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佑樘生存的偶然性，被发现的偶然性，立为太子的偶然性，导致了失落王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他人生的多灾多难养成了性格的成熟，处理政务的圆通，最终甚至延缓了皇朝没落的时间表，铸就了“弘治中兴”18年的帝国辉煌，也算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皇帝典范。
对这位弘治皇帝，明史评价甚高，称明代：
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民变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明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1]
明史修订向称严谨，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明史馆，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始撰修，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编撰完《明史稿》。第二年，张廷玉受召为总裁，于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前后历经94年。这其中当然也有着清代统治者对于前朝皇帝贬低和对本朝的美化，因而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信史来看。
明史所谓的“中兴之世”，可以视作是大明帝国自正统以后开始由治到乱的下滑时期的小勃兴，孝宗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刮骨疗伤般的治标举措，而根本改变不了帝国病入膏肓的本质。下滑线从正德皇帝开始延至嘉靖、隆庆、万历一路走低，直至以后的天启、崇祯朝继续一落千里般地迅速下滑。虽然其间有着张居正时代的小**，然而人亡政息，**以后复归于江河日下。
封建专制统治的家天下本质，改变不了人治特。嫡长子继承制的接班人体制导致了统治阶级接班危机在于统治者遴选范围窄小；八股取士的人才拔擢机制大大限制了统治者对于人才拔擢的范围；王族圈子享受升平日久，在富贵温柔之乡成长的弱苗终难成治国大器，一班纨绔子弟有何德何能，无非是继承了高贵的血统，自以为天纵英睿地借助奸佞和竖宦统治着子民作威作福罢了。
承继大统的正德皇帝只是一个劣性不改的顽童而已，靠玩笑般的随心所欲去统治一个东方大国，国家朝政只能在玩笑般的统治中轰然崩塌。王朝大塌陷中继位的嘉靖皇帝在歌功颂德的青词谯斋中，崇信方术，迷信炼丹，梦想长生不老，朝政依然在奸佞严嵩集团和宦官集团把持中腐败堕落着。以后的万历借助于文官集团张居正和宦官集团冯宝，还算和谐地合作了很多年，王朝回光返照了相当时间。而当这两个头脑清醒的人死后，迅速遭到清算，朝政依然糜烂如故了。
以后泰昌、天启两个文盲治国，竖阉魏忠贤秉政，文官集团分化，帮派林立，党争四起，王朝风云变幻，建州女真族努尔哈赤势力不断膨胀，迅速统一满洲各部，开始向辽东各地扩张，西南诸省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动摇了执政者的基础，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大厦既倒。统治集团内部已经难以有力挽狂澜者，拯救王朝于万一。
[1] 《明史·卷十五·孝宗本纪》，线装书局，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