截云，层崖断雾之势，然多妍媚而郁纡，烟容岚气，林莽锦濛，望之如佛螺，如眉黛。当夫晨光初起，夕景留晖，四眺极目，心赏神怡，栖托者不能绝足于其侧矣。其水虽无寒泉瀑布，映带林薄，而四境回绕，大者长江西来，**；小者澄湖练明，清潭镜澈。兼之夹塘崇峻，邃岸静深；堤杨洲菼，卓约撩人；茂竹便娟，披谿荫渚。巡颓浪者，莫不拥楫嬉游，徘徊爱玩。至于佛庐仙馆，檐宇相承，风榭云楼，樱峦带阜，都人游士，入而往返。斯以知支公寄迹，谢傅耽赏，心焉好之，良有以也。若夫齐梁宫殿，晋宋园亭陆离绚烂，光艳当时。一旦歌台沦宇，律管埋音，过故宫而流连，，能无黍离麦秀之悲乎？嗟乎！盛衰代有，人事何常，俯仰今昔，慨岂独余。夫陈迹汩没，近在百年，陵谷变迁，邈而千载。今也江徙而北，沙衍而南，险易交乖，名实失据，游览之士，何从而一一指明之，余惧夫佳丽之不可复考也。岁次丙午，月穷于纪，我心不乐，驾言出游。周流山水之间，感慨兴亡之事，探奇揽胜，索隐穷幽。地各为诗，诗各为记，次第汇成，凡六十首。后有考古者，按籍而稽，灿如指掌，至若屈原放废，乃作《离骚》，马迁腐刑，厥有《史记》。古人不得志于行，则发为诗歌，以自道其悒郁无聊之志，所谓穷而后工者，事有类然。君子揽之可知余之志也。
上述序言可以见得，明末才子余怀之子也是才气横溢之人，深得其父才学传承，对于明代故都山水人文，有着深厚的情感。首先是对“国破山河在”的悲叹，这类悲叹在明末遗民身上是共同存在的，用他们的话说是“黍离麦秀之悲”，也就是故国宫阙尽在战火兵燹中焚毁，过去的钟鸣鼎食之地，已经成了一片茂盛的麦田，而徒生出家国兴亡的感叹。此刻，对于故国的怀念只能寄托在诗词中，以涵咏自己失落的壮志情怀，其中渗透着屈原放逐而赋《离骚》的悲愤和司马迁受宫刑后发愤写作《史记》，这和当年张岱在家国覆亡后，立志著述是同样的心态。道光年间学者杨士达在为余宾硕所著《金陵览古》所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3]：
金陵为六朝都会，继以南唐、有明，俱称繁盛，故址遗墟，其足供骚人墨客之凭吊者众矣。余独怪福王南渡，半壁江山，已如燕巢幕上，乃忘君父之深仇，恃长江指天堑，荒**逸乐，自速败亡。岂身居佳丽，蹈齐陈之覆辙而不克自振耶？抑在廷诸臣，自史阁部外，马、阮、王、钱、皆巧佞奸佥，与壮烈所任诸相无异也？岂非天厌明德，故多生亡国才，俾其君信任勿疑，以覆其祀欤！
杨士达这段话形象地概括了南京的历史，简略地描述了崇祯王朝被建州贵族一举摧毁后，明宗室南迁和南京留都的大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位成立南明小朝廷。然而已然拥有东南半壁江山及完整军事、经济力量的南明朝廷为什么没有形成东晋和南宋时持半壁江山形成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却很快覆灭有其深层的原因。
面对北方满洲军事统治集团的环伺，随时准备南进的留都文武大员和北渡而来的前明统治集团的逃难官员，面对君主殉国，国家权力形成真空的乱局，各个利益集团心怀鬼胎，准备在权力重组中攫取更大的利益。留都就是一个大舞台，留都的政治大员们都将一一进入角色，演出王朝覆灭前最后的喜剧、闹剧、丑剧，最终统统进入悲剧。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将首都迁移至北京，南京仍然作为留都而保存着与北京相一致的帝国政治体系。作为应天府所在地，始终和顺天府相对应着成为南北两大支柱支撑着帝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运作。因而北京在作为政治首都的同时，南京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文化、军事、经济上的基地而相对独立地存在着。其政治上的意味并不浓，唯掌管经济和税赋的户部各司科分外忙碌，显然作为江南发达地区的首善之地，是帝国税赋的主要来源。
明末在抵御边患和农民起义的大军缺饷之时，穷于应付，崇祯皇帝对整个官僚集团的贪鄙吝啬，一筹莫展。然而，在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打开内库时却发现“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隽有‘永乐’字样”。[4]这是明初永乐年从南京带到北京的巨额资产，所谓祖宗积累资产是不能动的。李自成攻下北京后刘宗敏酷刑拷掠明朝百官来维持百万大军的军费，也在短短数周内就得银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运往西安。仅在崇祯皇帝老丈人周奎家，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酬军的守财奴，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由此可见帝国君臣皇亲国戚的贪鄙，故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批：
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
其实，皇帝之贪婪和这整个官僚体制的腐败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崇祯皇帝的《罪己诏》[5]有透彻的披露：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也悖旨横征；才艺缮修，便趁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
可见这位极望励精图治的末代君王对于官僚集团的了解是很全面的，方方面面的情报很准确，对于帝国政治经济吏治腐败的分析也到位。但是对这种制度性腐败的治理却基本束手无策。因为皇权集团和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是不可触碰的，前者被皇帝杀头或施加廷杖，后者将要被整个官僚团伙群起攻之。清官循吏陷于在整个体制的孤立无援境地而遭到淘汰，这就是帝国模范海瑞们的悲哀了。吏治进入“择劣汰优”的马太效应，整个帝国基本无可救药了。
甲申之变，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煤山后，南京自然成为残余王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北方南逃大臣、留都原有百官、勋臣、皇亲国戚加上驻守将领、宦官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在出演弘光皇帝朱由崧登基的这幕闹剧中司礼监提督大太监韩赞周、凤阳提督太监卢九德都有精彩的表演。尤其是卢九德，原来在京城就是老福王府的主管太监，后来外放凤阳担任提督太监，其实就是凤阳总督主管的江北四镇军队的总监军，故而在军事守备上权势极大，连凤阳总督马士英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当年老福王朱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活烹煮吃了以后，世子朱由崧缒城出逃，一路仓皇流窜，最终流寓淮安。他暗中勾结家臣老太监卢九德，首先与淮安守将总兵刘泽清勾搭上，再与其他三镇总兵黄杰、黄得功、刘良佐联络上，在南明皇帝的拥立上起到关键作用。这样表面上由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的江北四镇总兵实际已经架空了总督，总督手下的骄兵悍将已经完全架空了兵部和内阁。
原马士英与兵部尚书史可法在南京浦口议定的迎接桂王到南京即位，打破两派朝臣争论不休的迎立潞王还是福王的僵局而取折中。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被废止，其中太监卢九德和韩赞周暗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关键。主持东南半壁河山与清军对抗的重任就落在了荒**无道的福王爷身上了。从这点上看，凤阳总督马士英和兵部尚书史可法均是为卢九德勾结地方军阀所胁迫的顺从了福王势力。所不同的是老奸巨猾的马士英并没有将情况改变的真情及时向史可法通报，目的依然是为了抢那个拥戴之功，最终将史可法排挤出了中枢自己取而代之，成了新朝炙手可热的权臣。
可见皇帝并不因为南京远离京城政治中心就对留都的相关事务掉以轻心，为了保证六部都司衙门对于朝廷的忠诚，派出了大量的太监对于留都的方方面面进行监督，使得这里的军政经济大计，始终不离开朝廷的视野。太监集团作为宫廷政治的重要组成部门，皇帝的眼线和密探、打手在留都就有着举足轻重地位，尤其在关键时刻面临王朝废立大计，事涉国本争议。而东林党人拥立潞王的计划彻底落空，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新朝中地位的衰落。
至于那些围绕着皇权中心转悠的文人骚客们自始至终都在秦淮河畔绵软的风月中尽情享受着。他们的醉生梦死反而演绎了才子佳人情意绵绵的一曲曲爱情故事，成就乱世姻缘中的佳话。如冒辟疆和董小宛，柳如是和钱谦益，侯方域和李香君，龚鼎孳和顾眉，吴梅村和卞玉京等等。在王朝末路的悲歌中夹杂着卿卿我我的软玉温香，使得口口声声以天下为己任的江南士子们，在国家危亡之际依然歌舞宴筵，沉溺于风花雪月的缠绵，在才子佳人的风流**中坐视江山危亡，而徒留了那些慷慨悲壮，令人赞叹的动地歌吟。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王朝盛衰成亡的大势所趋，也是整个王朝纲纪松弛，从上到下腐败堕落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明代著名女词人徐灿是明末光禄寺丞徐子懋的女儿，被称为“才锋遒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词娣视淑真，姒畜清照”。[6]才情可和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李清照相媲美。她在明亡之后写过一首凭吊江南沦陷的词《青玉案·吊古》语气颇沉痛：
伤心误到芜城路，携血泪，无挥处。半月模糊霜几树。紫箫低远，翠翘泯灭，隐隐羊车度。鲸波碧浸横江锁，故垒萧萧芦荻浦。烟月不知人事错。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莲花步。
太多的江山危亡典故。从晋武帝的羊车代步觅幸后宫佳丽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迷恋宫女嫔妃的金莲轻舞，影射了明末宫廷的骄奢**逸导致了戈船千里降帆一片，其中蕴含了多少江山沦亡的感叹。这些当然是无卵子集团和有卵子集团整合成的整个皇家统治阶级和官僚阶层的整体堕落，又岂能够埋怨那些在宫廷和楼台里婆娑起舞的金莲舞步呢？
[1] 余怀著：《板桥杂记》，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9页。
[2]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览古卷之一》，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3]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览古卷之一》，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4] 见计六奇著：《明季北略》，中华书局。
[5] 《明季北略·卷十三·责臣罪己》，中华书局，第219页。
[6] 见陈维崧著：《妇人集》，《**丛书·精选本》，岳麓书社，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