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庶出子到大学者的华丽变身
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官僚体制通过考试取仕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一项制度，自隋唐创立以来在明代逐步完善，一直沿用到清末帝制的彻底覆灭。古代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是指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孔孟学徒，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集团参与对于天下的管理。因而在读书人心目中往往存有一份“以天为己任”的情怀和理念。读书的目的就不仅仅在于增长学问，而在于“学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从本质上上说就是参政、议政、执政、施政，最高境界就是成为最高统治者——帝王的老师，以借助天子之威，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局。
于是儒家的个人修身养性就和政治紧密结合，不再仅仅是个人学术上的追求，而演变为统治集团施政的国家追求。个人已然如此，由读书人所组织起来的社团更是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结合，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就远远超出个人，企图影响乃至操控整个朝廷的政治局面，乃至于形成干预政治，扰乱政治的强大社会势力，成为朝野政治的反对派。这在中央集权强盛时期，就成为忌讳遭到强行镇压驱散，比如张居正秉政时期，开设民间书院的自由讲学和公然结社都是不被允许的。清朝初期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也严格禁止私人讲学和结社议论政治。
明末礼崩乐坏，内忧外患，已经完全无暇顾及结社讲学之风，结果形成了一个结社的**且渐之做大做强，竟然能够左右朝廷的人事任免和大政方针的施行。这里不能不谈到一个往来云泥之间的社团领袖，被称为乱世搅局者的张溥及其麾下复社，前面所提到的“明末四公子”皆为复社骨干。
这些人职位不高，但是往往能够操控舆论，又是站在儒家道德信条的至高点上成为臧否人物影响施政的正义标杆，有时甚至成为和帝制本身相抗衡的力量。如果说明末的东林党仅仅是一些朝廷笃信儒教的“清流”不自觉的帮派，那么延续到后期的复社等宗派就是有组织的社团，具备了现代政党尤其是反对党的雏形，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从而直接影响到朝堂官员的任用和大政方针的制定施行。
张溥（1602—1641年），字天如，号西铭。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其父张翊之为太学生，伯父张辅之为南京工部尚书。张溥自幼聪明好学，每天读书数千言，所读之书必用手抄，抄完诵读，读完用火焚毁，再抄再读，反复多次，直到记熟能背诵为止。《明史》上记有张溥“七录七焚”的佳话。他抄书抄到手指和手掌握笔处磨出了厚厚老茧，冬天手冻到手背发皴，每日在温水中浸泡数次，依然坚持读书、抄书不辍。后来他的书房题为“七录斋”就是暗寓了他少年时代发愤苦读的情形。在苦读中，他的学问与日俱增，到他考取秀才时，已经是学贯经史在当地很有些名气的学者了。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1]
据当时的江南大儒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记载：
翊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常造事，倾陷于翊之，溥洒血书壁曰：“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奴闻而笑曰：“塌蒲履儿（庶出子）何能为。”溥饮泣，乃刻苦读书，无分昼夜，尝雪夜已就寝，复兴，露顶坐而晓，因身体虚弱鼻子经常出血。
也就是说这位明末的奇才张溥虽然出生在官宦家庭，但因为是小老婆生的，在家族中的地位并不高，常常受到族人的欺凌，甚至其是大伯家的仆人也能羞辱他，这使他反而如同韩非子、司马迁那般发愤苦读，发誓要报当年被羞辱的仇恨。他属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干大事者，他的所谓大事业并不在朝堂，而是在民间形成一股和朝廷相抗衡的知识分子势力，用之左右社会舆论，形成一股对朝政的干扰制约力量。
这其实也是市民社会形成中新兴阶层对于介入朝政的政治诉求，属于政党政治的初始阶段。在社团组织未能变身为党团组织时，它对于专制朝堂皇权垄断的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这个社团的组织人员很多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读书人，并有相当的官宦和乡绅的家庭背景。
张溥和张采并非等闲之辈，均为饱读诗书，且具卓约组织能力的青年才俊。张溥在崇祯元年（1628年）作为诸生中的优秀者拔贡进入北京国子监读书。这时他的好朋友也是当年应社社友的张采考中进士，被授予江西临川知县，于是“娄江二张”名噪京城，成为名士。《明史》记载：“溥诗文敏捷，四方有求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故名高一时。”
明朝末年，文人结社蔚然成风。一些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互相约集，以文会友，定期活动，目的大多数是为了在一起揣摩制义，研究八股文，到天启朝和崇祯初年，文人社团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如浙江有闻社和庄社，浙东有超社，武林（今杭州）有读书社，江西有则社，江北有南社，松江有几社，中州有端社，莱阳有邑社，历亭有习社，人数较多的还有湖北的匡社、黄州的质社，等等。而在苏州一带，名声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张溥所组织的应社，这些遍布大江南北的文人社团正是复社的前身。
[1] 见《明史·列传一百七十六》，线装书局，第1566页。